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了，“逃离”还是“涌入”？

城市病了，“逃离”还是“涌入”？
中国的城市人口正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膨胀。大城市的快速扩张使得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堵、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愈演愈烈。“城市病”——一个新生的名词出现。“逃离大城市，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开始出现，而一些学者也热衷于从大城市谋生计的艰难去诠释这种逃离，口气里暗含鼓励。但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在尴尬与无奈中，人们正经受着艰难的抉择。
给我一个离开的理由
城市扩张导致人口膨胀 贫富差距令心灵疏远----------------------------------------------------------------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日前发布的2010北京社会蓝皮书显示，目前房价、医疗、养老这三项内容成为市民生活压力的重要源头，其中房价排在压力源第一位。
七成受访者生活压力加重
蓝皮书调查显示，与2008年相比，个人收入提高很多的只占到2.4%；略有提高的占28.3%；没有变化的占40%；略有下降的占21.5%；下降很多的占7.8%。大体而言，有三成的受访者收入有提高；四成收入没变化；三成收入甚至出现了下降。但是，人们却明显地感觉到生活压力的加重。调查中近七成的受访者都感到生活压力加重。
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几项分别是：71.9%的受访者表示对于房价上涨非常担心；57.8%的受访者表示对于医疗费用问题非常担心；48.1%的受访者表示对养老保障问题非常担心。
招优择校导致教育不公平
调查显示，有21.0%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府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的工作不满意。这是除房价之外市民态度最不满意的领域。
蓝皮书认为，北京已经形成了公平配置各级各类教育机会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招优和特长生招生、提前录取等择校政策的存在，导致了实际的不公平。
对外地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仍然采取借读的方式，并不能够从制度上确保这些孩子的义务教育机会。
此外，高中择校生“三限”政策的实质是招生的双轨制，人为划高招生分数，使一部分学生通过交钱买分的方式来择校，导致学校与社会的权钱交易必然产生，不仅对教育公平产生冲击，而且极易产生教育腐败。
仇富者多为“道德义愤型”
蓝皮书调查显示，北京公众对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理反应有自身特点。就对当前贫富差距的认知与判断而言，有九成人认为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程度非常大。
有关专家分析，对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北京当前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中存在着“仇富”心理。仇富心理划分为两大类型：道德义愤型的仇视，主要是指对于以非法或不道德方式致富者、致富之后“为富不仁”者所表现出的不满；而个人情绪型的仇视，主要是指出于个人心理不平衡或情绪反应而对于一切富人所表现出的不满态度，甚至行为倾向上的偏激反应。
调查结果表明，在当前北京社会公众中存在的“仇富”心理，较大比例属于第一种类型。专家分析，这种心理并不是仇视一切富者，而只是对于那些非法或不道德致富者、致富之后“为富不仁”者的“恶行”表达出道德义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其正当性。
就此，专家建议妥善解决和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文化层面上建立一种崭新的现代财富观。
拥堵成中国都市常态 上班路上花费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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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某家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每天平均有42分钟。而在“北上广”这些城市，上班路上所花费的时间甚至远超这个数据。为了躲避每天高峰时间，许多人不得不把起床时间一再地提前。“城市要和谐，交通问题很重要，交通拥堵不仅消耗能源巨大，还影响了人们出行心平气和的状态，老堵在路上，会心平气和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预言,21世纪对世界经济影响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今天,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驶入快车道。今年,北京提出建立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更有100多个城市也先后确立了建立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然而,日益严峻的交通拥堵问题却在提醒着我们,一味贪大求大的城市发展模式已呈现出种种弊端。显然,交通的拥堵只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是面对汽车与人口激增带来的交通堵塞、环境压力,中国许多城市并没有做好准备。比道路更缺乏的是我们在公共政策、法律规则、城市文明等软件方面的捉襟见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也更应成为城市的发展理念。中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以更大精力、更高智慧应对拥堵等棘手问题,积极破解城市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10月9日上午，北京二环路的大拥堵。
国庆长假次日,10月8日早6点,司机刘铭从北京中心城区出发前往山东,在京石高速出京方向遭遇大拥堵——“从四环到出京收费站短短几公里的路程,竟然堵了三个半小时。以至于我停在同一个地方睡着了三次。”
其实,在拥有超过400万辆汽车的今天,交通拥堵在北京已司空见惯。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长沙等城市也深陷“堵城”困局……
越来越严重的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规划与管理的困境,也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规划与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我们如何规划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严峻课题。
城市扩张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拥堵正日益成为中国都市的常态:
透过拥堵,我们看到大都市正面临发展模式的艰难抉择:一面为求规模之“大”向外层层“摊大饼”,一面却为治堵、环保、地价飙升伤透脑筋;
透过拥堵,我们看到城市功能布局严重失衡:学校、医院、图书馆等重要公共资源聚集于城市中心,一边是人们千方百计挤进城里,一边是他们对拥挤的交通叫苦不迭;
透过拥堵,我们看到城市规划较之现实的滞后性:先是人口、土地与交通规划的先天不协调,后是为弥补先天缺陷下足猛药,却仍旧疗效不佳……
数字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平均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目前,我国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已有118座,竟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更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CBD……
对此,建设部一位负责人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有的城市在城市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不切实际,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及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随意扩大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有的城市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中,仍将宽马路、大广场、CBD、会展中心等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
——毋庸讳言,偏面追求城市的规模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显示政绩的闪耀“亮点”!
中国正处于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科学布局城市发展,正确处理城市化、城镇化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整体战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落实。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城市过分追求规模,这就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布局调控,比如对不同城市实行梯度划分,不适合大规模发展的城市就应因地制宜、突出各地特色,一味地贪大求大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病”。
如果所有城市都无限扩张,那么城市扩张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城市公共资源为谁服务?
在北京,地铁5号线的两头,是人口密集的天通苑、回龙观和宋家庄。清晨,住在这里的人们跋涉到城里上班,晚上又跋涉回家。回龙观,被媒体称为“卧龙观”。
职住分离,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北京交通雪上加霜。
“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摊大饼’,当城市规模不断向外扩张之时,新的社会问题又开始出现——由于区域布局的局限,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往往只具备居住、购物、休闲等功能,人们要寻找好的就业机会仍然不得不涌向城市的中心地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铁臻对外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十分担忧。
不仅是就业机会带来的问题。今天,北京每天有1000余所小学的门前及其道路上,由于接送孩子造成交通拥堵;数万家商店占用交通设施,其中包括便道、行人通道、天桥甚至道路……如果城市功能区布局不能有质的改善,学校、医院、商场、文化场所等社会公共资源的分布不能均衡设置,城市扩张带来的必将是更严峻的交通问题和社会问题。
这也提醒我们,交通问题不仅是交通规划的问题,是城市总体规划布局问题,更是城市公共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
早在60年前,梁思成、陈占祥就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提出: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但最终因各种原因淹没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分散中心区域,科学布局各大功能区——在60年后的今天看来,是一个多么富有前瞻性的构想。
“交通规划应有更多前瞻性研究,应该以不变应万变。”北京市政协环保委副主任安家盛说。交通部门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发挥更深入的、更前瞻的、更高层面的作用。新城建设怎么样合理,相关配套怎么样跟进?此外,学校、医院等重要公共服务机构的设置之初,必须经过一个严格交通环境评估。比如,这个医院建在这里会不会加剧拥堵?为什么不能把重要资源在城市进行科学均匀的分布?
