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春天 - 和大流感的百年之约1

『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明年春天 - 和大流感的百年之约
作者：京虎子 提交日期：2009-5-25 21:47:00 访问：111505 回复：773 开篇 – 这个世界越来越陌生
2009年春天，全球报警，猪流感爆发。
　　 从墨西哥开始，蔓延到美国，然后迅速走向全球，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首，很多国家相继采取激进做法，杀猪的杀猪，隔离的隔离，力求将猪流感的威胁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一时间，猪流感妇孺皆知，成了使用率最高的名词。
　　 从萨斯、禽流感到猪流感，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让人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定，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突然间陌生起来，而且变得越来越陌生，陌生得像一场噩梦。病毒性疾病如同从一个密封万年的盒子里被释放出来一样，争先恐后地进入人群，原本应当是美好的新世纪越来越像瘟疫横行的古代。
　　 对于很多人来说，猪流感突然成了巨大的威胁，实在有些莫名其妙。科学家告诉我们，禽流感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有数不清的野鸟。但是，整个世界大概剩不下几头野猪了。几乎所有的猪都被圈养起来，为了让它们快速长膘而多吃少动，为什么猪流感折腾得比禽流感还厉害？
　　 猪，从盘中餐变成了悬在头上的剑。
　　 禽也好，猪也罢，归根到底是流感。流感即流行性感冒，不过用不着这么解释，因为提到流感绝对不会被混淆的，就像在英文中提到FLU，所有的人都知道说的是什么，反过来，能拼对INFLUENZA的人并不多。
　　 感冒而已，有人年年见，有人经常患，为什么如此可怕？换句话说，科学发展到了今天，连人都快能人造了，为什么对如此可怕的流感还没有良策？流感疫苗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年年接种，到头来不是鸡瘟就是猪瘟，居然到了发烧咳嗽都有生命危险的地步？
　　 科学家一次又一次警告我们，危机迫在眉睫。但是，在他们那些科学的语言中始终缺少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这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加严重警告的尽头是什么？
　　 这个尽头是人类终于掌握了征服流感的利器，还是又一次末日浩劫？
　　 这个尽头是一场人类和大流感的百年之约，在期满之前的最后十年，每一个春天都可能是一场难以形容的灾难。然而，对于这个结局，人类似乎别无选择。
　　 理解这个尽头，还得先从过去开始。当你真正了解了过去，就能够预测未来。
　　 既然闹起了猪流感，那就从它说起，从三十三个春天前说起。
　　
　　一、没有猪的流感
　　
　　1. 很不吉利的1976年
　　
　　 1988年的春天，我很偶然地走进医院妇产科病房，里面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每一张病床上都躺着两位待产的孕妇。床容不下两个人平躺，于是两个人只好背靠背地捧着大大的肚子侧卧。
　　 朋友解释说，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几乎所有有计划生育治标的夫妻都想让孩子在龙年出生，因为龙年吉利。
　　 吉利？我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四个数字：1976。上一个龙年，吉利吗？
　　 那一年，在我的记忆中很难与吉利联系上。我记得那年的一月份曾经在冷冷的长安街上等一辆车经过，四月份在大喇叭的不断催促中走出广场，七月份迷迷糊糊地在操场上等待黎明，事后才知道，就在我家窗台上酱油瓶子破裂的瞬间，几十万人失去了性命。九月份站在离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学校操场上为神默哀，冬天到来后，在地震的警告中搬进了防空洞。
　　 如果这么多事情加起来还叫吉利的话，我有理由怀疑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的家庭出身，是不是在当年故意把革命事业接班人引入歧途？
　　 1976年初，我只是个孩子，1976年底，我可以被称为少年了，因为经过了那么多的事，天真便是过份的奢求了。
　　 1976年经历了太多的事，让我的记忆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容纳发生在那一年的其他时间，加上由于闭关锁国，外边的世界对于我来说非常陌生，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事件。直到很多年后，定居在大洋彼岸的我才知道这一年美国也有事，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一年也和吉利毫不相干。
　　 1975-76年美国东部的春天很是寒冷，雪很多很大，公路和停车场上经常堆满了雪，人们大多数时间待在室里，到处都能听到咳嗽和醒鼻涕的声音。
　　 位于新泽西州的狄克斯军营是美军的新兵训练营，元旦之后，几千名新兵陆续来到这里，回家度完圣诞假期的教官们也就位了，寒冷的冬天正是训练新兵蛋子最好的时候。
　　 2月4日晚，18岁的戴维•路易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到浴室洗了一把脸，穿好军装，有些摇晃地走出宿舍。
　　 这天早上醒来后，路易斯感到发烧和浑身疼痛，头痛欲裂，鼻涕流个不停，他告了病假，军营的医生让他卧床休息。一整天，路易斯烧得浑浑噩噩，一会睡一会醒。到了晚上，虽然没有好转，但他们队要进行五英里行军，路易斯决定参加。
　　 在进军中，路易斯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呼吸越来越困难。路易斯一边走一边吃力的大口喘气，终于栽倒在地上。同伴们连忙把他送到军营的医院，几个小时后，医生宣布路易斯死亡，诊断是流感伴随着肺炎。
　　 狄克斯军营为之震惊了，认识路易斯的人都难以置信，因为路易斯非常健康、没有任何慢性病、身体条件处于最健壮的时刻。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5-26　08:31:26　   　　 新兵们私下里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什么是流感，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肯相信大家从小就常见的流感能够在一天之内夺去那么健壮的一条生命，医生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这些吊儿郎当的医生没有发现？
　　 狄克斯军营的医生其实是相当尽职的，从一月份开始，军营中变经常出现感冒症状，很多人被要求卧床休息，更多的人则不以为然。
　　 对此，狄克斯军营负责防疫的医生约瑟夫•巴特莱上校并不担心，他认为这是腺病毒引起的感冒，通常这类感冒会出现类似流感的中度症状。狄克斯军营的新兵来自全国各地，教官在圣诞假期中也把全美国的病毒都带到这里，不出现感冒流行才怪哪。
　　 新泽西州卫生局副局长马丁•古德费尔德听到狄克斯军营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场流感流行。巴特莱坚持是腺病毒，两人各持己见，最后决定：打赌。
　　 1月29日，巴特莱从几位患病士兵的咽喉中取样，差人送到新泽西州卫生局实验室，巴特莱自信他肯定会赢得这场打赌，因为到目前为止，病人的症状都不严重。
　　 几天后，古德费尔德打来电话：上校，你输了。
　　 19份咽喉取样中，从11份中分离出今年流感的流行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
　　 巴特莱感到很沮丧，古德费尔德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剩下的8份样品中有7份显示有流感病毒，可是他的技术员不能确定是哪一株。古德费尔德翻遍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文件，没有找到任何新流感毒株的警报，看看自己实验室也就这水平了，古德费尔德只得将这七份样品送往美国防疫最高机构，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CDC)，请他们确定毒株。
　　 路易斯死亡后，巴特莱赶紧从尸体的咽喉取样，正好另外一名士兵也病了，巴特莱把这两份样品一起送给古德费尔德。古德费尔德的实验室从两份样品中都分离到流感病毒，可是同样不知道是哪一株，只好再次送往CDC。
　　 收到古德费尔德第二批样品时，CDC刚刚完成上一批样品的分析。那7份样品中，有5份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这很好理解，州卫生局实验室的水平有限。但是另外2份样品分离出的病毒无法立即确认。CDC当即对第二批样品进行分析，得到的流感病毒同样无法立即确认。
　　 一周后，CDC实验室终于得到结果：从这几份样品中分离出的流感病毒是猪流感病毒。
　　 2月12日，实验报告到了CDC流感病毒实验室主任沃特•道达尔手中。
　　 看完报告，道达尔心中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来到了。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5-26　21:01:22　   　　2. 毛绒绒的鸡蛋
　　
　　 道达尔于1968年出任CDC流感病毒实验室主任，CDC流感病毒实验室是WHO流感病毒收集中心，是全球流感监测最权威的实验室。
　　 道达尔主掌CDC流感实验室之时，正赶上被称为香港流感的上一次全球流感大流行。那次流感大流行在全球造成一百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34000人。临危受命之际，流感大流行已成燎原之势，除了监测疫情之外，道达尔无所作为。
　　 那次流感大流行结束之后，道达尔一直在等待下一次大流感，拥有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他有一个梦想：在下一次大流感起于青萍之末之时，就将之控制住。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拯救上百万、上千万甚至更多的生命，因为下一次大流感很可能是1918年大流感的翻版。对于一个微生物学家来说，对于一个防疫人来讲，这是高于获得各种荣誉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终极梦想。
　　 道达尔拿着实验报告的手不禁颤抖起来，难道这个梦想就在眼前？
　　 道达尔的思维在快速转动着，在当时，这一领域的多数学者都倾向于1918年大流感是猪流感，1918年到现在已经快60年了，如果1918年大流感的毒株再次出现的话，退几步说，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有免疫力，以20岁左右年轻人为主的狄克斯军营是流感流行的最佳环境，1918年大流感就是首先在美军训练营里出现的。如果真的是大流感的初始，现在做疫苗是否来得及？
　　 从长考中清醒过来，道达尔一看表，早过了下班时间，道达尔决定不能再等了，必须采取行动，他拿起电话，拔了CDC主任戴维•森瑟家的号码。
　　 电话打到家中，森瑟知道肯定是要事。森瑟作为美国疾病控制首席官员已经10年了，历经三位总统，早已能够做到处乱不惊。听完道达尔的简要汇报，森瑟的第一个问题是：会不会是个假警报？
　　 道达尔被这个问题从高空拽到地面，犹豫了一下回答：不无可能，实验室有出错的可能。
　　 道达尔心知肚明，自己的那个国际团队天天重复同样的流感病毒分离鉴定工作，整体业务水平虽然高于新泽西州卫生局实验室，但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上就未必了，不出错才是不可能的事。
　　 森瑟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水平，于是做出决定：明天重复实验。
　　 有些抑郁的道达尔马上布置明天的实验，自己要亲自把关，一定不能有质量问题。
　　 第二天，道达尔的手下开始重复对新泽西的那几份样品进行病毒鉴定。刚过中午，森瑟的电话就来了：重复的结果怎么样？
　　 道达尔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在兴奋与抑郁之间，忘了告诉老板一件事：重复实验的结果要三天之后才能拿到。
　　 森瑟差点在电话中说出脏字，昨天道达尔怎么没提这一点？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哪？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5-27　08:08:42　   　　 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密执安大学的微生物学教室里，他和同学们聚精会神地从毛绒绒的鸡蛋中采取流感病毒，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的教授的话犹在耳边：森瑟先生，您如果不希望这里所有的人明天都躺在床上发烧流鼻涕的话，最好小心一点，尤其是您手中管子里的液体。
　　 时间过得真快呀，几乎二十年了。
　　 在森瑟为光阴如梭而感慨后的第九个春天，我一边揉着被远郊公共汽车颠得很不舒服的屁股，一边走进北京郊区的一个养鸡场。因为在微生物教研室实习，这种长途跋涉的科研业务就交给我们这些学生了。
　　 在一间很简易的办公室里，那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看完了系里开的介绍信后，直接了当地说：鸡胚没有。
　　 您知道哪儿有吗？
　　 全北京你都买不到。
　　 为什么？
　　 闹鸡瘟，鸡都死了。
　　 好吧，只好回去了，权当免费郊游了。道声谢转身要走，那人把我叫住：你们买鸡胚干吗用呀？
　　 做实验用，培养流感病毒，就是闹鸡瘟的那个。
　　 分离流感病毒最常用的办法，是把样品接种到鸡胚之中。所谓鸡胚就是受精卵，通俗说是能够孵出小鸡的鸡蛋，几天之后，把鸡胚的液体取出来作检测，如果样品中有流感病毒的话，流感病毒已经在鸡胚中大量复制，能够被血球凝集抑制实验或其他方法检测和鉴定出来。
　　 几年后出差到南京，当地接待人员请客吃饭，席间有一道本地特产，接待人员介绍，这叫旺鸡蛋，南京人都爱吃。
　　 这，这不就是鸡胚吗？！
　　 我的脑海中涌现出当年实习和代课时那一排又一排鸡胚，肚子里翻江倒海，浑身上下感到毛绒绒的。
　　 森瑟主任并没有吃到旺鸡蛋的福气，所以没有这种毛绒绒的感觉，他面临的问题是：时间容许不容许他多等三天？
　　
　　3. 最及时的预测
　　
　　 森瑟调来了上一次的实验报告，和道达尔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拍板：不等了，马上行动。立即拨通了上级主管部门，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通报情况后，再打电话给部属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军方有关专家及古德费尔德，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在CDC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说，这些平时就忙得四脚朝天的美国公共卫生主管官员们要放下手中的一切，牺牲周末，立即启程，飞往亚特兰大。
　　 对于森瑟这通不近人情的电话，诸位要人理解为出大事了，毫无怨言地答应了。放下电话，森瑟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而且是13号，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大凶。
　　 是不是反应过度了？森瑟在主任办公室里转了不知多少个圈，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声吩咐秘书，找一张昨天的《纽约时报》。
　　 森瑟终于明白自己这次为什么反应如此迅速了，正是因为昨天《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著名病毒学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微生物系主任艾德温•基尔伯恩。
　　 出身康奈尔大学，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受到病毒学研究训练的基尔伯恩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生物医学的领袖，尤其是在流感研究上。对于下一次流感大流行有他自己的看法，巧合的是，就在CDC确定新泽西送来的样品里有猪流感病毒的同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基尔伯恩的文章，谈的正是下一次流感大流行。
　　 基尔伯恩不愧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对于流感大流行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预测，每次流感大流行的间隔大约11年，这是因为流感病毒变异的需要，经过11年，一个人类免疫系统无法控制的新的流感病毒株就会出现，造成全球范围的大流行。前三次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946年、1957年和1968年，间隔正好11年，因此他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感将出现在1979年，这次流行的毒株会在1976年形成，所以他才在报上写了那篇文章。
　　 基尔伯恩从另外一个角度和道达尔得出相同的预测，1957年的亚洲流感据推测来源于1889年的流行毒株，1968年香港流感源于1898年的流行毒株，那么下一次大流感也就是他预测的1979年大流感很可能源于1918年的流行毒株。
　　 1918年，为什么1918年大流感那么可怕？
　　 请耐心地等待一下，你会明白的。
　　 基尔伯恩在文章中呼吁公共卫生系统的负责人提前做好准备，对于下一次大流感，不仅要做好监测，而且要有对策。他认为，尽管对流感，疫苗的作用有限，但依然能够用疫苗来对付下一次大流行。
　　 这篇文章不仅给了森瑟紧迫感，也让因为狄克斯军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而和国家级卫生防疫要人们平起平坐的古德费尔德产生了共鸣，因为古德费尔德曾经在基尔伯恩手下做过博士后。
　　 就在接到森瑟电话之前几个小时，古德费尔德打电话给旧老板基尔伯恩，告诉他已经将那四份样品寄往纽约，他同意老师的看法，应该根据这四份样品中的病毒制造疫苗。这四份样品中的流感病毒在实验室中繁殖缓慢，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让它们快速繁殖的办法。能做到这一点的，在他看来，举世只有基尔伯恩。因为基尔伯恩已经成功的大量繁殖了过去十年每一个流行株。
　　 学生的电话让基尔伯恩非常高兴，自己的那篇文章这么快就有了反响，而且发表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基尔伯恩觉得自己比那些著名的星象家还有本事，如果狄克斯军营真是下一次流感大流行的源头，自己就是第一个准确预测流感大流行的人。更重要的是，古德费尔德的样品给了自己宝贵的时间，他将很可能是控制这次流感大流行的人。
　　 怀着拯救全人类的理想，基尔伯恩轻轻松松地度周末去了，伟大的事业将在下周一收到古德费尔德的样品后开始。
　　 就在基尔伯恩愉快地度周末的时候， 2月14日上午11点，森瑟召集的流感紧急会议在亚特兰大CDC召开。与会的有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约翰•斯尔，食品和药品监督局(FDA)生物局局长哈利•梅亚，陆军医学研究中心沃特•瑞德研究所的两位上校医官：菲利普•罗素和富兰克林•陶普，以及古德费尔德。
　　 这几位除了古德费尔德之外，都是有权力对烈性传染病流行马上做出反应和行动的人物。
　　 作为主管官员，这几位和森瑟一样，在听完道达尔的介绍后，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搞错？
　　 不仅像森瑟一样质疑道达尔的实验室和试验方法，而且质疑古德费尔德的实验室，样品会不会在那里被污染了？
　　 抱着成为科学新星的梦想来到亚特兰大的古德费尔德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成了造假的科学骗子。
　　
　　4. 有些事是不能隐瞒的
　　 大人物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州县级别的卫生局的实验室水平和大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水平相差很远。新泽西卫生局实验室里会有各型流感病毒，样品被污染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机率不低。
　　 19年以后，在OJ辛普森杀妻案审讯中，辩方律师正是抓住洛杉矶县警察局实验室进行的基因序列分析有污染的可能而让控方的铁证无效。
　　 人微言轻的古德费尔德答应给CDC提供新的样品，这次专门在局里找一间干净的、从来没有进行过流感病毒分离和研究的实验室。
　　 军方的两位医官有更直接的办法，他们将去狄克斯军营直接取样，同时采取流感病人及其家属的血液样品，检测其中的猪流感抗体，以进一步确定猪流感的存在。古德费尔德将检测狄克斯军营周围的居民，看看有没有猪流感存在。斯尔则在全国范围内对猪流感流行进行评价。
　　 随后，与会人员假定CDC的结果可信，这四份带有猪流感的样品是否预示另外一次大流行？其结论是可能性很大，要做最坏的也就是类似1918年大流感的准备。
　　 怎么准备？
　　 制备猪流感病毒抗体，用于诊断，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度。
　　 诊断出来并不代表能控制住，怎么样才能控制住？
　　 疫苗。
　　 对付流感没有特效药物，接种疫苗以预防流感的传播看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在此之前并没有成功的经验，但依旧是唯一有可能奏效的办法，当务之急是生产足够量的病毒，为研制疫苗做准备。古德费尔德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已经请基尔伯恩研制疫苗。反对无效，梅亚表示一旦CDC制备出足够量的病毒，FDA马上送给药厂，开始疫苗研制生产程序。
　　 会议结束之时，与会人员还是不能回答狄克斯军营的四例病例是不是一次大流感的开始，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观察，大家同意暂时不对外宣布，以免引起恐慌。
　　 2月16日星期一，基尔伯恩来到实验室，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本来早就应该送来的古德费尔德的样品。打了一圈电话才明白，今天是法定假期，纪念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那时候还没有快递服务，所有的运输都经过邮政，邮局和政府机关一样，该休息的时候绝不开门。
　　 整整一天，基尔伯恩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如此重要和危险的样品会不会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或者被谁有意无意打开？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人为导致的流感大流行。可是，邮局不管你怎么着急，就是不上班，万般无奈的基尔伯恩只能多等一天。
　　 CDC虽然也是政府机构，但这个长周末，流感病毒实验室没有一个人请假休息，2月17日，确认结果出来了，样品中确实是猪流感病毒。
　　 与此同时，基尔伯恩终于收到样品，看到样品完好无缺，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鸡胚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接种了。
　　 芭芭拉，跟我来。
　　 芭芭拉•珀可尼是基尔伯恩信得过的技术员，整个系里只有她知道要分离一株新的流感病毒，而且也许很危险。正因为危险，她将作为基尔伯恩的助手，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其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间封闭的实验室里进行鸡胚接种。
　　 当年，还没有生物安全实验室，如果样品确实有类似1918年的毒株，科研人员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基尔伯恩给了芭芭拉选择的机会，她同意了，并保持沉默。
　　 基尔伯恩依旧保持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传统，也就是为科学的献身精神，如果有的事一定要做的话，就让我来做吧。
　　 在确认猪流感病毒在人群中存在后，虽然还只有四例，已经让诸位公共卫生官员们如坐针毡了，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恐惧，一旦消息走漏，让媒体知道，将会产生很恶劣的后果。可是，一旦公布了，势必造成恐慌。
　　 2月19日，森瑟在CDC召开记者招待会，有意只邀请亚特兰大地区的媒体，其他地方则通过电话了解会场情况。在新闻发表会上，只谈猪流感病毒在狄克斯军营出现，但避口不谈1918年大流感，除非记者提问涉及到。
　　 可惜，记者之中有明白人，《纽约时报》于头版头条报道了1918年大流感有可能卷土重来的警报，NBC将之照搬到电视上。
　　 政府有关部门动作很快，已经开会探讨大面积接种疫苗将会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了。对于狄克斯军营及其周围的调查也陆续得到结果，一共发现了8例病例，并在500多人身上发现猪流感病毒的抗体，狄克斯军营周围居民中未发现猪流感，全美范围也没有发现猪流感病例，WHO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现人患猪流感的病例。
　　 很快就到了三月了，这是流感流行季节的最后一个月，没有其他病例，是不是说明危机消失了？
　　 顶尖科学家们认为不能掉以轻心，基尔伯恩认为秋天猪流感会卷土重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必须马上修改下一季流感疫苗的设计，离开始疫苗接种的10月份还有7个多月，时间耽误不起。
　　 要不要修正，必须要尽快做出决定。
　　
　　5. 群体性效应
　　 美国每年死于流感者约为36000人，因为流感而不得不住院的人数超过20万。对流感病毒和对其他病毒一样，到现在还无药可医。所能采取的办法是根据全球83多个国家对流感病毒流行监测的结果，预先作出下一年度流行株的预测，然后按照这个预测把疫苗生产出来，如果预测准确的话，这个疫苗就可以预防这一年度流行的流感。
　　 1976年1月，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建议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作为下一季疫苗的蓝本，预计届时生产出四千万份疫苗，供65岁以上老人和患有慢性病等高危人群免疫接种。到了2月底，流感疫苗的四大生产商已经制备出两千万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疫苗。
　　 情况突变，要看3月10日顾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的决定了。
　　 经过两个礼拜的培养，基尔伯恩获得了能够快速繁殖的毒株，马上通知各有关方面。2月27日，NIH和CDC派专人到纽约取病毒，晚上，某药厂经理到基尔伯恩家取病毒，一周之后，四大厂都开始用基尔伯恩的病毒来研制猪流感疫苗。
　　 3月9日，森瑟召集手下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得出了他们向会议做出的建议：有可能出现一场流感大流行。
　　 当这种可能性摆在大家面前，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信其有，马上进行全国性的猪流感疫苗接种，但这种大规模行动需要时间。疫苗生产本身就耗时逾月，将疫苗分发到全国需要8到10周，民众接种疫苗后还需要两个星期才能产生免疫力。
　　 另外一个选择是当做一种可能，将疫苗生产出来，储存好，看看是否猪流感病毒大流行真的会发生。但这个选择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毒株很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因此不管是否流行，让民众预先有免疫力是最妥当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流行，就会浪费大笔的金钱，CDC就会受到指责。
　　 最后，CDC人决定：宁愿有疫苗而没有流行，也不要有流行而没有疫苗。
　　 3月10日的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会议，在科学史上是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会议，当科学的冷酷必须对活生生的的现实社会做出判决的时候，举国的科学精英们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和类似历史关头作出重要决定的政治家们一样，处于一种魔鬼附身的状态，这种群体性效应是许多历史之谜的答案。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考虑流行病学受人轻视的情况，考虑经费短缺的困境，考虑不做出反应后的后果，还考虑了许许多多东西，这些考虑使得他们从开会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倾向于最激进的决定，尽管他们所有人都认定，发生猪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在2%到20%之间，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表达自己的疑问，只有一个人、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罗素•亚历山大说了出来。
　　 什么样的信息可以改变大家关于全国性猪流感疫苗免疫的决定？是每一例猪流感病例都很轻微？是狄克斯军营之外没有猪流感的病例？在确定爆发何时出现和何地出现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人回答亚历山大的问题，亚历山大并没有坚持下去，包括基尔伯恩在内的那些倾向于储存疫苗的人也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一个涉及两亿人的决定于3月10日下午被会议接受了。
　　 森瑟开始起草备忘录，计划由联邦政府出钱购买疫苗，NIH进行临床试验，然后FDA发放证书，CDC负责监督疫苗接种情况。疫苗耗资一亿美元，再加上3400万其他费用。
　　 这份备忘录，将3月10日会议上认定的流感大流行从“可能”变成“十分可能”，其内容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必须采取行动。
　　 3月13日，星期六，森瑟完成了9页备忘录，传给自己的老板、负责健康的助理部长西奥多•库柏，由他转递给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戴维•马绍斯。3月15日，森瑟来到华府，向马绍斯推销、或者说迫使马绍斯接受这个计划。
　　 库柏去埃及出差，副部长詹姆斯•迪克森临时负责健康业务，在会见森瑟之前，迪克森向马绍斯简单介绍了森瑟的备忘录。
　　 马绍斯问：可能性多大？
　　 迪克森回答：不知道。
　　 从马绍斯眼中，迪克森看到，决心已下。
　　
　　6. 政治对科学的反应
　　
　　 41岁的马绍斯在1975年入阁之前是阿拉巴马大学校长，对于美国的政治系统非常在行，他清楚地知道，对于这种顶尖科学家提出的一致建议，政治系统的唯一选择就是：做出反应。
