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是如何从中国“藩属”变成日本“冲绳”的？

        琉球国位于福建以东的海上，《隋书》中称为“流求”，《元史》中写作“瑠求”。

        琉球之名的来源是这样的：公元6世纪中后期，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出海寻访海外异俗。行至今日北起奄美大岛，南至与那国岛（今钓鱼岛西南170公里）时，见一片珍珠般的岛屿浮在海面中，“若虬龙浮在水面”，遂为其取名流虬。唐朝编纂隋书时，为避帝王龙讳，将该地更名为流求。至朱元璋时期，将该地美名以：琉球，意味琉璃玉和珍珠球，可见其壮丽奇绝的景色。

在19世纪末以前，作为独立国家的琉球王国是一叶漂流在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壮丽奇葩。她有独立的国家制度、完善的政府机构、特立独行的经济方针、自主的外交权力、精良的武装力量、与其他地区决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官方指定的官方史书。

琉球国在1650年开始编订国家官方史册《中山世鉴》。史书中说，琉球人的祖先是阿摩美久神女。(即今天奄美大岛的名字由来，该岛也是神女的故乡)神女生三子二女，则分别为王室、诸侯、神女、巫女和百姓的始祖。这当然是美丽的神话传说。实际上，当朱宽到访时，该地土著还保持着吃死人肉的原始传统，直到100年后，该地方才开始出现由多个按司（酋长）割据的武装小国。

公元12世纪中叶，中国的宋元时期，各地酋长争霸，混战不已。根据琉球王国官史《中山世鉴》记录，由神女后代建立的“天孙王朝”灭亡，大位被权臣篡夺。后来一位今天那霸市地方的酋长诛杀了该权臣，被拥立为王，三世以后再度禅让给天孙后裔，至五世绝后，又有一位叫察度的天女之子即位。察度向日本购买铁器，打造农具，被国民奉为“父母之神”。

实际上，根据考古证据，元末明初的琉球初步形成为三个王国，山北国、山南国和中山国。察度是当时中南部“中山国”的统治者，琉球真正的王国信史正是从这里展开。

根据中国信史《明实录》记载，1372年，因为元末农民起义竞争失败者的残余盘踞东海诸岛，同时明宰相胡惟庸叛乱时借兵日本，而琉球又对日本贸易关系密切，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对此甚为忌恨，遂派遣杨载为使者，再度踏上琉球土地。命令“天女之子”察度对天朝进贡。琉球统治者对遥远的庞然大物中国诚惶诚恐，察度当即命王弟泰期随杨载去南京上贡。其他两个王国得知信息，深恐在东方纳贡体系下，明帝国承认中山国为琉球正统，于是争先恐后的也去上贡。随着彼此争斗的升级，山南国一个酋长起兵推翻了昏庸但却占有最富庶领土的中山国王(察度的儿子，天女的孙子)，向明成祖朱棣请求正统，封其父亲为中山王，1430年，明宣宗正式赐姓琉球统治者“尚”姓，中山王名为尚思绍，开创了第一尚氏王朝，也使得琉球正式归为明帝国的藩属国。此后，琉球国一直按照明朝的典章制度隔年进贡，谨守臣节。明朝灭亡后，琉球继续与清政府保持了藩属关系。清军入关不久，琉球国王尚贤就派遣使者金应元前来请求册封。由于琉球使者没有携带明朝政府的册封印信，因而请封未成。此后恰逢尚贤去世，于是改由其弟尚质继续上表请封，后来琉球国王被清廷册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康熙元年，又改封琉球国王。此后百余年，琉球不断遣使进贡，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从未间断。

尚思绍获得明帝国做靠山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先后灭亡了山北和山南国，建立了统一独立的中山琉球王国。扩建了东海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将首都搬迁到首里城。但是琉球王国内部群雄割据的局面仍在延续，在战乱中甚至发生了明赐国玺烧毁之事。最终尚思绍的第七子尚泰久抓住机会，请明帝国代宗景泰皇帝再赐国玺，成为琉球国第一尚氏王朝的第五代国王。

从上面的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并没有在琉球王国设置任何行政、军事机构，也没有对琉球王国的内政过多干涉，但对琉球王国的宗主权，是确信无疑的。

