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象形文字世界

东巴文字

　　纳西东巴文及东巴经典的研究自始至今为国际性的学问，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一直是国际中国学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的研究热点和显学，其国际影响力仅次于藏学。

　　本学科的开创者傅懋勣教授从1940年代起终生从事纳西东巴文及东巴经典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保护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在著名学者任继愈、傅懋勣等学者的倡议和呼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大力支持云南省丽江市县政府及时抢救性地翻译整理纳西东巴经典，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资直接资助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组建研究机构，招聘研究人员，开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翻译东巴经典的活动，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得以刊行问世，极大地推动了纳西东巴文及东巴经典研究学科的发展。

　　东巴文字作为纳西族特有的文字，其所独具的兼有图画和象形特点的文字类型特征，是人类文字文明史上从口述传统向书面文字文本转换和发展进程中典型的文字写本的样本，也是深入研究玛雅象形文字、埃及圣书象形文字、甲骨文等文字的重要参照系统，与玛雅等已死亡的象形文字相对应，纳西东巴文至今仍在纳西族中使用留存，故日本京都大学西田龙雄教授将东巴文称为“活着的象形文字”；而文字学家将纳西东巴文视为探索人类文字文明发展进程的典范。

　　纳西东巴经典收藏点广布世界各地，除了国内的丽江、昆明、重庆、南京、北京、台北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收藏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欧洲的英、法、德、瑞典、意大利等国家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总计存世的东巴经典超过两万多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纳西东巴经典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再次彰显了纳西东巴文及东巴经典的价值，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和研究。

　　目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各地高校及纳西族地区的研究机构都有少数学者在坚守从事此种学问，但与藏学、敦煌学等国家单列有大型专门研究机关的学科相比，纳西东巴文的研究人员数量和人才的后继均十分稀少——70年代末开始研究的学者年龄都已经超过60岁，而后续的人才队伍也就非常成问题。另外，由于纳西东巴文研究不是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的独立单位和门类，因此，相关研究人员在经费申请等方面仍有瓶颈的局限，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继续重视和经费方面的更大支持——惟有在经费有保障的前提下，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提升学术视野和学术水准，同时重点开展田野调查，积极抢救一手资料，方能进行扎实深入的研究。

　　就纳西东巴文与东巴经典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言，忽视纳西语言的问题十分突出。国外研究纳西东巴文的学者大都能深入到纳西族地区，尽可能地学习纳西语言；而目前我国许多纳西东巴文研究专家居然不懂纳西语。事实上，深入的田野调查和较为熟稔的语言素养，是研究纳西东巴文与东巴经典的必由之路。如果学者们的纳西东巴文研究依赖于辗转译述而得的材料，注定会出问题。

　　此外，目前的纳西东巴文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研究范式方面。中国学者研究纳西东巴文深受六书说的局限和钳制，从比较文字学的视角而言，纳西东巴文作为助记忆性、标注语段或语句团的书写系统，其性质与一字一个音节的音节书写系统、语素文字书写系统、音素音节书写系统，以及字母书写系统、辅音书写系统的文字类型和性质有着本质的差异，其基本表达单位不局限于语素一级，有时包括音节、句子。东巴文书写系统，有时无法从语音角度识别，需要借助记忆，当然不应套用六书来强解东巴文的实际构形特征，不能无视字符与语言单位之间的有机联系。许多研究者大都满足于目前对东巴文的字形义的解读、考释，远远达不到语文学意义的解读水平，更遑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有鉴于此，需要实现研究纳西东巴文的理念和方法论的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早期在国际学术界纳西东巴文这一学科领域有着优势和传统的国家级学术机关，理应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具体来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汉译部分地方收藏的经典，更不能停留在简单和程式化的目录提要的编撰和汇集层次上，而应拓展研究视野，逐步建立瑞士学者欧匹兹1999年建议的“国际东巴经典共享联盟”；同时，尽可能将最新的视觉和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介入东巴经典的译述、研究、保存以及东巴经典作为世界遗产的宣介工作的所有具体环节。另外，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尽最大可能保护作为东巴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承者东巴的主体地位和纳西族社区中的活态传承，避免文化享有者和传扬者的缺位。这就需要调整保护理念，将东巴文及经典作为活态全息系统中有生命的构成单元，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在知识生产循环体系中，建设性地与纳西族民众协商解决，实现保护、研究、开发的合理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