　　 迪克森所说的“不知道”，对于马绍斯来说，肯定是大于零，就必须行动，否则一旦真的出现大的疫情，就无法对公众解释，因为那时候已经不存在可能性的百分比，而是百分之百发生了。
　　 于是，大流感流行的预测从3月10日会议认定的“可能”，变成3月13日森瑟备忘录中的“非常可能”，最后在3月15日被马绍斯演化为“将要”。
　　 当天，马绍斯通知联邦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詹姆斯•赖恩，解释自己将建议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的原因：因为历史上最大的瘟疫、1918年大流感将要重现。1918年大流感中有50万美国人死亡。1976年，这场大流感将杀死100万美国人。
　　 在科学家并没有证明1918年大流感确实是猪流感引起的时候，在对于狄克斯军营猪流感病毒的毒性还没有肯定答案之前，马绍斯已经很肯定地认定1918年大流感将在1976年出现，之所以会杀死100万人，是出于1918年50万人死于流感这个不准确的数字，因为1976年美国人口比1918年增加了一倍。
　　 当天下午，在一次例会上，赖恩告诉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一项免疫计划可能需要额外经费。
　　 福特皱了一下眉头：免疫计划？要多少钱？
　　 超过一个亿。
　　 福特嗯了一声，算是知道了，心里嘀咕：又是什么机构找个理由要钱吧。
　　 福特靠橄榄球的技能上的大学，大学毕业后，为了能当律师，拒绝了两支职业队的合同，出任耶鲁大学的橄榄球和拳击助理教练，最终进入耶鲁法学院。从政后连续担任了24年众议员，成为众议员共和党领袖。福特为人平和，从来不树敌，加上球星的身份，让他在政坛上很受人欢迎。
　　 水门事件发生后，偏偏副总统阿格纽在任州长期间收受贿赂东窗事发而辞职，尼克松推荐福特这位老好人以挽回自己的形像。没想到阴差阳错，为了避免被弹劾的结局，尼克松宣布辞职，让福特这位没有参加过一次总统大选的人成为总统。
　　 面对当时7%的通货膨胀率，福特认为原因很明显，就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只要少花钱，就能够解决问题。
　　 他说的没错，但他没有想到，如此显而易见的原因为什么别人不说出来。没过多久，美国进入经济衰退，政府赶紧给大家退税，让大家花钱，可是经济越来越恶化，连纽约市都要宣告破产了。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机构还是一开口一个多亿的，自然让总统感到不快。
　　 好在这种不快很快消失了，福特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竞选上去了。1976年是大选年，作为现任总统，应该很容易获得共和党提名，没想到加州前州长里根代表党内保守派出来挑战，两人咬得很紧，福特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选，应付里根的挑战颇为吃力。
　　 一个星期后，在总统的日程表中列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正式讨论这件事。会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与会的有马绍斯和从埃及回来的库柏，赖恩及其副手奥尼尔，以及农业部长巴特斯。巴特斯到场的目的是希望总统知道，尽管还不知道这场全民猪流感免疫要用多少鸡胚，但农业部保证能够提供。
　　 在场的人中，只有出身心脏病专家的库柏有医学背景，加上主管全国健康事务，因此由他来介绍。
　　 总统先生，您听说过1918年大流感吗？话一出口，库柏想起福特已经63岁了，连忙改口：对不起，总统先生，您还记得1918年大流感吗？
　　 福特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变得犀利起来，直瞪着库柏，椭圆形办公室内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过了一会，福特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背对众人，向窗外看。办公室内的其他人屏住呼吸，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良久，福特转过身，眼神变得无比的忧伤，他走了回来，用责备的口吻回答库柏：博士，你打开了我心中一扇密封的门。
　　
　　二、丢失的一年
　　
　　1. 主动地遗忘
　　 人的一生中要忘掉很多事，除去老年痴呆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以外，即便是记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记住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从生理上，人的思维模式是有内在的优先性的，就像数据库会把最有用最常有的信息预先储存到内存之中一样，储存在人脑的神经细胞中的记忆也不是随机地被思维调动出来的，而是有特点的选择的。重要的东西会马上出现，不重要的东西要经过思考、冥想甚至努力回忆才会出现，而有些东西则无论怎么想，也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的东西并没有丢掉，只不过深藏在大脑的某一处，被思维遗忘了。
　　 遗忘的东西往往是因为思维认为无足轻重，经过了那么多事，还有更多的事要去经历，思维不得不经常把记忆整理打包，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的记忆。
　　 但是，还有一种遗忘是主动性的遗忘，是我们努力地让思维把它们遗忘掉，因为我们不能面对。
　　 无论是哪一种遗忘，随着时间的流失，一切都会被遗忘的，因为我们不拥有时间，因此也只能渐渐地把过去遗忘。
　　 时光如流水，往往在不经意中，故旧飘零，青丝换成白发，但在有些特定的时候，人会觉得时间太多，多得到了难以忍耐的程度。对这一点，有机会蹲监狱的人会有深刻体会的，没有蹲监狱机会的人也能够体会到，比如等待，尤其是在旅途之中。
　　 人在旅途，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等待，最难打发的就是时间。十几年前，我在香港机场，曾经有一次漫长的等待。取道香港去马尼兰，不知道是WHO有了节省开支的计划，还是订机票的人不会算数，天没亮就从北京起飞，到达马尼兰已经快半夜了，那一天主要是香港机场里渡过。
　　 在踩遍了机场里每一块方砖之后，我决定，不管商店里那售货员翻多大的白眼，也站在书架前不走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把书架上看过和没看过的古龙的武侠小说统统看了一遍。
　　 某年某月某日，在美国华盛顿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有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书架前，打算消磨那天剩下的时间。美国的图书馆甚至书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人打发时间的，尤其是在网络还没有成气候之前。
　　 此人名叫阿尔费里德•克瑞斯比，是一位历史学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仃分校的教授，出差到此，事情办完后，还有大把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教授不愿意在酒吧浪费时间，便来到州立大学的图书馆，打算随便找些有意思的书来打发时间。
　　 没有固定目标，克瑞斯比便在图书馆里信步闲逛，等他停了下来，面对着的是一排世界历史编年书。
　　 克瑞斯比在心里嘲笑了一下自己，真是职业病，到了哪里，最会停在历史书前面。尽管这种科普读物对大教授来说太小儿科了，可是他还是决定到此为止。
　　 面对一排编年书，克瑞斯比犹犹豫豫地不知道选哪本。最后不知为什么，他选中了标着1917的那本。
　　 拿过书，无目的地翻阅着，最终停留在美国的内容上。书上有一条记载：1917年美国人均寿命51岁。克瑞斯比若有所思，看来那时候的生活已经算不错了。他放回这本书，从书架上隔着一本，拿起标着1919的那本，在同样的地方找到一条记载：1919年美国人均寿命同样是51岁。
　　 克瑞斯比再放回这本书，顿了一下，拿起刚才隔过的、标着1918的那本，轻轻地翻到相同的地方，深呼了一口气，定睛一看：1918年美国人均寿命是39岁。
　　 那天剩下的时间，克瑞斯比一动不动地坐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里，脑子里只有四个数字：1918。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直到最后才拿起1918年那一本，因为对他来说，这一年好象没有存在过，他父亲从未谈过那一年，经历过那一年的人也同样避口不谈那一年，1918年似乎根本不曾存在过。
　　 然而，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总有一股了解这一年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他先拿起1917年那本的原因，作为历史学家，他有责任让找回这一年。
　　 从这一天起，克瑞斯比开始收集这一年的资料，他发现这一年是多数历史学家闭口不谈或者轻描淡写的一年，好像大家集体性地想把它主动地遗忘掉。为什么相去不远的历史这么容易被遗忘？为什么这么让人有意识地视而不见？
　　 1989年，克瑞斯比更正出版了《被美国遗忘的灾难》，成为畅销书，让1918年重现。
　　 几年前，我去县图书馆取预订的这本书。图书馆的老妇人取出书来，在封面上轻轻地抚摸，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那一年，我失去了三位亲人。”
　　

作者：金陵明安　回复日期：2009-06-01　14:50:05　   　　顶一下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6-02　17:44:54　   　　2. 历史的峰回路转
　　
　　 无论是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是做微生物研究生的时候，教课书上也好，教授的讲义也罢，都没有提到1918年的那场灾难。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医学院的教材也几乎不提1918年的大流感，即便是提到了，也通常是轻描淡写。
　　 一段本来应该在历史中占据显赫位置的过去，竟然让人类集体性地遗忘了，直到克瑞斯比走出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
　　 人类这一次群体性的行为是因为这场灾难太惨痛了，惨痛到人类不敢正视，甚至不敢回忆的地步。
　　 1918年是许许多多经历过的人毕生不愿意提起的一年，是许许多多幸存下来的人希望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年，因此也成为许许多多后来者脑海中一片空白的一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年被人类丢掉了。
　　 所有身临其境的人们都希望那一年根本不曾存在。
　　 网上曾经有个贴子，谈论最希望生活在什么时代。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不过如果要问我，最不希望生活在哪一年，答案是无须考虑的：1918年！那一年对地球人来说是鬼域，因为没有其他一年，包括黑死病最猖獗的1348年，有那么多的人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20世纪初的历史对今人来说并不遥远，似乎就是昨天。19世纪是科学飞速发展的世纪，以牛痘疫苗的问世做为开始，微生物学在19世纪的下半夜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又一个烈性传染病的病源被发现，特别是灭菌消毒手段的确立和免疫理论的诞生，让人们对20世纪有着美丽的憧憬，盼望着无疾时代的来临。
　　 19、20世纪之交，正值传染病传播的高潮，尤其是鼠疫，从1860年开始，进入了第三次全球大流行，一次又一次的鼠疫流行，于1911年达到顶峰，于中国东北大爆发，环球震撼，黑死病卷土重来的说法让人不寒而栗。
　　 万幸的事，最合适的人选出现在最恰当的地方。伍连德临危受命，于百日之内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将鼠疫彻底地消灭在东北，在全世界燃起了一场对科学的崇拜。人们从对黑死病的恐惧中挣脱出来，重新激情洋溢起来。
　　 中国，满清王朝被推翻了，进入了所谓的民国。皇帝没有了，可是国家并不是人民的，而是军阀的、政客的、和各种势力代理人的，苦难深重之外，鼠疫、霍乱还在不停地流行。而在世界范围，人类活动的频率快速增加，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大。处于人类文明前沿的欧洲更是剑拔弩张，终于在东北大鼠疫之后的第三年，1914年爆发了全面战争，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打就打了四年。
　　 1918年是战火纷飞的一年。牵引着人类文明车头的欧洲硝烟弥漫，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也是变数横生的一个年头。
　　 美国在第一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一直置身事外，努力保持形式上的中立。1917年1月17日，英国情报机构截获了德国外交部长亚齐默曼传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贝伦朵尔夫、然后转交给墨西哥总统加汉扎的密电，内容是德国将在2月1日重新开始无限制海战，用潜艇攻击各国商船。为了阻止美国因此而参战，德国建议墨西哥入侵美国，并承诺帮助墨西哥从美国手中夺回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三州。德国还要墨西哥说服日本共同进攻美国，德国将对此提供军事和资金援助。
　　 得知电文内容后，4月6日美国正式参战。整个国家开始进入战争状态。虽然美军只有不到20万部队，但美国有庞大的资源，加上藏兵于民的政策，很快拉起一支大军。在英法的帮助下，美军统帅潘兴拼命地训练部队。各种装备和供应也源源不断地运到欧洲，其中仅简易厕所一项，除了给在法国的美军如数配备之外，多余的为法军全军配备之后，剩下的在法国港口堆积如山，而五角大楼还在拼命地装船运输，以致潘兴将军十万火急给五角大楼发报：不要再运马桶了，否则就只能运到前线当掩体了。
　　 德国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参战，德国人知道，一旦美国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完全运转起来，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在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德国必须找到出路。
　　 天无绝人之路，德国的釜底抽薪之计终于成功了。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接受了德国的条件，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东线的战事宣告结束，德军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西线。
　　 德军的真正统帅鲁登道夫决定让1918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德军在西线集中了能动员的所有部队。于1918年3月21日开始米夏埃尔行动，3月27日，德军距巴黎仅三十二英里。第一次攻势取得效果之后，鲁登道夫决定继续进攻，趁美军进入状态以前击败英法，结束战争。
　　 从春到夏，德军攻势如潮。鲁登道夫完美的计划将德国推到赢得战争的顶点，可是他没有看见历史的峰回路转。
　　 在满天弥漫的销烟中，一个神秘的女郎在悄悄地微笑。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6-03　11:39:04　   　　3. 赖利军营上空的浓烟
　　
　　 1918年3月9日，堪萨斯州，赖利军营，大风。
　　 爱德华•施里纳上校刁着烟斗，在风中漫步，表情看上去有几分焦虑。
　　 堪萨斯的春天多风，连日的大风吹得施里纳心神不宁，作为赖利军营的医院主管，施里纳觉得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
　　 以赖利军营的营房的坚固程度，除非有龙卷风刮来，否则不会出现问题，施里纳担心的是传染病。
　　 正当鲁登道夫紧锣密鼓，准备毕其功于一役时，美国也在抓紧时间征兵训练。经过短期的训练后，成千上万的美军源源不断地来到欧洲战场。尽管没有实战经验，可是能够为英法两国提供急需的人手，替换下那些守护不重要的地点的军队，以便英军和法军能够集中力量应付德军的进攻。
　　 全美处于紧急动员状态，到处都在征兵。各个军营里拥挤不堪，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在这里集中受训然后运往欧洲战场，赖利军营也一样，不仅进驻了26000多名士兵，还有大量的马匹和骡子。
　　 赖利军营的周围是牧场，有数不清的牲畜。本地的农民焚烧牲畜粪便产生的浓烟源源不断地漂到营地上空，害得营地里士兵们不停地咳嗽，一个劲地埋怨政府，连几个放牛的都不敢得罪。
　　 营地里除了暖气不足、热水缺乏和卫生间不够用之外，最让施里纳担心的是呼吸道疾病。军营的医院里已经经常出现肺炎、麻疹和流感等病号，一旦出现容易传染的病源，有可能在军营里引起大流行。
　　 施里纳在带着浓烟的风中待了许久，下定决心，马上写信给国防部。
　　 回到办公室，施里纳提笔写信，向国防部反映他的忧虑，必须尽快改变赖利军营的卫生条件，否则很可能出现严重的疾病流行。
　　 两天后，还在睡梦中的施里纳被敲门声吵醒，敲门的是医院的护士长伊丽莎白•哈定。伊丽莎白告诉施里纳，医院里来了好几名流感病人。施里纳匆匆梳洗一下，三步并做两步到了医院，远远就听到阵阵咳嗽声。
　　 3月11日凌晨，炊事兵盖提彻因为发烧、头疼、咽喉疼、肌肉酸痛来到医院，伊丽莎白检查之后，马上对他进行隔离。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又有几名相同症状的病人陆续来到医院，被留院观察。施里纳赶到后，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尽快处理病人，到午饭时，医院一共住进了107名流感病人，到了周末，病人人数达到522人，施里纳知道自己不幸而言中了。
　　 赖利营地开始流感流行，5周之内，一共有1127名士兵患流感，其中46人死于因流感引发的肺炎。与此同时，美军其他营地也出现流感流行，海军的军舰上则是病号满甲板。
　　 4月，这批新兵训练完毕，离开各个营地，上船前往欧洲。运送美军第15骑兵师的军舰上首先爆发流感。在赖利营地受训的92师于5月初到达法国后，流感便开始在法国流行，并迅速传到欧洲各处。5月中旬，海外的美军医院住满流感病人，绰号是三日烧，因为得病后会发三天高烧。
　　 可是在美国，流感几乎不见了。因为这一波流感只在军营中流行，并没有波及到平民之中。这批士兵出发去了欧洲，也把流感带走了。法国首当其冲，但由于已经到了大战最后的关头，正在准备反攻，上上下下对突然出现的三日烧并不重视，疫情被很好地掩盖下来，只有法军司令部担心因此造成部队减员，要求各部队用电报上报所有的流感病例。
　　 各交战国家为了不让对手探听虚实，对新闻报道进行严格的控制，外界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人患上流感，但是交战双方的军队很快就因此流感造成的大量减员而丧失了进攻能力。美军的不少军舰只能停泊在基地，因为一多半水手躺倒了。英国皇军海军在五月份整整三周不能出海，因为超过一万名水兵患着流感。到了6月份，英国陆军患病人数超过3万人，是一个月前的六倍。预定于6月30日发动的对德军的一次进攻不得不取消。英王乔治五世也成为病人之一，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德军原定7月发动的对协约国左翼的进攻也因为流感而取消，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如果这场进攻成功的话，德国很可能赢得了战争。鲁登道夫的计划功败垂成，在写给也正在患流感的德皇威廉的报告中，他把使德国失去赢得战争的最后机会的功劳归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流感，由于患流感的士兵多得数不胜数，德军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交战双方军队流感满营，连站岗的人都快找不到了。
　　 可是在中立的西班牙，因为没有军事管制和新闻控制，流感几乎在一瞬间流行到全国各个角落，包括国王在内，全西班牙共有八百万人患流感，也就是每三个里面有一个人患了流感。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欧洲的流感流行疫情再也掩盖不住。而三日烧也因此有了正式的名字：西班牙流感。
　　 它另外一个名字则更为浪漫：西班牙女郎。
　　

作者：500018　回复日期：2009-06-03　15:22:04　   　　5

作者：guyajie　回复日期：2009-06-03　15:50:27　   　　赶上直播了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6-04　08:27:41　   　　4. 一曲霓裳今又闻
　　
　　 对于西班牙流感和西班牙女郎的名称，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喊冤，这是一场冤假错案，因为流感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和西班牙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名字已经和流感一样长上了翅膀。此时，西班牙流感如旋风一样飞翔。六月来到亚洲，在中国和日本流行，当时在上海的一位外国医生形容流感如同雷达电波一样在人群中扩散。与此同时，俄国、奥匈帝国、德国、土耳其、印度、菲律宾等等，都被西班牙流感关照。
　　 就在全球开始陷入恐慌的时刻，在1918年夏天的某一天，在夺去了上万人生命之后，西班牙流感突然消失了。
　　 很多人感到如卸重负，看来这不过是每年春天例行的流感流行，随着天热就自然消失了。虽然医院里仍然挤满了虚弱的病人，各地的医生们也发现这次流感在流行中已经开始出现变化，特别是死者出现肺部症状，过去几个月的流行已经比过去几次流感大流行更为严重、死亡率更高。可是人们一边庆幸西班牙女郎无影无踪，一边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
　　 这一波流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还在进行着。
　　 战争已经到了即将胜利的时刻，后方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1918年夏天的波士顿沉浸在爱国的热浪中，海员、士兵和平民，加上被喧闹刺激的耗子，这个城市在高昂地等待着什么？
　　 8月29日，海军医生布莱恩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报告，针对波士顿海军基地里军民混杂、卫生条件恶劣等现象，他担心不能防止流感的流行。因为只在军营中流行，第一波流感流行对美国民众没有什么影响，民众更没有防护意识，布莱恩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件事。
　　 报告刚刚寄出去，布莱恩便有些后悔了，因为他不得不写另外一份报告，就在这一天，在他管辖区内，一共出现了58名流感病人。
　　 由于战争年代的新闻管制，布莱恩并不知道，一个星期前在美军登陆欧洲登陆的主要港口、法国的布伦斯特，西班牙流感重新出现，于8月28日由海员被带到波士顿，当天有8个人生病，第二天58人生病，到第四天病人达到81人，一个星期后病例为119人。
　　 就在这一天，4000人包括1000名水兵参加了波士顿“为自由赢得战争”的游行，当晚一位平民因为流感入院。
　　 两天后，数千人参加了哈佛大学海军广播学校开幕式，舞会一直到半夜。
　　 9月8日，波士顿有3名病人死于流感，包括一位海军士兵、一位海军机械师和一位平民。
　　 9月11日《波士顿环球报》有一篇讣告，纪念一位叫凯瑟琳•考拉汉志愿者，因为照顾士兵过度劳累而去世，讣告还提到凯瑟琳的母亲和妹妹也因为肺炎而住院。
　　 此时，波士顿卫生当局还在尽可能地避免引起市民心理恐慌，市卫生局长伍德沃德签署了一个温和的公告，告诉市民一但感冒便卧床休息、服用非处方药。然而到了9月18日，伍德沃德估计全城起码有3000名流感病例，在过去的24小时，共有40人死于流感，伍德沃德不得不宣布全城进入紧急状态。城市的街道一下子象死一样沉寂，所有的游行和聚会都无限期延期，临时的医院里挤满了咳嗽不止的病人。
　　 波士顿的医生们注意到流感和春天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大约有20%的流感病人症状很轻，很快痊愈，其余的病人都会出现下面三种情况，一种是发病很温和，病人以为很快就会痊愈，但是一两天后体温突然升高，病人死于肺炎。第二种病发很严重，接下来是肺病症状，然后痊愈。最后一种情况病起十分严重，呼吸困难肺部积液，病人因为缺氧而面部青紫，在36到48小时内死亡。
　　 9月8日，流感抵达离波士顿30英里的德文军营，一夜之间，这里成为地狱。
　　 1979年12月号《不列颠医学杂志》发表了格拉斯哥大学的N•R•格里斯特送交的一封信，这封在标着1918年9月29日的信署名为瑞，是德文军营的一名医生，除了他叫瑞之外，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他究竟是谁。这封在底特律沉睡了61年的信描述了之前四个星期德文军营流感流行的情况。
　　 流感到来之时，营地里有5万人，由于流感传播速度太为迅速，军营所有的日常工作不得不停止，所有感染的士兵都被隔离了。士兵们刚刚得病时看起来和普通流感没什么区别，但士兵到军营医院就诊时，他们发展为一种很严重的的一种肺炎。两个小时后，颧骨上出现色斑，再过几个小时，发绀从耳朵开始逐渐蔓延到脸上，到最后覆盖全身，看不出是黑人还是白人，这种境况只会持续几个小时，病人无助地努力喘息，最后窒息而亡。太可怕了。平均每天死亡超过一百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棺材根本不够，尸体堆积成山，太平间的场景比法国的血腥战场还要恐怖。尸体多到不得不额外征用一个营房做太平间，让死去的士兵身穿戎装，分两排躺在里面。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每天凌晨5点半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半，睡觉，然后再起床。
　　 德文军营的严重情况已经震动了华盛顿，受医学总监威廉•高格斯派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威廉•亨利•韦尔奇于9月23日抵达德文军营。
　　 68岁的韦尔奇是当世医学泰斗，在一次大战中他不顾年事已高，于1917年和霍普金斯大学其他医生一起远赴欧洲，加入美军医疗队，最近刚刚完成对美国南部美军各营地的卫生情况的调查。
　　 韦尔奇正在认真地考虑退休的问题，他认为已经完成了对国家的服务和奉献，没有想到国家对他最后的呼唤居然沉重得无法承受。
　　
　　5. 如火如荼
　　
　　 韦尔奇和美国医学协会前主席维克多•沃恩、洛克菲勒研究所所长鲁佛斯•科尔、哈佛医学院的西蒙•瓦尔巴在南方各军营转了一圈，军营的卫生情况让他们相信不可能出现疾病，韦尔奇认为美军营地的卫生条件非常好，美军的健康丝毫没有值得担忧的地方。
　　 几个人完成巡视任务后，回到华盛顿向高格斯汇报。来到高格斯的办公室，高格斯把他们的报告随手往桌上一扔：“你们马上去德文军营，西班牙流感正在那里流行。”
　　 高格斯说得这么严重，几位名医二话不说，马上赶赴华盛顿火车站，搭上下一趟北上的列车，于次日凌晨在雨中走进德文军营。他们发现，本来只能容纳的35000人营地住了45000人，在他们到达的前一天，死了66人，到达的当天，又死了63人，有2000张病床的医院收容了8000名病人。
　　 停尸房的景象更让几个人终生难忘，他们都是刚刚从欧洲战场上归来，那里的程度和这里相比相形见绌，沃恩是位参加过美加战争的老兵，在这种情形下也被震惊到颤抖的程度。韦尔奇打开一位死者的胸腔，不相信是流感造成的，甚至以为是鼠疫。
　　 就在韦尔奇等人来到德文军营、为这里的惨状所震惊三天之后，电报如雪片一样飞往威尔森总统的办公桌，率先告警的马塞诸塞代理州长、后来出任总统的柯立文，要求政府派遣医生和护士前来马塞诸塞州，因为全州得流感的人超过5万，就在这一天，仅波士顿就死了123人。
　　 随即佛蒙特、罗德岛、缅因等州的州长也十万火急地要求医护人员的增援，因为本州的医生和护士已经不堪重负了。但是，联邦政府根本就没有医护人员可以抽调，流感已经如同星火燎原，有的城市超过一半的人患流感。美国东部已经找不到没事干的医生了，各地的医生都让一群一群的流感病人搞得焦头烂额。
　　 欧洲前线急需兵源，但五角大楼居然宣布取消了原定的征兵14万的计划，因为别无选择，九月份共有12000人死于流感，所有的美军基地病兵满营，再征兵只会增加更多的流感病人，让军队的医院更加无法应付。
　　 进入十月，流感在波士顿进入高峰，到16日，已经有3700多人死于流感。城里医护人员奇缺，有关人员大声呼吁，要求健康的人们挺身而出，志愿护理病人、开救护车、清洁、和承担无数没有人干的公共事物。因为很多老师生病，学校不得不关闭，城里的火车根本无法正点运行，由于800多接线员生病，市政府要求市民少打电话，以便有能力接收急救电话。
　　 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市中心的剧场关闭了，商店和理发馆关闭了，旅馆和酒吧虽然依旧开放，可是不容许跳舞。而有一些行业忙得不可开交，棺材不够用，没有足够的挖墓的，城里送葬的队伍川流不息。
　　 后方骤然成了前线，真正的前线依旧战火纷飞，美军和德军正在圣米耶尔和阿尔贡森林激战，双方在某些关键地点反复争夺，拼搏到了肉搏的程度。德军一退再退，西班牙流感也就从美军传给德军。本来在人力上就处于弱势的德国在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次流行微中再也无法补充前线的消耗，而他的对手们也在愤怒地指责德国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士兵吐血窒息。
　　 美军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国内的报纸连证人都找到了，证明是德国军舰趁着夜色溜进波士顿港口，然后偷偷把病菌释放出来的。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得到官方证实，德国间谍混进波士顿，在剧场里面打开了细菌管。更触目惊心的说法式德国药厂把病菌放在阿斯匹林里面。
　　 各地的报纸上全是这类东西，不断有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出面证实着，对德国人的恐惧和愤怒越来越厉害，导致一些无辜的德国移民被人杀死，还有一些德国移民经受不住压力而自杀。
　　 这些消息误导着民众和官员们，让人们没有意识到流感的严重性，经过新英格兰地区已经被流感横扫，但费城有关部门并没有提高警惕，9月20日的大游行照常举行。
　　 于是，费城成了这次大流感美国受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6. 末日来临
　　
　　 早在9月11日，费城就出现第一例流感，被通过海军官兵带来的。对此，费城卫生当局采取的办法是掩盖，要求报纸尽可能不用西班牙流感这个词汇，一来避免引起恐慌，二来相信西班牙流感已经消失了。
　　 流感病例越来越多，9月18日，费城卫生部门开始号召民众不要在公共场所打喷嚏。20万人参加了9月20日的大游行后，第二天西班牙流感马上在全城各处出现。就在这一天，报纸上刊登了最新的科研成果：流感是由细菌引起的，因此科学家能够将之消灭。
　　 然而，到了10月1日，公开报道的流感病例就有635例，实际病例比这多多了，很多病例并没有按规定上报。10月3日，学校、教堂和剧院被关闭，10月5日，一周之内费城死者2600人，下一周是4500人，病人以十万计。
　　 死者的尸体无法处理，只好放在教堂的停尸房。由于尸体太多，只能把四具摞起来，如果要尽快下葬的话，得给墓地工作人员50美元。从9月28日到11月2日，费城共有12162人死于流感，最高峰的10月10日，一共有759人死亡。由于到处是流感，人们纷纷离开出现过流感的房子，去寻找避难所，导致没有发生流感的房子的房价升高六倍。
　　 同样的事情在别的城市一模一样，10月12日，威尔森总统亲自主导纽约的大游行，没过两周，纽约全城流感。