琉球国地小人稀，物产贫瘠，所以当时的琉球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对外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在同中国、暹罗、朝鲜、爪哇等国家的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日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与琉球国开始了频繁的往来。

1458年，琉球铸成“万国津梁钟”，邀请日本僧人芥荫撰写铭文。芥荫在铭文中写道明帝国是两国的靠山，日本和琉球则唇齿相依。尚泰久死后，其子尚德在位九年后暴亡，一名管理国家金库的官员今丸靠行贿被推举为王，冒充尚德的儿子向明帝国请求册封，明宪宗不明就里，册封改名为尚圆的今丸为琉球王国中山王，由此开创了琉球王国第二尚氏王朝。

当时的周边小国均以被东亚秩序体系的领导者--明帝国承认为荣，但是尚圆死后，王国大宝发生了一件乌龙事件。尚圆的王储尚真因为年幼，故由其王叔即位，结果最高神女宣读神谕时发生了口误，将即位者念成王储的名字。王叔为此羞愤难当，六个月后将大宝让位给王储尚真，这就是琉球王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尚真王。

尚真王成人后，改革了社会制度，发展了经济，仿照明朝体系建立官员制度，收缴兵器，建立了最高国家宗教组织和空前统一的中央政教合一政权。他还设立战斗力强大的常备军，听命于明帝国召唤，随明帝国命令在福建地区剿灭日本倭寇。但由于国力限制，这支常备军不可能抵挡大国的举国入侵。在这个时期，琉球王国和日本国开始了更为广泛的接触。

作为独立国家的琉球国拥有完善的外交体系。在对外交往方面，琉球国虔诚地奉明帝国为宗主国，对日本则恪守“万国津梁钟”上铭刻的唇齿相依的友好政策，但对属于琉球群岛中山民族的各个小岛，则出兵征讨。

在其兵锋所指之处，先后统一了今天的整个琉球群岛。北起奄美大岛，南至与那国岛（今钓鱼岛西南170公里），所有种族、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与之相同的岛屿全部臣服在中山王治内。实际上从中国宋朝开始起，琉球群岛的小岛就开始向各岛大酋长进贡。这些受贡的小岛不断合并最终形成了琉球国三省，也就是史料中记载的“琉球国三省三十六岛”。

琉球国文化基本是由本地原住民民俗发展起来的，所以其民间文化具有极其浓郁的神道色彩。王宫乐队编写了大量歌颂阿摩美久神女神迹的歌谣，当然，也编写了为了迎接中国册封使节的迎宾礼乐。

由于中国作为宗主国对琉球国的巨大影响，琉球人的生活习惯和中国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喜欢吃炒菜，大油而多动物内脏；在府邸门前放置石狮子镇宅；琉球国贵族均喜欢穿着明帝国贵族样式的服装。这些习惯和地理位置相近的日本文化截然不同。

但是琉球国毕竟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琉球语与日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是福建东南等地的汉语杂糅日语和本地土著发音的语言，与中国和日本都不能相通。因此，琉球官方文书是汉字，而账本债条等商用语言则多为日语，至于琉球语本身则为未受教育的民间人士所使用的方言。

琉球国毕竟是个贫瘠的小国，必须以贸易为立国根本。由于明帝国的锁国政策，统一前后的琉球国在明帝国的武力保障下，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中心。外贸船队不光覆盖东南亚的本国航线，也转运大航海时代已经到达亚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货物。此外，琉球从15世纪朝贡的强邻日本（主要是雄藩萨摩），也获取了巨大贸易便利与财富。

在对明帝国的外贸中，琉球国是在明帝国东亚秩序的朝贡体系下进行的。名为朝贡，实为要求明帝国统一收购。因为明帝国秉承中央帝国的传统，以泱泱中华姿态厚往薄来对待臣服的小国，所以琉球国对明帝国的朝贡贸易其实是变相接受明帝国的赏赐。由于小国乐于接受赏赐，以至于频繁的朝贡令明帝国不胜烦扰，也不能赶走他们，最后不得不严格限制琉球这类小国的朝贡。以苏门答腊胡椒为例，原产地是十文钱一斤，爪哇国朝贡来的就要三贯钱一斤（一贯俗称千钱，实际上约七百多文）；琉球国则更过分，居然标价三十贯，令明帝国的收购官员哭笑不得。更搞笑的是，琉球国还动辄声称朝贡物品被官员贪污，要求明帝国补偿，结果当时的皇帝明英宗不得不高价补偿，将这些奸商朝贡者打发了事。