此外,一些专家还提出,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规划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变,但在我国城市可谓一天一个样,有的城市常常是一届领导一个规划。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强制性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和探索。
城市交通为人还是为车而生
不久前,记者在南京看到,中山路公交鼓楼站站侧道路上,已经停靠着3辆公交车正在上下客,一辆25路车开了过来,占用了另一条道路上下客,紧接着,一辆1路车也“效仿”起来。
“地下不是有地铁吗?为什么还要重复开这么多公交车?明摆着是公共交通资源浪费。”路旁一位私家车主抱怨道。
这样的抱怨不无道理——
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提供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1路、28路、38路、35路、26路、100路与地铁一号线重复的站点都在10个以上,其中1路车与地铁线路重复率为78.6%,28路的重复率为90.9%,38路的重复率为84.2%。
按照交通资源合理配置理论,这些重复率高的公交线路应该进行调整。然而,这些公交线路调整却面临着现实的难题:一是客源密集,公交企业不愿“割肉”;二是地铁单向运行,换乘不便。
当然,类似的问题不只在南京。
有关专家表示,公交与地铁线路设计与衔接应更加科学,这样才能鼓励更多人选择绿色出行。然而,看似容易,实则很难。虽然都是公共交通,但地铁和公交仍然存在竞争关系,这样自然会导致交通资源浪费。公交管理部门即便意识到资源浪费的问题,也不会主动对其为数不多的盈利线路进行调整。
如何合理设计公交线路、如何让换乘更便捷、如何用经济杠杆科学调控、如何从体制机制层面破解拥堵难题,如何让人们在城市生活得更有尊严……拥堵的原因不只出于交通,而交通问题的破解也已远远超越了交通本身。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本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
与其说它是一个美好现实,不如说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市民生活成本加大 GDP与幸福感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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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的拥挤让城市不堪重负，住房“紧缺”，价格飞涨，看病难、入学难、出行难、空气质量严重下降、生存环境渐次恶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接踵而至。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认为：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
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小雨、节前走亲访友等几个原因几乎让。那天的拥堵让很多人至今耿耿于怀，不少人仍然在网上讲述自己当天的经历，比如，“”，“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北京八年“治堵”难治本]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经济增长快，但居住舒适度降低的现象，原因很复杂。这其中既有城市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不均衡与过分追求GDP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
在汪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现实支招：“城市病”凸显 如何在城市过尊严生活]
[支招政府：治疗“城市病”需找准城市灵魂]
城市为谁而建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 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在徐宗威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让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 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两个月前，徐宗威曾去西部一个县考察，当地一家企业直接将污水排入河中，当地政府明知这样不对也不管。原因就在于这家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县里的GDP增长就靠这家企业。
徐宗威觉得，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改善生活。但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样要受到影响。“如今地球每天有10万架飞机起飞，耗费的能源、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10年后这个数字会是多少？对能源的消耗、对大气的影响会是怎样？”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东西很漂亮，地下的东西却很差。”汪玉凯说，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城市压力。
按照汪玉凯的思路，以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产业，现在完全应该调整到中小城市去，弥补县域经济的历史欠账。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汪玉凯告诉记者，大城市要用产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够提高注册企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
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联合国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标体系，空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所占比重很大。从联合国的指标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还在误导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而要导向这个层面则需要系统的长期的指标体系，我国现在就缺少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很多城市还在为GDP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汪玉凯曾去德国考察，在德国一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的出现，居住质量下降，很多有钱人离开大城市选择乡村、小城镇居住。大城市的税收受到影响，为了增加税收，这些大城市不断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吸引有钱人回到大城市生活。应该说，城市病是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不少弯路，我国应该看到这点，避免这些弯路。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
尴尬现实：北上广，想留留不下，想逃没处逃
在中国，能够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并不多
听听“逃离者”的讲述：大城市，我回来了
*谁愿意背井离乡，但是家里啥都没有，没有机会，没有公平，一片混乱，回去干啥，还不如这里，靠自己还有口饭吃，回家，天天送礼才能保住饭碗，回去干啥啊。
*“你相信吗？在老家，我找不到工作。”回老家，房子是便宜，但找不到工作，“我出来这么多年，也没几个熟人了，办什么事都不方便”。张军曾离开北京一年，在老家开了一家超市，但最终无法适应那里的环境，在别人非常规手段的“竞争”下，只好又到北京。对比于家乡，“还是北京好活人”。
*“在上海，毕竟机会更多。”有几个月，曹洪涛确实想过在县城发展，在当地，他进了一家上市企业，一度做得很投入，但那里慢节奏与低效率，让他有了危机感。“现在是舒服，可老了怎么办？”
*“离开北京？哪儿那么容易？”梁乐开过公司，经营最好的时候，他看上京北一套高档住宅，当时要1万多元一平方米，梁乐不肯贷款，就想奋斗一两年在买，出乎意料的是，以后几年一直不顺利，房价一天天在涨，在北京扎下根的梦想越来越遥远。如今，他已从老板变成了营业员。“我怎么会离开北京呢？如果回老家，孩子上学怎么办？没有更好的教育，将来他们再来北京打工？”
更好的城市  更好的生活

资源分布失衡 大城市的机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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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政府投资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各种资源优势为一线城市所“通吃”，不仅是一线城市人口膨胀的关键原因，也是一代青年踌躇繁华都市街头迟迟找不到个人位置的肇因所在。很多大学生都把大城市定位为自己的就业目标，大学毕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大城市的怀抱中，追寻自己的梦想。因此，“蚁族”、“蜗居”等指向性名词开始出现。
大学生调查蚁族后感言:生活很艰辛 精神不消沉
中广网北京9月26日消息 天津大学学生王佳第一次见到“蚁族”这个词是在网上，她当时的感受是“震撼”。但在实地暗访了“蚁族”之后，她平静了。　　“千里之行颠覆了我们之前设定的一些观点。”今年暑假，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11名学生在学校团委的支持下组成实践队，暗访了北京、上海的“蚁族”聚居区，以了解传说中“蚁族”的生存环境。他们在实践中，发现了很多意外之处。
队员马楠说：“我们发现‘蚁族’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痛苦迷惘。现在我觉得，也许‘蚁族’生活是一个很有价值并且应该去经历的时期。我们的父母也有这样的阶段，只不过经历的形式不一样。每一代人都要经历类似的阶段。”
实践队11名队员以租房为名，暗访了北京唐家岭、上海小月河等“蚁族”聚居区，并与“蚁族”交流。他们发现，“蚁族”的生活条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绝大多数仍有较好的基本保障和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算太少。“他们对现状并非怨声载道，也不是极度消极，虽然有不满足，但他们对前途充满憧憬。”
“‘蚁族’现在虽然成为大众话题，但实质仍然是小众问题。”实践队撰文指出，“蚁族”并非想象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只是社会的普通成员。一些媒体不恰当地渲染和引导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很多有关“蚁族”的报道过于脸谱化、简单化了。一味描写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并不能对青年产生积极的影响，正确引导青年人认识、学习“蚁族”精神中积极乐观的一面，是非常必要的。
参加实践的郭子嘉同学说：“经过这次实地调查‘蚁族’的生活状况，跟‘蚁族’零距离接触，和他们聊生活、聊未来，我发现‘蚁族’的现状并不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大多数是积极向上的，虽然有些人确实生活得很艰辛，但是他们并不消沉，反而视之为奋斗的必经阶段。”
“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愿意被称为‘蚁族’。他们不想别人去打扰他们的生活，更不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阳光向上，而不是自暴自弃。他们认为靠自己的打拼总会找到立足之地。”实践队队员赵耀说。
实践队队员还认为，由于资历有深浅、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人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差异是正常的。在一个不同阶层能够正常流动的社会里，有“蚁族”存在并不可怕。人们对“蚁族”的关注，不应仅仅停留于他们困顿的过去、艰难的当下，而应把更多的目光转向让他们得以发展、实现社会流动的制度通道。
实践队在调查中发现，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或许是“蚁族”出现的因素之一。比如，一些大学生主修经济管理类学科，在三四线城市很难有用武之地，为了学有所用，不得不留在大城市。还有很多学生，虽然在其他城市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但大城市无疑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据实践队队长陆辰介绍，虽然目前关于“蚁族”的讨论热热闹闹，但真正从大学生或者毕业生角度思考“蚁族”问题的资料偏少，这次调查的初衷正是实地感受“蚁族”的生活，获取第一手资料。
这支实践队还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做了问卷调查。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表示是从网上了解到“蚁族”这个群体的，82.32%的人认为房价偏高、竞争压力大等客观因素是“蚁族”的主要成因，63.13%的人认为“蚁族”的生活状况“正常，完全可以接受”，12.63%的人选择了“很艰苦但可以忍受”，24.24%的人认为“令人难以忍受”。83.33%的人认为“蚁族”群体缺乏政策性保障。
尽管如此，调查反映出一个“有趣的矛盾”：在旁观者眼中，“蚁族”的生活条件过于艰苦，大学生并不想成为“蚁族”。然而，66.16%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毕业后仍会选择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发展。