　　 很多城市因为流感而像死城一样，街上只有送葬的车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昨天还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夜之间就死于流感了。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四个女子在一起打桥牌，第二天其中三个人死于流感。美军的军营成为流感的集中地，例如谢尔曼营地的13000名军人有40%患流感，从九月底到10月初死了上千人。
　　 对于流感的成因，专家们开始有了其他的的解释，芝加哥的一位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流感因为欧洲的战争大量的气体被使用、被污染了。在南非，白人指责是黑人造成流感流行，或者是风传播的。
　　 科学家更开始大显身手，疫苗很快被研究出来并开始注射，然而，这些疫苗对西班牙流感根本没有一点作用。在不知道是什么导致流感的年代，这些疫苗里面是什么？只不过是将流感病人的血液和粘膜混在一起，然后过滤掉大一点的细胞而已。
　　 各种秘方也出现了，从酒精、氯仿到烟熏。这里让病人晒太阳、吸新鲜空气，那边让病人好好休息多吃东西。图书馆关门因为书籍传播流感，发廊关门因为理发造成流感。各种预防治疗流感的办法包括穿新鲜睡衣、吃冰激凌、不吃糖、光喝水、吃辣椒、吃洋葱，，，，，，尽管已经发现口罩是无效的，旧金山市还是对不戴口罩者罚款100美元。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到处都是流感，南非的开普敦，由于死人太多，棺材短缺，只好将死者用毛毯裹着，挖个大坑一道掩埋。
　　 西班牙流感于1918年六、七月间抵达中国，上海患流感者很多，街上均是戴白口罩者，医院也塞满患者。自广州至东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广泛，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当时中国报界称此疫为“骨痛病”、“五日瘟”、“时疫”。煤都抚顺因为患者太多，产煤仅及平时四分之一。齐齐哈尔及长春每日死亡者数百，棺材商非常忙，常有造不敷卖的感卷。
　　 据一位网友提供的材料，他奶奶的家庭在福建，算是条件非常优越的，兄弟辈都是中国早期的留洋海归。当时奴仆里死了四分之一，兄弟都遭到感染，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而挺下来了，他奶奶的姐姐那时大约5岁左右，得了流感后送到日本才医好的，但是耳朵从此聋了，结果在日本居住了十年才回来。福建当时逃难的人很多，不少田地都荒废了，他奶奶的奶妈家里死了十八口人，当地认为是瘟疫，连下葬的人都没有，只能晾在乱葬岗上！
　　 世界各地的人们尽了一切努力，还是不能逃避。这一波的流感似乎专门对健康的青壮年下手，常常是早上生龙活虎地出门，晚上便死于流感。还有的人刚刚问完路，说声谢谢，便倒地而死。末日景象笼罩着全球，人们只有靠烈酒来麻痹自己。
　　 人们在不停的祈祷，可是号称是万能的上帝，此时无声无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庙里的鼓声日夜不停，企图唤醒昏睡的病人，不要被魔鬼带走。
　　 人们在麻木中迎接着末日的到来。
　　
　　7. 往事如风
　　 往往在最绝望的时候会出现奇迹，正当人们丧失了与瘟疫抗争的勇气的时候，德国因为流感大流行而彻底丧失了战争能力，不得不宣布投降。1918年11月11日，以外交大臣为首的德国代表团走上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乘坐的火车，签订了十分苛刻的停战的条约，这场历时四年夺去1500万人生命的世界大战在人类最灰暗的日子结束了。
　　 人们一下子从西班牙女郎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战争结束了，一切都会光明起来。尽管在欧洲，第二波流感刚刚开始，可是在美国，流感的自然传播已经进入了末期，患病的人越来越少，城镇的生活恢复正常，剧院发廊学校图书馆重新开放，对美国人来说，胜利来得正是时候。
　　 汽笛长鸣，旗帜飞扬，欢声笑语一下子充满了美国所有的角落，庆祝活动从白天持续到黑夜，兴奋异常的美国人以为战争和流感都过去了，然而结束的仅仅是战争，第三波流感开始于年底，已经下降的流感病例重新上升，仅仅纽约市1918年12月到1919年1月就有3000人死于流感。
　　 在被战争折磨得麻木的欧洲，尽管巴黎在12月和1月之间也有3000人死于流感，巴黎和会的新闻彻底掩盖了流感的存在。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经过六个月的争吵，最后制定的凡尔赛条约一方面对德国大肆勒索，一方面没有彻底防止德国重新武装，另外一方面在各战胜国中制造了新的矛盾，正如福煦所预料的：“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整整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祸根正是巴黎和会埋下的。
　　 美国总统威尔逊是这次和会的倡导者，他带去的“十四点计划”强调重建国际秩序和制约，但是除了没有多大用处的国际联盟外，其主要内容都被改得面目全非。战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在巴黎和会中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而且威尔逊这位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在和会期间屡次举止怪异。
　　 原来在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突然病倒，咳嗽高烧呼吸困难，他的私人医生首先想到的是中毒。发病最初12小时之内，总统生命垂危。威尔逊躲过西班牙女郎的致命诱惑，可是他的身体和精神再没有恢复过来，于1919年秋天因流感后遗症诱发中风，很快地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他恰巧病倒在关键时刻，让本来应该消除隐患的会议成为战争的引子。
　　 最后的艳舞之后，西班牙女郎终于消失了，人们也终于能够清点一下这一场浩劫了。
　　 在短短的十个月里，西班牙流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凶狠的瘟疫，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死这么多的人。据估计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感染，最初估计共有2000到4000万人死亡，目前的估计是5000万到1亿人。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无一幸免，只有南大西洋上的小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是唯一没有得到西班牙女郎的光顾的有人居住的地方。相比之下，历时四年的一战的死亡人数为1500万。
　　 在美国，28%的人感染流感，部队的感染率更高，海军为40%，陆军36%，可以说是西班牙流感使交战双方不得不停战。西班牙流感感染者中2.5%死亡，比正常流感的死亡率高25倍。美国的死亡人数为60多万，超过一战死亡人数十倍，也超过美国历次战争死亡的总和。
　　 有些地区更为严重，以阿拉斯加为例，很多爱斯基摩村落死亡率达到90%，几乎遭受灭种之灾。
　　 1919年春天，西班牙流感彻底地在地球上消失了。也很快被人们遗忘了，包括当时参加防疫的专家们，他们很少提起，因为惨状让他们不敢回忆，希望永远地把这一切忘掉。甚至在专业教课书内，对这一场大流感最多就是三言两语。
　　 这场为期一年的流感所杀死的人，要比黑死病在二百年中杀死的人多，要比艾滋病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杀死的人多，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任何一场灾难或者瘟疫，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死这么多的人，而且让这个星球的每一个有人存在的角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衷心的希望西班牙流感彻底消失，让1918年的一切都被风吹得一干二净。
　　 西班牙女郎真的永远消失了吗？
　　 那曾经如魔如幻的身影沉没美军的病理样品库里、消失于挪威外岛的十字架下、隐藏在阿拉斯加的永久动土中，在静静地等待着。
　　 等待着北极风中的飘逸柔丝。
　　 等待着华府郊外的稚气未脱的脸庞。
　　 等待着万古冰原上的萧萧白发。
　　
　　三、瘟疫年代
　　
　　1.世上本来没有病，人一多，病就出现了
　　
　　 1918-19年大流感如狂飙一样在整个地球划过，其迅猛程度、其凶悍之势。连黑死病也相形见绌，毫无疑问地稳坐人类瘟疫史的头把交椅。
　　 对于身临其境的人们来说，这场大瘟疫，让他们最为吃惊并非这场大流感的凶猛程度，而是为什么会出现。
　　 在二十世纪初人们的固有思维中，二十世纪应该是人类的黄金世纪，从古到今，人们认为，疾病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存在的，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最终会征服所有的疾病，进入一个没有疾病的年代。十九世纪是人类对疾病的征服世纪，自古以来困扰人类的很多烈性传染病的致病源被确定，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也陆续被发现，给了人类巨大的信心，人们有理由相信，最黑暗的瘟疫年代已经过去了，未来是光明的。
　　 但是，大流感的出现让这种信心在一刹那间化为乌有。瘟疫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现。
　　 于是，在大流感面前和大流感之后，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为什么大流感会在二十世纪出现？
　　 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错了，错在他们对疾病的认识上。
　　 鲁迅曾经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在疾病上：世上本来没有病，人一多，病就出现了。
　　 远古的人类是没有疾病的，考古学证明远古的人类几乎不存在现代医学史认定的任何疾病，死因除了各种意外以外，就是营养不良。说明疾病是随着人类的繁衍，达到一定程度后陆续出现的。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天花、鼠疫、流感、艾滋病等传染病并不是随着人类出现而在人类中存在的，而是后来进入人类并在人类中流行的。这一点可以用美洲土著居民为例，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并没有上述这些在旧大陆流行了数千年的传染病，这些传染病都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而进入人类社会的，是人类社会的毒素。
　　 但是，传染病在人类中出现，也有它的必然性，这是和人类社会化所分不开的，是人类靠自己的力量违反了自然的准则。
　　 人类数量上的增长，到了最近几千年，由于技术的进步，人口迅速膨胀，使自然不可承受，这才是疾病出现的前提条件。以中国人口为例。公元初汉人口达到将近六千万，其他朝代除了南宋人口上亿以外，到了清朝这个基数才稳定下来。欧亚大陆的情况莫不如此。传染病正是从公元前后开始频繁初选的，正是自然界对人口膨胀的自然反应。
　　 对于传染病来说，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远古时代十几个二十个猎人在一起游荡，一旦出现传染病，至多是这一群人死绝，不会出现大规模流行病。只有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以后，疾病才能够传播。
　　 人口增加，就要不断地大幅度地进入未开垦的土地，和各种野生动物的接触也会越来越多。人在进化和适应，野生动物和微生物也在进化适应，最近几千年动物和微生物在生存上主要适应的就是人类。尤其是微生物，要靠宿主才能传宗接代。地球上到处都是的生物种类只有人，能够在人身上繁殖的微生物最容易生存下来，于是很多原来在动物身上繁殖的微生物经过变异来到人身上，其中就有传染病的病源。
　　 人群之间的交往是传染病得以出现和猖獗的另外一个原因，到现在为止，隔离是对付传染病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办法。人群之间的交流一方面催生新的致病源，另一方面使传染病得以流行开来。早期的传染病绝大多数源于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和人类交往的中心，比如中东和小亚细亚，就是因为这些地区是人类贸易的中心通道。
　　 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全球化的发展史，旧大陆多次民族大迁移，就是全球化的现象，大航海时代开始后，天涯比邻，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也就更有利于疾病的传播。
　　 在各种传染病中，最得益于全球化的是流感。
　　
　　2. 自然的威力
　　
　　 传染性疾病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数千年以前的古人的眼中，则是另外一种境界。
　　 在现代人眼中，传染病是外在的因素造成的，是自然界的某种东西影响了或者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得病是被动的行为，不能被主观而左右的。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传染病是内在的因素造成的，是主观的原因导致身体出现不正常，是主动的行为，是能够被主观所左右的。
　　 这两种观点直接影响着人类对待传染病的态度，一种是努力寻找答案，努力寻找战胜或者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另外一种是致力于自身的修养，或者在神巫中寻求解脱。
　　 第一个把疾病和自然对人体的影响联系起来的人是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正是在希波克拉底生存的年代，出现了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大瘟疫，雅典瘟疫。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城中突然爆發瘟疫，大批居民死亡，瘟疫导致雅典社會結構崩潰，盜竊、謀殺和搶劫橫行，燦爛的雅典文明从此衰败。
　　 正是这场瘟疫，让希波克拉底意识到大自然的威力，无论人们怎么祈求神灵，瘟疫依旧横行。造成这场瘟疫的可能性很多，其中颇为可能的是流感。
　　 Influenza这个名字诞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658年，黑死病刚刚离去，威尼斯流感大流行，六万人死亡，惊慌的人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行星带来的厄运所致，所以将这种病命名为Influenza，意思即魔鬼。这个名称被一直沿用下来。1918年西班牙流感更只能用魔鬼来形容了。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很容易在人群中传播。这种病毒又非常容易变异，每隔一段时间，人的流感病毒会和动物的流感病毒杂交出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造成全球范围的大流行。人类历史上共有五次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836-1837年，1889-1890年，1918-1919年，1957年和1968年。
　　 即便是没有新型出现，每年流行的病毒株也会变异，最近一次是在1999年11月至2000年4月，欧洲、美洲、亚洲均发生中度以上流感爆发流行，其中最为严重的为法国，流行高峰时发病率达每10万人861人感染。北京1998年至1999年流感流行期间，流行高峰时发病率高达26.49%，非高峰期也有10%的发病率。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流感。
　　 流感病毒的特性与病毒表面上的两种蛋白质有关，一种是红细胞血凝素蛋白（H），一种是神经氨基酸酶蛋白（N）。人体免疫系统是针对这两种蛋白质产生免疫反应的，根据这些蛋白质的差异，可以把流感病毒分成许多种亚型。流感突然暴发，迅速蔓延，涉及面广。每次流感的流行后在人群中总要造成不同程度的超额死亡，死亡者多为年迈体衰、年幼多病或带有慢性疾病者。最近的两次流感大流行都在全球造成约一百万人死亡，十九世纪的两次流感大流行也是如此，然而西班牙流感则与他们截然不同，可以说是人类面临过的最凶狠的敌人。
　　 从人类疾病史上看，流感直到近代才成为严重的威胁，在古代，流感并没有像天花、鼠疫那样可怕，其原因一来可能是因为流感得益于人口爆炸和全球化的程度，二来相比于鼠疫天花外，流感属于头疼脑热般的年年发作，人们一到冬春就发烧咳嗽，比鼠疫和天花更像是自身免疫能力的问题。
　　 流感之外，还有普通感冒，两者是两者不同病毒引起的，过去的人们常常不能将两者区分，更多的人以为是受了风寒，没有和传染病联系起来，也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
　　 如果从更高的层次，无论是天花、鼠疫，还是流感，它们对于我们生存的地球来说，都起到了一种制衡的作用。
　　
　　3. 噩梦
　　
　　 雅典瘟疫后九百多年，另外一次大瘟疫出现了，就是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从公元541年开始的历时两百年的全球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查士丁尼被称为大帝，是东罗马帝国中兴之主，手下不乏能征惯战之将，眼看罗马的辉煌就要重现，541年瘟疫出现在埃及，次年出现在君士坦丁堡，543年意大利和叙利亚成为疫区，然后是波斯。545年波斯人和拜占廷人因此不得不休战。这场瘟疫的死亡率极高，估计毁灭了东罗马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首都君士坦丁堡在瘟疫高峰期起码每天死亡5000到10000人。三个月后瘟疫消退，君士坦丁堡只剩下一半人口。
　　 590年，瘟疫光临罗马，教皇贝拉二世病故。其后十年，瘟疫横行欧洲。直到746年，瘟疫再度蔓延帝国全境，拜占廷人和希腊人的死亡人数甚为巨大，此后大瘟疫才消失，前后计二百年。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第一波杀死了地中海东部四分之一的人口，估计这二百年间欧洲一共有2500万到一亿人死于瘟疫，在541到700年之间，欧洲人口减少50%到60%。亚洲同样受到波及，隋唐数次征辽失利，很可能是为鼠疫所误，山东等地亦被波及。
　　 这场大鼠疫出现之时，正是欧亚大陆人口第一次爆炸之时。以欧洲为例，罗马帝国时代，欧洲人口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已经超过了当时生产力能够承受的程度，导致人为地大规模破坏环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大鼠疫的出现打开了这个死结，到公元700年，欧洲只有二千五百万人口，公元800年，欧洲没有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整个大陆陷入一种衰退状态。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使得欧洲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公元800年，欧洲80%被侵占的林地得到恢复。由于和外界交流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欧洲自查士丁尼大瘟疫结束后五百年没有大的瘟疫流行。
　　 从750年到800年，欧洲进入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温暖的气候使得欧洲的田地变成了良田，公元1000年，欧洲开始从谷底回升。到了11、12世纪，欧洲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比罗马帝国末期增加了一倍。农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欧洲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其结果就是婴儿潮。从1000到125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三倍，1300年欧洲人口达到七千五百万到一亿之间。人口的增长造成大城市的出现，森林面积急速下降，欧洲的生态环境再次恶化起来。
　　 1331年，鼠疫再一次开始流行，先在中国大流行，然后于1348年到达欧洲，三年之内，杀死了欧洲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因此被称为黑死病，是人类第二次鼠疫大流行。这场流行不仅重创了欧洲，也横扫亚洲和北非，其后反复出现，直到17世纪中叶才彻底消失，所杀死的人口起码在一亿之上。
　　 黑死病过后，欧洲的生态环境再次得到恢复。其后的150年里，每隔6到12年，这个大陆的某个不幸的地方就会流行一次鼠疫，就好像一只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非常有效地把欧洲人口控制在很低的水平。
　　 1500年以后，黑死病变成每15到20年出现一次，欧洲的人口终于从谷底回升了。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罗马很快成为当时的现代化城市，城市的人口接近黑死病之前的水平。于是较大的鼠疫流行就出现在这些城市里，每一次流行起码能杀死20%的居民。威尼斯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居民统计资料，1624年该城有居民142804人，1630到1631年出现鼠疫大流行，只剩下98244人，减少了三分之一。1651年到1653年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大鼠疫杀死了45%的居民，甚至还有的城镇死亡率达到80%到85%，比黑死病时期的死亡率还要厉害，因为那时只杀死36%的居民。
　　 黑死病像一场摆不脱的恶梦，成为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动力之一，为了摆脱黑死病巨大的阴影，他们走出欧洲，跨过大海，也走出了人口与自然之间循环反复的死结。
　　 鼠疫所表现的是一种暴虐至极的狂暴，另外一种传染病则是慢工出细活，更为有效地控制着人口增长的速度。
　　

作者：ss15　回复日期：2009-06-09　11:14:10　   　　我又是沙发！！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6-09　16:44:47　   　　4. 平衡的武器
　　
　　 1520年，正在应付西班牙及其盟友的阿茲特克帝国首都特諾茲提朗突然爆发瘟疫，包括皇帝在内，死者甚众，瘟疫很快蔓延到其他城镇，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摧毁了阿茲特克帝国的军事和经济基础，导致阿茲特克帝国无法抗敌而灭亡。
　　 这场瘟疫是由一名死在特諾茲提朗的黑奴带来的天花病毒引起的，它不仅摧毁了阿茲特克帝国，而且还传播到南美的印加帝国，导致包括皇帝和众多贵族在内20万人死亡，也导致了印加帝国内战，给了西班牙人可趁之机，强大的印加帝国同样亡于天花。
　　 以墨西哥为例，欧洲人到了的100年间，土著居民只剩下10%，天花起到了种族灭绝的效果，为欧洲人大规模殖民美洲创造了条件。
　　 天花的这种大规模杀伤能力只是一次意外，其原因在于流行美洲的天花病毒直接来自人类和病菌的起源地非洲，对于基因相对单一的印第安人的杀伤力太大。就天花本身来说，它起的并非这种强烈的杀伤作用，而是细水长流的效果，因为天花不同于鼠疫，鼠疫可以在啮齿类动物身上存活，天花则只能在人身上繁殖，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口，而且是从来没有感染过天花的人群。
　　 天花和鼠疫不一样，它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刚刚感染人以后没有任何症状，通常在第12天开始发病，病人高烧、头疼、肌肉痛和呕吐，到第18天，全身出现斑点。如果病毒攻击心肾肝脑肺等重要脏器，病人在一个月以内就会死亡，病人死亡率为三分之一。存活者有六分之一单目或双眼失明，每个人身上都留下永久性的斑点，也就是麻子，除了少数人以外，多数人因此显得非常丑陋。
　　 得过天花以后人获得终身免疫，不会再得天花。所以天花在人群中的流行是有间隔性的，一次流行中，这个地区很大比例从来没有感染过天花的人感染了天花后，病毒流行因为缺乏感染对象而终止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天花再次光临时，虽然成人大多具有免疫能力，但是儿童从来没有接触过天花，于是天花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各地旅行着，而且主要以感染儿童为主。为了生存，天花病毒的感染力极强，1970年德国的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天花病人，造成17名住院病人被感染，其中一名和该患者隔着三层楼。专家用特殊仪器进行调查，发现天花病毒可以随着空气经过走廊上楼。
　　 由于天花的存在，使得人类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没有得过天花就不能算成人。
　　 1798年，英国的乡村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疫苗，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人类从此进入了征服疾病的时代。 经过170多年，人类终于彻底消灭了天花，成为第一个全球征服疾病的行动。即便是在有了牛痘疫苗之后，这170多年间，全球仍然有6到10亿人死于天花。在控制全球范围的人口增长上，天花是最有效的武器。
　　 就在牛痘疫苗刚刚诞生、人类踏上和传染病决战的征途不久，1816年印度爆发了由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大流行，由于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概念，得病和死亡人数众多，而且很快传到中国，从那时起到1937年，中国共发生十次鼠疫大流行，最初的几次，在江南等地均能造成8%的人口死亡。霍乱从亚洲很快传播世界，被称为十九世纪的世界病。
　　 十八、十九世纪，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细菌性传染病结核病以慢性的形势夺取很多很多的生命，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中，患结核的达97%。死亡的人中七分之一是死于结核的。
　　 十九世纪上半叶，人类在和传染病的战斗中一败再败，不仅没能有效地控制天花，而且还出现了霍乱这种新的烈性传染病。
　　 就在人类征服传染病的信心几乎消失殆尽的时候，奇才出世，十九世纪下半叶因此成为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
　　
　　5. 一时瑜亮
　　
　　 19世纪上半叶，现代医学领域是法国人的天下。法国医学重视观察，通过对疾病自然进程的观察来寻找控制和治疗的方法，这正是基于琴纳发现牛痘苗的成功经历。
　　 琴纳的时代，对天花的病因并不清楚，免疫学还没有出现，但琴纳硬是靠观察而总结出得过牛痘就不会再得天花的事实，通过人工接种牛痘而成功地预防天花，相当于比实验科学超前一百年。其出发点是不要考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疾病，只要能治能预防就成。法国医学在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巴黎成为世界医学之都，成为各国医生前来进修之地。法国医学学派在科学不太发达的年代对疾病的控制和治疗很有效果，但长此以往，对病因永远不会了解，也不可能真正地控制和消灭疾病。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医学开始兴起，这个学派和法国学派走相反的道路，强调实验，先找到致病的原因，再去寻找治疗的方法。这种追根究底的思路路途漫长，但一旦找到原因，治疗上的问题就很可能能迎刃而解，在效果上更为一劳永逸。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了解病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德国医学也很快取代法国医学，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法国医学在19世纪下半叶持续衰弱。
　　 法国医学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因为促使德国医学兴盛的是一名法国人，而且是一名法国医学界不用正眼瞧的人。
　　 十九世纪有很多伟大的发明，其中应用最广泛也最被低估的一项是1862年4月20日发明的，叫巴氏杀菌法，直到今天还用在牛奶的灭菌上。这个划时代发明的拥有者是法国人路易斯•巴斯德。在《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巴斯德名列第十一，仅位于穆罕默德、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圣保罗、蔡伦、谷腾堡、哥伦布、爱因斯坦之后。
　　 巴斯德的主要科学贡献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取得的，其中最大的功绩是建立微生物学。从琴纳开始，陆续有人提出病菌致病的理论，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疾病是自然发生的。巴斯德用实验证明了细菌的存在并建立了灭菌的方法，使得病菌的存在成为定论。
　　 巴斯德是个化学家，偶然地进入医学领域并取代巨大成就。他开始从事细菌学研究并非也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解决酒变苦变酸的问题，巴氏杀菌法问世后，不仅酒不苦不酸了，各种食品也能长期保存和安全了。因为认识到细菌的存在，他相信每一种传染病都是因为一种微生物在生物体内的繁殖造成的，如果把这种微生物减毒或者灭活，制成疫苗，就能够起到预防作用。巴斯德给了琴纳的办法以理论基础，并从一种微生物应用到多种微生物。
　　 晚年的巴斯德集中研究炭疽和狂犬病。当时狂犬病的死亡率是100%，巴斯德团队从1881年开始研究狂犬疫苗，1885年在人体上实验成功。如此不世出的奇才，居然连医学院的教授都混不上，因为在法国医学界的眼里，搞研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1876年德国东普鲁士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医生，发表文章表示发现了炭疽菌，并发明了从血液中提取细菌的方法，这位叫罗伯特•科赫的人和琴纳的情况相似，也是非专业研究人员搞出了重大发明，1880年科赫调到柏林皇军卫生局，在那里大力呼吁广泛推广巴氏灭菌法，加热消毒外科手术器械，并继续健全微生物学方法，1882年发现结核菌。1883年德法联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研究霍乱，又是科赫首先发现霍乱菌，尽管后来发现1854年意大利科学家帕西尼已经发现霍乱菌，但是无人重视，科赫确实是独立发现霍乱菌的。短短几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科赫成为能和巴斯德并肩齐驱的微生物学大师。
　　 1894年，香港大鼠疫，出身巴斯德研究所的耶尔森和科赫的弟子北里柴三郎代表两位科学巨人在香港展开了一场发现鼠疫病源的竞争，以耶尔森的胜利告终，为法国人板回一城，至此烈性细菌性传染病的病源均被发现。
　　 二十世纪，在人们眼中，剩下的只是等待治疗方法的出现，传染病一个又一个被征服，直到再无一病可传播。
　　 西班牙大流感彻底粉碎了这个美好的梦想。
　　

作者：amlen　回复日期：2009-06-10　10:33:35　   　　好象现在狂犬病的死亡率也是100%吧?除了疫苗,就没治的好的吗?