到了清帝国时期，琉球国更是变本加厉，拼命往中国输送如珊瑚、珍珠之类的奢侈品。清帝国最后无可奈何，实在是无力收购，只得严厉下令琉球国，朝贡只允许上贡和军需有关的红铜、硫磺和军马等物资。这一点和明朝后期因为用兵需要而要求的基本一致。

有趣的是，琉球国受了这些恩惠，倒也喜欢为中国大作广告。她在给其他国家的国书中总是用文诹诹的八股文写道：我们都是中国的藩属，我们存在的目的也是做好藩属，今天我们之间互相的贸易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互相交换好东西，今后在对中国的朝贡中更好表现。

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日本开始觊觎琉球王国。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派萨摩藩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日本将历史上的侵略视为“上贡”，并以此证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属”。

1868年，日本维新政府的“太政官令”传达到了琉球，将琉球王国置于日本鹿儿岛县的管辖之下，随后又将其改为政府直辖地。1872年10月，借明治天皇亲政之机，鹿儿岛县秉承明治政府的旨意，令琉球王子伊江等人进宫朝拜。伊江等人从鹿儿岛乘船出发，先抵达品川，后进宫朝拜。当时，琉球的贺表上写的本是“琉球国王尚泰”，而日本外务省擅自去其国号，改为“琉球尚泰”。明治天皇下诏将琉球王室“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第二年，又下诏书命琉球受内务省管辖，租税上缴大藏省，将其纳入日本内政的轨道，而这一切都没有获得琉球国的同意。

就在日本加紧控制琉球的时候，“牡丹社事件”为日本人彻底占领琉球并染指台湾找到了借口。

1871年11月27日，66名前往中国进行朝贡和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因遇到大风，船舶漂流到了台湾，被不明就里的台湾土著牡丹社民误认作敌人，杀死54人，另外12人被清政府护送回国。“牡丹社事件”的当事人一方是中国子民，一方是中国藩属国的臣民，本与日本无关，但日本却蓄谋吞并琉球，并借机插手台湾。

1873年日本使者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来到中国，他们本是来换取3年前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文件的。但到达北京后，副岛种臣前往礼部商讨觐见同治皇帝的礼节，而副使柳原前光则前往总理衙门，拜见了办事大臣毛昶熙和董恂。他分别与两位大臣谈起了不久前发生的台湾土著杀死琉球人的事件。毛、董二人在谈话中无意流露出“杀人者皆属'生番’，系化外之民”的意思，结果被日本人抓住了话柄，强词夺理地说这些“化外之民”不归中国政府治理，进而表示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为“代表”琉球出兵台湾找借口。

就在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意图疏于防范的时候，日本人的侵略行动已经开始了。日本先派海军将领桦山资纪和水野遵到台湾秘密考察，后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大藏卿大隈重信为侵台军政长官，出兵台湾。此时的日本毕竟还是羽翼未丰，因此向美国寻求帮助。而刚刚从南北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美国也正伺机向外发展。与日本一拍即合的美国，派遣驻厦门兼台湾领事李仙得等人为顾问，租借美国邮船“纽约号”，随同日军出兵台湾。

不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得知了此事。他担心美国卷入中日冲突会打破力量平衡，破坏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向美日两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迫于英国的压力，美国只得宣告中立。但日本政府仍派兵3000人，伙同美国顾问于1874年四五月间在台湾琅峤登陆。

此时，清政府从威妥玛口中得知了日本侵略台湾的消息，但仍未对台湾局势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以夷制夷”上，寄希望于外国干涉。由于清政府的消极防御政策，日军在琅峤登陆得逞，15天后进攻了牡丹社，杀死台湾同胞30余人，并将社内房屋全部焚毁。李鸿章在相继得到英、德、美等国的报告后，才确信日本已出乎他的意料进犯台湾，遂大骂日本人背信弃义。但由于此时西北有浩罕国（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军官阿古柏侵略新疆，沙俄又乘机出兵占领伊犁，清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日军侵台之事。因此，李鸿章决定使用和平手段处理台湾事件。不过，与以往历次与西方列强屈膝妥协的屈辱外交不同，这次使用了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手腕。