劳动力过剩 大城市能大量吸纳人才----------------------------------------------------------------
中国目前有7.8亿左右就业的劳动力，城市中固定工作的大约2亿，城市中农民工大约2亿，在农村企业中有0.8亿，从事农业的大约3亿。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排在孟加拉和越南之后，为世界的倒数第三位，就是与日本、韩国比较，我国的农场规模也只是他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我国劳动力过剩格局未改变 工人工资增长缓慢
《瞭望》文章：巨额反倾销税下的低工资
“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提高工资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就业——最终受害者是工人”，“再加工资，企业就会搬往印度和越南了”，这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理由。
对此，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相关课题组指出一个怪现象：一边，国内企业拼命压低工资成本；另一边，向外国缴纳巨额反倾销税。
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中国产品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在其他廉价劳动力大国，同样不断遭遇反倾销。
来自广东省公平贸易局的信息显示，目前我国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有六成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如印度、埃及、菲律宾、泰国、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越南等。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已累计对中国发起近80起反倾销调查。
当印度裁决对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征收售价247%的反倾销税时，主要出口厂家广东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
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市场机制失灵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企业初次分配问题，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采访调研，接受采访的企业普遍要求：劳动报酬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行政干预。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分配过度向企业倾斜，一线工人工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有专家指出，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失灵。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行政手段，调整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格局，实现“提低”的战略目标。
提高企业一线工人工资，是收入分配领域“提低”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领域，流行这样一个观点：劳动力价格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该行政干预；企业招不到工人，自然就会加薪。
但本刊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在“民工荒”期间，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实质性提高。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格局并未改变，加上我国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现象。
“民工荒”最早在2004年进入公众视野。六年来，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每年春节过后，媒体上都有一轮关于“民工荒”的热炒，报纸上充斥着“企业加薪抢民工”之类标题。但来自各方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仍然以每年一两百元的速度蜗牛般往上爬。这一点增长，实质上只是政府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结果。
江苏省张家港市统计局副局长陈建康说，现在每季度搞一次农民工收入抽样调查。今年一季度的抽查结果，一线工人月收入1500元，比去年增加100多元。
江苏省昆山市牧田(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任照成说，“民工荒”只是使企业招工成本高了。企业各出奇招，奖励老员工带来新员工，对夫妻、全家同来实行补贴，许诺报销春节返乡车票、生日贺金、派车到车站“抢人”，等等，但就是不触及底线：企业依旧坚持以最低工资标准给工人发工资。
江苏省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说，劳动报酬都是行业内互相参照的，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劳动都不值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机制确实是失灵的。一些企业之所以单一强调“让市场经济说话”，是因为他们30多年来独享了市场机制的“好处”，是缺少良心的表现。
“谁最有发言权？”
在江苏昆山千灯镇大唐村，被问到“有没有感觉到加薪压力”时，华升电路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雪明气定神闲地说，加不加工资，要看市场行情，更要看老板的观念。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吴惠芳说：钢铁企业年销量几百万、上千万吨，每吨挤出几块钱给工人，不是什么难事。企业加薪，首先要算的是良心账。
任照成说，生产成本里面，有些企业的人工成本只占10%～15%左右，效益好的企业，5%都不到，“我们企业10%以内”，加薪的空间，哪个企业都有的，只是愿不愿意加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课题组调查显示，2003年以来，在19大类行业职工工资排名中，排名末三位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与“国际竞争力”更是不沾边。低薪的主要原因是行业失范、政府缺位甚至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如城市道路保洁工程，发包方是地方政府，相关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包价，使承包的保洁公司剔除扫帚、清洁剂等生产成本以后，就只够按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了，即使公司不盈利，也承担不起工人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
“企业分配合理不合理，谁最有发言权？当然是分钱的人嘛！”广州的一个企业主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工人只要还愿意来上班，就说明他们对工资是满意的。财富当然要集中在富人手里嘛！企业的利润要拿来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把利润都给了农民工，农民工能为国家做什么？”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于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官员说得最多的，一是社会保障，二是扶持创业。但对于如何提高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无能为力，甚至是淡漠。相反，个别地方政府依旧打出“营造劳动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号。
苏海南认为，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补充。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本身只有三四点利，加薪确实有困难，国家应该采取减税，减免税大部分用于加薪，确保企业加薪之后还有比国债更高的利润。否则，企业主可能干脆关门吃利息，造成就业困难。
广东省中山市发改局科长易娟说，要有听取弱势群体意见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利润增长挂钩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地方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为何越调越“低”
进入2010年，某某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让人感觉“提低”捷报频传。但是，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间隔时间长、调整幅度小，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现越调越“低”的格局。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应当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应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
广州市总工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州市从1993年9月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17年来，总共调整了8次，平均2年一次。间隔最长的一次是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相隔整整四年，标准从450元提高到510，增幅为60元。调整幅度最小的一次是2004年12月，相隔两年，剔除社会保险缴费等工资结构调整因素后，实际只增加了59元。17年间，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了2.44倍，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了6.48倍。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当年的47.8%，一路震荡下行，2009年降至21.96%。工人的工资与广州经济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
最低工资标准越调越“低”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国内31个省会市、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均远远未达到国家要求。超过社会平均工资30%的，只有济南、昆明、天津，分别是34.66%、31.54%和31.18%，其余均在30%以下。
几省区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名义上，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商确定。但企业方没有规范的合法代表，通常就由政府选取“企业家联合会”之类的民间机构来代表。这些机构，在企业界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工会基本上不掌握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因此，难以有理有据地提出明确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出方案。而政府方案的基本依据就是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再参考物价指数等。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提高工资的阻力在地方政府。一些政府官员观念未变，还是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换取地方财政、换取发展。
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应该由一个部门测算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工资多少才能满足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的张家港，我认为月薪至少应该达到3000元，900多元工资真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不能对这种状况视若无睹。”
江苏省昆山市副市长朱兴农说：国家应该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立法，全国统筹协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放权，各地区就会“比低”，谁率先提高谁是傻瓜。
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开一个闭门会议，事关千万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大事，就定下来了，还不如有线电视收费、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来得公开透明、论证充分、公众参与度高。
江苏省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张海涛说：现在资本的稀缺程度已经大大下降了，许多地方把“招商引资”改称“招商选资”。地方政府会对引进项目在环境、规模、产业、行业等方面设门槛。今后，也应该从就业、工资收入上设门槛。压低工人工资的血汗工厂，跟牺牲环境的污染企业一样，应该被挡在城市招商门外。
“企业送出一只鸡，工人只收到一条鸡腿”