作者：shuxun1983cn　回复日期：2009-06-10　15:34:00　   　　mark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6-11　09:31:26　   　　6. 劫后余生
　　
　　 流感已经成为常见多发的传染病，在没有全球大流行的年代，流感也每年在各个地区流行，流感引起的肺炎是老年人的一大死因。在过去甚至现在，也是婴幼儿的一大死因。流感的死亡率虽然不高，可是由于感染者甚众，高峰时会达到总人口的25%，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死亡率，其总数也很惊人。
　　 各国政府和WHO对流感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因为1918年大流感的恐怖后遗症，担心再一次出现同样的灾难。
　　 对于1918年大流感的死亡率，一直争议不休，重点在于2000万到4000万的死亡数字是否被低估上，因为当时统计资料非常不全，加上正值一战，也没什么人用心统计病死的人数。有人认为，仅仅印度就有2000万人死亡，因此数字的上限应该提高到一亿。不管是什么结论，1918年大流感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西班牙流感与其他几次全球流感大流行相比，有两个特点，即在和历次流感大流行相似的第一波春季流行后，夏季又出现了比其他流感大流行死亡率高五到二十倍的第二波流行外，其次是死亡者主要为年轻人。
　　 对于之所以发生第二波流行，现在看来是在第一波流行中，病毒在人类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致命性变化。对于为什么以年轻人死亡为主则很难解释。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流感和肺炎的交互作用带来的，而肺炎主要感染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但是在这次流感中，欧洲和日本的女性死亡率同男性一样高，而印度女性的死亡率甚至比男性还高，表明肺炎的影响并不是主要因素。
　　 有人推测，在1918年的流感中，之所以老年人的死亡率很低，是因为这些人在1890年流感大流行中获得了免疫能力，但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而且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儿童死亡率低。
　　 另外一种解释是有免疫力的人一旦感染西班牙流感后，免疫系统开始发挥作用，大量的血细胞冲入肺部。也就是说是免疫系统而不是病毒本身使人死亡。年轻人正是免疫力最旺盛的一群，因此死亡率最高。
　　 西班牙流感的出现，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决胜阶段，美国的参战和苏德的停战，使得西欧成为杀戮场。可以说如果没有西班牙流感的出现，一战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还要对人类的文明造成更多的破坏。也正是西班牙流感，使一战不得不停止，因为双方绝大部分有生力量都被西班牙流感消磨得一干二净。
　　 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来说，这一段经历是劫后余生，是生命中最痛苦的回忆，他们希望这段经历根本没有发生，也努力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是，科学家们则不能，责任感也不容许他们忘记。从1918年开始，科学界便背负了一个使命：找到西班牙流感的真凶。
　　 从现代微生物学的角度，只要找到西班牙流感的病源，才有可能研究出预防或治疗的办法，才是确保不再出现1918年大灾难的最佳手段。
　　 正因为科学界认定1918年大流感会卷土重来，因此就必须在它再次出现之前解决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这是人类和大流感的一场竞赛。
　　 这是一场传奇般的竞赛，始于大流感正在猖獗不可一世之时。
　　
　　四、寻找答案
　　
　　1. 为科学而献身
　　
　　 在1918年大流感的狂风暴雨中，各国的科学家和医生们怀着巨大的兴趣和渴望，希望能够找到大流感的病源。
　　 微生物学发展起来之后，每一次传染病大流行，都是发现致病源的绝佳机会，细菌培养技术的成熟，使得细菌性传染病的病源相继被发现，比如亚历山大霍乱流行中发现霍乱菌，香港大鼠疫中发现鼠疫菌，因此在1918年大流感出现以后，有很多人开始致力于寻找大流感的病源。
　　 当年的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还保持着为科学献身精神，1918年大流感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流感，因此研究大流感是有生命危险的。当时对流感的病源是细菌还是病毒还不清楚，首先要证明是通过打喷嚏传染的，这样作必须有志愿者，德国的一位科学家把自己当成志愿者。
　　 他让流感病人打喷嚏，然后过滤一下，喷到自己和助手的喉咙里，结果出现了一些流感症状，但没有真正得流感。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证明自己的流感症状是因为这个实验得到的，还是在生活中染上的，因为当时到处都是流感，不接触流感是不可能的。
　　 和德国人一样有献身精神的是日本人，三位日本科学家于1918年底到1919年3月份进行了一项实验，以期证明是病毒还是细菌导致流感。志愿者是包括他们三个人在内的一组医生和护士。
　　 日本科学家的试验是这样设计的，取来流感病人的血液和粘膜，将细菌过滤掉，如果还能传染流感的话，就证明是病毒造成的，因为病毒体积更小，不能被过滤掉。
　　 从琴纳发明天花病毒到巴斯德发明狂犬病病毒，都是采取黑匣子式的办法，没有着眼于病原究竟是什么这种刨根问底的办法，而是走直接制备疫苗的捷径。
　　 病毒的发现并不是因为人群疾病，而是因为烟草花叶病。1892年从事烟草病的俄国科学家伊万诺夫斯基过滤了感染花叶病的叶汁，发现仍具有传染的性质，从而证实存在着一种比更小的病原，不过他认为是一种细小的细菌。1898年荷兰科学家贝杰林克重复了伊万诺夫的实验，发现这种病原在凝胶中以适当的速度扩散，而细菌仍滞留于琼脂的表面，因此证明这种病原要比通常的细菌小。贝杰林克用“病毒”来命名这种小病原体，成为第一个真正证明病毒存在的人。
　　 从此病毒学得到独立的发展，同年德国细菌学家勒夫勒和弗施证实了口蹄疫病毒。1911年劳斯发现了引起鸡的恶性肿瘤的劳斯肉瘤病毒。1915-1917年，托特和德爱莱尔分别发现了噬菌体。1918年大流感出现时，病毒学已经成形。日本人的实验正是用这种传统的鉴别病毒和细菌的办法。
　　 志愿者被分成几个组。六名志愿者鼻子里滴进流感病人的血清作为对照组，另外六名志愿者鼻子里滴进过滤除去细菌的流感病人的血清。另外还有两组志愿者，各八名，采取皮下注射的办法。与此同时，他们还从流感病人血液中分离出一些细菌，放到十四名志愿者的鼻子和嗓子里，看看是不是它们引起的流感。
　　 实验结果证明了是病毒引起的流感，也证明了得过流感的人不再得流感。这项很严格的实验是历史上第一次证明流感病毒的试验，但是有一个大漏洞，因为参加试验的都是医生和护士。在大流感的年代，每一个医生和护士都不得不接待数不清的流感病人，科学家不能确定这些志愿参加试验的医护人员是不是被那些病人所传染的。
　　 这项试验的结果非常完美，接受了细菌样品的那组没有一个人得流感，但接受了过滤后的样品的所有人，无论是鼻腔还是皮下注射，无一例外地得了流感，和预想的病毒源的设计100%的吻合。就是因为太吻合了，让严谨的日本人不敢置信，总是怀疑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日本的试验没有得到认可，除了上面两个原因外，还有对日本科学水平的轻视。这种发现流感病原的事即便不是有欧洲人来解决，起码也得由美国人来解决。
　　 早在日本人开始之前，美国人已经动手了，他们同样有献身精神，只不过这种献身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自由。
　　
　　2. 在科学与道德之间
　　 1918年11月，第二波大流感正在波士顿肆意横行，美国海军医疗单位希望能从了解流感入手，以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
　　 摆在海军医官们面前有几个问题，首先是需要证明流感是否真的像流行病学观察总结出的那么容易传播。
　　 传播如果很容易的话，为什么有的人感染有的人不被感染？是不是存在什么因素可以使人免于感染？
　　 感染流感之后，为什么健康的人和年轻人容易死亡？
　　 流感的大流行是不是和战争有关？特别是部队的移动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如果这样的话，究竟是如何导致扩散的？
　　 流感的病原是什么？
　　 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动物实验，但在当时，流感还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人类疾病，只能和德国、日本一样用人来做实验品。
　　 美国海军的医生们有没有为科学献身精神不得而知，不过他们的确考虑了实验的志愿者应该相对隔离，不能经常接触流感病人。可是流感到处都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接触流感是不可能的。
　　 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并被接受了，于是医官们来到波士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向关在那里的62名海军士兵提出一个建议：如果同意参加一项科学实验的话，就免罪。
　　 今天如果有人向犯人提出这样的条件，肯定会马上和犯人们同吃同住，因为触犯了有关道德的相关法律。即便万分侥幸没被治罪，犯人们也会异口同声不同意，因为医生和科研人员根本没有权力给病人减刑。
　　 科学的发展，人体实验是不可缺少的。今天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前，会进行动物实验，起码在毒性方面很有把握之后，才用于人体，不管有没有效果，但起码不能有害。美国算这方面很严格的国家，科研人员都非常谨慎，一旦出事，不仅科研经费没了，还得吃官司，曾经红火一时的基因治疗就因为试验中死了一个人，结果大幅度后退。
　　 美国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做人体试验需要征集志愿者，通常靠提供少量金钱和免费的医疗服务来招揽人，这些试验基本上能保证安全。但也有例外，比如一些用于艾滋病和癌症的药物，很可能会有不良影响，因为艾滋病和肿瘤被认为是绝症，所以审查比较松。人体试验在美国耗资巨大，一种新药，研制的费用也许要几千万，但人体试验的费用则要以亿来计算，因此美国大药厂采取到其他国家，比如到中国进行人体试验的办法，和美国一名志愿者起码要花费数千美元相比，在中国只需要给医院和医生钱就是了，而且还不用担心惹上官司。
　　 但是在九十年前，关于人体试验的道德问题并没有什么顾忌，尤其是失去自由的犯人，他们在很久以来和笼子里的实验动物没什么区别。
　　 用犯人做实验历史悠久，也可以说犯人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21年，蒙太古夫人把她随丈夫出使奥斯曼帝国时学到得种痘之法在伦敦大力推广，威尔士王妃、未来的英国王后卡罗琳公主特意把她请到宫中，详细地询问了接种的细节，打算为年幼的小公主种痘，但人痘接种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御医对接种都持反对态度，卡罗琳公主便下令医生们先进行试验。
　　 医生们来到伦敦监狱，从死刑犯中挑出从来没有得过天花的6个人，3男3女，向他们开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如果接种人痘的话，就可以免死。如果接种后活下来的话，就可以被释放。对于这6名死囚来说，不存在选择问题，接受之后还有活命的可能，不接受的话就只能等待被吊死。
　　 这6名死囚全部接受了这个条件。医生给他们接种了人痘，这6个人都没有出现意外，因此重新获得了自由。
　　 解决了接种的安全性后，卡罗琳公主还不放心，要求验证人痘接种的可靠性。医生们命令其中一名女囚去照顾一名刚刚得了天花的10岁小女孩。接下来的6周里，这名女囚和这位小姑娘生活在一起。小姑娘不停地咳嗽，吐得到处都是，包括这么女囚的脸上。
　　 这名接种过人痘的囚犯没有染上天花。卡罗琳公主还是不放心，因为所有试验都是在成人身上进行的，还有在儿童身上试验。医生们奉命来到伦敦一所孤儿院，找出11名没有得过天花的孤儿。这一次根本没有必要问孩子们愿意不愿意，直接接种了。11名孤儿接种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卡罗琳公主终于首肯了，让医生给女儿接种人痘。
　　 这次人体试验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卡罗琳公主因此了解了英国监狱的状况，从此关心改善囚犯的待遇。
　　 将近200年后，犯人的待遇比当年好得不知多少倍，但是在医学试验上，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一样的，只需要一个承诺，就能够获得自由。
　　 但是，犯人们是否真的了解，这个承诺所要面临的危险？
　　
　　3. 为自由而献身
　　
　　 波士顿港的海军监狱里的这62名犯人的年龄从15岁到34岁不等，罪名也更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得过流感，而且失去人身自由，不用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接触流感病人。
　　 犯人们也许不知道大流感是如何的可怕，医生们提出这个交换条件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实在没有更好的实验群体了。医生很少用免罪作为换取犯人参加试验的条件，但大流感当前，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减刑的理由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献给科学研究，说明犯人能够自新了。
　　 62位军中犯人一致接受这个难得的条件，他们被转移到一个设在岛上的隔离站，以确保没有外来的流感的存在。
　　 医生们从重症流感病人的口腔粘膜上取样，这样可以确保能够采集到引起流感的病原。然后将之接种在试验者的鼻部、咽部或眼部，甚至放在取样的相同部位。他们同样对样品进行过滤以除去细菌，借此验证是否由病毒导致流感。此外，他们还将流感病人的血液直接输给志愿者。
　　 医生们还考虑到传染病传播的自然性，生怕人为的办法不能确保传染。他们将10名志愿者带到医院，躺在流感病人躺过的病床上，每个人旁边躺着一个流感病人。光躺在那里还不成，试验者还要贴近流感病人，面对面地呼吸起码五分钟，病人要深呼气，试验者要深呼气，以确保能把病原吸进肺里。然后，流感病人对着试验者的脸部咳嗽五下。
　　 这样还不够，每个试验者要和十名重症流感病人重复上面这些步骤。
　　 研究人员认为，这样的试验设计万无一失，试验者肯定会接触大量的流感病毒，也肯定会如预期的那样得流感，得出其后不久在日本进行的试验那样的结果。
　　 但是，非但没有出现百分之百的流感，而且连一个流感都没有。
　　 参加试验的62个军中犯人没有一个人得流感。
　　 波士顿的军医们觉得遇见鬼了。
　　 平民中流感流行的情况先不说，流感在美军各营地和各个军舰上都以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感染率传播着，往往会达到百分之三、四十，怎么这62个人会是零哪？他们有那么多的接触机会，根本不可能没有接触到流感病原，是什么原因让这62个人没有一个发病？
　　 研究人员总结了几种可能，1，试验设计有问题，2，这62个人已经得过流感了，但没有症状，所以已经有免疫力了，3，这些人都流感有天生免疫力。
　　 每一种可能都不可思议，试验设计已经很完善了，尤其是那十名在医院里反复接触流感病人的试验者。62个人都得过没有症状的流感也不可能，对流感有天生免疫的人统统关在一个监狱的机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吧？
　　 怎么办？
　　 再来一次，这次要更加严格，尤其是保证参加试验的人确实没有得过这种流感。
　　 波士顿没有合适的犯人了，可是美军监狱里犯人有的是，这次来到旧金山，还是犯罪的海军，试验之前，让50名犯人在一个隔离的小岛上生活一个月，没有一个出现流感症状，医生们认为这50个人可能没有被大流感传染过。
　　 试验方法和波士顿的试验几乎一模一样，医生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让试验者接触流感病原。
　　 结果也和波士顿的试验结果一模一样，这50个人没有一个得流感。
　　 这次起码不存在在试验前已经被流感传染的可能了，于是研究人员彻底蒙了，流感到底是怎么得的？
　　 这也是日本人的试验得到质疑的另外一个原因，一边是零，一边是百分之百，而且美国还进行了重复的也是零感染的试验，而且美国的试验接触性远远高于日本的试验，因为结论只能是：日本人的试验有问题。
　　 但是，在科学上打击日本人容易，又怎么解释零传染的现象？研究人员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不要说都有答案了，连第一个都没有被证明。在人群中观察到的流感非常容易传播的现象，为什么被试验否定了？
　　 这两次试验的结果表明，流感非常非常难以传播。但是，研究人员也知道，如果这样说出去的话，肯定成为笑柄，那么流行病学观察和临床试验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一团乱麻
　　
　　 九十年后，对于这几个为什么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流感病毒已经被确定、能够分离培养测序的今天，再来审查这两次试验，从接触的角度，试验的设计没有问题，因此问题只能出在试验者和病毒本身。
　　 被流感病毒感染后，有大约7%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因为已经有了对这型流感的抗体，就不会再被感染。这些人无论从病史上还是从症状上，都无法发现他们被流感感染过。前面说的两起试验的试验者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尽管可能行非常低。
　　 此外，病毒的毒力是另外一种可能。由于当时还不知道流感病毒为何物，这两个试验都是从重症流感病人那里取样，也许到了这个程度，病人身上的流感病毒已经失去了传染性。还有一种可能，因为参加试验的都是正常的年轻人，也许能够感染健康的年轻人的时机是流感病毒的某个特定繁殖阶段，这两起试验恰恰没有捕捉到这个阶段。
　　 这两个试验除了提供了更多的问题和混乱外，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其后再没有进行类似的试验，试验不能解答，迫使医学界从其他角度来寻找1918年流感的秘密。
　　 负责美国卫生防疫的联邦公共卫生服务署在接到各地的报告后，试图画一张流感在1918年9月到10月的传播图，按他们的分析，第二波大流感应该是始于几个港口城市，然后蔓延到全国，这张图应该能够从时间上反映出流感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
　　 图画了出来以后，公共卫生服务署的官员们受到了海军军医们相同的打击。
　　 这一波大流感似乎同时在全美各地出现，起码不能用人群流动或者军队调动来解释，在第一起病例被发现后的四到五周，全美国几乎到处是流感，从地理上几乎遍地开花，看不出传播的趋势。当年不存在坐飞机旅行的问题，其他交通工具是不会传播那么迅速的。
　　 大流感在头一周在美军东岸九大军营出现，第二周便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十三个营地，但是从病死率上却看不到一致性。在波士顿的致死率最高时，相隔仅数小时车程的纽约却在三周后才达到高峰，离波士顿较远的城市则先到流行的高峰期，看起来不像是通过患病的人旅行传播的。
　　 于是公共卫生服务署这张流感图也成了一个谜团。
　　 是个谜团就要有所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流感的病原本来就存在，由于某种原因被同时激活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太牵强了，但这并不是第一次，自从流感在美国出现后，同样的现象就反复出现，早在1789年，有人就发现流感流行的传播速度之快，很难用人到人这种接触传播来解释，每一次流感流行都好像是在很多地方同时出现的一样。
　　 这个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认为流感是由细菌引起的，1892年，德国科学家弗里德理西•费佛在研究1890年大流感中分离到一种细菌，即流感嗜血杆菌，虽然他没有能够在动物身上造成传染，但大多数科学家倾向于他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科赫的助手，费佛以严谨闻名于世，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上有诸多建树。
　　 流感嗜血杆菌的发现，似乎结束了流感病原的疑问，科赫团队又赢得了一场科学竞赛。
　　 直到1918年大流感第一波的出现，医生们在病人身上根本找不到流感嗜血杆菌，这个说法才受到怀疑。
　　 第二波流感的病人身上，流感嗜血杆菌出现了，但不是所有的人，费佛的说法并不能得到证实，因为如果流感嗜血杆菌是病原的话，就应该出现在所有病人身上，因此，二十多年的流感细菌说受到了巨大的质疑，1918到1919年各国进行的实验都试图证明是病毒引起的，虽然没有最后的结论，但多数人，尤其是亲临流感防疫第一线的人，已经扬弃了细菌导致流感的理论。
　　 随着大流感的消失，寻找这次瘟疫的病原的努力也告一段落。1918年大流感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瘟疫，也留下一团乱麻，虽然人类集体性地将这次灾难遗忘，但科学家没有遗忘，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迫使他们一定要找到最后的答案。
　　 寻找答案的路程并不是从人类流感开始，而是从另外一类流感、猪流感开始的。
　　五、猪的阴影
　　
　　1.费佛的笑容
　　
　　 1918年秋，就在大流感第二波开始出现的时候，美国中西部成百万头猪突然患病，然后大比例地死亡，养猪的农民损伤惨重。
　　 事情最早发生在1918年9月30日到10月5日在爱荷华州举行的一场猪表演大会上，各地来的猪聚集在一起，于是很多猪开始患病，表演大会结束后，参加表演的猪被主人们各自领回家，没几天中西部的各个农场都闹猪瘟，甚至整个猪场的猪全死光了。
　　 美国动物业局猪霍乱控制处的检查官JS凯恩走访了一些闹猪瘟的农场，他发现患病的猪的症状和得流感的人的症状是一样的，流鼻涕、发烧、流泪，典型的呼吸道感染。
　　 凯恩知道，早在十六世纪就曾经报道过在马身上出现过类似流感的症状，他还发现，有些农民从猪那里感染了流感，因此他认为猪得流感了，是被人类感染的，还能感染正常人，这种猪瘟和人流感是一回事，他为之取名为“猪流感”。
　　 整个科学界对此的反应非常直接了当：视而不见。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猪得流感的说法，再加上全美到处是人得流感，科学家和医生们焦头烂额地想办法，哪里有心思管猪出什么故事了。
　　 猪产业对凯恩的反应也很直接了当：痛扁。
　　 整个行业一起反击凯恩，认为他说的猪流感是无稽之谈。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怕引起顾客的恐慌，在大流感的年代，如果说猪也能得流感，猪肉还有人敢买吗？
　　 凯恩人微言轻，偏偏是个杠头，在受到各方面让他收回自己的话并就此道歉的压力下依然不知悔改，坚持自己是对的，在《美国兽医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结论。
　　 1919年后，每年冬天，猪群便闹同样的瘟疫，但没有人和流感联系在一起，凯恩的猪流感的说法再也没有人提起，研究流感的科学家们都关注在人流感上，只有一个人除外。
　　 因为这位科学家出身农场，而且是爱荷华州的农场。
　　 1918年，理查德•萧普17岁，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了，打算进爱荷华州州立大学林学院，注册的时候发现林学院关门了，便临时改变主意，成为一名医科预科生，于当年秋天入学。
　　 世界上的很多事，就是因为一念之差。
　　 萧普的父亲是位医生，但却是和琴纳一样的乡村医生，因此萧普从10岁开始就帮家里干挤牛奶、喂鸡，整天在农场里待着，每个夏天都去山里打猎钓鱼，非常热爱大自然，这也是他之所以打算进入林学院的原因，这个愿望不能实现，只好继承父业，去学医。
　　 1924年，萧普从医学院毕业，可是并没有回到家乡，当一名乡村医生，而是立志从事医学研究，来到位于普林斯顿的洛克费勒研究所从事结核病的研究，师从保罗•刘易斯。
　　 刘易斯是一位专门和烈性传染病打交代的科学家，很快他的兴趣转移到猪霍乱上，因为萧普来自乡下，对猪很熟悉，又是来自猪存栏数最多的爱荷华州，1928年刘易斯派萧普回到家乡调查猪霍乱。
　　 爱荷华州、猪、传染病，这几个关键词，让萧普发现了同乡凯恩发表在《美国兽医杂志》的文章，一读之下便接受了凯恩的结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因为爱荷华的猪年年患流感，可以从研究猪流感下手，解决1918年留下的一系列问题。
　　 刘易斯同意了。
　　 用猪做试验，比用人要好办多了。萧普从病猪和健康猪身上采样，看看病猪的粘膜上多了什么微生物，能不能感染。
　　 原以为很艰难的试验竟然出奇的容易，萧普很快从病猪粘膜上分离到一种细菌，分析之下，正是流感嗜血杆菌。
　　 对此，萧普无法置信，因为1918年的试验证实，流感嗜血杆菌不是流感的病原。
　　 接下来，他们将流感嗜血杆菌滴进健康猪的鼻腔，结果猪得病了，在猪的呼吸道里发现了流感嗜血杆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证明流感嗜血杆菌能致病的试验。
　　 刚刚去世两年的费佛在坟墓里开心地笑了，最终还是证明他发现了流感的病原。
　　 萧普和刘易斯也欢喜异常，因为他们证实了流感嗜血杆菌能够导致流感，也证实了猪流感的存在。
　　 但是，欢乐总是短暂的。
　　
　　2. 美洲瘟疫背后的遗忘
　　
　　 他们用第二头猪重复了这个试验，这次并没有得病。他们把这头猪养了好久，直到实在看不出任何疾病症状时才杀死它，解剖后也找不到流感嗜血杆菌。其后他们重复了十几次，没有一次有生病的迹象。
　　 第二年，中西部猪瘟流行，对他们来说，是研究猪流感的好机会。萧普和刘易斯再次采样，得到的还是流感嗜血杆菌，但是试图感染健康的猪，还是无一成功。
　　 坟墓里的费佛笑不出来了，萧普和刘易斯垂头丧气，流感的病原依旧是一个不解之谜。
　　 萧普虽然很是灰心，但他并非一无所获。和1918年的科研人员相比，他的最大优势是有了可以任宰任杀的猪作为动物模型，让他可以放手做各种试验。在试验中，他观察到病猪的粘膜样品确实能够在健康猪身上引起流感，说明存在着还没有发现的东西。
　　 萧普和刘易斯决定继续研究下去，把这种东西找到。
　　 但是，刘易斯已经没有机会了，在下了上述决心后不久，刘易斯前往巴西，研究被称为美洲瘟疫的黄热病。
　　 这是一项洛克菲勒研究所前仆后继的悲壮的事业，在刘易斯之前，已经有四名洛克菲勒研究人员殉职，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人野口英世。
　　 黄热病病毒可以引起出血症，主要存在于非洲和南美，1899年美国军医沃尔特•里德证明黄热病不是通过接触传播，而是经过蚊子叮咬传播的，同时也认定是由病毒引起的，不仅从古巴清除了黄热病，也使得巴拿马运河顺利地完工。1905年新奥尔良黄热病流行时，采取灭蚊的办法，使得这次流行的死亡人数大大低于以前流行的死亡人数。
　　 1918年，任职于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野口英世来到厄瓜多尔研究黄热病，从病人身上分离出钩端螺旋体，认为是黄热病的病原。
　　 野口英世出身清苦，曾入北里研究所，但因出身不正而倍受歧视，后来来到美国，1911年成功地培养出梅毒螺旋体而名扬世界，后来还有不少非凡的成就，从1913年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其后除了一次大战的那几年，年年获得提名，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镇所精英之一。
　　 野口英世成名之后，曾经回日本探亲，受到举国欢迎，但依然被日本医学界所冷落，致死他没有回国报效。黄热病钩端螺旋体之说一问世，受到美国很多科学家的质疑，大家还是倾向于里德的病毒说。野口英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于1927年亲赴加纳，希望在那里能证明自己的发现，不幸于1928年染黄热病而去世，终年51岁。
　　 关于野口英世之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不能面对失误，故意染上黄热病而自杀的。
　　 1928年，野口英世流年不利，不仅黄热病的发现受人质疑，沙眼病原的发现也基本上被否定。
