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高俅是个“厚道人”

东山论史   

                ☆魏远峰

电影《手机》中，费黑先生一句：“做人要厚道！”一时间，它成了风行全国之语。可是，一个意义上说，高俅也是个“厚道人”。这话，或许有人不认可。

《挥麈后录》、《东京梦华录》等不少古籍中，均记载说，高俅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

刘仲武帮过高俅，理论说，他应是高俅命中的第四个“贵人”，可是他帮助高俅，是在“大贵人”徽宗授意下所为，也就没有专门说他。

散落在《宋史》、《续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显示出高俅一生对刘仲武不错，对刘的孩子们也不错。尤其是，在刘仲武数次遭厄时，高俅都帮了他，在徽宗面前说了好话。

除了高俅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还有，就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且一生如此。《挥麈后录》等野史上记载：“（高俅）然不忘苏氏一门，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也就是说，只要苏的后人到东京，都是高俅为他们“安排”、“照顾”。

要知道，如果不是多有优秀诗文传世，仅作为官员讲，苏东坡的一生，尤其是他的后半生，是相当失败、落泊的。可是，恰恰相反，高俅的前半生，是受了些波折，后半生为官，几乎一直得意洋洋。可以说，高俅是一直徜徉在无边无际的春风里，奔驰在“牛B”的大道上。

个人觉得，虽然高俅是奸佞之臣，可这一点上，是可取的。无论高俅是个多么大的奸佞，可在“做人要厚道”这一点上，他做到了。

                                                                   徽宗赵佶的瑞鹤图

这一点，与《水浒传》中的高俅，反差实在太大，简直天壤之别。如果，《水浒传》中说的真的，《挥麈后录》中说的也是真的。那么，这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人的两面性。

如果，《水浒传》上说的艺术虚构，而《挥麈后录》是说的是真的，那么“高俅是个厚道人”这个说法，似乎更加可信。

正因此，高俅在当年的东京官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甚至，这种好评，是超出“圈子”的，其中有“新党人”，也有“旧党人”，“认可”较为广泛。

还有一点，说高俅是个“厚道人”，其实还可以看看他对徽宗的“忠”。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

当时，京都已被金兵围得铁桶一般，身为兵部尚书、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的孙傅，居然凭着一句“郭京杨过刘无忌”的诗句，在禁军中访得一位郭京，并委以重任。

郭京声称能施六甲法，只要用7777人就能将金兵击退，生擒敌兵主将。徽宗皇帝，对此也深信不疑，立马封他为成忠郎，赏赐大批金帛，让他募兵士。

郭京招兵，不讲武艺文韬，只要生辰八字符合六甲，大批的流氓无赖，被招进来。有一位武举，身材魁梧，功夫了得，怀着抵御侵略报效祖国的赤诚前来应试，郭京严辞拒绝他道：“你虽本领高强，但命中注定明年正月要死，恐怕会连累我啊！”

那人苦苦哀求无效后，眼含热泪愤然离去。

高俅等人，率兵保护着太上皇“出巡”——妈的，明明是逃跑，还要说成是“出巡”，把这么窝囊、无耻的事情，说得如此高尚，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真让人感佩他们的无耻才华！

《宋史》记载，沿途百姓们跪地哭泣，求他们留下与金兵一战，送葬般的哀号，老皇上“巡幸”到哪里，就响彻在哪里。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蔡京、童贯“护”太上皇“巡幸”，其实还有一个打算。到东南方肥沃丰饶的土地上去，那里不仅乡民富庶，而且官员多为他们党羽，实在不行就另立中央政府，让李纲他们去和金兵斗去，他们继续做高官，享荣华。

据《宋史》记载，靖康元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高俅写信告诉在京的弟弟高杰，让他设法把信中的内容传给朝廷。

高俅在信中说：太上皇到南京（商丘），便不想再往前走，可是被蔡京、童贯、朱勔等人挟持着，继续南行。到了泗州，他们欺骗高俅：太上皇你率兵守卫淮水浮桥，不要再随从南来。”

高俅说：“不行，我要保护太上皇。”

蔡京说：“放肆，这就是太上皇的意思。”

高俅说：“你让我见了太上皇再说。”

蔡京说：“我有太上皇的御笔，在此作证。”

高俅想强行骑马冲击，在河边的人群中，高俅看见了刀剑闪闪团团围住的太上皇。据《续资治通鉴》记载，高俅看见的太上皇赵佶，眼睛里边含着泪，嘴巴张张翕翕，却不敢说话……

高俅想继续入前冲，蔡京、童贯他们就命令兵丁用箭射，高俅的士兵有百余名中箭而亡……

事实上，后来，蔡京、童贯他们，就是打着太上皇的旗号，下令截留南方各省进贡的物资、银两。这样，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

这一点，深深让在京战斗的忠臣们不安，于是钦宗下旨到各州县：“太上皇除修道事外，其他政事不再过问了”。这无疑是在重申：钦宗皇帝领导下的东京政府，才是惟一合法政府。其他的统统是“扯淡”……

那次回来，高俅病重，再没有起来。

总而言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高俅之所以几十年间，一直是东京政坛的“不倒翁”，这与他对徽宗赵佶的忠，是分不开的。

宋徽宗在这个问题上，对高俅也非常满意。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农历正月初十，宋徽宗皇帝下诏授予高俅太尉衔。太尉衔，只代表级别和荣誉，并不指具体官职实权，它是军中职阶最高一级。

徽宗皇帝在诏制中说：“（俅）材周以敏，志大而刚，果断沉雄，夙著瓜牙之效，忠勤毖慎，肆推心膂之良，尝事潜藩，永肩诚节……暨密侍于殿岩，实入提于禁旅，宽而有制，肃以无譁，戴念勋庸，中加程序。”

这份同样收在《宋大诏令》中的诏制文书，或许可以看出一些，徽宗对高俅的态度和看法。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就徽宗那么个荒淫无道，暗弱无能的破皇帝，夸高俅两句就不得了啦！或许，也许人会说，坏人评价坏人，是不可能说坏话的。

实际上，还是一个“忠”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皇帝水平高低，不是臣下能管的事，为臣下的要务是忠。

当然，对明君忠是义；对昏君忠是蠢！

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么比干剖腹、伍子胥自刎，又算什么呢？

高俅这个家伙，在他看来，对于皇帝的命令，第一是执行；第二是执行；第三还是执行。这才是忠！

同时，在北宋政坛上，其他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听话，某种意义上说，只要听话就具备了当官的所有素质。在这个问题上，高俅相当“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