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28]人物专访：翟明磊——说出了真话的孩子

人物专访：翟明磊——说出了真话的孩子
2008-07-28 20:18 作者：寇延丁
生命中的真理
1994年，大学毕业后翟明磊回到上海，在银行工作。
提到那段时光，翟明磊一言概之：迷惘。
工作安定清闲，收入不错，还有很好的福利待遇，过着非常小资的生活。但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有一种喜欢不起来的感觉。因为工作没劲，觉得自己的活法也很成问题，根本是在混日子。工作之余和朋友们聊聊天、泡泡酒吧，发现有同感的大有人在：大家都是在这么活，混吧，就这么一直混下去，也许适应了就会好一些。
翟明磊大学里的专业是新闻，工作之余写些东西向外投稿，收到了稿费就请朋友喝酒。他曾经披露了上海浦东机场建在候鸟迁徙的路线上，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同时也是对自然的破坏，这种事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他还写过有关海鸥照相机厂假破产的文章，据说此事做得非常高明，骗过了朱镕基总理。
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翟明磊并不是出于社会责任感，有点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了真话的孩子。只是，在童话里，说出了真话，故事戛然而止，我们无从知道在那个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现实世界里，翟明磊说出了真话，给自己惹下了麻烦。
公安局找他谈话，说他的文章被许多海外报刊转载，造成了很坏影响，不仅如此，他的一位朋友还与“地下文学圈”有关。这样一来可不得了，都是原则问题、大问题。看单位的样子也怕是要处理自己，翟明磊觉得不如自己主动一点，就辞职离开了银行，那年他24岁。
在银行的时候迷惘，离开了银行翟明磊似乎更迷惘了，那份并不喜欢的工作毕竟是三年小资生活的物质基础啊。
后来，翟明磊去了深圳，在《深圳投资导报》做记者。《深圳投资导报》在当时曾经非常有名，因为这是一份中外合资的报纸，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外资参与的报纸，是十年改革之后在深圳做的又一次试验。报社里曾有一半记者是外国人，他们，以及外籍的老总给翟明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翟明磊进报社时，老外们已被命令离开，但他们传承下来的新闻技术让翟明磊学到了许多。
翟明磊觉得大学的新闻教育并没能给他真正的指导，后来也曾经在报社实习过，那段经历让他同样失望，有太多的关系稿、人情稿、领导派发的稿子，工作方式也让他觉得很糟，连点职业精神都没有，遑论新闻精神。在《深圳投资导报》，这里的外籍同事让他看到了什么是记者的职业精神，什么是新闻精神。
翟明磊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真正的职业训练，真实，成为新闻的生命。
说真话成了翟明磊的工作，通过这份工作也让他渐渐明白了可以用文字来做什么，明白了作为一个记者、或者说一个为大众执笔写字的人，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
外籍人员限期离开实验终止，两年以后，报纸收归深圳特区报。翟明磊也辞职离开了报社。这一次，他失去的只是一份工作，但带走了对自己、对未来的想法，他会沿着“说真话”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在做过一段自由撰稿人之后，2001年2月，翟明磊成为《南方周末》记者。虽然此前很久就已经给《南方周末》供稿，但真正进入其中还是与供稿不一样的，在这里，他感受最深的就是知道了一个好报纸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先是有些惊异地发现《南方周末》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与《深圳经济导报》极其相像。原来，只要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为目的，人们都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无关是否合资或者意识形态。一个好报纸是怎么做出来的，新闻精神也还是表象，真正的内核是做人。在跟总编江艺平谈话的时候，翟明磊觉得自己的心会特别安静，她的那种平等的、没有功利的态度出自内心深处对人的关注。她关心你、关注你，不是因为你是好记者、好编辑，不是因为你能为报社做多大贡献，而是因为你是一个人。
“她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很多人，这种团体形成的爱心再投射到采访对象身上，才使得报纸能够有了真正的平民视角、社会关注。在他们眼里没有权势，没有官位，可以冒巨大风险做报道。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有市场性的因素，这样写了老百姓爱看、有市场。但最根本的还是能够抛开了个人得失去关注人。这种对人对生活的态度也沿续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成为我的……”说到这里，翟明磊沉吟一下，他先是说出了“真理”这个词，好象觉得不太准确，接着摇了摇头，想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这么说的：“可以说是真理，我生命中的真理。”