　　 沙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纸草书中就有记载。更有人认为根据《黄帝内经》，公元前2600年中国便有此病，不过《黄帝内经》系后人伪作，世人还是将埃及称做沙眼的故乡。正因为沙眼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大，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始，沙眼病原便极受重视，七十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1887年，科赫从一名埃及沙眼病人中分离出一株杆菌，宣布发现了沙眼的病原，开始了沙眼细菌病原说。但该杆菌很快被证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种病：眼结膜炎的罪魁祸首。按照这个思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30多种细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一否决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开始抬头，从二十世纪初在沙眼病人眼里发现包涵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证明沙眼材料滤掉细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似乎站了上风。
　　 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离到沙眼病原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称为颗粒杆菌。
　　 微生物界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在哈佛医学院细菌系进修的一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汤飞凡，这些细菌学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进行了重复，无法得到相同的结果。
　　 黄热病和沙眼，让盛名之下的野口英世连走麦城，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明白。
　　 1929年汤飞凡回到上海，用严格的试验证明了野口英世的颗粒杆菌不是沙眼的真凶，引起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不满和反驳，汤飞凡花了3年时间，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包括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的眼中，于1935年发表论文，彻底推翻了沙眼病毒的细菌说。
　　 20年后，汤飞凡发现了沙眼衣原体，1956年发表论文，结束了这段公案，这项成果是中国医学界极少的几项能够笑傲世界的成就，然而，在反右运动的风暴中，汤飞凡和野口英世殊途同归，于1958年自尽，留下的遗言是：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
　　 野口英世死后被日本人所遗忘，直到1979年名作家渡边淳一发表长篇巨著《遥远的落日》，荣获日本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使得野口英世重新被日本人所认识，成为神灵一般的人物，1000日圆纸币印的正是野口英世的头像，他的名字在日本家喻户晓。
　　 直到1992年，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里才包括了汤飞凡，这个名字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直到最近，上海有关部门希望制造关于汤飞凡的节目，找到医学专家们询问，得到的答案是：很不熟悉。
　　 野口英世因为受到日本医学界不公正的待遇，成名后没有回国服务。
　　 1937年，汤飞凡放弃了随所供职的雷纳德研究所撤回伦敦的机会，毅然投身抗战，临危受命，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八年之间艰苦卓绝，研制出前线急需的青霉素，抗击日寇的细菌战，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再次放弃出国的机会，留在祖国，完成了沙眼病原体的发现，做出了中国生命科学界迄今无法超越的成就。
　　 对于各自的祖国来说，野口英世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汤飞凡则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可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祖国所受到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
　　 遗忘，有时候比瘟疫还可怕。
　　
　　3. 从猪到白鼬
　　
　　 野口英世死讯传来，洛克菲勒研究所在一片悲痛中决心继续他的事业，刘易斯等人认同野口英世的细菌说，因此所方决定在巴西建立实验室，一定要把黄热病的病原搞清楚。
　　 去巴西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用不着鼓励，已经有人自愿前往，此人正是萧普。
　　 但所里不批准，因为萧普才27岁，不仅有位年轻的妻子，还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儿子。
　　 刘易斯第二个站出来：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
　　 五个月后，1929年6月30日，星期日，一封没有署名的电报传到洛克菲勒研究所：刘易斯博士死于黄热病。
　　 萧普奉命去通知导师的妻子，随后又将刘易斯的灵柩送回他的家乡威斯康辛州。刘易斯很可能是吸了一只含有黄热病病毒的香烟而死，其后，还有一位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中死于黄热病。
　　 洛克菲勒研究所一共有六名科学家在研究黄热病的过程中殉职，而该所研究黄热病的人员总数只有27人。
　　 科学的辉煌之下是这些无畏的献身。
　　 萧普能做的，就是继续研究猪流感，用谜底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
　　 萧普的实验很简单，就是从病猪粘膜取来样本，把细菌过滤掉，然后给健康猪接种，看看能不能发病。但是这项简单的实验却把他累苦了，他成年累月地从病猪那里采样，过滤，给健康猪接种，可是除了出现发烧、咳嗽之外，没有一头猪得流感，而且流感嗜血杆菌还是经常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萧普依然很固执地认定病毒才是流感的病原，因为流行病学观察证明了这一点。
　　 科学的成功很多时候就是要靠一根筋。
　　 不过，一次又一次失败，连一根筋到最后也动摇了。
　　 在又一次失败之后，萧普突然想到。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过去一直认为，每一种传染性疾病都有单一的病原。但是，有没有可能流感的病原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或者多种哪？
　　 于是萧普把过滤后的提取物和流感嗜血杆菌一起给猪接种，结果猪不仅患了流感，而且还出现严重的肺炎，萧普认为，猪流感没有单一病原，必须在病毒和细菌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感染。
　　 1931年，刘易斯去世两年后，在同一期《实验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三篇萧普的论文，其中一篇，萧普将刘易斯列为第一作者。这三篇论文都是有关流感的，萧普在论文中用几年的实验证明猪流感的病原是病毒，当仅仅有病毒只能引起轻度症状，在流感嗜血杆菌存在的情况下则会出现严重症状。目前还不知道是人把流感传给猪，还是猪把流感传给人，但萧普倾向于前者。
　　 萧普的论文在流感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论文刚刚发表不久，他就收到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是英国医学理事会的一位叫克里斯托佛•安德鲁斯的科学家发来的，告诉他要亲赴美国，和他见面。
　　 安德鲁斯是英国人，但在受聘于英国医学理事会之前曾在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医院当过两年病理实习医生，从这一点上，他也算是出自洛克菲勒研究所。安德鲁斯和萧普一见如故，他告诉萧普，他和威尔森•史密斯、帕特里克•莱德劳也在从事流感研究，而且在另一种动物身上取得进展，这种动物就是小型哺乳动物白鼬。
　　 史密斯、莱德劳和安德鲁斯认为，研究流感一定要有动物模型。白鼬并非常用的实验动物，它之所以用于科研之中，是因为对犬瘟敏感。因为犬瘟的症状和流感有几分相似，这几位英国科学家便先从犬瘟入手，他们找到了犬瘟病毒，本以为和人流感是一类病毒，结果不是。
　　 失望之余，他们看到萧普的论文，安德鲁斯来到美国，和萧普交换了看法。结果是萧普知道除了猪之外还有白鼬，英国人用萧普的办法过滤流感病人的样品后接种白鼬，没想到一举成功。1933年，他们成为首先分离到人流感病毒的人。
　　 但是，以往的实验让他们变得谨慎起来，因为白鼬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感染上流感。他们立即转移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对饲养白鼬的地方彻底隔离，接触人员严格消毒。
　　 用于实验的流感样品是从史密斯身上采的，因为他刚刚得了流感。他之所以得流感，是因为一只患流感的白鼬冲着他的脸打了个喷嚏。
　　 严格的实验还没有开始，他们就已经在史密斯身上证明了，流感可以由白鼬传给人，传播途径是打喷嚏。
　　 他们首先要证明的是流感能够从人传给白鼬，当然不是让史密斯对着白鼬的鼻子打喷嚏。
　　
　　4. 猪流感的历史地位
　　
　　 英国科学家从流感病人取来的样，也就是从史密斯身上取的，可以让白鼬得流感。从得流感的白鼬身上取样，能够让另外一只白鼬得流感，甚至把生病和不生病的白鼬关在一个笼子里而传染。在他们的实验中，流感嗜血杆菌对白鼬毫无影响。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如果在白鼬的鼻子里接种流感病人或者流感白鼬的血清，白鼬就不会得流感，证明了免疫的效果。
　　 萧普则发现白鼬比猪难伺候多了，往白鼬鼻子里接种时几乎被白鼬咬住。萧普没有英国人的本事，只好把白鼬麻醉后再接种猪流感，没想到麻翻的白鼬不仅出现流感，而且出现严重的肺炎，几乎和1918年大流感病人的典型症状一模一样。萧普再用流感嗜血杆菌，发现没有什么影响。流感嗜血杆菌终于从流感病原的名单中被清除了。
　　 萧普用的是猪流感，1934年，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汤马斯•佛郎西斯科在波多黎各流感中从病人身上用萧普的办法取样，在麻醉的情况下给白鼬接种，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此后，佛郎西斯科和史密斯等人各自独立发现，流感病毒在白鼬体内出现变异，因此可以感染小白鼠，导致小白鼠死于肺炎。
　　 在此基础上，萧普在白鼬和小白鼠身上做了大量的交叉免疫实验，证明人流感病毒和猪流感病毒可以相互提供免疫，但不是同一种病毒。
　　 到了这个时候，萧普和史密斯等人回到了他们的初衷：1918年大流感的毒株究竟是什么？
　　 大流感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由于大流感发生时病毒学还处于早期，没有人保存下流行毒株。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找到和了解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它下一次光临之前找到预防或治疗的方法。
　　 他们想起了一个方法，通过检查经历过1918年大流感的人们的血清中的抗体，就能够证明1918年的病毒是否是猪流感病毒。他们在美国和英国找到各种年龄的人抽血，发现1918年以前出生的人的血清能够完全灭活猪流感病毒，1918年后出生的人则不能。
　　 对此，萧普认为1918年所有的人都接触了流感，因此血液中有抗体。进一步讲，1918年的大流感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猪身上存在着。
　　 他的同事们并不都赞同，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反复得流感而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他们体内出现了能够对抗各种流感病毒的抗体。
　　 萧普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1918年就像一刀切一样，之前之后截然不同，不能用反复得流感来解释。佛郎西斯科后来的研究也反复证明这一点，尤其是1952年在阿拉斯加进行的研究，他发现，1918年流感光顾的村落的人有对猪流感的抗体，而1918年没有被流感光顾的村落的人则没有抗体。
　　 到了这里，猪流感开始赢得了它的历史地位。科学家认为，有一种巨大的可能，1918年大流感从人群中转移到猪群中，早晚有一天会重新回到人群中，这一天，又是一场末日浩劫。
　　 1918年流感病毒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毒，在第一波时相对温和，直到第二波时才出现极高的致死性。
　　 那么会不会是两种不同的病毒？
　　 流行病学资料是否定的，因为在第一波流感中得病的人，在第二波流感中有免疫能力。
　　 那么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流感病毒本身发生了致死性变异。
　　 流感年年有，为什么偏偏1918年的流感病毒会发生致死性的的变异？
　　 萧普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全球的流感控制和监测。
　　 他说：因为流感病毒突破了人兽的界限。
　　
　　5. 萧普的遗产
　　
　　 有些科学家认为，1918年大流感的第二波之所以致死性那么高，是因为进入了动物体内，因此毒性发生了变化。
　　 萧普认为不是，因为如果毒性发生变化的话，原来患流感的人就不应该有免疫力。他认为猪肺里的寄生虫是流感的宿主，这样流感病毒就能够在猪体内繁殖传代，其变异并不是毒性，而是具备了能够和流感嗜血杆菌共同行动的能力，这才导致了那么高的致死性。
　　 这个假说今天被证明是错误的，流感嗜血杆菌和流感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这并没有损害萧普在流感研究史上的地位。正是他的研究，打开了流感研究的大门，让后续着能够沿着他的思路继续研究下去，继续寻找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
　　 萧普是第一个发现流感病毒的人，虽然是猪流感，而且是他将猪流感和人流感联系在一起，告诉我们，起码我们和猪一起共享流感病毒。
　　 但是，萧普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就是他的假设。他警告我们，1918年大流感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猪群里潜伏的，总有一天会再次回到人群之中。
　　 萧普留下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阴影，是一个和大流感的约会，虽然他的假设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没有人能够忽视他的假设。
　　 因此，当1976年狄克斯军营出现猪流感后，森瑟等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萧普的假设，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做出全民接种猪流感疫苗的建议之时，也是因为萧普留下的巨大的阴影，也是因为他们要在大流感从猪群返回人群的关键时刻，制止一场浩劫。
　　 1976年3月，当福特总统面对萧普的阴影，他只要一个选择。
　　 2009年4月，当猪流感从墨西哥传向全球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面对的也是萧普的阴影，对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科学家来说，这个阴影巨大到了可怕的程度，使得他们也只有一个选择。
　　 从这一点上来讲，萧普是历史的巨人。
　　 萧普并不想成为巨人，成为知名科学家之后，他依旧一有机会就回到中西部的山中湖边，钓鱼打猎，享受大自然给予他的快乐和舒适，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摆脱自己背负的硕大的阴影。
　　 让萧普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人从他的阴影里看到了光环，从遥远的瑞典来到他的母校，最终完成了他的心愿：找到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
　　
　　六、为科学买单
　　
　　1. 先机
　　 1936年，是流感研究的一项里程碑。
　　 科学家们发现在鸡胚中可以培养流感病毒。
　　 从猪、白鼬到小鼠，对于微生物研究的动物模型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只有一个例外：流感。
　　 因为科学家们研究流感不是为了纯粹的科研，而是为了和1918年的流感病毒抢时间。
　　 鸡胚模型的建立，让人类在这场时间竞赛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因为有了鸡胚，不仅可以加快流感病毒的研究，而且具备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流感病毒的能力，无论哪种流感病毒，都可以直接用鸡胚生产出大量的病毒来，然后进一步制备疫苗。
　　 果不其然，科学家们很快发现，流感病毒起码分为两型，A和B，或者甲和乙。这两型的区别是在变异程度上，甲型流感病毒变异速度极快，因为可以逃避人的免疫系统，感染甲型流感病毒后，第二年还会被甲型流感病毒再感染，因为这时流行甲型流感病毒已经变异了。相比之下，乙型流感病毒变异速度很慢。其后，又发现变异程度更慢的丙型流感病毒。变异快的年年流行，变异慢的比如丙型流感病毒只在儿童中见到，因为成人们都具备了免疫能力。
　　 1941年，流感病毒的红细胞血凝素蛋白(Hemagglutinin)被发现。它的得名是因为这个蛋白可以和红细胞结合，在试管中形成沉淀。其后又发现了神经氨基酸酶蛋白(Neuraminidase)，前者用字头被称为H，后者用字头被称为N。人体免疫系统正是针对这两种蛋白质产生免疫反应的，根据这两种蛋白质的差异，可以把流感病毒分成许多种亚型，比如H1N1，或者H5N1。
　　 1944年，FDA批准了第一个流感疫苗，这个疫苗正是在鸡胚中繁殖后，经过灭活，然后给人接种。
　　 1947年，WHO成立后，马上建立全球流感监测系统，以期在流感流行的早期发出警报。
　　 早到越早越好，早到快于流感的传播速度。
　　 至此，人类自信具备了对抗下一次大流感的武器。他们发现了流感的病原流感病毒，而且对流感病毒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虽然流感病毒经常变异，尤其是甲型流感，人类不可能像对很多病毒那样，在感染了一次之后就具备了终身免疫能力，不会再次被感染，这是流感病毒的凶险所在。
　　 但是，科学家了解了人体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反应，他们想出的办法是在短时间内制备出对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毒株有针对性的疫苗，能够为人群提供免疫，这样就可以抵御流感大流行。他们还有了环球的监测系统，只有能够捕捉到达流感复发的迹象，就有可能用大规模疫苗接种的办法避免下一次大灾难。
　　 然而，将近40年了，全球并没有出现流感大流行。1919年之后，虽然流感年年见，但全球性的大流行一直没有发生。
　　 用疫苗预防流感流行的策略从第一年开始就面临滑铁庐，1946年，流感疫苗第一次用于人群接种，结果根本不能预防流感流行，因为疫苗是用去年的流行株制备的，流感病毒在这一年间已经变异了。科学界在惊讶之余，打消了必胜的信心，继续埋头研究流感。
　　 1957年2月22日，中国贵州西部出现了一例流感，和以前的H1N1不同，这例流感是H2N2。
　　 1957年3到4月，中国全国流感大流行，5到6月，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流感大流行，7到8月中东、欧洲和非洲流感大流行，美国于6月出现第一例病例，到10月开始流行。短短8个月之内，这株甲2亚型席卷全球。
　　 有赖于全球监测系统和对流感病毒的了解，在还没有形成全球大流行之前，这株流感病毒已经被确定。对病毒的研究发现，这株流感病毒是一个重组的病毒，大部分基因片段来自人流感病毒，但有三个基因片段、HA、NA、PB1不是来自人流感病毒，而是来自禽流感病毒。
　　 萧普的预言灵验了，只不过不是猪流感，而是禽流感。
　　 科学家们既激动又紧张，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和1918年相比，他们有所准备，这些准备能不能应付危机？
　　
　　2. 禽流感，还是禽流感
　　
　　 鉴于出现了重组的流感病毒，而且65岁以下人群基本上不存在对该病毒的免疫力，1957年5月，美国开始了疫苗制备生产过程，并加紧监测，8月，疫苗开始供应，但是，还是太晚了。疫苗数量太少，而且此时流感已经传到全球，不可能用大规模接种来制止流感的传播了。
　　 暑假后，流感马上在学校里流行，英国的中小学生50%患流感，有的学校甚至达到90%。这一波流感的高发人群为中小学生、年轻人和孕妇。
　　 美国于9月份开始疫苗接种，到10月份流感流行高峰时，六千万份疫苗还有将近一半没有分发出去，对控制流行已经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了。
　　 到12月，流感第一波过去了。多数国家于1958和1959年冬春之交出现了第二或第三个流行波，中国的第二波发生于1957年12月至1958年4月，这一波中，老年人的死亡率很高。
　　 这场流行，美国有大约七万人死亡，英国约三万人，感染者的病死率为千分之2.3，全球死亡人数估计在二百万左右。
　　 被称为亚洲流感的1957年全球流感大流行在历次流感大流行中，仅次于1918年大流感，但其程度远远不如1918年大流感。
　　 这次大流感，科学界自认失败，虽然比1918年进步多了，但现有手段并没有阻止流感的传播，万幸的是这一次并不是1918年大流感卷土重来。
　　 后续研究发现，1957年的流行株在1956年就出现了，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情况，没有更早地发现，因此没有给疫苗或者其他预防措施提供充足的时间。
　　 1957年大流感也流下了巨大的遗产，就是在猪流感之外，又加上了禽流感。1957年大流感的毒株据分析是人流感和野鸭子的流感重组出来的。经过了将近40年的努力，1918年大流感之谜非但没有揭开，而且越来越神秘，成了人、猪、鸭三国演义。
　　 1957年大流感过后，科学界犹在反思之中，不料仅仅11年之后，又一次流感全球大流行爆发了。
　　 这次大流行于1968年7月出现在香港，经过后续调查，之前已经在广东和上海等地出现，和1918年大流行一样，这次大流行被贯上了错误的名字，称为香港流感。
　　 不过叫香港流感还是有道理的，因此香港有50万人，占人口的15%患流感，但死亡率很低。这次流感于1968年7月在越南和新加坡爆发流行，9月到达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并且和从越战返回的部队一道来到美国，第二年到达日本、非洲和南美。
　　 这次大流感全球估计死亡一百万人，美国为33800人。这次流感的病毒于1970年和1972年再度出现。
　　 这次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最早被香港玛丽皇后医院分离成功，经鉴定为H3N2亚型(甲3亚型)，依旧是人流感和禽流感病毒的杂交株，HA和PB1来自禽流感病毒，其余来自人流感病毒。美国为此准备了疫苗，但没有多少人注射，这次流感大流行在美国没有上次那么凶猛，因为一来这株病毒和1957年亚洲流感株接近，而且仅仅相隔11年，很多人有一定的抵抗力。二来直到12月底才进入高峰期，这是学校已经放假了，失去了最易感的人群，此外医疗条件的改进以及抗菌素的使用，大大地减少了肺炎的死亡率。
　　 香港大流感虽然比亚洲大流感轻了许多，但是对于科学界来说，在沉寂了40年后，11年间连续出现两次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似乎进入了流感的活跃期。连续两次大流行都和动物流感病毒有关，虽然是禽流感，但萧普预言的猪流感是不是也蠢蠢欲动？西班牙大流感会不会在近期内卷土重来？
　　 对付流感没有特效药，流感的传播又非常迅速，飞机成为长途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后，流感病毒很可能一夜之间跨过大洋，给人们的反应时间越来越少。
　　 人类唯一的武器，就是能够用鸡蛋胚快速制造出疫苗来，趁着流感还没有达到高峰，迅速免疫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使得流感病毒没有足够的感染人群，而自动灭亡。1957年和1968年的教训是要早，一定要早早地预警。
　　 因此，1976年初，在人群中发现猪流感后，虽然还是在相对隔绝的军营中，虽然还仅仅是有数的几例，美国的顶尖科学家们认为萧普的预言应验了，存活在猪群中的西班牙流感病毒终于再度活跃起来，并且开始重返人群，甚至和1918年一样，最先出现的地点也是美军营地，这一切都符合得天衣无缝。
　　 更重要的是，科学家认为他们在早得不能再早的时刻做出了预警。既然一切都那么都符合预测和分析，那么就立即行动吧。给每个美国人都接种猪流感疫苗，彻底粉碎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甚至全球的复出。
　　 没有人强迫，但福特明白，他可以做的选择只有一个：批准。
　　
　　3. 总统的决定
　　
　　 总统的顾问中不乏头脑清醒之士，他们知道森瑟的备忘录是压在总统脖子上的一把剑，无论他怎么做，都会流血不止，尤其是大选之年。
　　 不批准的话会有什么恶果？福特问。
　　 如果不做任何行动的话，一旦这个备忘录见光，对于竞选连任来说将是一场噩梦。
　　 顾问们还要继续说如果免疫行动失败或者出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恶果，福特打断了他们：我认为应该赌一把，只要技术上没有问题的话，就先让儿童和老人接种吧。
　　 顾问们闭住口，他们从总统的眼光中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机会。
　　 福特接替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由于他形象一直不错，上台后在民调中支持率极高，没想到他上台才一个月，即赦免尼克松，不仅遭到全美国的反对，在国会里也从老好人变成不是人。新闻秘书愤然辞职，福特为此到国会作证，成为唯一一位到国会作证的美国总统。
　　 197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胜，在众议院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在参议院中获得通过法案所需的60席，连福特占了24年的席位都被民主党拿去了。福特最后两年任期，不得不面对掌握两院的民主党的百般刁难。
　　 结果，经济进入衰退，国会拒绝援助越南和柬埔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获胜。1975年9月，福特在加州遭遇两次有惊无险的行刺，刺客都是女的，也是头一次有女人行刺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福特争取连任的希望很渺茫。
　　 福特是运动健将出身，不缺少斗志，但是他缺少的是选民和政客们的支持。在初选进入高潮的时候，最有效的获得支持的办法是保证曝光率，和利用在位的优势有所行动。
　　 为预防西班牙大流感而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正是最好的行动。
　　 福特雷厉风行，于3月24日召开特别会议，邀请美国微生物和免疫学界的泰斗到白宫做最后的决定。
　　 这一天，在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初选中，福特出人意料地败给里根。
　　 当天下午2点半，会议在内阁会议室举行，应邀到会的包括基尔伯恩、森瑟、库柏、亚历山大等，还有约纳斯•沙克和阿尔伯特•沙宾。后面这两位才是福特请到的军师。
　　 沙克和沙宾分别研究成功小儿麻痹疫苗，彻底消除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危害。在疫苗出现之前，美国每年有50万人患病，58000人死亡，在美国人死因中排名第一，此外还造成数不清的残疾人，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疫苗出现后，患病者大大下降，1962年只有不到一千例。
　　 福特需要借助这两位英雄式的人物为全民疫苗接种背书。