采访中，企业普遍反映，现在搭载在工资上的负担太多太重，种种以工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征收的项目，造成“企业送出一只鸡，工人只收到一条鸡腿”的现象。而且，这些缴费，都是“人头费”，劳动密集型企业负担尤其沉重。老板抱怨“加不起工资”，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
苏海南说，现在，全国工资搭载率大概60%，部分城市达到65%。即企业每支付100元工资，工人实际到手现金只有40元，其余60元被征缴进各项基金。有企业反映，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项目，有20多项。
比如，在杭州市，仅搭载的“五险一金”就有——养老保险：单位15%，职工个人8%；工伤保险：0.4%；生育保险：0.6%；失业保险：单位2%，职工个人1%；医疗保险：单位11.5%，职工个人2%；住房公积金：单位和职工个人各12%。合计64.5%。
江苏省经济贸易与信息化委员会企业处处长丁群说：政府从来没有向公众说明财政资金承担了多少社会保障资金。“我们感觉，过去是单个企业给职工保障，现在是全市企业联保而已。又如住房公积金，企业一线职工根本买不起房子，让他们交住房公积金实际上是‘劫贫济富’。这笔钱，通过公积金贷款，落入中高收入群体的口袋。地方政府的廉租房建设，也是用住房公积金来滚动。”
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许萍说，财政向社保基金注资应该有规划，逐步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政府关注民生，应该在这一块有更多的作为。
还有企业建议：应该像个人所得税那样，对“五险一金”设立起征点，低于某一薪酬水平的职工，减免缴费，让利于职工。
《瞭望》文章：劳资博弈：从“用脚投票”到“用手投票”
“工人为了利益的诉求，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善意冲突，矛头并不对着党和政府”
跳槽是员工表达对企业不满的最直接做法，俗称“用脚投票”。
近年来，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工人通过怠工、停工、罢工的方式，向资方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被称为“用手投票”。
一直以来，“双向选择”是企业主对待工人加薪要求的理直气壮的说辞，工人们也只能无奈地“用脚投票”。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中低技术岗位职工的流动率普遍达到50%以上。
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显示，企业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流失。但不管他们怎么跳来跳去，等待他们的都是“地板工资”——最低工资标准。
“用手投票”
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院长罗少伟说：虽说工人可以东家不打打西家，但东家西家都一样。参与罢工的工人大部分愿意在本厂继续干下去，不随意换单位。在东莞打工几年，家已经安在这里，子女在这里上学，不轻易搬家了。但工厂那点工资实在是难以养家糊口。比如今年年初，一家大型台资企业的工人罢工，参与的就以老员工占多。
值得关注的是，效益好、工人工资福利相对较好的企业，也罢工频发。一些老员工目睹了企业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从满足于福利待遇比周边企业好，渐渐转变成对企业内部收入落差过大的不满甚至愤怒。
江苏省总工会及南京市总工会工资协商指导员施志刚说，凡是停工、怠工要求加薪的，结果都能闹成。“通过罢工，我发现企业向工人让利的空间很大。通常只要工人一闹罢工，10%的加薪幅度，老板眼睛也不眨一下就答应了。南京一家美资企业工人罢工，资方代表从外国赶来时就带来加薪8%的方案，最后谈判结果是加薪25%。”
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对“罢工”没有明确规定。工人自发罢工发生后，地方党委政府甚至工会，往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只要求快速平息。
南方一个城市的工会干部对本刊记者说，该市一家法资企业工人罢工的时候，资方代表公然指责政府“投资环境恶劣”，威逼劳动部门处理“闹事”工人。
由于缺乏组织，自发的工人罢工常常出现失控，如打砸企业财物，与管理人员、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上街堵路等。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说：“哪个国家都有罢工。合法罢工我不反对，了不起你不工作嘛，但不能打砸东西。我们台商对罢工当然怕，因为没有规范，事前没有谈判、没有预兆，不知什么人突然发起，还打砸东西、打人。”
由于罢工没有法律地位，工人罢工的方式是“打卡不工作”。因此，罢工平息后，一些企业往往以“违反劳动纪律”、“旷工”为名，开除“带头”的工人，并且不给任何经济补偿。当这些工人向当地劳动执法部门、法院申诉时，往往得不到支持，因为，表面看，上班时间拒绝工作，确实是违反劳动纪律。一些工人因而四处投诉上访。
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说：“工人为了利益诉求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善意冲突，矛头并不对着党和政府。应该用和谐思维来认识、对待工人罢工问题。跟罢工工人过不去，就把党和政府摆到了工人的对立面上。”
工资集体协商艰难起步
如果说，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以法制形式给工人最低生存保障，那么劳资博弈——工资集体协商，就是调节企业分配的主要手段。本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各级工会的大力推动下，工资协商初显功效。但基层工会反映，只要协商，就有协商不成的可能。协商不成怎么办呢？
由于工资协商法律地位不明确，企业不理睬开头难、没有法定协商内容无事可谈、协商不成“收场难”，是协商工作的三大困扰。
多位受访的基层政府和工会、专家学者认为：应该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走出一条“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裁决”的中国式劳资博弈新路子。
江苏省是全国开展工资协商较早、面积较大的省份。据江苏省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殷同喜介绍，江苏省从1995年开始尝试工资集体协商。目前，全省开展协商的企业19万家，覆盖职工952万人。不少企业的工资协商走过这样的路径：工人为加薪而自发罢工、怠工——工会介入、协商解决——复工——工资协商常态化。现在，工资协商逐渐由被动向主动，变成企业的常规工作项目。
基层工会也反映，工资协商能取得实效的并不多见。殷同喜这样评价：“工作不可低估，成效不可高估”。江苏省张家港市总工会副主席陈建明说，张家港市94%外企建了工会，89%的工会开展了工资协商。去年，4%的企业谈判签了8%的工资增长率，其他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这8%，还没有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大。江苏省昆山市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说：能谈成的，都是企业本身已经计划好加薪的，只不过工会协商因素加入，比较透明一些。开展协商的企业，加薪幅度跟没有开展的区别不大。
一家工资协商“榜样企业”的工会主席告诉本刊记者：公司开展工资协商十多年了，最初是由解决工人罢工形成的制度。十多年来，通过协商，每年工资增幅都超过10%，理论上，工人工资翻了一番多，协商成绩很漂亮。但实际上，工人增加工资不多。因为一线工人流动性很大。有多少人能够在一家工厂的生产线上呆上10年呢？公司一线员工起薪点低，比最低工资标准高100元左右。那么，一个工人入职当年拿900元，第二年990元，第三年1089元，第四年1197元。好像前途很光明。但是，这年他辞职走了。新工人又从900元加起。因此，谈了十来年，公司工人的工资，跟其他企业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因为企业效益非常好，整体工资平台高一点。另外，公司对一线员工工资有“封顶数”，基本工资最高不超过1350元。
更多的地区，企业甚至连工资协商的形式都不愿意走。广东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周雪萍说：“广东省推动工资协商，我们第一步只要求企业参与发倡议书，东莞市也只有1个企业响应。广州市总工会连续两年、每年选取工会基础较好的五十多家企业进行工资协商试点，但真正坐下来谈的，寥寥无几。”
工会干部反映，企业多数对协商要约根本不理睬，有的是派个行政干部出来草草座谈一下，工会对此没有制约办法。广东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说：“我们愿意守法经营。但企业现在并没有跟工人协商工资的法定义务。工资协商我不反对，但要立法，大家按法律规范来谈。”
劳资博弈新路径
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张艳说，目前，不少地方尝试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但大多是把相关条款放进其他法律里面。在江苏，有关工资协商的条款就散落在集体合同条例、民主管理条例、工会条例等六七部地方法规里，执法力度不大。建议在国家层面立法，明确劳资双方在工资协商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江苏省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徐惠芬说，要有法律规定，工资协商究竟谈什么、谈不成怎么办。比如，企业利润劳资双方该拿多少。“这样，我们的协商才有基础”。
专家建议，建设中国特色工资协商制度——劳资协商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裁决，避免罢工。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中国不希望用激烈的方式解决劳资纠纷。需要探索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保障工人权益的新机制。如果没有正常的机制和制度安排，要么是工人利益受到损害，要么就是以激烈方式维权，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地方党委政府应该像推动企业工会组建那样，依法形成一种对资方的压力，营造促进劳资双方协商的氛围和便利，大力推进企业工资协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窗口期”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进入本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出阐述，近年来“调高、扩中、提抵”目标日渐清晰，成为新时期指导收入分配改革的思想基础。
从一定程度上说，收入增长与财富分配的过程往往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参与的主体越多，越容易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当前，我国参与收入分配的各主体的作用通道还不畅达，政府、企业、社会面临着各自领域内的分配不公问题，同时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十分纠结，亟待从源头上厘清。
另外，整合社会新共识也更显急迫，社会财富在国家层面怎么合理支配，需要尽快在认识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各群体利益如何得到合理保障，也需要尽快在认识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并要有行动。
“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我国战略目标实现。当前我国正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以及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头10年来，先富群体快速扩大，社会各群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我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不公平感明显增强的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我们党在两个重大的时间节点上明确了带领全国人民要实现的目标，一个是到年建党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目标鼓舞人心，需要妥善解决包括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来实现。目前我国正处在总体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特别是未来10年是全面小康建设的攻坚10年，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社会各界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诉求，整合到认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来。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杨宜勇说，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3.5万多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即别人“吃一堑”、我国“长多智”。
警惕“三大认识误区”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重大的改革。中央提出，要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巩固执政基础的高度来谋划这项改革，深得社会广泛拥护，但如何把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意识传导给各级党委政府，形成上下同心、抢抓机遇的合力，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本刊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以下“三大认识误区”急需引起高度警惕。
