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心态深陷“1962年悲情”

　　印度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它有趣、千差万别和永远难以摸透。因其自己的不同身份，各种观点迥异，商界、学界人士与官僚不一样，南方人和北方人也不一样，大城市人和小城市人也有差别。中国人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印度的人或事情，当然，印度人同样也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理解中国人

　　11月15日，中国、印度及俄罗斯三国外长在湖北武汉展开三方会晤。中国外长杨洁篪认为上次会晤后三国外交部在各领域密切合作，三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不久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了一项中印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对方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3%的印度被调查者认为中国是印度的“伙伴”，只有23%的人认为中国是印度的“敌人”。调查还发现，33%的印度人相信，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愿意到中国做生意和旅游。

　　在印度，对中国强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支持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声音越来越强。这一转变自2010年以来变得特别明显。

　　边界战争留给印度仇恨

　　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两国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但中印两国回避了复杂棘手的边界问题，未作解决。

　　这一时期，印度对中国频频示好，然而，印度政府并不是白白对中国示好，它是有目的的，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知恩图报”答应印度政府对西藏的领土要求。用中国对印度的好感换取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因此印度政府拒绝放弃英国殖民政府把西藏变成“缓冲区”和“缓冲国”的侵略政策，坚持甚至扩大英印政府对中国西藏的领土要求，使中印关系在友好的气氛中出现裂痕。为以后中印边界冲突埋下种子。

　　中国人民感谢印度与孤立的中国建交，对印度心存好感，但是，中国政府不会拿领土去报答印度，这样一来印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冲突不可避免。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军事冲突，这场已经过去的冲突距今已经48年。但几乎在每年10月中旬左右，印度报纸上总会零星出现一些回顾或者总结1962年中印战争教训的文章。这些文章提醒人们：1962年中印战争周年来临，印度人又在反思了。

　　对中印战争认知问题在印度曾是禁区。在相当长时间内，印度对1962年战争的说法都只有一个官方版本：“即中国‘背叛’了印度，印度受到中方‘袭击’。”对于印度军队自身有关1962年战争的报告从未有过任何官方评论;军队对1962年战争的真实记录仍属严格限制发行的文件。

　　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在印度有整整一代人是伴随着国家的主要目标“从中国收复失地”的想法成长起来的。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认为，导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原因完全在于中国，中印战争是中国“强硬”领导人“处心积虑”策划的。结果中国挫败了印度。

　　直到2003年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之后，印度官方才开始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要以“向前看”的乐观精神处理中印关系所存在的遗留问题。

　　2008年年初时在一个研讨会上印度将军还称：“印度对中国的感情可能正如中国不能忘却日本帝国主义20世纪在东亚的历史一样……印度决不可能忘记1962年的耻辱。”

　　尽管印度官方总是强调1962年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而现实是，印度政界人士对印度在1962年战争中的失败仍然记忆犹新，战争的后遗症(也有人称之为受迫害综合症)依然存在，这场本来不该发生的冲突仍然在左右着印度人对中国的认知，其中最坏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总有点‘口是心非’，‘笑里藏刀’”。

　　正如印度安全战略专家苏布拉姆尼亚安所称，“印度人从心理上并未原谅中国1962年的‘入侵’，(印度人)把巴基斯坦军队的核与导弹计划归咎于中国的核扩散，指责中国在印度洋建立像‘珍珠链‘一样的基地，用以包围印度，并且印度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增长以及这支海军进入印度洋感到惊恐。而印度对中国在核供应集团就印核交易豁免问题讨论中的‘阴险狡诈’感到更加愤怒……”

　　印度现任环境和林业国务部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在他的专著《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上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说绝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恐怕不算是夸张。1962年10月至11月，喜马拉雅山下的那场很大程度是自讨的大溃败在我们的记忆中仍然挥之不去。”

　　贾伊拉姆提及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见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时说过的一句话：“在过去2200年的时间里，或者说，将近99.9%的时候，中印两国致力于友好合作。”他指出，很明显地，“1962年在温家宝历史算术中占据了剩下的0.1%里的绝大部分，但它留下的阴影却格外地长久”。

　　事实上，之所以出现中印边界战争，印度制定的“前进政策”是主要原因，“前进政策”主要目标就是，印度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区域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善两国在争议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最终占领该区域。印度推行“前进政策”造成两国据点犬牙交错，冲突一触即发。

　　印度制定“前进政策”的深层次原因：一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全力支持和怂恿;二是苏联倾向印度，采取所谓的中间立场;三是尼赫鲁对中国的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印度推进军队中国只能忍让;四是印度舆论制造的印度军队“强大”神话助长了印度上层人士的主战论。