　　 森瑟首先介绍了情况，清楚地道明，西班牙大流感就要卷土重来。春天的那几例是第一波，秋天肯定有极其凶猛的第二波。随即，福特询问沙克和沙宾的意见，两人都赞同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
　　 福特很满意，他建议大家举手表决，同意猪流感接种计划的请举手。
　　 全体举手。
　　 福特宣布，既然达成一致意见，会议到此为止，他将回到椭圆型办公室，与会诸位如果有什么不便公开讲的话，可以到椭圆形办公室，和他私下讲。
　　 没有人敲门。
　　 福特感到很满意，因为相关领域的泰斗们对这个计划出乎意料的一致支持，让总统信心十足。
　　 顾问们再一次表达了顾虑，他们在会议室的感觉和总统不一样，与会的医学专家虽然是全国来的顶尖专家，但大多数事先已经完全赞同森瑟建议的计划，只要亚历山大一个人冷冷地不说话，沙克和沙宾似乎只是在赞同对方。
　　 福特觉得顾问们多虑了，既然没有人来椭圆形办公室，就证明表里如一的全体赞同，行动吧。
　　 福特走回办公室，要求沙克和沙宾陪他一起去开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表会上，身后站着全球著名疫苗专家，福特告诉美国，西班牙流感在秋冬之际就要卷土重来，没有人知道它严重到什么程度，因此绝对不能冒险。
　　 总统宣布，他将要求国会拨款一亿三千五百万，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
　　 人类历史上对抗病毒的最大的一项传染病预防行动正式开始了。
　　
　　4. 箭在弦上
　　 宣布这项决定时，福特处于一生信心最充足的时刻。对于他来说，西班牙大流感在1976年卷土重来，是百年不遇的机会，几乎可以保证他顺利连任竞选成功。
　　 美国最出色的微生物和免疫学家一致支持疫苗接种行动，他们告诉总统，科学已经发展到已经能够为人类提供对抗大流感病毒的武器的时代，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已经在最早的时刻发现了西班牙大流感复苏的迹象，因此能够比1957年和1968年更早更有效地采取行动，成功地阻止等待了半个多世纪的大灾难。
　　 这项全民接种计划的成功，不仅能够让福特再在白宫里待四年，而且有可能让他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福特看看沙克，看看沙宾，这两位科学巨人是自己的双保险。
　　 福特在心里开怀地笑了起来。
　　 总统认为，以这种形式宣布这项决定，媒体所做的应该只是不断地报道。但是，他没有想到，自由媒体的本质之一，是当任何事情发生时，都会努力地找到反对的意见。
　　 福特不知道的是，媒体事先已经采访了总统的顾问们，听到了他们的顾虑和不同意见，媒体同时采访了CDC的专家，同样感觉到信心不足。CDC的一些专家更在私下指责这个决定，但是，媒体并没有公布出来，而是在等，等总统宣布他的最后决定。
　　 就在福特宣布决定的当天晚上，CBC晚间新闻在播放了总统的决定的新闻后，马上指出，对于这项计划有很多不同意见。
　　 有人开了口，就如同打开洪水之门。很快，极左派的健康研究组织出面支持CBC的质疑。
　　 福特要求的拨款还没有着落，反对的声浪已经四起。
　　 但是，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福特已经没有退路和反悔的余地了。
　　 美国国会同样别无选择，在西班牙大流感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之际，政治家们如果不采取行动或者对行动采取支持的态度的话，就等于在政治上自杀。尽管议员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很快批准了拨款：按库柏在国会作证时说的，让95%的美国人接种猪流感疫苗，也就是给两亿人接种疫苗。
　　 有了钱后，计划立即启动，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副部长库柏是总指挥，CDC负责监测和监督，FDA负责疫苗的生产。
　　 到此时，各流感疫苗厂家已经生产出将近四千万份对抗A/维多利亚株的疫苗，为了不造成浪费，有关部门决定将这些疫苗和猪流感疫苗混合起来，给高危人群比如老年人接种，以到达预防两种流感的目的。
　　 计划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养猪的很不高兴，因为现在全美国都知道猪流感这个名词了，很多人因此不吃猪肉了。他们强烈要求，从保护养猪业的角度，将这次流感疫苗的名称命名为“新泽西流感”。
　　 新泽西州强烈反对，换成这种名字就冤枉成1918年的西班牙了。于是，养猪业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
　　 这还算小事，4月2日，在CDC的一次会议上，最先认定是流感的古德费尔德公开对媒体表示，这个疫苗接种计划是一个坏主意，健康人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在当天晚上的CBC节目中，古德费尔德更是断言：“接种猪流感疫苗的15%的人会出现副作用。”
　　 如果美国有反革命罪的话，福特肯定下令办了古德费尔德。
　　 作为新泽西州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古德费尔德有恃无恐的原因是他的老师基尔伯恩也持这种观点，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白宫有点坐不住了，基尔伯恩可是个重量级人物，猪流感疫苗还是他研制出来的，怎么一转脸成了反动派了？
　　 电话打到库柏那里，库柏向总统保证，不要担心，支持的声音占绝对多数。证据是健康、教育和福利部查阅了4月2日全美60个城市出版的80种报纸，其中88%是支持疫苗接种计划的。
　　 美国的政府机构有时候可爱到了可笑的程度，居然靠统计报纸来了解民意。
　　 福特刚刚踏实了几天，5月17日，二军师沙宾在一次讲演中认为生产疫苗是必要的，但应该储存起来备用，而不是立即接种。FDA居然也跳出来一个专家，认为这样大规模疫苗接种是无效的。
　　 到了这种时候，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追踪的80份报纸对这项行动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66%了。
　　 到了6月2日，疫苗生产又出状况了。
　　
　　5. 胎死腹中
　　
　　 负责流感疫苗生产的四大厂之一的帕克•戴维斯在拿到联邦经费后加班加点，到了五月底已经生产出数百万份样品，突然发现搞错了。
　　 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要求用新泽西的那株猪流感病毒灭活后制备疫苗，可是帕克•戴维斯从一开始就忙中出错，使用了四十年前萧普分离到的猪流感病毒，结果只能自认倒霉，这几百万份疫苗统统销毁，从头做起。
　　 其他几个厂家倒是没有用错病毒，但发现这株病毒在鸡胚里面繁殖的能力比其他流感低一倍，通常一个鸡胚中收获的病毒可以制成两份疫苗，而这株流感只能制备一份，导致人工和鸡胚的使用都得加倍，速度自然就慢了不止一倍。
　　 美国如此大张旗鼓，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得不郑重其事。美国的科学家说得板上钉钉，不由得人不信，到了秋天或者冬天，西班牙大流感再度出现的时候，美国人全接种了疫苗，死的是其他各国人民了，各国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跟着美国采取行动。
　　 可是，美国财大气粗，一下子拍出一个多亿，很多国家没有这笔闲钱，更重要的是，即便有钱的话也没有美国的疫苗生产、接种能力，因此多数国家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地生产出疫苗来备用。只有几个国家，比如荷兰，决定学习美国进行全民接种。
　　 英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科学家给六名志愿者接种了新泽西的猪流感病毒，其中五个人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英国人的结论是，起码给20到50岁的人群接种猪流感疫苗是不应该的。
　　 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差点把四处送猪流感病毒的基尔伯恩吓出心脏病来，虽然他反对疫苗接种，但也不能明目张胆给人接种活病毒，万一造成流行的话，怎么做也来不及了。
　　 敏感时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顾不得那么多了。近代史几乎每次瘟疫流行，背后总有阴谋论，比如说1968年大流感是美国科学家不小心从实验室释放的，艾滋病是美军生物武器擦枪走火的等等，虽然都是无稽之谈，但从英国的这个例子上看，这些阴谋论不是没有理论基础的。
　　 那么不用活病毒，就看看疫苗接种的效果吧。先期接种疫苗的志愿者中，24岁以上的人群，免疫效果很理想，但在儿童身上免疫效果不理想，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给儿童打第二针，如此一来就要多生产出很多疫苗。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流感通常是在学校和幼儿园开始爆发流行的。
　　 就让厂家加速生产吧，厂家说：不！因为保险公司不给提供保险。厂家坚持，在有保险之前，绝不出厂。
　　 保险公司希望一旦真的出事了，要有政府承担主要负担，因为这种全民性的接种，不出现成千上万个赔偿诉讼才怪哪，保险公司知道这钱不好赚。政府方面脑门一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保险的问题。
　　 1974年的小儿麻痹疫苗的官司就是一个例子，一位八个月的婴儿接种疫苗后仍然得了小儿麻痹，尽管实验证明和疫苗无关，但法院还是判厂家败诉，赔偿20万。厂家上诉到最高法院，可是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现在，厂家和保险公司学精了。全国人民接种疫苗后，每天美国死那么多人，不管什么病，都可能联系到疫苗接种上。
　　 当时美国平均每两天有2300人中风，7000人心脏病发作，平均每周有9000多人得肺炎，其中900位去世。如果全民接种猪流感疫苗后，起码有两万起官司，几十万赔偿一位的话，总数也在联邦给这个项目的拨款的几十倍以上。
　　 疫苗生产商在和政府反复协商没有结果之后，宣布除非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或者政府提供担保，否则不会提供猪流感疫苗。
　　 到了7月15号，厂家之一的迈乐宣布完全停止疫苗生产，而且从7月20日开始不再买鸡胚了。
　　 到了这种时候，国会只得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政府不当冤大头，国会和往常一样抱着给福特点颜色看看的态度没有任何行动，保险公司还是不能确定疫苗的危险性，厂家把做好的疫苗储存起来不分装，什么时候能够全民接种更是摇摇无期，风声极大的猪流感全民接种计划眼看就要胎死腹中。
　　 8月1日，一场意外改变了这一切。
　　

作者：仅代表我自己　回复日期：2009-06-24　15:33:32　   　　强帖留记号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6-25　07:19:45　   　　6. 好事多磨
　　 8月1日，费城的一间旅馆里召开的退伍军人会议的与会者突然出现爆发性呼吸道传染病，患病人数超过200人，其中26人死亡。病徵是全身不适、头痛、恶心呕吐、腹泻、肌肉疼痛、发烧、咳嗽，初时是乾咳，其後有灰色或血色的浓痰，病情急促和猛烈，若不及时医治，会死於肺炎及其他并发症。
　　 费城是1918年大流感时美国受打击最严重的城市，这种时刻出现突发行呼吸道疾病，莫非真的让科学家料中了？
　　 美国民众脑海里浮现出四个多月前福特总统宣布的计划。不少医学人士更是宣布猪流感出现了。
　　 CDC紧急动员，经过四天的努力，宣布不是流感爆发，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证明病原是一种当时未知的杆菌，后来被称为嗜肺性军团菌，由於这种病首次在退休军人身上发现，因此被称为军团病。
　　 虽然算是虚惊一场，但民众的恐慌情绪被连日的新闻报道，特别是被一场又一场葬礼所引发起来，国会议员们被本选区的选民折腾得没有一个能坐得住了，先前扯皮的议员们摇身一变成为猪流感疫苗的坚定支持者，大骂政府为什么迟迟不给药厂开绿灯。
　　 8月10日，参议院在没有举行听证和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下通过了特别法案，第二天，众议院也批准了这个法案，很多议员连法案对没有看一眼，就投了赞同票。8月12日，福特签署了这个发案，使之即刻生效。
　　 法案的内容很简单：任何有关猪流感疫苗的诉讼，被告一律为美国政府，和生产厂家无关。
　　 联邦政府扛起了一切，疫苗生产马上再次高速运转。
　　 8月31日，民调表示，95%的美国人听说过猪流感疫苗全民接种计划，但只有53%的人愿意接种，对此CDC颇为失望，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给95%的美国人接种，可是怎么让其他42%的人转变看法？
　　 10月1日，疫苗接种计划正式开始。
　　 10月11日后，出现意外死亡。有人在宾州匹斯堡的一间诊所接种疫苗几个小时后，突然死了，而且一下子死了三个，这三个人都是患有心脏病的老人。疫苗来自同一个批号，这个批号的疫苗分发到20多个城市。
　　 10月12日，全美有九个州暂停疫苗接种计划。
　　 正在和卡特在大选中肉搏的福特长叹一声：在美国做点事太难了。
　　 这次免疫接种，由于事先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监测系统，在接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得以被及时发现和记录下来。
　　 出事之后，反对的声浪四起，那间诊所门可罗雀不说，而且被命名为“宾州死亡诊所”。更有报纸爆料，被黑手党内讧中被杀死的卡罗•冈比诺是让人注射了猪流感疫苗，到了这里，猪流感疫苗被渲染成了毒药了。
　　 在10月12日晚，森瑟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三起死亡和疫苗无关，而是偶然的现象。美国当年74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每十万人有10到12位死亡，这三起就是恰巧赶上了。
　　 第二天，宾州的验尸报告出来了，这几个人死于心脏病，但不排除心脏病发作是因为疫苗接种引起的。
　　 尽管如此，疫苗接种还是高速进行。10月底一周只有不到一百万人接种猪流感疫苗，到了10月底的那一周接种猪流感的人达到四百万，到11月中旬那周，有超过六百万人进行了疫苗接种，到12月中旬，全美有四千万人也就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完成了疫苗接种，比往年多了一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免疫行动。
　　 福特率领全家于10月14日接种了猪流感疫苗，接种场景上了电视，但这并没有影响报纸帮着政府统计死亡人数，《纽约邮报》在同一天提醒民众，迄今为止，已经有33人死于猪流感疫苗接种。
　　 11月初的大选中，福特败给卡特。失败消息传来，福特夫妻以拥抱的形式相互安慰，福特喃喃地低语：看来这烂摊子要有别人来收拾了。
　　 他想得太美了，半个月后，真的有事了。
　　
　　7. 马虎的功劳
　　
　　 11月中旬，明尼苏达的一位医生报告，他的一名病人接种猪流感疫苗后，出现了一种叫吉兰—巴尔综合征的神经系统疾病。
　　 什么乱七八糟的？准备下台的福特在白宫里给也有卷铺盖准备的库柏打电话：这个吉兰—巴尔是什么东西？
　　 库柏也刚刚查完了资料，现炒现卖：总统先生，吉兰—巴尔综合征是一直很少见的神经疾病，病因还不清楚，每年有四千到五千人发病，总统先生，如果您把这个数字除于全国人口总数的话，只有十万分之二左右。
　　 那么得这病到底是这么样哪？
　　 突然手脚变软，严重病例出现呼吸和吞咽困难，这是因为病人的肌肉受到影响。十天左右就不良于行了，不过不用担心，大多数病人会在三个月内恢复，极少数病人，大约5%吧会死于呼吸相关的问题。您想一想，控制呼吸的肌肉不听指挥了，很可能就无法喘气了。此外，还有10%的人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残疾，这也是某个地方的肌肉控制不能完全恢复过来造成的。
　　 噢，这希望是意外中的意外，明尼苏达这个穷乡僻壤的医生怎么就能和猪流感疫苗接种联系上哪？
　　 总统先生，他说是看了一盘医学教育的录像带，里面说接种猪流感疫苗后，有一项副作用就是吉兰—巴尔综合征。
　　 啊，这录像带是谁出的？
　　 这功夫，明尼苏达主管猪流感接种的卫生官员德顿•彼得森正在家里大骂联邦机构，本州已经出现几起因为接种疫苗引起的吉兰—巴尔综合征，而且还死了一个，打电话给CDC，那帮人连理都不理。
　　 他不知道的是，森瑟已经下令手下去查资料，看看有没有关于吉兰—巴尔综合征和猪流感疫苗的相关资料，因为不仅明尼苏达有报告，阿拉巴马和新泽西也出现了吉兰—巴尔综合征。
　　 12月，CDC公布了资料搜索的结果。他们一共分析了1100例历年接种流感疫苗后患吉兰—巴尔综合征的病例，其中一个人是在接种前就生病了，还有四个人生病前被雷劈了，剩下的看来和接种流感疫苗有关。
　　 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证明猪流感疫苗和吉兰—巴尔综合征有关，他们又发现了对于出事的明尼苏达的那个县居民的吉兰—巴尔综合征发病率的调查，从1935年到1968年，该县一共出现29例，发病率为二十万分之三。
　　 搁置陆续上报的吉兰—巴尔综合征越来越多，CDC的专家对资料进行了分析后发现，大部分病人是在疫苗接种后两到三周内发病的。12月15日，CDC还是要求各地的医生继续接种，但到了16日，下属的反对意见导致森瑟认为应该停止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这个意见经过库柏上达到福特总统那里。
　　 在白宫还能住一个月的福特同意了。库柏随即宣布：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到此结束，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例猪流感发生。
　　 言外之意，猪流感疫苗的大规模接种成功地阻止了西班牙大流感的卷土重来。
　　 可惜这是美国，媒体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直斥这次行动是一场十足的失败。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吉兰—巴尔综合征的话题并没有随着疫苗计划的终止而平息，报告的病例越来越多。
　　 NIH的有关专家是这么解释的，吉兰—巴尔综合征的诊断要求很高，必须要由有经验的神经科大夫做出，大部分医生包括神经科医生没见过吉兰—巴尔综合征，他们做出的诊断中很多是跟风式的误诊。
　　 他们更发现，最先报道吉兰—巴尔综合征的那位明尼苏达医生在看那盘录像带的时候心不在焉，看反了，那篇录像带说的是如果出现包括吉兰—巴尔综合征在内的症状的话，千万不要认为和猪流感疫苗接种有关。这篇录像带其实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讲演，讲演者用吉兰—巴尔综合征这种罕见的疾病作为例子来说明不要轻易地把疾病和疫苗接种联系起来。
　　 引起轩然大波的竟然是一名二百五医生，让组织疫苗接种项目的各位哭笑不得，难怪每年有那么多医疗事故。
　　 可是疫苗项目已经被终止了，而且得吉兰—巴尔综合征的人纷纷要求赔偿。因为政府宣布出了事他顶缸，到1980年5月，下一次大选都开始了，一共有3917起要求政府赔偿的官司，总额达到35亿美元。
　　 现在，轮到美国政府，其实是全体美国纳税人为科学的决定买单了。
　　 一张35亿美元的大账单，是猪流感疫苗计划的拨款的26倍。
　　
　　8. 办案
　　
　　 福特一拍屁股走了，给卡特政府留下一屁股烂帐，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几位部长加上森瑟统统在换届是走人，也算是承担了责任。
　　 那么多官司不打不成，各联邦法院的法官们接了案子才发现，这官司不好办。
　　 美国司法独立，联邦法院的法官虽然拿联邦的薪水，但是想要他们偏向政府，门儿都没有。何况最后做决定是陪审团，法官就是个召集人，控制一下辩论中的界限和证据。
　　 美国这个国家，也存在着打土豪的问题，告大公司大连锁店是就打土豪，比如老太太从麦当劳买了一杯咖啡，结果因为店员没有盖紧盖子，把腿烫伤了。从理论上说，你一边开车就不应该一边喝咖啡，可是还是判老太太有理，麦当劳陪了上百万。
　　 美国最大的土豪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是谁的？是人民的，所以人民从自己家里拿钱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遇上有机会敲政府竹杠，会有数不清的人，就拿吉兰—巴尔综合征来说吧，1976年10月1日后得了吉兰—巴尔综合征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到法院告政府，要求赔偿，最高的一起要求政府赔偿10亿，后来觉得脸皮厚到这种无耻的程度有可能被人打闷棍，才撤了诉。
　　 政府当时拍了胸脯，要承担一切后果，但是这个决定是两院议员做的，也不能找他们算账，于是像美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一样，政府只能硬着头皮打官司。这种官司非常难打，因为对手太强。政府的律师大多是刚出校门的小年轻，干了几年后屁股一拍到律师事务所挣大钱去了，对方的律师可都是能耐大的，这类官司政府永远占在下风口。
　　 但是，这一次政府发觉有个漏洞，吉兰—巴尔综合征这东西根本就没有严格的诊断标准。它的那些症状可以是吉兰—巴尔综合征，也可以是别的神经系统疾病，怎么诊断全凭神经科大夫一张嘴。倒是有个实验室诊断标准，测测蛋白含量，可不是所有的吉兰—巴尔综合征都高。
　　 那么直接以猪流感疫苗接种后会引起某种神经系统疾病为由告政府不就成了？可是这样就扯不清了，有太多的可能了。之所以用吉兰—巴尔综合征为由，是因为研究多了发现这种病和免疫系统有关，后被某种病毒感染刺激出来。猪流感疫苗是灭活的病毒，符合这个理论，这样才能联系起来。
　　 因此法庭的焦点是双方请来的医学专家做证，政府清来的说其他原因很多，原告请来的说就是疫苗造成的，都是知名专家，反正这个病没什么人研究，专家们可以信口开河，上了法庭就拿钱，一小时好几百块，时间越长越好。
　　 最惨的就是法官了，证词太专业了，他们也不知道哪个应该作为证词哪个不应该，丹佛联邦法庭的一位主审猪流感疫苗和吉兰—巴尔综合征案件的法官干脆到医学院注册，旁听神经学，基础理论搞清楚了才开始审案。这样一来，他审理的126个案子中，除了4个以外，都在庭外和解，因为原告律师知道这个法官不是那么好蒙的，开庭后很可能败诉，能从政府那里要多少钱就要多少吧。
　　 打官司归打官司，医学界还是迫切希望知道究竟是不是因为注射猪流感疫苗引起了吉兰—巴尔综合征，因为医学界本身就分为两派。
　　 反对的一派有他们的证据，一是军队的证据。美军给80%官兵都注射了猪流感疫苗，而且为了保险，一律打了两针。军方的医生非常负责，出现症状马上送医院做严格的检查，因此数据非常可信。170万官兵接种猪流感疫苗后，有13位患吉兰—巴尔综合征。而前一年，军中还有17位吉兰—巴尔综合征病人。
　　 其二是荷兰的数据，荷兰一共接种了150万人，没有发现吉兰—巴尔综合征增多的现象。
　　 证据之三，回过头看头一例，该县4万名接种猪流感的人只有这一例，还不是神经科大夫诊断的，而是家庭医生做出的诊断。
　　 家庭医生？不就是诊断感冒发烧的吗？
　　 其四，CDC根本就没有认真检查和跟踪每一例上报的吉兰—巴尔综合征，连诊断报告都没看。尤其是后来吉兰—巴尔综合征时髦了，随便一个手脚不利落的只要打了猪流感疫苗，都可能被诊断为吉兰—巴尔综合征，反正几个礼拜后一切正常。
　　 美国顶尖神经系统疾病流行病学专家认为：吉兰—巴尔综合征和猪流感疫苗之间的联系是胡扯。
　　 这种对政府极其有利的说法居然首先受到CDC专家的反驳。
　　

　　9. 反思
　　
　　 CDC的专家首先针对明尼苏达和密执安州的调查，当时发现接种猪流感疫苗的人群比没有接种猪流感的人群的吉兰—巴尔综合征发病率高七倍。当然了，如果非要说这多出来的病例是医生们跟风诊断的，我无话可说。
　　 该专家接下来谈荷兰的数据。荷兰的人口数太少，吉兰—巴尔综合征病例本来就少，而且荷兰连续接种了两年猪流感疫苗，头一年吉兰—巴尔综合征稍稍增高，第二年不增高，两年的数据一平均就看不出高来了。
　　 下面是美军的数据，该专家认为，美军都是年轻人，而吉兰—巴尔综合征主要是年纪大的人多，不能说明问题。
　　 双方都有理，最后美国流行病学会决定采取大选的方式，让双方辩论。在费城召集了200名顶尖流行病学家开会，自从军团病后各旅馆改进了空调系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一场辩论下来，多数听众倾向于吉兰—巴尔综合征确实和接种猪流感疫苗有关。
　　 这个科学争端就先告一段落，1976年美国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的历史意义并不是在是否和吉兰—巴尔综合征增多有关，而是它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或者说这个计划为什么能够实施？
　　
　　 从事后结果来看，猪流感疫苗的全民接种是一项错误的决策，因此预测中的猪流感并没有发生。但是，这个决策从政府的角度错了吗？继任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约瑟夫•卡利佛诺上台后表示，如果在他任内出现相同的情况，他还是会这么做，因为在能够杀死上百万人的大瘟疫的预警面前，政府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个预警本身了。
　　 科学上的大多数事都是一个可能性。在1976年认为西班牙大流感会卷土重来是一种可能，认为它不会卷土重来是另外一种可能，坚持这两种可能的人都没有错，两种可能性加起来等于一百，分开来各自的可能性是从一到一百，站在科学的角度，怎么说都可以，但站在为决策做建议的角度，则是另外一回事。
　　 1976年美国的猪流感疫苗事件，体现了科学家的建议对于政治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也许认为指出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摆在政治家面前，就是百分之百的行动。
　　 从政治家的角度，只有做还是不做，并不存在百分比的问题，而且在没有十分确凿的不可能的保证下，政治家是不会不做的。可是对于科学家来说，往往不会说不可能，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确实有可能。
　　 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字游戏，这种文字游戏在政治上就是无法选择。
　　 1976年，认为有可能的科学家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希望做出疫苗，储存起来以防万一，从今天来看，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可是交给政治家，这样做是万万不可的，花费了上亿，做出疫苗来放在仓库里，如果用不上，对于做出决定的人来说是浪费，而且一点政治上的好处都没有。况且到时候猪流感真出现了，很有可能来不及了，主事的反而成了罪人。
　　 在政治和科学中间，缺乏了一个环节，就是深思熟虑。1976年，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都没有想得全民疫苗接种会出这么多事，在他们看来，让美国人排着队一人打一针就是了，而且流感疫苗年年打，这次不过是全民打而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为什么在舆论民心一致拥护的情况下开始的活动，会有这样的下场？
　　 就拿吉兰—巴尔综合征来说，就算所有告政府的都是因为疫苗引起的，一共才三千多，和四千万人接种相比，还不到十万分之一，和今天到美国的医院输血后被传染上艾滋病的机率一样，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凭什么认为猪流感疫苗是亿万无一失？
　　 这件事从本质上体现了科学界对西班牙大流感的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今天依旧存在，2009年猪流感预警，就是这种恐惧的又一次爆发。
　　 一位知名的流感专家在反思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当出现一种新的病毒或者一种病毒重新出现的时候，不要火烧眉毛地蹦起来，认定会出现大流行。
　　 2009年春天，我把这段话抄送给了中国的流行病学专家。
　　 当然不会改变什么。
　　 1976年，对于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株还一无所知，科学界普遍接受萧普的猪流感之说，这也是导致这件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1977年1月，福特在萧瑟中离开白宫，心里突然想到的也是这个问题，西班牙大流感究竟是什么？
　　 他并不知道，在五角大楼的某个上了锁的文件柜里，有一份被尘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标着绝密的文件，封面上印着；乔治。
　　
　　七、由乔治引起的
　　
　　1. 泄密
　　