一是“人均GDP3000美元闯关论”。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被认为是“矛盾凸显期和发展黄金期”，大家都对这个时期避免出现“拉美陷阱”保持高度警惕，而我国目前已经总体上越过了人均GDP3000美元。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既然已经闯过这个所谓的危险期，很多问题自然就随之逐步解决了，当务之急还是要做大GDP，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会影响大局，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不少干部持有这种认识，突出的表现是，谈招商引资头头是道，而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三言两语，甚至无话可说。
二是“自动修复论”，或“市场调节论”。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最终还要靠市场机制去解决。突出表现在劳资关系上，关于农民工长期低薪问题，采访中，不少干部都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不能去干预，政府只能出台最低工资指导线。对劳资分配中出现的新动向、新矛盾，不少地方政府往往只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去看待，很少思考当市场之手失灵后，政府之手究竟该如何出招的问题，处于一种无为状态。
三是“没什么大不了论”。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强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还是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甚至有干部认为，现在收入问题只是在企业内部与资方有些矛盾，很难形成大规模事件。一些地方把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在提高劳动者报酬上积极性不高，各地都有“比低”而不是“攀高”的心理。一些干部甚至说，控制力量在自己手中，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这三种认识误区，对抢抓收入分配改革机遇期是非常不利的。南京大学教授朱力说，对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发风险的认识逐层衰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亟待建立上下同心的责任传导和考核机制，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历史性机遇不会从各级干部手中轻易溜掉。
以制订“十二五”规划为契机
当前，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期盼很高，十分关注正在制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工资支付条例》等文件，而今年又是编制“十二五”规划草案的关键一年，社会更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能够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有具体安排。
杨宜勇说，现在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目标是明确了，但缺少量化指标，或者说大目标有了，但分阶段的目标不清晰，大家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让收入分配格局能够有个根本性的好转。这样不利于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我们要像抓节能减排那样通过可量化的方式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杨宜勇说，“节能减排放目标当时写进‘十一五’规划时，也顶着很大压力，但正是有了这个量化目标，倒逼各地抓下去，现在看来实现规划中的承诺是没有多大问题了。收入分配要更复杂一些，但也有可量化的方面，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我们究竟在未来5年或10年要控制到什么水平，是可以有个阶段性目标的。”
有专家认为，我国可研究出台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搞了个“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很成功，例如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2.7倍，实际增长了4.2倍；人均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2.4倍，实际增长3.7倍，原计划私人设备投资增长2.4倍，结果增长了7.8倍。这些发展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接受采访的各界人士认为，抓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战略期”要综合推进五大改革：一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让国有企业利润通过适当的方式体现全民共享；二是垄断行业改革，尽最大可能减少垄断对分配格局的扭曲作用；三是社会保障制度重大改革，切实提升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安全感”；四是综合财税配套改革，特别要在调节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以及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等方面，出台切实可行的税收调节手段；五是工资制度改革，围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标，加大工资制度改革力度。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十二五”期间，我国应更加重视立法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立法规划研究，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
规模庞大的“灰色收入”
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规范灰色收入”的词句，但最终在讨论后予以删除了。
虽然“灰色收入”问题没能最终写入正式的政府工作报告，但许多人认为，其出现就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并下决心要“碰这个问题了”。因为，要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首先要摸清“家底”，而家底难摸清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规模庞大的“灰色收入”的存在。
当前，由于我国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居民收入渠道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灰色收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回扣、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等名目繁多。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灰色收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为“灰”实为“黑”的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公关”所得、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属变相受贿。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比如各类讲课费、顾问费、车马费等。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发表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的不规范“隐性收入”。
有专家认为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这部分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
常修泽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专家认为，“灰色收入”的存在，根源在于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与缺失。
目前，“灰色收入”来源主渠道，包括财政资金及其他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行政许可和审批、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垄断行业收入。这些行业和渠道，往往集中于公共资源或垄断行业领域，获益群体往往是拥有各种相关权力和联系的人员。
“‘灰色收入’往往是腐败的前奏，”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位市民对本刊记者说，“一些人‘灰’着‘灰’着就变成‘黑’的了。”
有专家指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灰色收入”问题，收入分配矛盾将可能“越陷越深”。必须尽快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压缩“灰色收入”的“寄生”空间。
“现在不光是没钱花，就是有钱我也没时间花”
曾被称为“中国垮了的一代”的“80后”，今年开始逐步进入“而立之年”。
立足、立业、立家，意味着有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工作，有一个可规划、有良好预期的发展前景，或有一套拥有产权的房产。这样的中产阶层状态，对于那些只能依靠自身努力来进行财富积累的“80后”而言，多还是一个梦想。
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国内较发达的城市，“80后”多面对高房价、快节奏等社会和生活压力；在小城市和乡村，“80后”多面临收入低、创业难的困境。
其中，拥有高学历、高社会参与度和强烈表达欲望的部分人群，成为新的“抱怨群体”，他们感到自己处于社会的“夹心层”，对现实不满，幸福指数不高，对未来充满不安和无力感。
一家知名日本企业刚刚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公司的主要管理层基本上是1978年生人。公司年轻的副总经理给公司做出的发展规划中，包含了一项重要内容：在未来5年，将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以“80后”为核心力量的公司，这意味着5年后，“80后”将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
在社会各行各业，“80后”都将逐渐由涉世不深的青年，向担当重任的中坚力量过渡，这也使他们更加强烈地期待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可支配财产等方面达到社会的中等水平。
他们距离自己的“中产梦”还有多远？他们将怎样实现这样的跨越？
“有一个巨大的门槛迈不过去”
在北京工作3年的徐晖，目前月薪1万元，在北京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1万元的收入扣除社保，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到手收入为7000多元。
这7000多元，除用于租房、吃饭、穿衣、人情世故、休闲娱乐、给家里的补贴、看病等，每个月基本上只能剩下1800元左右。
徐晖说：“这样的生活质量在北京属于中等，但是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买房子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事，但是如果要买房子、买车、有孩子，依靠现在的收入，透支是必须的。就是现在每月剩下的1800元，平均一天60元，平时一冲动多点了一个菜，也就剩不下了。”
吕倩在上海一家培训机构做日语老师，她所在的公司5月份将把日语部全体裁员，面临再就业压力的她不得不边找工作边做兼职。
吕倩说：“我在公司的收入结构是，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课酬在1000元至2000元不等，根据每月所上课程的难度、班级人数，以及学员评价等诸多考核标准而定。总体收入不算高，但是因为有3000元基本工资作保证，整体收入状况在同类公司中算中上等。”
“为了改善收入状况，我就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时间，在对外汉语学校和其他的日语培训机构做兼职老师。一个月可以赚4000多元的课酬，但是除去税、上课的路费和在外面吃饭的钱，最后拿到手的基本只有1000多元，常常感到自己白辛苦一场”，她说。
网上盛传的流行语，包括“房奴”、“车奴”、“孩奴”、“人生就像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等，很多都反映了生活在都市的“80后”被动、无奈的心理。
“我不止一次想过创业，但是创业首先需要资金，这个必须家里支持，”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向英说，“而且，创业最需要的是人脉，要能拉得到客户才行，可是这些我现在都还不具备。创业可以改变生活现状，但是非常艰难，条件还不具备，在企业打工还是在做重复性的劳动，收入也不高。我现在已经工作快3年了，到了一个应该提升的阶段，但是我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门槛迈不过去。”
温饱线上
创业激情还出现在小城镇和乡村。如今，在小城镇和农村，一些有在外打工经验的“80后“为提高收入，改变生活现状，选择了回乡创业。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姜楼村，想搞运输、农产品加工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大多在外打工几年，积累了经验，想回家创业，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