1874年5月，清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率兵到达台湾，企图在悄无声息间解决问题。随后，清政府又派福建布政使潘霨协同沈葆桢处理台湾事务。沈、潘二人到达台湾后，在军事上展开了部署。此时，在台清军共有一万余人，但由于李鸿章一味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但使清军丧失了战略主动，而且使得日军得寸进尺，攻破了18个番社。早已到达上海的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为了等待前方消息，以日本政府的台湾问题全权大臣是在台湾的西乡从道为理由，拒绝与清政府谈判。

其实，在台驻军良久的日军，因水土不服，经常遭受高山族同胞的突袭，伤亡已达全军的1/3。但西乡从道仍不示弱，一再宣称还要派大部队来；而李鸿章也丝毫没有退缩，宣布打算增兵两万，迫使日本不得不转向与清政府进行谈判。

9月1日，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来到中国。大久保利通向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美国驻华公使忻敏求助。在他们的调停下，清政府答应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在台建筑费40万两，先付10万，其余40万在12月20日日本退兵后支付。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3条，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敲诈清廷的阴谋得逞。但李鸿章为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北京专条》却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承认了日本为被杀的琉球人出兵的合理性，这就等于隐约承认了琉球是属于日本的，将琉球这个一直依仗中国扶持的小国推到了日本的魔爪之下！另一个害处则是使得西方列强更加蔑视中国，将洋务运动在列强心目中建立的自强形象损失殆尽。最大的受害者则是琉球。

《北京专条》签署后的第二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并命令琉球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眼见形势不妙，琉球国向宗主国清政府告急，派遣尚德宏到中国求助。尚德宏到达福州后，向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说明此事，又通过他们向清廷急报。

但清政府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给驻日公使何如璋下了个命令，命他调查此事。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虽然何如璋对此事尽心竭力，但由于清廷在对日交涉时过分注重情理，没有适时炫耀武力，反使日本摸清了清政府的懦弱本性，变本加厉。1875年9月，日本派遣军舰侵入朝鲜领海，逼迫朝鲜政府与其在次年签署了不平等条约。日本在朝鲜尝到甜头后，便加紧“处置”始终不肯归顺的邻邦琉球。

1878年4月，日本政府悍然决定废琉球为郡县。虽然琉球上下并不甘心亡国，但囿于国力弱小，无力抗衡日军。日本政府令琉球国王尚泰到东京听候处置。当时他正身染重病，所以派王世子前往东京，亲自哀求日本政府暂缓国王赴日的行期，以为缓兵之计。此时的琉球一心巴望清政府能够救其出水火。8月30日，日本政府在何如璋按照清政府旨意的喋喋不休的交涉声中，正式宣布改琉球为郡县，声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由日本外务省处理，琉球终于没有逃脱被日本吞并的命运。

此时，身在中国的尚德宏赶紧向李鸿章呈上了一封求助信，表示日本要“灭数百年藩臣之祀”，琉球上下正是“主忧臣辱”，“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厉鬼”，恳请清政府“威惠于天下”，希望能“速赐拯援之策，立兴师问罪之师”，救琉球国于水火。但琉球问题又正好跟此时阿古柏侵扰新疆的事件碰到了一起，清廷当然无法倾注全力拯救琉球。面对尚德宏的哭泣，清政府在犹豫不决之中让日本占了先机。

但清政府毕竟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听任琉球灭亡。1879年3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在与格兰特的会谈中，李鸿章详细介绍了琉球一案的来龙去脉，并希望利用格兰特的特殊身份从中斡旋。但格兰特一直弄不懂儒家色彩浓厚的“册封”、“藩属”等概念，调停始终不得要领。在调停时，日本人拿出了清廷在《北京专条》中埋下隐患的条款，使格兰特哑口无言。

1879年4月，日本派出了一支由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了已有200年不设军队的琉球“藩王”，不容分说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了东京，并废除藩政改为由日本政府直辖的冲绳县。

日本废琉球为县后煞费苦心，极力淡化琉球人的民族意识，尤其避免“中山”的出现，企图使琉球人忘却本国历史。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独立的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