　　 乔治是个很常见的名字，名人叫乔治的也不少，比如最近当总统的两父子都叫乔治。美国的独立也有乔治的功劳，有两位乔治促成了美国的诞生。一位是英国国王乔治，北美政策一错再错，结果丢失了殖民地。另外一位是乔治•华盛顿，率领缺衣少食的大陆军屡败屡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951年7月初，一架美军运输机降落在阿拉斯加州诺姆市。诺姆位于靠近白令海峡的西沃德半岛的南部，当年因为淘金热的缘故，曾经是阿拉斯加最繁华的城市，人口一度超过两万人。当时由美军负责这里的治安，每到秋天，不得不全城搜查，将自己没有住处或者没钱租房的人统统遣送回美国本土。
　　 随着淘金热的消失，诺姆人口越来越少，到1920年人口统计时，只有852位居民，这里面西班牙流感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诺姆居民人数慢慢升高，到1950年人口统计时，为1870人。
　　 美军运输机直接降落在该市的墓地附近，飞机上先下来一对全副武装的美军，将墓地用铁丝网围了起来，严禁外人进入，诺姆居民的行动也受到一定限制。当时正在朝鲜战争期间，在和苏联对峙的白令海峡沿岸采取军事行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
　　 不过还是有几位好事的本地人，偷偷接近被圈起来的墓地，他们远远看到，里面有一群穿着奇异服装的人在挖墓。
　　 死者为大，在美国，现有的墓地如果没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是不能移动的，更不要说未经许可就挖开。但冷战时期，军方这么干，也没有引起抗议。
　　 他们不知道，这群人穿的叫隔离服，每次换下来的隔离服都就地销毁了。这群人里面有军方的沃尔特•里德医学中心的病毒专家，也有NIH的病毒专家，他们来到诺姆，是执行一项被命名为乔治计划的秘密项目。
　　 乔治计划是军方和NIH合作的特别行动计划，于数月前立项，整个计划严格保密，参加项目的医学专家们直到飞机降落后才得知此地是阿拉斯加的诺姆。
　　 因为阿拉斯加是永久冻土，军方运来了最先进的挖掘机器，一切安排好后，先对墓地进行勘查。
　　 勘查结果：大约在十天以前，有人在此进行过挖掘。
　　 如此绝密的行动居然让人捷足先登？
　　 乔治项目泄密的消息当即上报给五角大楼，惊动了上峰，下令在国防部内严查此次泄密，同时下令在诺姆进行调查。
　　 军令如山，很快两方面的调查都有了结果。
　　 国防部内部调查发现，内部有人把这个行动计划透露给一位国会议员。
　　 在诺姆的调查发现，十天前有一个年轻人来到这里，对墓地进行了挖掘。此人是从费尔班克斯而来。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个月以前，包括这名年轻人在内，有三个自称来自爱荷华大学的人住进了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因为暑期而空置的学生宿舍，每人每天支付仅50美分的住宿费。这几人携带了一下可疑的装备，在费尔班克斯的前一周无所事事，只是待在学生宿舍的休息室，到处打听什么时候雨能够停，第二周突然购买了六只灭火器，天晴后年轻人立即雇飞机离开，几天后另外两个人也不见了，他们的行踪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五角大楼对此十分重视，很快这三个人的身份被确定了。他们是爱荷华州的病毒学家阿尔伯特•麦基，病理学家杰克•雷顿，瑞典来的短期进修生乔汉•赫尔汀。
　　 等等，爱荷华的，那位议员就是来自爱荷华的，是麦基的老板、爱荷华大学微生物系主任里奇•波特的妹夫。
　　 真相大白了，主管调查的官员向部里汇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可是，报告交上去几天，部里居然压着不动。该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找到上司：为什么这么证据确凿的泄密事件都不处理，难道议员犯法就不能与民同罪
　　 上司一脸苦笑：孩子，你听说过小偷状告苦主的事情吗？
　　
　　2. 餐桌上的天南海北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次很平常的工作午餐。
　　 工作的人的午餐肯定要在各自的单位吃了，正因为这样，午餐成为同事之间社交的最重要的途径，一到午餐时间，同事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围坐在一起，即便是从外面买了午餐回来或者自己从家里带来午餐，也会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上一聊。这一点上中外有别，中国人关心食物，外国人更关心谈话，午餐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工作的味道很浓。
　　 1950年1月的一天，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的教师餐厅里，十一个人围着一张桌子一起吃午餐，这是一顿非常典型的工作午餐，是该校微生物系为来访的著名病毒学家、就职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威廉•黑尔特意准备的。除了他之外，还有系主任波特
　　 一人来访，一个班的人作陪，大家借机大吃大喝，看起来很有中国特色。可惜中美国情不同，在美国如果是公司出面接待，或许还能捞到一顿免费的午餐，更多的时候得自掏腰包。为了防止吃喝腐败，美国联邦政府还有专门规定，公务员接受礼物一次不得超过美金十块。
　　 有一次为了庆祝项目成功，公司出钱在某海鲜餐馆吃午餐，顺便请政府方面的项目经理，那位扭扭捏捏半天才答应，当时心说装什么洋蒜呀？没想到吃完饭，人家拿出信用卡：我的那份自己出。这才想起来有这个规定，这顿饭加起来超过20块了，人家犯不上为这点蝇头小利冒着腐败的嫌疑。
　　 爱荷华大学的这次午餐是吃公款，不过很简单，就是三明治、薯片加上饮料，主要是借机会聊天，和让系里的优秀学生有机会接触本专业的专家。坐下后，边吃边聊。因为是工作午餐，随便说了几句家常后，话题便集中在进餐者们都熟悉的科学内容上。
　　 因为黑尔是病毒方面的专家，选中的三名学生所做的课题全是病毒学方面的。作为病毒学的前辈，黑尔逐个询问了他们课题进展情况，并且在这些课题的基础上海阔天空地聊着。在得知其中一位正在从事流感病毒的研究时，黑尔的思路一下子跳跃到1918年。
　　 32年过去了，科学家们已经认定那场造成当时世界上每100个人就起码有一个人死亡的瘟疫是由流行性感冒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也掌握了流感病毒的分离培养方法，美国于1944年开始进行流感疫苗的免疫接种，世界卫生组织于1947年建立全球流感监测系统。但是，对究竟是什么样的流感病毒株造成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瘟疫依然一无所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能找到这株病毒并加以研究，可以避免悲剧重演。但是在1918年，病毒学才刚刚起步，人们不知道如何分离病毒，也没有刻意保持样本。直到萧普开始，科学界才掌握了分离流感病毒的技术，这时候已经太晚了，西班牙流感早已不知所去。
　　 科学界认为，西班牙流感迟早会卷土重来，但连西班牙流感病毒是怎么样还不清楚，又何从预防和控制？黑尔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所有的努力，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依旧无法获得西班牙流感病毒。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从事流感研究的学生问道。
　　 黑尔放下手里的三明治，向北方一指：那里有剩下唯一的希望。
　　 那里？
　　 对，世界最北的地方，找到冻土内当年死于流感的人的尸体。如果尸体保存完好的话，病毒可能还有活力，也许能够分离出那株病毒。
　　 餐桌周围所有人的眼睛一亮，黑尔说得对呀，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干？
　　 黑尔看出大家的疑惑，叹了口气：说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到不可能的程度。首先要知道哪里有冻土，然后要知道哪处冻土有人类的痕迹，哪里埋着1918年流感死者。之后还要知道怎么取得死者亲属的同意，知道如何挖掘冻土，如何取出样本，怎样妥善保存样本，最后是怎样分离培养病毒，更重要的是从事这件事的人除了具备人类学和病毒学专业知识外，必须具备浪漫的、不屈不挠的冒险气质。
　　 这样的人有吗？黑尔摇摇头，继续啃自己的三明治去了。
　　 他没有看到，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刚才提问的那位年轻人的眼中闪烁出兴奋而渴望的光芒。
　　
　　3. 阿拉斯加的召唤
　　
　　 最能体现出人类智慧的场所正是就餐的时候，人们一边满足食欲，一边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可惜一餐吃罢，各奔东西，说者和听者常常会忘得干干净净，类似的情况从古到今重复着无数次，多少智慧就这样流逝了。
　　 可是这一次，黑尔的话有一位听众不但没有忘记，而且为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他就是那位研究流感病毒的学生，名叫乔汉•赫尔汀，是从瑞典来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短期进修的医学生，时年25岁。
　　 黑尔并不知道，当时世界上也许唯一具备自己列举的那些条件的人恰巧坐在这张餐桌旁，恰巧听到了他的话，也恰巧下了决心。
　　 无巧不成书。
　　 有的人的成长似乎是专门为了一件事而准备的，赫尔汀的人生的最初25年正是为实现黑尔的假说而准备的。
　　 他出生在斯特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富裕家庭，童年一直生活在上层社会的小圈子里，直到十岁时他父母离异，母亲改嫁诺贝尔医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医学教授卡尔•内斯路德，外面的世界才向他敞开。
　　 继父对赫尔汀非常好，他的医学背景成为赫尔汀的人生目标，内氏放线菌正是用内斯路德的名字命名的。内斯路德闲暇的时候的爱好是修建自己的住宅，将之修建成有地中海风格、室内花园的知名建筑。内斯路德死后，瑞典皇家买下了他的房子，后来转卖给一位挪威船业大亨。内斯路德还在岛上修建度假屋，赫尔汀跟他在一起，对微生物学和木工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内斯路德让赫尔汀最为崇拜的是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及其他瑞典上流社会中人不同，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贵族姿态，内斯路德理解赫尔汀心中的平民心态，和愿意干劳力活的渴望，在他16岁那年，尽管赫尔汀母亲反对，内斯路德还是安排他去一家工厂做暑期工，让赫尔汀欢喜若狂，他终于能走出上流社会封闭的圈子，过平民大众的生活。
　　 那个夏天，每天晚上，赫尔汀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回到家里，不但不换，还到处眩晕，惹得他的一位邻居、瑞典驻英国大使的遗孀提醒他妈，小心你儿子将来去当苦力。
　　 高中毕业后赫尔汀被尤普苏拉大学医学院接受，之后每个夏天他都去当工人，这种和他的家庭背景完全相反的工作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体验。
　　 1946年夏天，赫尔汀没有打工，而是旅游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赫尔汀开始他周游世界的第一次旅行。先在欧洲转够了，1948年他来到北非，正好赶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开战，赫尔汀在骚乱中差点被打死，匆忙登上一艘瑞典船，靠在机房打工回到瑞典。
　　 经过这次历险，赫尔汀那颗冒险的心终于平静了，安心学业，第二年和高中时的女友古沃尔结婚，古沃尔和赫尔汀门当户对，是居住在瑞典的挪威人，她在斯特哥尔摩大学学习放射生物学。
　　 瑞典的医学院有一个特殊机会，医学生在中途可以短期休学去干别的，回来后可以继续读书。婚后不久，赫尔汀申请休学六个月，去美国进修，之所以选择爱荷华大学，是因为它在美国中部、当地有瑞典人社区，更重要的是萧普出自这所大学，赫尔汀来美国想做的正是流感病毒的研究。古沃尔很乐意一起到美国，她甚至在爱荷华大学找到了工作，因为那里非常缺少她这种同位素专家。
　　 赫尔汀夫妻于1949年春天启程，购买了双程的票抵达美国。他们计划在秋天学校开学前走遍北美。坐了10天船后到达纽约，遇到从前的同学，邀请他们在家里住了几天，参观了纽约市。随后两人飞往亚利桑那，去看往古沃尔的姑姑。向姑姑借了一辆汽车和一些钱，两个人风餐露宿，9月以前逛遍了美国各个州和加拿大的大部分省。
　　 当他们在加拿大向北旅行时，幸运地赶上加拿大政府向平民开放阿拉斯加公路。这条路状况很不好，之前只向有军事许可证的人开放。
　　 对于赫尔汀夫妻，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机会，因为他们计划只在美国待六个月，于是他们决定去阿拉斯加，成为第10辆驶进这条公路的平民车辆。
　　 那是一条孤独的公路，经常是开了半天也见不到人影，但是赫尔汀沉浸在阿拉斯加那万古不变的景色，一种召唤在他心底被唤醒。
　　
　　4. 计划中的变化
　　
　　 两个年轻人披星戴月，一路以烤鱼为食物，沿路的旅馆对他们来说太昂贵了，所以就睡在车里。两人昼夜兼程，终于来到费尔班克斯。这里的旅馆有不少家，可是价钱同样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他们一家一家旅馆去问，直到一间旅馆的接待员给他们俩指出一个省钱的办法，城外的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因为暑假而空置，也许在那里能找到住处。
　　 两人来到学校，他们租到了一间专门提供给结了婚的学生居住的宿舍，每天的住宿费为50美分。
　　 学校放假，但有些教员还留在学校继续研究。古沃尔遇到了一个挪威人，这个人把他们介绍给一个德国人，赫尔汀懂德语，交谈之下，知道此人叫奥提•盖斯特，是知名的古生物学家。盖斯特的助手休假去了，他正要找个人帮着挖掘，给赫尔汀的条件是免费住宿，赫尔汀根本不做考虑就答应了，这是一个游览万古不变的阿拉斯加荒原最好的机会。
　　 盖斯特是古马方面的专家，正在到处寻找早期马的骨头。接下来的几周，赫尔汀跟随盖斯特在阿拉斯加到处走，不及熟悉了冻土的挖掘方法，也知道爱斯基摩人村落的所在。盖斯特不仅教他古生物学，而且让他了解了阿拉斯加的美丽和狂暴。
　　 夏天结束了，赫尔汀夫妻来到爱荷华大学，赫尔汀开始进修，古沃尔开始工作。
　　 几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正当赫尔汀夫妻开始整理行装准备返回瑞典时，黑尔来访。
　　 波特带着黑尔参观实验室，介绍赫尔汀之后，黑尔对他发明的酒精灯定时警报器很感兴趣，因此波特在安排午餐人选时特意加上赫尔汀。
　　 正因为赫尔汀在研究流感病毒，黑尔才说出这个假设，赫尔汀这位当世绝无仅有可以做这件事的人完完全全地被这个假设所吸引了。
　　 当赫尔汀来到导师阿尔伯特•麦基副教授的办公室，提起黑尔的计划，麦基也参加了那次午餐，可是早把这段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当麦基听到赫尔汀真的打算按黑尔的建议去行动时，有些怀疑这位瑞典学生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对别的导师来说，这种年轻人的胡言乱语随便打发就是了。万幸的是，麦基是那种从不对任何建议说不的人，他建议赫尔汀回去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想法。
　　 赫尔汀心中的激情早经燃烧起来了，回去以后认认真真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几天后赫尔汀再次来到麦基的办公室，拿出自己的方案。
　　 麦基看了赫尔汀的方案大吃一惊，一个原本天马行空的假设，竟然让赫尔汀变成可行的现实。黑尔当时提到的四个难题都有了答案。
　　 其一，定位永久冻土：联邦政府已经绘制完成永久冻土地图。
　　 其二，找到建立在冻土上的爱斯基摩人村落：可以利用上面提到的冻土地图。
　　 其三，从中找到保存1918年死亡记录的村落，其四，获得爱斯基摩人的同意进行挖掘：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古生物学家盖斯特。
　　 麦基颇受鼓舞，建议赫尔汀先联系盖斯特。赫尔汀立即给盖斯特去信，信中讲了黑尔的推论，希望盖斯特能予以协助，他认为爱斯基摩人应该保存有当年的死亡记录，起码教会应该有。
　　 盖斯特很快回信，同意提供爱斯基摩的人名和地址，赫尔汀可以用他的名义可以直接给他们去信。赫尔汀知道盖斯特在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中很有人缘，肯定能够办到。
　　 于是赫尔汀放弃了按时回瑞典的计划，继续留在爱荷华大学医学院进修。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赫尔汀白天在实验室搞研究，晚上就在写信回信、寻找冻土中度过。
　　 爱斯基摩人村落相继回信了，大多数说根本没有记录，因为1918年流感杀死了村里90%的人，幸存者连埋葬死人都来不及，更不要说记录了，幸好有小部分村落保留了死亡记录。
　　 波特的妹夫是国会议员，帮忙从部队搞到阿拉斯加气温记录，据此可以计算出永久冻土带。经过一年的努力，赫尔汀终于确定，只有三个地点能够保持着完整的尸体。
　　 接下来得寻找资助，1951年3月，他向NIH递交了基金申请。
　　 三个月过去了，NIH那边无声无息。波特写信前去询问，NIH的答复是基金申请人太多，审核需要很长时间。波特在这行里混久了，一看就有问题，请妹夫打听一下究竟有什么隐情？
　　 议员的能量不可忽视，很快发现了真相：乔治项目。
　　 原来，NIH把赫尔汀的基金申请交给军方，引起军方的极大兴趣。如果能够找到1918年剧毒的流感变种，不仅可以防止下一次同样的瘟疫，而且可以使处于两大阵营对立中的美军掌握了比原子弹还厉害的毁灭性武器。军方拨出预算，在NIH的帮助下，制定了一项秘密行动，代号乔治项目，完完全全按赫尔汀的计划执行。
　　 波特得知内情后，当即叫来赫尔汀和麦基：现在已经不是做还是不做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抢在军方的前头。
　　

作者：Lancer1　回复日期：2009-07-03　13:16:42　   　　哈哈，军队是流氓啊，就让大家一起做不好么，抢人家的东西。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9-07-03　21:21:39　   　　5. 重返阿拉斯加
　　
　　 NIH的资助没有指望了，波特自有办法。本来是可干可不干的事，现在军方已经立项了，那就是非干不可的重要课题了，找到校方如此一说，校方顿时觉得北上阿拉斯加事关本校利益，当即拨款一万美元。
　　 为了从尸体上取样，波特又找来病理学家杰克•雷顿，组成了赫尔汀、麦基和雷顿的三人小组，火速去费尔班克斯见盖斯特。
　　 三个人火速准备随身携带的实验设备，其他东西都好办，样本必须在低温下保存，因此得带一个装满干冰的罐子。干冰就是固体二氧化碳，其温度是零下78.5℃，蓄冷是水冰的1.5倍以上，吸收热量后直接气化成二氧化碳气体，没有任何残留，而且无毒无异味，还有灭菌作用。在医学研究中，干冰用于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样本维持冷冻或低温状态。
　　 病毒如果离开宿主，在常温下通常会很快被灭活，因为无法从样本中分离出病毒来。针对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低温情况下保持样本，使得病毒的活力一直存在，只是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一旦快速复苏后还能够继续繁殖。到阿拉斯加采取死于流感的病人的样本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因为埋在永久冻土之中，这么多年来就等于被保持在低温的状态。从病人身上取样后回到爱荷华大学的实验室还得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一点要保证样本所处的温度越低越好。
　　 六月初，三人小组来到费尔班克斯，虽然揣着一万美金，可是他们居然也住进了五毛钱一晚的学生宿舍，因为要租飞机去爱斯基摩人的村落，他们决定在食宿上能省就省。
　　 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赫尔汀先单独前往那三个选定的村落，实地考察是否还有尸体埋在冻土中的可能，有可能的话拍电报叫大家去会合。这样也是为了省钱，因为去那些相互隔绝的村子要租小飞机，票价很昂贵。
　　 可是没想到六月初的阿拉斯加突然加下起雨来，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飞机无法在村落降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雨中等待，再等待。
　　 几乎整个阿拉斯加都在不停地下雨，没有一天是晴天，一个多星期之后，他们突然想起来，干冰快没了。
　　 学校里没有冷库，他们带来的干冰罐只能放在宿舍里。阿拉斯加虽然是避暑的好地方，但温度还是比零下78.5℃高很多，因此干冰便不断地变成气体不见了，如果再等几天，干冰就会全部消失。
　　 去买干冰吧，几个人来到费尔班克斯转了一圈明白了，在阿拉斯加不可能有干冰买，这里有万年的冰雪，谁还用得着这东西？还没有挖掘，冷藏保存样本就成了问题，几个人无计可施，打算能干冰彻底没有了就打道回府。
　　 在几乎绝望之时，善于思索的赫尔汀想起了用灭火器，里面不就是粉末状干冰吗，而且可以长久保存。
　　 这个主意一出口，引来一阵欢呼。几个人冒雨来到附近的救火队，询问哪里可以买到救火器。救火队员告诉他们商店所在，进了商店他们劈头就问：可以买多少灭火器？
　　 店员被外面冲进来的雨淋淋的几个人问愣了：买多少？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如果店里存货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向供应商订货。
　　 爱荷华大学来的书呆子们才想起来，各级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民众购买灭火器的数量。到底买多少？几个人一商量，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能背多少。试了一下，一个人能背两只，赫尔汀年轻有力，可以背一大一小，于是就买了五只小号的，一只大号的，样本保存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下了两个礼拜雨后，阿拉斯加重见阳光，赫尔汀和飞行员同机出发。
　　 小飞机降落在诺姆，诺姆之所以被选中，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路德教居住地，有完整的死亡记录，有一个墓地埋葬着1918年流感死者，这里的冻土是永久冻土，也就是过去33年从未融化过。更重要的，这里是西班牙流感登陆阿拉斯加的第一站。在赫尔汀眼中，这里是寻找西班牙女郎的完美地点，所以首先来到这里。
　　 可是当赫尔汀来到那个墓地，大失所望，他从资料中读到的墓地完全不是他现在看到的墓地。33年间附近的一条河改变了方向，此时已经流经墓地的边缘，永久冻土已经不复存在了。赫尔汀试着进行了挖掘，果然不出所料，冻土已经不复存在了。失望之余，他只得奔赴下一个预定地点。
　　 赫尔汀离开十天以后，一队美军空军飞机降落在诺姆，墓地周围建起了营地，整个地区严禁出入，乔治先生姗姗来迟。
　　

　　6. 冒险的历程
　　
　　 军方的准备比赫尔汀充分多了，尤其是样本保存的问题。军方考虑到阿拉斯加没有干冰，因此自备料冷藏设备，这种冷藏设备要靠飞机的运转来维持。
　　 一切就绪后马上挖掘，结果是从墓地中挖掘出一堆骨头，预计中存有流感病毒的软组织早就腐烂了，赫尔汀计划书中的说的永久冻土哪里去了？
　　 冻土地图应该没有问题，军方的专家没有考虑到河流改道的因素，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他们认为是因为尸体埋得太浅，在过去33年中只要有一个温暖周期，尸体便不可能保存下来。
　　 专家们认为，在冻土中埋人是不可能埋得太深，因为挖起来太费劲，尤其是在1918年大流感的时候，人都死得七七八八了，能够把尸体全部下藏就已经不错了，怎么可能深埋？这里找不到样本，其他地方找到合适样本的机会一样渺茫。他们认为赫尔汀计划是根本无法成为现实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军方的行动组只能停留在诺姆，因为他们的冷藏设备要靠飞机来维持，赫尔汀计划中的三个地方只有诺姆能起落运输机。
　　 请示五角大楼，那边同意乔治项目结束。既然没有可能性，也懒得管爱荷华大学那伙人跑哪里去了。
　　 就在军方在诺姆挖掘的时候，赫尔汀已经降落在下一个地点，靠近白令海峡的小镇威利斯。
　　 飞往威利斯的旅程同样不顺利，海峡的大雾使飞机无法降落，而且险些机毁人亡，只得返回诺姆。第二天没有雾，可是飞到一半引擎出了故障，飞行员安慰赫尔汀，这样的事从前发生过，不要担心，最终飞机滑行降落到了威利斯。
　　 1918年，妖艳的西班牙女郎是如何从港口诺姆来到威利斯的？
　　 虽然33年过去了，不同版本还在流传。
　　 一种说法是一个孩子去别的村庄访问朋友时去世，孩子的父亲用狗拉雪橇把孩子的尸体运回来。孩子死于流感，这样流感跟着尸体来到威利斯。
　　 另外一个版本是从诺姆来的邮递员患上流感，中途病故。人们根据拉雪橇的狗的叫声找到了他的尸体，运回威利斯，于是流感在村子里传开了。
　　 赫尔汀对这两种版本均持否定态度，因为流感病毒很难经过死去多日的尸体传播。这个疑问47年后才真相大白，在当地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妇女告诉他，自己的祖父就是那位邮递员，他确实患上流感，回到威利斯后第二天去世。一个星期后，全村396人，死亡178人。西班牙女郎就这样在威利斯跳了一曲死亡之舞。
　　 赫尔汀来到埋葬那178位流感死者的墓地，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立在那里，墓地保存完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尸体也埋得足够深，至少六英尺，应该保存完好。
　　 可是33年来又一次沧海桑田，海湾的移动使原来位于内地的墓地靠近海滨。赫尔汀再一次失望地意识到，这里的永久冻土也不复存在了。为了证实这个判断，他试着挖掘了一下，土地很松软。
　　 现在只剩下唯一的希望：布鲁维格。
　　 来不易去亦难，老天爷再一次留客。白令海峡起了风暴，飞机无法起飞。赫尔汀和飞行员只好待在威利斯。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两个越等越不耐烦，飞行员决定冒险强行起飞。一番努力之后成功地飞临布鲁维格。
　　 可是到了布鲁维格后发现海滨太松软，根本无法降落。他们只好先飞到六英里远的大一点的镇子陶勒，那里有比较结实的沙滩，爱斯基摩人划船把赫尔汀接到陶勒，然后到了布鲁维格。赫尔汀的冒险历程终于结束了。
　　 布鲁维格在当年没有任何对外交流工具，当地人对赫尔汀的到来一无所知。他到了教堂做了自我介绍，传教士欧提斯•李非常友善地接待了他，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安顿下来以后，赫尔汀迫不及待地来到墓地。
　　 站在墓地边，赫尔汀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没有河流改道或者海湾变形的存在，墓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布鲁维格和外界交往很少，墓地在过去33年间几乎无人打扰，这里恐怕是找到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唯一所在了。
　　 赫尔汀围着墓地走了一圈，眼前涌现出李为他描述的当年的景象。
　　 1918年，布鲁维格全村人口80人。1919年，布鲁维格全村人口为8人。就在1918年11月，全村90%的人口死亡。
　　 1918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村里来了两名客人。客人是专程从九十英里以外的诺姆前来参加一场祈祷的，布鲁维格难得来客，爱斯基摩人把这个机会搞成了全村人参加的盛会，村民们和来宾一起就餐，狂欢一场。
　　 两天以后流感在村中出现，最后全村80人里面只有8人幸存。周围的村落情况也差不多，教堂很快收留了上百名孤儿，阿拉斯加很多爱斯基摩村落都遭到死亡90%的下场，很多村落因此被彻底地抹去，阿拉斯加成为西班牙大流感流行中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两个月过去了，布鲁维格的死者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冻土上，因为剩下的八个人根本无法掩埋这么多尸体。1919年1月，阿拉斯加领地当局从诺姆雇来矿工，用挖矿的机器在冻土上挖了一个大洞，放进72具尸体，掩埋后插上十字架。
　　 32年，一个远道而来的瑞典年轻人认定这里藏着西班牙女郎的秘密。
　　
　　7.心中的那个角落
　　
　　 赫尔汀向李牧师询问如何才能获得挖掘的许可，李帮他召集村里长老，并充当翻译。这些老人中有当年八名幸存者中的三位，对西班牙大流感记忆犹新。赫尔汀告诉他们，从这里找到样本，有可能做出疫苗，这样就可以预防同样的悲剧。长老们被他说服了，同意他挖掘。