“农民创业就难在启动资金上。”姜楼村的村干部说，“银行推出了帮助农民创业贷款的活动，交50块钱办一张卡，就可以贷款，但是，现在卡都办了，钱贷不到。3万、5万元都不给贷，就算是村里面三家联保也不给贷，有些家庭自己前期已经投入一些资金了，现在贷不到款，前面的投资也打了水漂。我们村干部去跟他们协调，人家根本不听。”
“现在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出生在农村和小城镇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很难再回到自己的老家了，生活环境各方面已经不能适应了。现在的就业状况把他们全部推向市场，但是社会保障又不足，他们的生活状态、就业都是十分不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说，“尽管就业形势严峻，但是上升通道仍然是通畅的。刚刚毕业一两年的学生，尤其是学校比较差的学生，生活状况比较艰难，但是一般一两年之后，生活条件、收入水平会有逐步的提升。”
“而对于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的年轻人，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加就业机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李春玲说。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80后’的无力感主要体现在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感非常强。一个人要生活得安定，就要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所把握。‘80后’的心态不平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预期难以实现，现在不管是公司白领、小业主、打工者还是公务员，都感到对自己的将来不能做主，未来的发展不确定性很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全国近20多个省区市采访了解到，在城市打工的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基本在1200元至4000元的幅度内，根据工种、劳动强度不同有所差别。而以当前的物价水平和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看，打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数字”上不太好看的“普遍富裕”
在沿海地区采访时，本刊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天津、青岛等一些发达地区，大企业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而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中山等地，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就业，遍地都是小老板。
本刊记者走访浙江省宁海县了解到，去年该县西店镇人均收入2万元左右，全镇1000万元以上财产的家庭在100户以上。
“百姓富起来，创业是关键。在西店镇，年轻人如果问‘你在干什么’，意思是问你在办什么厂、做什么生意，打工，对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丢人’的事情、无能的表现。”西店镇镇长庞建宏告诉本刊记者，全镇仅有户籍人口4万多人，但登记的工业企业有1600多家，还不包括三产工商户2000家，主要从事文具、模具、小家电等行业，很多人都是借了高利贷，进行早期创业。
在上海市，打工者与创业者的生活境况差距甚远。来自安徽六安的李杰斌在上海做家具安装工，现在一个月收入只有1500元，包吃包住，打工2年，收入低得只能保证温饱，而且涨工资的可能性也不大。
他说：“我现在工作基本上是一天10个小时，公司为了减少开支，送货、安装都是我一个人，现在不光是没钱花，就是有钱我也没时间花。过了今年，如果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我就回老家去做小生意。”
1995年从河南来上海的孙剑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群体”。他说：“来上海工作15年了，刚开始打工一个月挣400元，我觉得打工永远都富不了，所以就自己单干跑运输，我现在年收入已经达到30万到40万元，拥有3辆货车，雇用了6名驾驶员。我现在全家都生活在上海。”
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80后”都不缺乏创业激情。但目前，城市创业成功率只有5%，农村创业成功的比例更低。
“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现状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地方政府应当富民优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显高于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浙江推行的是富民经济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发达地区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
在广东省中山市，城乡差距是1:1.8，民营经济对当地百姓的致富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说：“过去，地方政府考核盯着GDP，像中山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就不太好看，因为‘普遍富裕’就没有‘亮点’，干部压力大，上级不喜欢。但这样的地方，中小企业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
本刊记者采访一些地区基层政府时发现，当地干部的奖金根据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排名等业绩来计算，但没有“提高居民收入”这一项奖励。
税收逆调节背后的“央地博弈”
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造成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这种税收逆向调节，与中央、地方纵向财政分配不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湖南某地一家规模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着院门。
这家企业由于解决了当地3000人的就业，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对象，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职能部门进入企业检查。
如此戒备森严、备受保护的企业，却不断被举报有严重的偷漏税行为。
为此，当地国税部门在缜密的前期调查后，联合公安部门对企业进行了一场突击检查，发现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销售额为1900余万元，而实际销售收入高达2亿元；企业内部还专门设有一间金库，堆放着成箱的现金，用于日常交易，以躲避税务部门对企业的账户监控。
“1900万元与2个亿，相差10多倍，这中间的税收流失十分惊人。”一位税务干部说，“如果没有突击检查，这部分钱就直接进了企业主的腰包。”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辽宁、安徽、湖南等地采访时发现，税收这一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杠杆，在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时有些“失灵”，高收入群体税收“管不住”已经成为各级税务部门普遍面临的难题。
“收不上来”与“挖地三尺”
多位受访基层税务干部表示，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监管困难，使得许多高收入群体没有按章纳税，产生了很多暴发户。一些企业一年利润几千万元，但纳税只有一点点。很多开矿的千万亿万富翁纳税也少得可怜。
辽宁省地税局的一位税务干部介绍，现在很多企业老板采用各种手段偷逃税款，税务部门由于征管手段跟不上，很难查处。比如，目前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通常是按照其获得企业利润的20%进行征税。但很多老板为了避税，尽管企业利润已经很多了，但却长期不进行分配，个人的购车、购房、吃喝等开支都从企业出账。这样，尽管个人工资收入很低，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高收入群体。对此，税务部门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十分无奈。
一些纳税人还通过多头“收入”来逃避税收。辽宁省本溪地税部门曾查处一起个案，当事人共有七处收入，每处都低于2000元纳税起征点，这样尽管每月拿着万元以上的收入，却不缴税。
该收的收不上，但税收的任务却是层层下达，年年增长。
本刊记者在安徽采访时，一位农民企业主说起税收负担便“一肚子苦水”。他说，前几年，他与人合伙办了一家线缆材料厂，利用回收的废旧物资生产线缆。去年企业销售收入600万元，但扣除人员工资、银行贷款利息和税收，纯利只有2万元，这还是因吸纳残疾人就业而减免了20多万元增值税，若扣除这个因素，企业将亏损20万元左右。
这位企业主感叹，“自己劳心劳力办企业，还不如人家外出打工的人挣得多。”
对此，不少基层税务干部也承认，由于高收入群体的税源管不住，为了完成税收目标，基层税务干部只能把着力点放在容易征管的企事业单位和小企业、小摊贩身上，“挖地三尺”收“过头税”的情况时有发生。
“事实上，我们也觉得不合理。”一位基层税务干部以无奈的口气表示。
对小规模纳税人管得过死，结果便是遏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个人销售货物增值税的起征点已由过去的2000元调整到现在的5000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5000元的起征点对很多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也显得过于苛刻。以起征点为5000元计算，达到5000元销售额就要征3%的税，即150元。这150元是不管企业是否挣钱都一定要交的。可实际上，即使企业利润高达20%，5000元的销售额也就是1000元利润，除去房租、水电费用，可能所剩无几甚至亏本。
再以营业税为例，名义上是按税率征收，但因为很多企业通过不开发票来逃税，所以，税务部门通常对餐饮、零售、修理、洗浴等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改行定额征收，根据预定的“税收增收目标”确定纳税定额以及逐年递增的比例，以此实现营业税收入的超常规增长。
这种征管方法扭曲了营业税，使之变异为“人头税”或“户头税”。因此就出现了对一些小饭店和小餐馆收税时，不管实际经营状况，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的情况，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简单征管，不同程度加重了一些小企业主的负担。
“央地博弈”投影
本刊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与国税部门相比，地税部门的干部通常征收的压力更大。湖南某县审计局的一位审计师说：“每年地方政府都为财政预算焦虑，地税要年年增长，国税年年有余，不慌不忙。地税，不仅要收今年的税，有时还要把明年的税都收上来。而国税则不着急，有埋伏，今年任务完成了就不用太逼，可以让他们明年再交。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分配不均，国家拿了大头，对中央加强集权是好事，但对地县是苦不堪言。”
“1994年搞完分税制后，这么多年基本没变过。我们县离北京远，老往上边跑也不行。虽然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看起来也不少，但通常是带着项目来的专项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自由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却少得可怜。地方政府想办事就得花钱，所以地方政府热衷搞土地财政，对由地方征收的税种必然要吃干榨尽。”南方一位贫困县的财政局预算科科长对本刊记者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的历次调整都是由中央政府根据自身需要而发起，并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结果。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重新集中了财权，使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却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其承担的支出责任不平衡。而当前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而财税数字的增长又是一个极重要的砝码，这就必然诱导地方政府官员投入到横向财政竞争中。
“我们的税收超收真的不敢想象。”一位地税局的官员向本刊记者坦承，“特别是土地税增长太快了，因为这个中央拿不走。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求把财政收入做大，把蛋糕做大，但蛋糕里到底有多少奶油呢？税收数字增长很快，但有的是洗税。比如说有个土地开发项目，表面上说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签了合同，按理就该收税了，但实际没签合同所以开发商不愿交税，地方政府就可成立政府投资公司，由财政通过这个渠道拨钱给开发商，然后开发商拿这个钱交税，这样一圈下来，财政支出和收入互相抵消，但表面上蛋糕做得很大。”
“逆向调节”亟待扭转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税收杠杆本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现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逆向调节”的负作用亟待引起关注并予以扭转。
