学习时报_2010-12-13_社会观察_正视人口风险 优化人口发展

正视人口风险    
    中国早已实现梦寐以求的低生育目标，人口爆炸的“硝烟”早已散尽，一些地方甚至进入了令人担忧的“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很多计划生育家庭也进入了后计生待保障的发展阶段。但是，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这就是从数量型人口问题向结构型人口问题的转变，从自然型人口问题向政策型人口问题的转变，从单一型人口问题向复合型人口问题的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已逐渐从“人口增长的挑战”演变为“人口失衡的风险”。
    “人口风险”是中国人口生态复杂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它的出现和衍化将会影响、甚至制约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人口发展自身的惯性，接踵而至地出现了很低生育率、极低生育率甚至不可忍受的超低生育率，敲响了人口发展风险悄然增加和不断爆发的警钟。学界通常把总和生育率低于1.5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称为“极低生育率”。我将总和生育率低于1称为“不可忍受的超低生育率”。1992年全国生育率调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1.6左右）显著低于 2.1左右的更替生育水平，此后，历次全国性人口调查统计均反映生育率处于1.5以下，城镇地区普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很多城市人口生育率甚至显著低于1.0。
    我国城乡居民平均的意愿生育率也低于更替水平。城市年轻夫妇越来越多倾向于只生育一个孩子，而不仅仅是政策要求他们这么做。乡村年轻夫妇存在着大量放弃政策内二胎生育指标的现象。“70后”和“80后”的新生代更是感叹：一个都养不起！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发现，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独生子女生育文化在城市中国成为主体：城市中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约为52%，农村中为30%；双子女生育文化市场主要在乡土中国：城市中想要两个孩子的比例约为42.5%，农村中为61.9%；无论城乡，多生育文化市场最小：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仅占8.1%。新生代出现了晚婚晚育甚至放弃生育的文化。原因主要是生育成本太高、形成成本约束型的自我计划和家庭计划低生育现象。需要看到，一旦意愿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生育率回升的文化动力将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担心的与其说是生育率是否过高，不如说是生育率会否过低。
    人是文化的生物。人们所处的文化和习惯深刻地型塑着他们的动机和行为。生育文化具有一种生育的惯性，新型生育文化的发展要避免过犹不及、顾此失彼。生育文化一旦形成，就有独立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发展惯性。经验表明，低生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将导致人口发展陷入“超低生育率困境”。韩国以前限制生育，现在鼓励生育，但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只有1.08，韩国现在后悔没有早点鼓励生育。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鼓励生育也成效不大，类似事例不少。
    中国人口发展已到新阶段，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人口生态失衡、人口发展风险日趋严重。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从现在的眼光看，人口风险大致包括：对独生子女来说，包括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从未来眼光看，还存在着不孕不育风险、放弃生育风险、独子夭折风险、老无所养风险和婚姻破裂风险等。“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源性风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铺陈着种种危难和风险。2008年“5? 12”汶川大地震使得很多成年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在面貌万端的风险面前，独生子女家庭最不堪打击，其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
    计划生育时代产生和积累了大量计划生育弱势人群和困难家庭，需要政府和社会的人文关怀、生活扶助和经济保障。计划生育时代产生了四类计划生育家庭，即计划生育强势家庭（至少2个孩子、至少1个男孩）、计划生育弱势家庭（农村双女户）、计划生育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计划生育残缺家庭（独生子女夭折病残或者父母出问题）。我国已经积累了上亿个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伤病残亡家庭超过百万。随着成年独生子女家庭、农村双女户家庭、计划生育伤病残亡家庭的增多，“后计划生育时代”拉开帷幕，人口发展的风险和代价问题逐渐爆发，社会不稳定的挑战越来越大。财政不堪负担，恐难以为继；承诺无法兑现，必失信于民。“风险和代价最小化”应该成为人口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例如政治代价（政府形象问题和公共财政问题），社会代价（社会和谐问题和干群关系问题），民生代价（百姓幸福问题和家庭发展问题）。
    我国人口发展的风险包括人口结构的失衡、人口生态的破坏以及家庭养老支持的弱化。在现有的生育政策导向下，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中国将从一个低风险的人口转变时期逐渐过渡到高风险的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安全”命题的提出就是要我们维护人口生态的平衡、人口结构的健全和人口功能的优化。人口发展是一个长程过程，负面影响将持续长时期，人口结构性生态失衡已经成为头号严重的人口问题。3000万左右男性可婚人口过剩是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现在提高女性（包括女童）经济社会地位的一切努力只是聊尽人事的“亡羊补牢”而已。
    中国已经到认真面对人口发展的风险控制和代价补偿的时候了。我们需要警惕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努力建设适度生育、优化人口的文化。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不能只考虑人均指标所衡量的经济成本和生态成本，还应该考虑效率政府的行政成本、和谐社会的社会成本、育龄人群的健康成本和计生家庭的心理成本，等等。我们要尊重人口规律，探索科学理论，确立人口安全、平衡和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
    优化人口发展    
    “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过程的重要界碑。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从“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负自然增长”的转变。表面上，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尚未低于人口的死亡率，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人口增长的内在趋势已经缩减，长期的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状况必然积累起人口负增长的巨大惯性。船大惯性大，掉头要趁早，这一点长期被人忽视。在不远的将来，我国人口将迎来“第二次转变”，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相当深远，恐非数量中心论者预估得那么乐观。