在《南方周末》期间，翟明磊采写了《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东南大学顾冠群论文剽窃案》、《上海交大有没有招生黑幕》等一系列文章，是写批评报道较多的记者。批评报道的意义绝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他将新闻工作者比作大海航船高桅上的观察员，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如实地发布警告”。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说真话要付出的代价的，特别是做批评揭露性报道，要想完整地呈现事实，就要付出许多新闻之外的努力。
王惟尊MBA毕业后到北海一家民营企业做总经理，后来发现企业做假账，金额上亿元，于是向投资方揭发了这件事。但这个企业家背景深厚，反诬一口把他抓了起来。
翟明磊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有关王惟尊事件的报道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王惟尊的母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307名MBA联名上书，翟明磊一直关注事情的进展，《南方周末》也做了后续报道，直到王惟尊无罪释放。
“好人被陷入狱”无疑是大众关心的事，况且MBA、职业经理人，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阶层，也足够吸引眼球。但是，民营企业代表着中国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事关重大，尤其是陷害王惟尊的企业家在北海势力极大，据说还与黑道有染，做这样的采访有很大风险。一般说来，在《南方周末》，这样的任务都是两个人同去，但那一次时间比较紧张，翟明磊只能一个人去，采访的一周时间里总是提心吊胆的。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翟明磊笑得有一点儿羞怯，与他笔下的题材及行事的方式不太一致。24岁那年，当公安局为那两篇惹祸的稿子找到自己的时候，翟明磊印象最深的就是恐惧，只记得自己害怕极了，那次谈话过后，整整一晚没有睡着。
翟明磊承认胆小，但这并不影响自己做出很有勇气的事。说起胆小的话题，他跟我讲起了他所敬仰的人，甘地。甘地小时候胆子很小，一个人黑暗中就会想到很多恐惧的事，把自己吓得不行，后来做了律师，第一次为人辩护时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谁都知道甘地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人，一方面可以说他是在克服自己的缺陷的过程中获了勇气和力量，恐惧和勇敢之间并没有一种截然的划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恐惧本身也能成为一种力量，成为动力，甘地最大的恐惧是对神灵的恐惧，或曰敬畏。
翟明磊心里也存有一种敬畏，对真实、对公正、对自由的敬畏。
表现在王惟尊事件上，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对公正的亵渎，不能容忍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因为说出了真话而坐牢，每天都要和那些真正犯了罪的人一起喊“我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他怎么改？怎么做？难道是要他改掉诚实的“毛病”，也去做一个造假账的人吗？
翟明磊喜欢一个这样的故事：有只蝎子都想过河，就请青蛙驮它游过去，并承诺自己一定不会刺它，于是青蛙就带上它上路了，但游到河中间，蝎子还是刺了青蛙一下，青蛙在沉没之前哭着问：你为什么要刺我，不知道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要死吗？蝎子也流下了眼泪：我也知道这不应该，但还是忍不住会刺，因为这就是我的本性啊。
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超过了对安全的期待，会在迷惘、探索、彷徨之后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回首往事，翟明磊觉得自己所走过的路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出自本性的必然。
翟明磊天生是个崇尚自由的人，这样的人，很难从属于某个被限定的范畴之内。2003年，翟明磊再次辞职，“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离开了《南方周末》。
“我们不怕”
在童话故事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只需要诚实和勇气，但在现实生活中，仅有诚实和勇气还是不够的。
那年，在公安找他谈话之后，翟明磊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曹霞拉他一起去逛街。那天的天气好极了，曹霞的兴致也极高，这也想买，那也想要。那时候翟明磊已经决定辞职，他问曹霞：如果我们以后日子过得很惨，这些东西都买不了，你会怎么看？曹霞看了看他，这个美丽聪明的女子没有问翟明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定定地说了四个字：“我们不怕”。