针对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逆调节”问题，一些基层税务干部和专家认为，要改变税收“调低难调高”的局面，当务之急是要强化现有的征管措施，将该收的税收上来。同时通过调整完善现有的税收政策制度，减轻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负担，从而公平税赋，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正效应”。
“关键还在于税务部门想不想把税收上来，愿不愿意多费些力气，把该征的税一分不少地收上来。”湖南省耒阳市一位税务干部说。
如何打破信息割据完善征信体系，强化对高收入群体的资产收入监管？辽宁一位基层地税局干部说，就单个而言，如今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化程度都比较高，但总体看，各部门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缺乏一个部门来驾驭和管理所有的信息。“现在我们要了解其他一些部门的信息，还得找熟人先喝酒才能掌握，这种信息获取难度和成本太高了。”
他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措施，以地区为单位，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基础信息实行定期交换，打破隔阂，实现共享，建立一个庞大的税源监控体系，从而便于税务部门掌握纳税人信息，加强监控，有效征管。
一些基层税务干部和专家呼吁，对高收入者增加税收调节措施，如调整资源税，将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并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开征消费税、物业税等。对小规模纳税人和普通百姓减轻税负，增加他们的收入。另外，税收要对社会捐赠给予政策优惠，鼓励富人为社会福利事业和一些公共事业作出贡献，鼓励更多富人捐赠，发挥其对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的作用，缩小社会公民的收入差距。
针对各地财政均等状况，中央政府要充分发挥均等化转移支付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在补助数量、分配结构、拨款方式等方面进行改善，提高均等化绩效。通过中央政府有效的均等化措施，提高地方政府财力，弥补由于纵向财政不均等而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政困境。通过均等化措施，增加贫穷地区的政府财力，弥补由于横向财政竞争而加剧的横向财政不均等，使这些地区的公共支出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公共需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亟待完善的分税制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在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失衡”上下功夫。经过多次财权调整，较好解决了自1980年代以来地方财力过大的问题，削弱了“诸侯”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这一制度创新，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促进经济转轨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化解、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分税制只解决了财政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学者张曙光撰文指出：“政府竞争既包括地区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也包括部门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形成了‘诸侯经济’，部门政府间的竞争形成了‘王爷经济’，如果说地区间竞争还具有某些生产和创利作用，那么，部门间竞争则带有更多的垄断特征和分利性质。”
立足于财政视角，分税制在注重解决“诸侯”问题的同时，却忽略了对“王爷”权力的限制，肢解了政府财权的统一性。收入上，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等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部分学者研究显示，其收入规模约为财政预算内的30%～40%。支出上，则出现了比例化、泛法化的倾向，“各路大臣都分钱”，“公共财政”形同“部门财政”。
有数字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达239项，其金额占转移支付总金额的64%。有的中央专项金额小至十万八万，而且带着“龙套”一直“落实”到基层。有些专项资金，实质上是“财权部门化”的体现，即各部门作为“第二财政”在参与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过多地体现为部门利益，极易产生“寻租”行为，加之需要地方政府层层“配套”，成为中央各部门“条条”干预地方政府“块块”的重要载体。近些年，审计署刮起的“审计风暴”，更显示出违规违纪金额越来越大的非正常变动态势。“财权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等问题的泛滥，加重了纳税人的经济负担，浪费了财政资源，降低了分税制体制改革功效。所以，在新一轮财政体制调整过程中，一定要从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的高度出发，通过完善各项财政法规制度、深化政府预算改革、整合政府财力资源和实行“金财工程”等措施，确保政府财政权的完整、统一，从根本上遏制“王爷经济”现象。
以法律的形式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各级政府间的收入范围、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划分财政权、划分财政立法权，是确保分税制财政体制科学、民主、规范、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法治化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发达国家财政法治化程度相比，与实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凸显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层次比较低、立法质量不高等问题。特别是有关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内容，只在《宪法》中简单地提了一笔，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对相关内容作详细规定。相关法规只停留在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基础上，而且对事权、财权、转移支付等内容也是粗线条地规定，仍缺乏可操作性。
所以，就目前财政体制法治性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治”大于“法治”，“上级”决定“下级”，“随意”代替“稳定”，政府间“事权”、“财权”、“转移支付”等重大事项调整，往往只是依据政府或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分税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体制只能建构在法治化基础之上。借鉴国际经验，当务之急是研究出台《政府间财政关系法》《转移支付法》，修订《预算法》，以“法”的形式规范政府间财政行为，实现“人治”财政向“法治”财政的重大转变。
城市总体布局决定交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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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需要告别“规模崇拜症”，应
围绕大城市四周不断发展的小城镇，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提升，逐渐增强吸纳人口和扩大就业的能力，形成一串各具风格的卫星型城市带。城市的总体布局决定城市交通的成败。总体布局不合理，即使投入再多的资金，采取再多的措施，交通问题也没法解决好。城市“大饼”越摊越大 何时告别“规模崇拜症”？    
图为北京站外抵京乘客在排队上地铁
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
10月9日上午9点15分，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正在播出：“尾号为4730的听众发来短信说，他上课的时间是早上9点，他在北三环堵了整整一个小时，现在距离学校还有三公里，急啊！”
北京市民依稀记得:今年1月5日,一场大雪让北京的路面交通几近瘫痪;9月17日,一场小雨引发了京城暴堵,市区晚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达到创纪录的140条……调查数字显示,北京市民每天平均上下班在路上消耗的时间为40分钟,居全国之首。
于是，有媒体评论——首都变成了“首堵”。
不只北京，武汉、西安等地的市民都在承受“堵城”之困，长沙将斥巨资建造“地下交通网”以破解“堵城”困局，广州也在急寻治堵出路……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脚步的加快，提升了社会文明水平、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财富。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病”暴露出来，让人们不得不反思城市发展所走过的道路。
“不是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背景提示：十年前，谁能预料中国汽车业发展如此迅猛——继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突破1000万辆位居世界第一后，2010年中国汽车销量预计将突破1500万辆。仅今年上半年，北京的机动车增加了34.5万辆。十年前，谁能预料城市人口膨胀如此之快——2009年末，北京全市实际常住人口1972万，流动人口已超千万,这意味着，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的目标提前10年被突破。
谈及北京车辆剧增的话题，北京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汽车排放技术总监肖亚平深有感触：“我们办公室一共有12个人，有6个人居住在五环附近或者五环以外。他们上班的路程都超过60公里，如果不开车，每天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开车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缩减很多。这种状况下，不开车怎么办？”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太快。” 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说，“十年前甚至五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人口增长如此迅速，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如此迅速。”
众所周知，出行机动化和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北京，400万辆机动车中有300多万辆是私家车，占比75%以上。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小汽车数量的激增。”国家信息中心资源部主任徐长明分析说，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三年人均GDP买得起一辆车的时候，是这个国家中等收入阶层进入买车时代的开始，也意味着汽车产业发展进入高速阶段，销售量年均增长速度一般在20%左右。
徐长明介绍说，在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型化的工业，通常与轻工业、服务工业、高科技产业相对应)，伴随着城市化，人们在这个时期的消费主要是在住行。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从而进入住行消费为主的阶段，汽车开始大规模普及。
然而，汽车保有量的剧增只是拥堵的一个方面原因。
城市交通拥堵的背景是正在迅速城市化的中国。
联合国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目前全球共有50万以上人口城市961个，其中中国占到236个。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又将有107个城市加入这一行列。2009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6.22亿，占总人口的46.6%。
城市规模不断趋大化造成的交通拥堵、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正在考验着城市的忍耐力
城市“大饼”缘何越摊越大
背景提示：20年前，在北京生活的人们还不愿意搬到边远的三环路附近居住。现在更多的人，不得不居住到更远的四环、五环、六环。反观国外，一些城市已开始限制城市发展规模。比如，美国纽约现有人口800万，已经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城市发展规模。
薛伟和高霞，白天同在西单的一家公司上班，每天下班都会一起坐地铁，在东单站换乘5号线，然后一个往南回宋家庄，一个向北去回龙观。
这条连通南北的5号线地铁，每天来来往往着许多这样的上班族。5号线的两头，是人口密集的天通苑、回龙观与宋家庄。回龙观，被媒体称为“卧龙观”。
其实，“卧龙观”不止此一处。随着北京城市开发建设不断拓展，在市区周边出现了不少“卫星城”，由于区域布局的局限，这些卫星城往往只具备居住、购物、休闲等功能，要寻找好的就业机会仍然不得不涌向城市的中心地带。至于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更是畸形地集中在城市中心。人们如此奔波于城中心和居住地，造成“钟摆效应”，从而产生用能、用地、交通三大障碍。