    生育决定人类的未来。适度的低生育率可以保障人口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经验表明，到了1.3以下的超低生育水平，就有可能难以回升。上世纪90年代，持续的低生育危机就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后是普遍的生育率下降，2007年大约70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甚至更低。刺激生育率回升的努力主导着人类社会的第三次人口转变，就是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回到人口低速增长、适度增长的水平上。日本已经开始密切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果。2005年，日本育龄妇女终其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TFR）只有1.25，政府和学界称之为“人口冲击”。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女性选择单身或者晚婚，将生育视为负担，将决定是否生育当成自主的象征。经济低迷的挑战使得日本不得不严阵以待超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人口减少危机。人口风险和代价的存在提醒我们要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胜利和喜悦中快快清醒过来。
    事实证明，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极其有害，见数不见人的人口观同样十分有害。人口控制只解决人口增长的快慢和增量的多少，却不能从根本上统筹人口发展、综治人口问题。在日趋复杂和多元的中国人口问题面前，人口控制理论已经力不从心。人口治理观如果还是以人口控制为中心，就很难摆脱“以数为本”的观念误区并在实践中导致片面、失衡、负向的人口发展，挑战科学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深刻的危机。
    中国需要确立新的人口发展理论，这就是寓人口数量调控在其中的人口优化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呼唤科学人口观。一方面，人口是发展的一个子系统，科学发展需要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自身的科学发展同样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包含三要素：其一，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权是以人为本的第一前提。其二，增进人的能力。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人口健康以性与生殖健康和能力发展为根本。其三，扩大人的自由。发展就是扩大人的选择机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推动以数为本人口观向以人为本人口观的转变，最关键的是要确立以权利保障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体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利益出发，人口的优化发展需要还权于民、赋权于民、造福于民，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个体家庭的人口风险。这是人文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第一，树立优化理念，调控人口发展。人口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凡事过犹不及。人口发展的四个价值导向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口的优化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包括：从关系和结构看，需要树立“人口平衡发展”的理念。从底线和功能看，需要树立“人口安全发展”的理念。从目标和力量看，需要树立“人口积极发展”的理念，并以此来指导人口发展的实践。
    第二，实现五大统筹，均衡人口发展。人口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生态系统，其宏观的系统协调取决于微观的结构安全。结构决定功能，这是认识和维护人口安全的基本出发点。科学的人口发展观要求实现人口发展的五大统筹，即统筹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发展、统筹当代人口与未来人口的发展、统筹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发展、统筹家庭人口和社会人口的发展、统筹区域内人口和区域外人口的发展。
    第三，确立底线伦理，保障公民权益。国际社会对生育权的共识是：强调夫妻和个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自由且负责任地行使生育权，强调夫妻在行使生育权时，要考虑到将来子女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责任。在意愿生育水平趋低情形下，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以鼓励两孩生育为宜，倡导性别平等、城乡对等、民族团结、国防安全、社会和谐，引导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国家和政府需要承担起防范人口风险、干预出生缺陷、关怀弱势人群、服务人口健康、保障家庭权益、促进人口优化的重大责任。
    第四，关注家庭发展，传递人文关怀。人口优化发展的四个政策取向是减少风险家庭、关怀残缺家庭、保障困难家庭以及发展健康家庭。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减少、防范和干预超低生育率条件下人口发展的风险和代价创造条件。正视人口发展风险，重建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为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本主义人口观认为：人决定口，口影响人。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以“人”的发展来解决“口”的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则是阶段性的工作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终极性的人文目标。人口优化发展应该将优婚优孕优生放在突出位置，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家庭的权益保障和能力发展。
    第五，深度关怀民生，共创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的深度关怀是爱民、贵民、福民。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以亲子为轴心。计划生育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人文计生、和谐计生和幸福计生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0年9月25日）曾经承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一代人的政策。弹指一挥间，兑现到眼前。人口风险需要事先预防，而不仅仅是事后补偿。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是尊重民意、完善政策、鼓励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人口压力的挑战是可以转化的，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优良体制中，过剩人口的劣势可以通过人口投资和人口流动转化为必要人口的优势。中国需要重视生育资源的战略储备，未雨绸缪地实现“适度的低生育水平”以备不时和长远之需，从而防御和化解人口发展的风险，共创社会和谐，推动科学发展，保障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