此言一出，翟明磊觉得自己的心马上就静了下来。不怕，而且还是“我们”。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已经不能回头，即便是一个人，也要面对，但现在明确了，有人会与自己站在一起，不管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们结了婚，翟明磊在深圳找到了工作，曹霞也辞了职，告别熟悉的城市和朋友，与他一起去了那里。最初曹霞没有工作，只有翟明磊每月一千元实习工资，租来的房子里空空如也，电灯泡是他们唯一的家用电器。两年后，当翟明磊再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曹霞说得同样很简单：“不要受这个气啦我们走吧”。然后，曹霞也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告别已经适应的深圳重回上海，两人都做了自由撰稿人。
翟明磊非常感慨地提到了妻子：“她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包括体贴呀、关心呀，这一类的要求有很多，但基本没有物质上的要求，完全没有。”
即使是没有曹霞，没有这样一份让人羡慕的爱情，翟明磊依然会走这样的路，依然会带着恐惧冒险，依然会一次次辞职，但正如曹霞所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要强大些吧”，在这样的生活中翟明磊淬炼着自己，而曹霞则把这段共同成长的日子称之为“修炼”：“婚姻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两个渴望过超越于平庸生活的普通人一起不断修炼的日子。只有那些心智单纯、内心狂野，对生活充满激情、对爱无比贪婪和绝对真诚的情侣，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对我来说，一想到曹霞，是与“我们不怕”这四个字、与胆色和勇气连在一起的，但我很快就知道了，她还是怕的，而且很怕。
第一次接触翟明磊是在下午，他要赶傍晚的车回上海，我把他送到了北京站的检票口，那是一列直达上海的车，一夜之后翟明磊就会到家。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找人的电话，他在应该到家的时间还没有到，曹霞担心出了什么事，正在满世界找他。原来，翟明磊到上海后因堵车晚了两小时到家，手机恰好没电联系不上，只是虚惊一场。后来去上海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个有着甜甜嗓音的美丽女子，还见到了一份他们自编的杂志，其中曹霞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爱人死了》，记录了自己的一个梦，一个爱人离她而去、让人痛不欲生的梦。看过之后，我将杂志放回原处，只谈家乡泰山的景色，而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同她谈谈“怕”和“不怕”的话题。
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从《南方周末》辞职那年翟明磊30岁，他觉得已经想清楚了，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辞职，不会再次寻求体制内的工作机会了。离开时有两点突出的体会：一，真正想做事情的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在体制外；二，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南方周末》的记者接触到的都是些大问题，说话比较宏观，一谈起来就是高层政治，或是一些宏大的理念，但仅仅这样谈论是不够的，而且，这样的谈论是走不下去的，谈谈而已，也就到了头，翟明磊希望自己能够抛开宏大叙事，真正来到民间，进入社区，做最基层的工作。“木桶理论”是个经常被人用到的比喻，木桶的容量总是被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较之经济，民间社会发育严重滞后成为“最低的木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丰硕的生命力就无法展现。
还是在做记者的时候，翟明磊参加了民间组织“热爱家园”举办的“青年茶会”。“热爱家园”是一些法律专业人士2000年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最初旨在为社区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在一个棚户区建起了志愿者服务站，让他们多少有些失望的是，人们对民间组织了解不多、信任更少，不仅最初来咨询的居民不多，愿意加入的志愿者就更少。出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这样一个“功利”的目的，发起了“青年茶会”，他们称之为“凿一个坑，让他们往下跳”。翟明磊就跳了进来，当时是为找些新闻线索才来的，对“民间组织”或者“NGO”还没什么概念，后来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挺好，慢慢一起策划选题，进入项目组。在这里发表言论的，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农民、工人、血友病人、同性爱者、出租车司机、环保人士和志愿支教的乡村教师，都是来自民间的思考者与行动者。
慢慢地，“青年茶会”吸引了许多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成为公共生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跳了进来，还有许多人办起了自己的志愿组织，或者参与其他民间行动。不管是叫NGO也罢，叫第三部门或者草根组织也罢，这些新兴组织非常需要相关的指导与帮助，“热爱家园”本身非常重视民主氛围与制度建设，他们曾经请了一些专门研究NGO的学者来做培训，但讲的都是和实际操作脱节的NGO理论，本来就不明白，越听越糊涂。学者讲的大家听不懂，不如换一种思路，自己组织培训，立足草根组织的实际需要，讲怎样做社区调查、怎样做发动工作和项目经营等内容。