　　 第二天他开始挖掘，从墓地中央开始，2挖了三英尺以后遇到永久冻土。赫尔汀虽然去年和盖斯特学习了挖冻土的经验，但如此坚硬的土地一个人挖起来困难重重。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在一旁观看，但不提供任何帮助。
　　 赫尔汀考虑了一下，看来只能采取火攻了，他采集了一些木头，在墓地上燃起火来，待烤暖冻土后往下挖两英寸，挖不动后就再生火，每天挖16到18小时，阿拉斯加的夏天，白天非常长，年轻的赫尔汀有的是力气，在烟熏火燎中狂干了四天，挖出了一个长六英尺宽三英尺深英尺的洞，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首先出现的是头，一个六到十岁的小姑娘，梳着长辫，上面系着红橡皮绳。
　　 赫尔汀当即停止挖掘，致电费尔班克斯，两天后麦基和雷顿赶到陶勒，带来了一大一小两个灭火器，和赫尔汀回合后一道来到布鲁维格。
　　 第二天继续挖掘，发现除了小女孩之外，附近还有其他四具尸体。大家认为足够了，用不着再挖别的洞了。
　　 他们花了两天半把这几具尸体挖出来，切除死者已冷冻的肺部组织，放入无菌容器中，然后放到干冰之中。
　　 样本取到手后，他们回到陶勒，致电飞行员接走他们，然后换机返回爱荷华。
　　 当年的飞机要一路不停地停下加油，每次加油的时候，三个人都躲得远远地用灭火器往冷藏罐内加干冰，生怕噪音引起别人的怀疑。好在当年没有安检和反恐，他们得以顺利回到学校。
　　 这一次行动有惊无险，达到了目的。回到实验室以后，赫尔汀开始分离病毒。
　　 和1918年相比，分离流感病毒的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了。赫尔汀将样本磨碎后用放在生理盐水中离心，在液体中加入抗菌素以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然后给鸡胚接种。他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把取来的样本接种了上百个鸡胚，但是结果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鸡胚里面出现病毒繁殖的迹象。
　　 这条路不通，赫尔汀把尸体的肺组织给豚鼠、小白鼠、白鼬接种，但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赫尔汀的六个月进修期已经延长到了两年，应该拿到爱荷华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回瑞典完成医学院的课程。这两年在爱荷华的经历让赫尔汀对瑞典的论资排辈的学术环境越来越不适应了，加上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高税率和比较沉闷的生活，让他越来越喜欢美国的生活。就在这时，波特建议他留在美国完成医学院的学业，赫尔汀欣然同意了。
　　 当时爱荷华大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接受外国医学生，但偏偏对赫尔汀网开一面，并不是因为他在阿拉斯加项目中的表现，而是有一个机会让他赶上了。
　　 就在他从阿拉斯加回来的当天，学校出了一桩谋杀案。一个女学生被她的男朋友杀死了，这位女学生是一个著名校友的女儿。校方企图掩盖这件事，但是消息还是走漏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了挽回学校的声誉，公共部门把赫尔汀等人的阿拉斯加之行做为一个正面宣传的材料，请赫尔汀在爱荷华各地进行讲演，介绍流感和阿拉斯加的情况。让他成为学校的知名人物，作为回报，赫尔汀顺利地成为爱荷华大学的医学生。
　　 进入医学院后，他更为相信自己的决定，和瑞典医学院那种混事的状况相比，美国的医学院的学生们非常认真努力，聚集了全美最优秀的人才。赫尔汀从爱荷华大学毕业以后成为旧金山的一位病理医生，在那里工作了三十年。
　　 闲暇的时候他和妻子到世界各地旅行，最后走遍了所有的国家。1982年，57岁的他成为全球登上新疆慕士塔格峰最年老的人，
　　 赫尔汀从未发表1951年用阿拉斯加样本分离病毒的文章，他的梦想之火熄灭了，深深的埋在心中的一个角落。
　　 赫尔汀始终关注这方面的进展，1968年甚至联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重新提起阿拉斯加那片墓地，但无人回应。
　　 一年一年过去了，青丝换成白发，赫尔汀心中的梦想之火慢慢地熄灭着。
　　 人生有多少梦想随着无情的岁数而消失了。
　　 1997年3月，退休病理医生赫尔汀翻开最新的一期的《科学》杂志，看到了一篇文章，那一刻，从心中的那个角落，沉寂了46年的激情再次燃烧起来。
　　 那是阿拉斯加的召唤。

　　八、没有窗户的生活
　　
　　1. 平常的人生
　　
　　 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叫杰夫瑞•陶本伯格，和赫尔汀算同行，因为他任职于位于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军队病理学研究所。
　　 比赫尔汀年轻26岁的陶本伯格和这位病理学前辈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赫尔汀具有冒险的浪漫气质，陶本伯格则非常务实和认真，这和他的出身有关。
　　 陶本伯格虽然是地道的美国人，但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而是出生在德国，因为他父亲是军人。军人经常调动，所以他幼年时在欧洲和加州渡过，当父亲到五角大楼就职时，又把家安在维吉尼亚北部的费尔费克斯县，这里算是他的家乡了。
　　 军人家庭出身的子弟有很多人继承父母的职业，也成为军人，或者从事一些比较本分的职业。但陶本伯格不同，他从非常小的时候就立志当科学家，而且非常地执着，从未改变自己的目标。
　　 费尔费克斯县靠近华盛顿，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县之一，同时也很重视教育，它的托马斯•杰佛逊科技高中一直名列全美公立高中第一名，专门为陶本伯格这种愿意投身科学技术的优秀人才设立的。
　　 但在陶本伯格少年时代，费尔费克斯和很多的郊区县一样，还带着几分田园风光，生活很平静也有些沉闷，没有城市的那种拥挤和喧哗，这也是吸引军人们在此安家落户的主要原因之一。费县的公立学校更没有针对陶本伯格这种科技天才的因才施教的办法，对他来说，高中的课程太容易了，陶本伯格很快就感到无所事事。除了学习之外，他喜欢古典音乐，可是高中的文化是摇滚乐，对此他格格不入。
　　 位于费县的乔治•梅森大学有一个特别项目，容许优秀的高中学生提前注册，选修大学课程。对于陶本伯格来说非常适合，乔治•梅森大学离家里很近，可以住在家里，于是15岁的他成为一名大学新生。
　　 1977年夏天，他到NIH做暑期生，从事鼠乳腺瘤病毒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热门，科学界认为这是攻克人类肿瘤的关键，后来发现无济于事。一时间，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挤在肿瘤病毒的领域，陶本伯格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良好的科学训练，学校开学后，他继续半工半读。
　　 在大学期间，陶本伯格有机会转学到名校，包括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但他还是决定留在乔治•梅森这所不太出名的大学，主要原因就是希望继续在NIH从事科学研究，他早早就立志毕生从事科学研究，不愿意因为学校的名气而改变他的人生计划。
　　 大学毕业后，陶本伯格决定继续升学，这是他在NIH的老板威廉•朱翰给他的启示。朱翰告诉他，在科学领域，学位是非常重要的，拥有一个医学博士就等于有了敲门砖，如果同时拥有医学博士(MD)和哲学博士(PhD)的话，就会很容易获得资助，而且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陶本伯格本来打算读PhD，没有当医生的打算，但是朱翰的话说服了他。
　　 大学毕业后，陶本伯格立即进入位于里士满的维吉尼亚医学院，原因很简单，和常青藤名校相比，这家的学费便宜多了。他读的是MD/PhD双学位，这个课程计划通常是学生先学两年医学课程，然后做PhD研究，最后做临床，陶本伯格则是先把医都学完了，然后到实验室完成PhD论文。1986年他获得MD，1987年获得PhD，论文是关于骨髓细胞变成T细胞的研究，并以此获得学校医学研究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毕业后他在学校的实验室做了一年的研究，此时他的兴趣在儿童白血病上，本打算去做儿科医生，可是过去四年他一直在实验室，一个病人都没看过，万一由于自己的失误给孩子造成终身遗憾怎么办？考虑到这些，他觉得当不接触病人的病理医生。
　　 NIH的肿瘤研究所有培养病理医生的见习名额，不过每年只接收三名，他申请并被接受了，回到NIH，他有回家的感觉。1991年见习结束，随即在NIH做博士后。完成了博士后训练之时，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摆在陶本伯格面前。
　　 他的导师阿达•库瑞斯比克是荷兰籍的著名免疫学家，刚刚接受了荷兰方面的聘用，希望陶本伯格和自己去欧洲，对于陶本伯格来说，他会很快在有关领域出人头地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陶本伯格很想去欧洲，但有一个问题，他刚刚结婚，他的父母和他妻子的父母都在本地，去了欧洲就会远离亲人。在亲情和事业之间，他选择了亲情，在NIH又找了一份临时的研究位置干了下去。
　　 1993年，他和另外一名NIH科学家受聘于军队病理学研究所，建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将之用于病理学研究。六个月后实验室建立起来，陶本伯格有了自己的实验室。1994年，他被任命为分子病理学实验室主任，手下有20人左右。
　　 像很多美国的科学精英一样，陶本伯格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和训练，几年后顺利地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下一步要在科学界博取自己的名声和地位了。
　　 1995年初， 34岁的陶本伯格也在看最新的《科学》杂志，也从里面看出了希望。
　　
　　2. 沉睡的宝藏
　　
　　 星期二，和往常一样，陶本伯格早上5:50离开家门，驱车前往位于华府城中的研究所。从他在费尔费克斯的家到研究所，如果在正常时间出门，很可能中午也到不了，为了避开华盛顿地区这令人头大的拥挤的交通，陶本伯格选择早出门，每天早早来到实验室。
　　 每周二，他的实验室例会，内容是就最新的科研成果进行讨论。下次例会的论文还没有定下来，陶本伯格拿起刚刚收到的最新的一期《科学》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大眼球。
　　 《科学》杂志和《自然》杂志是科学界的两大顶尖杂志，科学家们都以能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为奋斗目标，相对于在英国出版的《自然》杂志而言，美国科学家的文章较容易被本国出版的《科学》杂志收录。陶本伯格并不满足自己的文章上《科学》杂志，而是希望有朝一日他的文章能被《科学》杂志选为封面文章。
　　 平生所愿重新埋回心底，陶本伯格直接翻到这篇文章的所在，仔细地阅读起来。这篇论文的内容是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来解决历史上的问题的。
　　 1995年，刚刚诞生不久的分子生物学如日中天，成为生命科学界发展最迅速的技术。分子生物学的基础是一种被称为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核酸快速扩增技术，通过两个短的称为引物的DNA小片段和一种耐热的酶的作用，可以在数小时内把特定的DNA量提高1000万倍。这种技术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一场革命，PCR技术中被扩增的DNA所需量极小，从理论上讲只需要一个分子就可以用于扩增了，而且扩增效率高。
　　 1985年美国科学家莫理斯发明了这项技术，1995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PCR技术得到广泛应有，得益于1988年从温泉中分离到的一株嗜热杆菌，这种细菌可以在接近100摄氏度的温度下生存，是因为体内有一种耐热性DNA聚合酶，有了这种酶，PCR技术就插上了翅膀，在生命科学领域内获得广泛的应用。
　　 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控方就用PCR技术作为侦讯手段之一，从现场遗留的血迹中测出辛普森的基因，以此证明他就是杀人凶手。可惜县里的检察官忘了一点，PCR技术太敏感了，因此很容易污染，他们同时采取了辛普森的样本，两个样本没有严格的分开，被辩方抓住了把柄，导致证据无效。
　　 1995年2月17日出版的《科学》杂志的这篇文章是关于著名化学家约翰•道尔顿的，说的不是他在化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而是他的色盲症。由于道尔顿非常有名，他的色盲症也非常有名，他死后，助手保存了他的眼球，这个眼球被英国的道尔顿协会保存了150多年，这篇文章用PCR的办法解决了道尔顿患色盲症的原因。
　　 陶本伯格在例会上讲述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实验室人员的兴趣，但也仅仅是兴趣而已。这种文章是很吸引眼球的，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人已经死了150多年了，他究竟为什么得色盲症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不过是一种科学八卦而已。唯独陶本伯格依旧沉浸其中，当天早上他就同同样起早避开交通的技术员安•里德聊了起来，认为他们也应该做同样的工作，争取能上《科学》，让这个毫无名气的小实验室名扬四海。
　　 每一个科学家都希望成名，陶本伯格也不能免俗，只不过他希望靠脚踏实地的科研来成名，而且他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人类做出哪怕是很微小的贡献，而不是靠跟风炒作甚至弄虚作假而成名。
　　 这篇文章之所以让陶本伯格这么有兴趣，是因为它的内容正是陶本伯格所从事的领域，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病理学。病理学打交道的是样本，道尔顿的色盲症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病理学，这种研究的对象是保存着的历史性的样本，这方面举世没有人比陶本伯格更有优势，因为他所在的美军病理学研究所的主要功能就是收藏历史。
　　 这个研究所的成立源于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总统的一纸命令，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下令每个军队医生在解剖或者手术时存留样本，一百多年来军队医生非常认真地保存了样本，一些私人医生也把样本送来，为了储存这些样本，成了了美军病理研究所。
　　 从林肯时期起，样本保存技术并没有改变。医生把病人的某个组织器官切下很小的一部分，用福尔马林也就是甲醛保持起来，送到病理所。一百多年来，病理所保存的样本已经达数百万份，这些样本虽然没有道尔顿的眼球那样的名气，但在数量上和历史跨度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望其项背。
　　 陶本伯格顿时觉得身边有一个巨大的沉睡的宝藏，问题是那么多的财宝，到底应该从哪里做起？
　　 那个星期二的剩下的时间里，陶本伯格就像着魔似地在实验室里转来转去，脑子里全是道尔顿的眼球。
　　
　　3. 暗无天日
　　
　　 病理所那么多样本，应该有类似的名人的样本。陶本伯格的思路一直集中在这个方面，比如哪个名人的肿瘤样本，我们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分析一下，解决历史的谜团。要不找找遇刺的加菲尔德总统的样本，以证明，，，，，，他在华府火车站被当众行刺，死因是医生们那时候还没有消毒的概念所引起的反复细菌感染，这个案子有什么疑点可以翻案吗？
　　 这么想来想去，陶本伯格把自己绕进去了，知道他自己一个人是苦思冥想不出什么来的，应该群策群力。
　　 找到自己的老板，研究所的细胞病理学系主任汤姆•奥拉利、设在本所的国家健康和医学博物馆主任马克•米可兹，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然后三个人就此海阔天空地讨论起来。
　　 应该做传染病，因为病理研究所是军队办的，位于沃尔特•瑞德医学中心内，瑞德就是靠黄热病成名的，他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是做黄热病还是瑞德本人？
　　 内战时候的军营热？可以发现是真的病还是心理症状。
　　 ，，，，，，
　　 突然，有人建议1918年大流感，马上得到共识。样本库里有的是1918年大流感中死亡的军人的肺部样本，因为当年死在大流感中的官兵比死在一战战场上的还多。用PCR技术，他们可以从样本中扩增出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核酸片段，从这里开始，也许能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之谜。
　　 不过，八十多年过去了，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一直没有发现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痕迹，说明没有那么容易。样本库里面的样本保存了那么多年，对于是否还能扩增出病毒基因片段来，不应该抱太大的希望。
　　 这是一个抱着知其不可为而知目的的项目，以一种很低调的形式进入了准备阶段。
　　 军内做事按步就班，项目定下来，离开始行动还有几个月申报和准备时间，利用这段时间，陶本伯格和安•里德开始了解西班牙流感。
　　 陶本伯格本人只是在医学院读书是听到过西班牙流感，里德更是闻所未闻，两人首先读的是克瑞斯比的书。
　　 项目开始之后，还是很低调。因为陶本伯格的主要工作还是要为军队提供一个分子生物学诊断实验室，这只是他的一个次要的小项目。
　　 如果从外表看，多数人会不相信陶本伯格是一个实验室的主任，而是会把他当成一名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陶本伯格有一张娃娃脸，而且衣着随便，这么多年了还是学生打扮，行事作风也不像个实验室的老板，唯一让人觉得他有些成熟的是他开着一辆二手的奔驰车，这辆车是1995年他的大儿子出世后购买的，因为他觉得家里要有一辆大一点的安全性强的车子，这一点体现了陶本伯格沉稳的为人行事作风。
　　 华盛顿周围有很多研究单位，特别是NIH，是美国国家级研究机关，作为军队的医学研究中心，沃尔特•里德医学中心的地理位置很不好，位于华盛顿城中治安很差的地区，如果每天早上驾车经过那周围，会发现街道上一片狼藉，很可能昨晚上还上演过真人版的黑社会大片。当然研究中心内部安全无比，因为有军队负责保安。这样一来工作人员大多不居住在附近，每天开很远来上班。
　　 中心内部也看起来像个军营，在这种情况下，陶本伯格的实验室所在的那个五层楼还能被人看成是怪物。没有一栋窗户，墙壁是三英尺的水泥。这是冷战时期的杰作，当年为了防备苏联，军方建议所有联邦建筑物要能防止飞机轰炸，这所建筑物就是作为样板的，准备一旦战争发生，总统和内阁成员可以到这里来避难。但是建成以后才发现，这个建筑物根本不能承受氢弹打击，联邦政府因此省下了一大笔钱，这座建筑物改成办公室和实验室，可是谁也不愿意待在不见天日的楼里，最后轮到病理所倒霉。
　　 陶本伯格的办公室在三楼，非常袖珍，里面到处是纸张，大楼的门口有门卫，来往的客人要验明身份，然后由陶本伯格亲自下楼来接，事情办完后还得由他亲自送到门外，如此阴森的环境和高规格的待客方式造成很多科学同行不愿意到这里来，使得陶本伯格在科学界更像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外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不得抑郁症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还敢憧憬破解将近九十年的西班牙流感之谜？
　　
　　4. 失败之中
　　
　　 陶本伯格的实验室虽然是一个诊断性的实验室，但在病毒方面有成功的先例。
　　 1993年底，有人上门求助，是同行，一位军队的病理学家，不过是兽医。美军的兽医不管猫狗等宠物，而是负责野生动物。1987年，新泽西沿海的海豚开始大量死亡，很快，美国东边沿岸的海豚都患上一种不明原因的疾病，上万只海豚死亡。
　　 环保署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海豚死于污染造成的红潮。军中有人不同意这种结论，如果是污染的话，为什么单单杀死海豚？解剖发现，海豚的脑部、肺部和淋巴有病毒感染，因此怀疑是病毒造成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来找陶本伯格，希望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提供可信的证据，陶本伯格的下属从海豚样本中分离出病毒的RNA，证明海豚死于病毒感染。
　　 这段经历让陶本伯格有了研究西班牙流感的信心，他的实验室能够从海豚的病理样本中获得其他病毒的RNA，用同样的技术也应该能够从流感病人的病理样本中获取流感病毒的RNA。
　　 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样本，病理所的样本库在另外一个地方，里面有三百万份样本是1917年后收留的，如果进去逐个找的话恐怕要找到下一辈子了，好在这时样本数据库建立好了，虽然搜索功能还不强大，但已经能够省了他和里德的大量时间。
　　 主管数据库的工作人员拿到搜索请求后，觉得陶本伯格的想法匪夷所思，他要寻找1918年大流感中死于流感的肺部样本。在那种病来如山倒、满营病人的情况下，医护人员都忙得夜以继日，尤其是美军各个营地，死亡人数动辄以千计算，哪个医生会想到、会有时间切除死者的肺部，然后固定好送到这里？
　　 除了肺部切片外，陶本伯格还要求病人必须是得病后很快死亡，而不是病了一周之上才死的，因为前者的肺部会有大量的病毒，而后者的病毒很可能不活跃或者不怎么繁殖了。
　　 两天以后检索结果出来了，数据库里面居然有70份1918年死于流感的病人的肺部标本。这些样本用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裹，同时还附有病历。陶本伯格从中找出六份得病后很快死亡的病例。
　　 确定了样本之后，陶本伯格并不能马上进行研究，因为如果使用人体组织的话，要经过特别的许可。他写了报告，交上去后，一等就是几个月，这期间他和里德把时间花在了解1918年大流感和流感病毒上。
　　 批准终于下来了，实验终于可以开始了，那一天是1995年3月19日。
　　 样本到手后，里德开始处理样本，经过在陶本伯格手下的几年熏陶，她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几位能够从福尔马林样本进行PCR的专家。样本非常珍贵，他们小心翼翼地处理样本，一丝不苟地进行试验。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六月，所有的努力全部失败了，再度反复重复下去，还会以失败告终，到了仔细总结的时候了。
　　 陶本伯格首先认真考虑的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病毒基因是否能够保存在样本里，这种方法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他决定，先停下来，验证一下方法是否可行。
　　 为了验证现有的方法，他选择了另外一次流感大流行，1957年大流感。这次大流感发生在四十年前，这株病毒是已知的，病人样本更容易搞到。
　　 这一次，更加认真地处理样本，结果第一次PCR就得到了结果，经过序列分析，证明不是污染，而是1957年的流行毒株。
　　 同样的方法能够从1957年大流感病人的样本中获取流感病毒，证明方法是可行的那么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了，就是样本，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样本。
　　 这个样本是究竟在哪里？
　　
　　5. 成名之后
　　
　　 1918年9月19日，美国南卡罗来纳杰克森军营，21岁的士兵罗斯科•沃恩因为流感住院。
　　 杰克森军营是炮兵训练营，来自全美各地的四万名年轻人在这里接受有关的训练后，前往欧洲战场。和其他美军营地一样，1918年秋天，这里也到处是流感病人。当年八月，军营的医院一共收治了4807名流感病人，九月份达到9598名，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天达到30人。
　　 一周之后，9月26日早上，沃恩去世。当天下午，军医黑格伏斯进行了尸体解剖，在他的记录下，沃恩是一个很健壮的年轻人，胸腔有大约300毫升液体，左肺有少量出血。黑格伏斯切下沃恩的肺部组织，固定后送往华盛顿保存。
　　 78年后，这个样本被送到陶本伯格的实验室。
　　 沃恩的病例很独特，一侧肺严重的细菌性肺炎，这是很多死于流感的病人的共性，在这里很难再找到病毒的痕迹了。但是他的另一侧肺部症状非常轻，还处于感染早期阶段，在他死前应该有大量的病毒繁殖，病理样本库的这些样本中，这一份最有希望存有病毒片段。
　　 这一次他们终于成功了，虽然只是获得了很小的一个病毒片段，但打开了封闭了将近九十年的一扇大门。有了这一段基因，他们就能够据此寻找下一段，然后再寻找下一段，一段一段地拼凑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真容。
　　 1996年8月，他们终于发现了红细胞血凝素蛋白基因。
　　 1996年10月，他们认为是该告诉世人的时候了。虽然他们没有获得全部基因，但他们是第一个获得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基因的人，这已经足够在超一流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了。
　　 论文写完后，陶本伯格信心十足地投往《自然》杂志。投稿之前，他特意EMAIL给《自然》杂志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对方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没想到《自然》杂志收到稿件后，很快给退了回来，而且只附上标准的退稿信，表明这篇论文不值得审，没有其他说明。
　　 陶本伯格受到很大打击，英国人眼界高，那就投给《自然》杂志的对头《科学》杂志吧，可是没想到，《科学》杂志同样很快把稿子退回来了。
　　 这一下，把陶本伯格弄得信心全无。关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为什么论文被退了回来？
　　 是内容水平不够？西班牙大流感已经过去了77年了。这77年中，数不清的科学家做了数不清的科学实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一丝痕迹。他的论文是头一次让西班牙大流感显形，虽然只是一段基因，但可以说是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这样的论文，不应该被拒绝的。
　　 陶本伯格思前想后，认为编辑是因为他的单位而拒绝。在《科学》杂志编辑部的眼中，军队病理学研究所就如同医院的血液学实验室一样，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因此先入为主地认为结果成问题。自己是一个还籍籍无名的科学小足，更不要说在人才拥挤的流感病毒研究领域了。
　　 既然这样的话，就要自己争取。他要求《科学》杂志编辑部将论文送审。编辑部将论文送给几位专家审阅，获得一致的好评，《科学》杂志这次接受了这篇论文。这时候，陶本伯格早就灰心了。
　　 1997年3月，论文终于发表。几乎在一夜之间，陶本伯格成名了。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有几十个人要求采访他，上完电视上电台。
　　 陶本伯格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他打开德州大学的网站，找到克瑞斯比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送去一封邮件，告诉克瑞斯比，他那本书对自己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告诉克瑞斯比，西班牙女郎没有永远地消失。
　　 在名利的光环下，陶本伯格有不得已的苦衷。沃恩的样本该做的都做了，他的工作不得停下来，因为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更多的样本。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为他打开了什么？
　　 从投稿到文章发表，陶本伯格一直处于一种被遗忘被抛弃的心境，即便突然成名以后，在流感病毒领域，陶本伯格还是一个边缘人物，虽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拿到了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的人，可是全世界的目光却集中在另外一个外行身上。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