实践证明，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主要有两种：一是城市的不断发展，其外延不断扩大，同时不断地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与渗透，也就是“摊大饼式”模式；二是围绕大城市四周不断发展的小城镇，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提升，逐渐增强了吸纳人口和扩大就业的能力，形成一串各具风格和特色鲜明的卫星型城市带。这也就是吴良镛教授提出的“葡萄串”的城市发展模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量和体积的不断扩大，采取什么样的扩张方式需要我们仔细斟酌。
目前，发达国家已开始反思城市规模过分扩大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中国大多数城市发展仍然在走“摊大饼”的老路。当城市规模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时，人们不禁要问：城市扩张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对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铁臻十分担忧：在这些超级大城市中，人口和车辆增多，造成交通拥堵；同时，由于车多，排放废气多，造成空气混浊，阴霾天增加，城市环境急剧恶化。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最近提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水资源刚性需求日益增强。“十一五”以来，北京市每年增加54万人口，由此新增的刚性用水需求达6000万立方米；上海市每年增加近30万人口，由此新增的刚性用水需求达3000万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北京市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很快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前所长陈光庭说，“摊大饼式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在力争解决的一个难题。目前，各国采取了许多措施，专家学者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巴黎市为了解决摊大饼问题，计划建设5个卫星城，每个卫星城计划居住10万-30万人，但由于种种原因，5个卫星城的吸引力仍然不足。
“作为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北京，更应该采取控制措施限制城市无限扩大。”李泽中说。
城市是不是越大越有面子
背景提示：在全国661个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还有多个城市要建CBD。有关专家表示，由于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这导致各地扩大人口规模的冲动越来越强。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这既有客观的体制原因，又有主观的盲目性。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经对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精辟分析，他认为，近年来一些城市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有的城市还限制脚踩、电动两用自行车和自行车上路，甚至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过：“我会一面走，一面向你讲述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故事，有多少曾经的大城市变成了如今的小城市，又有多少我们有生之年成长起来的大城市，在过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变迁背后，则是城市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交通拥堵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城市扩张的合理模式和未来发展道路。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形成10个大都市区，人口均超过1000万。这里不仅城市化程度最高，还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引擎，大部分GDP都由它们贡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樊纲提出在此基础上，未来要加强城市群的发展。
按照国家规划，到2050年之前，我国城市化率要提高至70%左右，这样平均每年约有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樊纲认为，把长江沿线算上，至少东南沿海、中部地区将是未来承载这些人口的主要地区。“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再发展余地不多，要在沿海地区发展大量的中小城市，从而形成一些城市群。”
城市群具备怎样的结构才合理？
中南大学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黄奇心中的理想结构应该像有“天堂之果”美誉的橄榄的形状——最具竞争力的特大型城市和末端的小城市均为少数，而势均力敌的中间型城市则为大多数。他认为，在国家层面，从长远发展已经考虑到这样的梯度发展理论，这将有助于解决城市结构由“金字塔”到“橄榄”型的转变。
专家指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必须发挥它的凝聚经济的功能，以吸引投资、孵化新企业并刺激经济增长。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应该更加注意多元化发展。小城镇应该具有吸纳农村人口过剩人口、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由于大、中、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有不同的功能，大、中、小城市必须形成合理的布局。唯此，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才能更稳健，中国的交通拥堵问题才能真正找到治本之策。
压题照片为10月9日上午8点的北京西便门桥上的车流。
以人为本是治疗“城市病”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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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的治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而且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即使治愈城市病的过程再复杂，其基本的药方也只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从人居的角度去策划城市，设计城市，建设城市，而不是其他的标准。只有如此，城市化的过程才不会误入歧途，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个真正的起点。
“城市病”面前，你幸福了吗

9月17日，北京交通创下了新的拥堵纪录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本该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幸福感却在一点点地流失：一边面对着更优质的资源，一边却倍感享受资源之艰难；一边被城市之外的人所羡慕着，一边却承受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于是，在生活问题和难题频出时，“幸福”的城市人终于发出了“幸福在哪里”、“幸福了吗”的疑问。尽管他们也自知这城市依旧让他们喜爱，但是他们已经确定无疑地感受到了城市患上了一种病。
这种病就是城市病，这种病看似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症状：当人口和资源集中到一个城市时，各种问题必然因为这种集中而出现。如果我们把城市看成是一个承载能力有限的系统，就必须承认这个系统存在超载的可能。而超载的结果就是，每一个生活于这个系统中的人都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因此，城市病症出现时，我们需要引起的第一重反思就是，在城市设计与发展时，应该注意到城市的容量与大小，应该注意到城市是一个生活的地方，从宜居的角度去策划城市，设计城市，建设城市。
当然，由于资源的集中有利于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在面对城市病时不能因噎废食，把城市化一棒子打倒，而是应该找到城市化与城市病的界限，达到既实现城市化，又不致出现城市病的程度。这是城市病应该引起的第二重反思。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城市化有更为合理的理念和设计，如果说第一重反思是把城市当成一个系统，那么第三重反思就要把这个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以合理的设计保证这些子系统都是健康的完善的。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建设中不能存在短板，硬件和软件的建设都应该跟上。
而城市病之所以出现，还与城市这个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有关。比如，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大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种并未达成和谐生态的关系，导致了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越来越多的资源和人力不断涌入，而且是单向流动的，单向流动的原因，在于大城市集纳了太多资源。
社会由很多城市和乡村构成，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城市病的出现既与大环境有关，又与本身的发展有关。这种复杂的原因决定了城市病的治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而且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同时，有一点也是可以确定的，即使治愈城市病的过程再复杂，其基本的药方只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从人居的角度去打造城市，而不是其他的标准。只有如此，城市化的过程才不会误入歧途，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个真正的起点。
希望打造“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组合为基础，以信息技术高度集成、信息资源综合应用为主要特征，以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智慧生活等为重要内容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可以说，智慧城市就是一个网络城市。
上海世博会，去还是不去？
从今年５月１日上海世博会开幕的那天起，在北京一家大型网站工作的王枫就处于一种“纠结”状态。去吧，担心人多拥挤，不去，又担心留下遗憾。好不容易熬到中秋节，她终于下决心去。于是她把工作放下，带着三岁的女儿来到上海世博园。女儿高兴地见到了童话中的“小美人鱼”，王枫真切感受了“流动”的“清明上河图”。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但王枫觉得这种体验终生难忘。
像王枫一样，每天有数十万人带着好奇、带着梦想来到上海世博园。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说，这么多人能来世博会体验来自全世界的科技成果，感受全人类的文化盛宴，这在中国的休闲史上是没有过的，世博会将开启中国人体验式休闲的新篇章。
“智造”启迪我们的“无限想象”
“爸爸，等下次堵车的时候，你就坐着‘叶子’去上班吧。”“叶子”是飞飞在上汽集团－通用汽车馆体验的“２０３０年汽车”。爸爸带着她从浦西的几个企业馆出来以后，这个六岁的小姑娘想象力突然被“启动”了，她甚至指着远处的上海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说像是“起瓶盖”的起子。
日本产业馆的主题设计非常独特，它的墙壁是由再生纸管建成的。在一个世界少见的纵长银幕上，参观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日本的跃动。从北到南，从春天到冬天，从最不起眼的东西到高科技产品，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未来信息通信技术将如何发展呢？在信息通信馆中，一个手持ＩＣＴ（信息通信技术）移动终端与屏幕互动体验，让观众体验到未来信息通信的巨大突破，感受视、听、味、嗅、触感的“五感”通信。
“世界博览会是人类文明的展示，通过参观世博会，体现享受的过程，人们在感官上不仅获得感官上的满足，而且在人类的发明创造中，充满着更多的是人情、人性和温馨的东西，给人一种激情和深层思考。”马惠娣说，亲自体验是不一样的，什么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智慧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只有通过体验才能知道，世博会给人们提供了“智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结束语】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工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也在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一方面是创造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改变生态格局、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导致温室效应等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当我们对“城市病”大肆诟病之后，不妨理性思考一下，城市病了，我们自身能为他做点什么，或许一个深思熟路的决策，一个宽容平和的心态，也能作用于“城市病”的防治，使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