辞职后，翟明磊和几位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一起发起成立了“绿根力量”，这是一个专门的NGO支持组织，将培训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学员有的来自草根NGO，有的是个体户、个人身份或者还是公职人员，2003年第一次培训，翟明磊是学员，那时候他还是记者，在来年的第二次培训中，翟明磊是培训的推动人， 2005年第三次培训，由他负责整个后勤和策划。
针对在许多组织里，理事成了一个虚的荣誉职位，创办“绿根力量”的时候，四位发起人每人拿出了自己的两万元钱。他们认为，出了钱，也就明确了各自的责任，组织就不致太过分散，不会出现理事只挂名不理事的情况。
之所以会做“绿根力量”，翟明磊说都是因为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是高兴的。当然这个高兴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甚至有可能因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方向，所承受的痛苦要远远超过想象的程度，看到他们的“惨状”，曹霞曾说NGO就是汉语拼音“难搞噢”的简写。痛苦也罢，艰难也罢，毕竟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虽然会有很多障碍，但他们可以用自己行动来克服，能够让自己看到希望。
职业状态与理想状态
翟明磊认为NGO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没钱的时候也要干，要让它动起来；二是没有别人干的话，你就一个人干。这就要求一个人的各种能力都要很强，写稿子、演讲、组织、筹资等等。尽管自己正在用这种方式在做事，但他却主张身在其中的人应当采用一种职业状态而非理想状态。
说到对“职业状态”的认识，最早来自于《深圳投资导报》。外籍的老总和记者，平时待人很幽默，敬业乐业，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做起事情来都特别拚命，为了设计版式可以四天四夜不睡一直在干。但是，当这种特殊状态过去之后，他们又都把工作和生活分得特别清。稿子没有写完，中国记者可能留在办公室加班，但老外到了五点钟一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下班。后来到了《南方周末》，身边的同事对工作投入都特别大，翟明磊发现中国记者的持续能力比较差，效率也低，我们一百人只能做周报，而老外却可以做日报，那种充满理想精神的职业状态才是事业持久发展的根本。
NGO应该既能享受工作也能享受生活，在可能的条件下，翟明磊一直劝同事们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即使工作已经进入了生活之中，还是要有意保护自己的生活。曾经有人建议大家给电脑装探头，那样在自己家里也可以开电话会议讨论工作了，翟明磊表示反对：装了探头我就没有隐私可言了。
在结识翟明磊之前先看到了他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他强烈的社会关注，甚至也能够感受到在他的文字背后的焦灼。在了解翟明磊之后，走进他的家，我有一丝错愕。在他和曹霞小而整洁的家里，除了大量的藏书，还有许多工艺品收藏，一尊香炉，一方蜡染，一张琴，或者，一套显然是经常用到的功夫茶茶具。后来，我们一边聊，一边看看他洗好了茶具，用那套娴熟的复杂程序喝茶，也听他说到了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民间努力，与现实面前自己内心的“焦灼程度”有关。我说：“看你的书、工艺品和其它收藏，看你喝茶的方式，让人觉得应该是一个很超然的人，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看你写的文章，看你做的事，又是很入世的，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注，而且你提到了焦灼。这两种东西之间反差蛮大的。”
翟明磊笑了：“说到反差，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甚至是困惑：为什么我又想做事，同时又对个人的生活特别看重，特别讲情趣，好象完全不像个理想主义者。从年轻的时候非常偏激，到现在这么重视生活本身，重视个人生活和隐私，重视家庭、情感、生活的情趣，在我身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我目前的状况，我觉得生活和工作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一个谁高于谁的问题。我认为，感情和事业在一个人身上应该和谐统一。对我来说，我的家庭，我的个人生活，是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可以让你感觉到心灵的宁静，让你在面对一切的时候都能心里有底。我的书、生活的情趣、爱情、友情，构成我心灵世界的空间，足以支撑我做这些事。”
说到“职业状态”和“理想状态”，翟明磊认为，任何行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一部分是理想的状态，一部分是职业的状态，一部分人混日子，还有一部分人是捞油水的状态或者其它状态，NGO也是一样，当然NGO更需要一批有理想的人参与其中。但我们应该接受这种与不同的人共同存在的现实。年轻的时候，翟明磊对保守势力很偏激，而现在则接纳了保守主义者，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理想主义者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把理想主义比作社会前进的风帆，那么保守主义就是压仓木。他觉得随着人的成熟，越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会变得越宽容。
