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的那块黑板

　　1982年夏，我读大三，江西《南昌晚报》举办全国大学生散文竞赛，我寄去三篇习作。用山东话说，管他有枣没枣，先抡他一竿。结果，这一竿抡出去，真叫我抡着了——登了两篇，并且，还弄回个一等奖。

　　《南昌晚报》不大，但征文是全国性的，所以学校挺高兴，校报派记者来采访，问我创作的第一步是从哪里开始的。我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小学，出黑板报。”

　　记者乐，以为说笑。似乎也是，读中文系的，谁还没出过个黑板报呀？

　　但是，在我心底，小学里那块对着校门、房廊转角处的黑板的魅力是独特的，永恒的。或阳光里，或寒风里，那粉笔在黑板上沙沙落去的欢乐和忧郁，是我少年时最难忘的一部分。

　　我的小学——江苏无锡市崇安小学，成立于“文革”后期。开始是为普及样板戏，俗称“小京班”；后来又叫“小红花”，因为改演文艺节目了，无锡是“文革”中不多的几座开放城市之一，需要我们配合外事接待。说是半学半艺，其实演出压倒一切。今年是母校建校40年，老师约我写写当年那些排练、演出的事。

　　男怕入错行。我那一步怕是迈错了。从普通小学调入崇安小学，开始让我到舞蹈队，但很快就出了排练场。显然老师火眼金睛，瞅准我不是那块料。（我工作后才明白这一点。共和国40年大庆，单位组织年青人学集体舞，到天安门联欢。别人都说简单，我却纳闷：咋老学不会呢？）

　　又改唱歌。但时间也不长，只在大合唱里留了一席。于是，进乐团，学手风琴。可没一年工夫，班里就转来一个自带手风琴的同学。那年月，一架琴得花家长半年多工资，如果不是看准孩子这方面有出息，是舍不得下这么大本钱的。我又只好一边凉快去了，虽然练得还算认真，但我基本上只能低着头，凑合着右手爬在琴键上找音符，而新来的同学总是自信地、微笑着扬着脑袋，右手潇洒地在琴键上舞蹈。人帅，琴帅，拉起琴来更帅，就像苏联电影里的手风琴手。

　　这样的话，演出还有啥可说的呢？那是属于那些术有专攻、精通六艺的同学们的时刻，那是“小红花”的童星们最春光灿烂的时刻。或歌喉婉转，或舞姿翩跹，或手挥五弦目转秋波。

　　演出时我的节目就是一头一尾，头是器乐大合奏，尾是男女大合唱，我藏在大伙儿中间，开心三分钟。合唱时底气还足一些，嗓门也不小；合奏时，便不敢太使劲，万一琴键按错了呢？万一让耳朵特尖的指挥听出来呢？

　　所以，那段岁月里，那块黑板对我实在是意义重大。虽然，在那个普遍觉得读书无用的年代里，在那方人人崇拜艺术女神的小天地里，谁在意黑板报出新的没有？谁在意黑板报出得怎么样？但是，我在意，绝对投入。

　　开始出黑板报，是跟着两个高一届的同学。上手后，就和同班同学欧阳磊独立负责半拉——那块黑板报是在转角上的，一面朝东，一面朝南。出黑板报首先考验的自然是写字，那时不仅每天练钢笔字，还苦练各种美术字。

　　不久便发现，其实最难的不是写字。出板报当然也辛苦，尤其是冬天，无遮无挡，风有一万把刀，插进你身子，十指都发僵，总是抄抄停停。而这不过是身苦，真正辛苦的，是凑那满满一大版稿。学校一个年级就一个班，我们4个就代表高年级了，靠低年级供稿不大现实。学校要求登的内容也不多。因此，多数时候，是与负责老师商量一下，定下主题后，任我们几个自由发挥。

　　这样一来，我只好准备个本子，平时看书、看报什么的（那个年代能看到的书报实在是有限），看到好的文章、诗歌、句子就猛往上抄。平常那脑子里也常琢磨着“创作”革命诗歌——那些或五个字或七个字的打油诗、顺口溜，万一到时候稿不够，好往里填。这样的内容应付一下同学大致还行，老师们偶尔也会飞快地扫一眼，莞尔一笑。乐队指挥陶老师每见我“出报”，常常笑着打趣：“‘瞎先生’，你又在那儿瞎编啦。”

　　“瞎先生”是我的外号。我高度近视，在“小红花”那种氛围里，不肯戴镜，觉得丑，闹过不少笑话，得了好多外号。

　　痛苦的“瞎编”，不得不常常为“瞎编”而痛苦。然而，“瞎编”又是痛并快乐着的。“瞎编”毕竟也要编，便有了些许“创作”的意味。虽说这种“创作”无非是东抄西抄，但要抄顺溜了，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创作的因子。就像一块土壤，虽然瘠薄，雨水也少，但有了几缕阳光，终究会长出细细一芽小苗来。那阳光就是我发自内心的喜欢。保留了一本少时的笔记，里面有当年“创作”的诗。我想，这些诗当时一定是上过黑板报的。或许，这诗即是在“出报”的逼迫中痛苦地挤出来的。然而，30多年过去，我似乎仍能回忆起那种挤出后的畅快，那种逼迫下的欢乐。这里面不仅有终于可以交差收工的欣慰，也摇曳着我对文学朦朦胧胧的向往，对创作的那份渴望。

　　往事如烟。奇怪的是，虽然偶尔也梦回崇小，然而，出现在梦里的往往倒是上课、排练、演出，还常被哪个老师训斥。却从未梦到过出黑板报。

　　但是，我知道，在我的心底，在我心底某个柔软的角落里，还有一块黑板，上面落着我的字，我的画，我的诗。陶老师那笑呵呵的声音也似乎犹在耳边：“‘瞎先生’，你又在那儿瞎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