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包产到户政策八十年代多次反复_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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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原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
缘起
2010年金秋，农业部老部长何康等和我相聚江苏华西村。他说，咱们这些老家伙，余年不多了。农村改革这本大书，再不说道说道，逐渐会被人遗忘。著述不少，但缺乏细节的回忆。当年五个“一号文件”主笔杜润生老，年已98，我是88，你也78了吧？什么时候找些老同志叙谈叙谈。何还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一直抓农村生产力，躲过一劫、几劫。杜老一直捉摸生产关系，从批“小脚女人”与邓子恢一起，经常倒霉。那时还是抓生产力保险一点。
随后，在江苏张家港永联村，遇到农业部原副部长刘坚，他卸任后，当了国务院参事。自告奋勇说，此事我们参事室可以来张罗张罗。
11月初，在京开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中国改革》杂志编者说，不要等，可以先写点东西出来。11月5日，去探视杜润生老，他年虽九十八，仍能清晰读出我在信封上写的“杜老”，紧紧握手，似有无尽的意愿要表达。
我想，这倒也是个事。趁我自己还未老年痴呆，先拉杂写来，以供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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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卷土重来
当时我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
1979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3月14日函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话”。3月15日，头版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引起轩然大波，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王任重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映以小岗村为代表，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8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 ”(1989年12月1日于怀仁堂)
七个八个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雇工不是剥削吗？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在空军招待所，对我们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同志做了一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2－3个学徒，3－4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成分，有些人土地占有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能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大乡小乡
1984年夏天，民政部长崔乃夫同志带了中央文件征求意见稿来江苏。他说这是彭真等同志的意见，乡大了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的建制，以大队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的狗是黑的，谁家是白的，一目了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就把我找去，说崔部长来了，你搞农村工作，又是省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你来汇报商讨吧。
有一天早晨中央农村政研室杜润生主任找我，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到了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你胜利了，但不要骄傲。”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听了多方不同的意见，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
所谓“三挤三争”
围绕乡镇企业，当年也是争论不断。有的领导说，这是农村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却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那时还未放开个私经济）挤国营。与国企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
同为无锡人的老革命——陆定一大力支持；薛暮桥开始时曾反对。他看了钱桥钢厂，说都像你们这样搞，国家哪来这么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