如何面对NGO存在的问题
做记者的时候，翟明磊做了许多批评揭露性的报道，近年来，从媒体报道中，人们看到了许多NGO的问题，“希望工程风波”、“丽江妈妈事件”、“沈阳儿童村问题”，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有些NGO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新闻报道没有深挖事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把板子都打在了NGO身上，不利于中国正处在婴儿期的NGO的发展。对于NGO存在的问题，翟明磊从来不主张回避，为尊者讳，甚至认为，“既然是公共生活，NGO其实和官员明星一样，都应该像公众人物一样被监督，而且某种意义上应该更严格一点。因为官员和明星只是个人，NGO则代表一种理念和团队的精神。”
我开始这本书的采访正是“殷永纯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翟明磊从2003年开始曾经六七次去过殷永纯从事志愿服务的复兴学校（后来改名为复新学校）。作为个人，他与殷永纯是朋友，但是作为记者，他2003年4月发表在《南方周末》的那篇《复兴学校：悲壮的民间乡村教育远征》，却写了一群有着良好愿望的人是如何失败的，包括财务的问题，管理的问题，创办人的冲突，本地教师和志愿者的矛盾等等，有人觉得是挖了复兴学校的老底。翟明磊一直坚持新闻应当是对事实的完整呈现，他的文字是严厉的，又能看得出对复兴是有感情的，就连觉得这样的文章可能会对复新下一步发展不利的殷永纯都因此与他成了朋友。
后来，翟明磊促成了殷永纯在“青年茶会”的报告，通过那次报告联系到华桥基金会和其他一些关注此事的人，并带着资助方一起去了新创办的复新学校，他曾为复新学校的孩子们联系了奖学金并作为执行人，还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拍摄了有关复新学校的纪录片。翟明磊和殷永纯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很多志愿者将他引为知己，也是在这个过程中，2005年，在他任主编的《民间》杂志创刊号头条刊发了他的《复新学校：用爱去拯救乡村孩子》，之后不久，听到了“殷永纯出事”的消息。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赞美的笔调表达公益人物，并用高于常人的标准要求他们，甚至他们自己也会这样要求自己（我看了殷永纯留在翟明磊那里的一本日记和一本笔记，看出许多时候他对自己有着近乎完美的苛刻要求），而这可能会成为真正压垮殷永纯的东西。得到消息之后，翟明磊给殷永纯写了一份邮件：“十二点了，与你联系不上。写这封信。我想告诉你，即使中青报公开的都是真的，从我对你的理解，我与周围的朋友仍能接受你的一切，你仍是我们敬重的朋友……和我和他们一样，你也是个普通人，和我和他们一样，你也有天使的一面……”
后来，翟明磊和朋友们为殷永纯介绍了律师和心理医生，律师虽不透露细节，但告诉翟明磊，殷永纯没有法律的问题，所谓“猥亵男童”是一个被人陷害的过程，警察也说不会为此立案。翟明磊曾经鼓励殷永纯向可信任的媒体说出全部真相，承担恰如其分的责任，但他已打定主意从媒体上消失，不做任何辩解，而是通过央视和《南方周末》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殷永纯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成为人们争说的热点久久不能降温。出事前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写到学校存在的问题的翟明磊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渲染炒作的八卦新闻”，“在法律的框架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人性的框架，特别是对这样的志愿者，应该用一种普通人的标准去了解他，这很重要。”
这件事情背后其实有一个颇为复杂的背景，也有最早披露的记者采访中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或者说几败俱伤。但是，依然还有志愿者留在了复新，留在这个漩涡的中心，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每月只有200元志愿津贴甚至没有，住在漏雨的房子里，身上随时可以抓出肥大的跳蚤，他们留在了这个地方，面对变故，面对四面八方的质疑，面对复新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对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要为农村的孩子们、为中国农村的教育做些什么。
痛定思痛，翟明磊将加尔各达儿童之家希舒·巴满墙上这些充满了志愿者精神的口号献给复新的志愿者们，献给殷永纯：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怎样，总是要讲道理；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甚至明天就要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之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被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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