　　军方与少数精英大肆反华

　　20世纪90年代，印度国防部的年度报告不断声称“中国威胁论”，印度政府内部不时有人附和，人为制造中印战略冲突。1998年5月，印度原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说“中国是印度潜在的头号威胁”，随后，瓦杰帕伊总理又说，“印度的和平时常受到来自边界那边的威胁”，由于印度面对的安全环境“恶化”，印度政府才决定进行核试验，“我们准备为国家安全付出任何代价与牺牲”。虽然因为国内外的反对，这些反华言论软了下来，但是并没有消失。

　　2007年5月7日，“阿鲁纳恰尔邦”人民党议员卡伦·里奇朱在议会发表的演讲时称，中国边防军“入侵”“阿鲁纳恰尔邦”20公里。按卡伦的说法，中国并不承认的“阿鲁纳恰尔邦”一直是中印两国之间“潜在的爆点”。

　　卡伦在印度议会上说：“这是领土主权问题，光说‘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必须确保‘阿鲁纳恰尔邦’每一寸领土的安全。”他的这一说法遭到了印度国防部的驳斥。

　　把中国视为敌人的言论不时从不少印度上层出口。这一现象根源一是自尼赫鲁以来印度历届政府奉行的“大国战略”，把中国看成最大的障碍;二是一些政治家出于国内政治斗争需要，以“中国威胁论”为自己捞取好处，这种情况导致印度对华政策的摇摆。再者就是因为中印两国缺少交流沟通。

　　尽管发生在拉萨的“3·14事件”并没有对中印关系造成实质影响，两国双边贸易额的大幅增加也使中印关系看起来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印度国内一直有一股对中国“猜疑和忧虑”的潜流：印度军方不仅继续指责中国军队“侵入”印度领土，还攻击解放军试图在印度领土锡金邦的“手指地带”中间铺设公路;印度一些专家则在鼓动政府停止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呼吁政府把达赖因素纳入到中印边界谈判之中……

　　印度对中国的提防确实很强，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实际行动中，1962情结确实是很多印度人思考中国时最先的反应，这种认识也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2009年4月，印度总统帕蒂尔也曾前往藏南地区活动，并向印度士兵发表演讲，保证“印度不会允许武装部队发生任何短缺现象”。这是历史上印度总统首度访问藏南地区。印度总统、总理频频进入争议地区，给中印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印度方面作出这种令人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举动是印度人对中国复杂心态的表现。1962年中印边界爆发战争，当时印度军队踌躇满志，对战争胜利志在必得，没想到却遭到中国军队迎头痛击，大败而归，印度政府为此在国内外丢尽面子。

　　特别是近些年来，经济实力的增长加之美国和俄罗斯的鼎力相助，印度军事力量扩张速度逐年加快，印度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频频调兵遣将，不断发出各种强硬表态。

　　印度频频显示其在军事上的强硬，一方面是碍于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印度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在军事上对中国示弱，否则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在中印边界谈判中增加筹码，虽然目前印度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已是既得利益者，实际控制地区远大于中国，但印度对此既不满足，也不放心。

　　如同其他议会民主政体一样，印度的外交政策是由总理和内阁来制定。当然，这种权力必须得到来自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印度议会每年对国防和外交预算进行表决，议员也经常就许多涉及外交和国防安全的问题展开辩论，或者要求总理作出解释，然而议会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其实并没有发言权。虽然议员发表各种言论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

　　在印度，不仅是安全部门、外交部门对中国怀有很大的疑虑，广大的中产阶级精英也同样如此。

　　例如2009年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掀起前所未有的反华风暴，从表面上可以解读为是媒体的问题，然而这些主流英文媒体在涉及中国以及中印关系报道中所宣泄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印度非政府战略层面精英对中国的认知。这是印度政治精英对中国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

　　印度的军事力量号称世界第四。按照一般人想象，军方一定会在外交政策上具有很大发言权。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印度政府的决策体制中，虽然包括武器以及战略决策等军事因素仍属于政府的重点考虑对象，令人惊讶的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像印度这样，文官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常常会忽略军方的意见。

　　就目前而言，印度军方主要是通过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战略政策小组”直接来影响外交与安全政策。根据规定，印度陆海空三军司令都是这个小组的法定成员。目前印度军方也在通过一些由退役将领主导的智库影响外交决策。

　　然而印度的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相当冷静和清醒。

　　部分媒体情绪化推波助澜

　　目前，印度全国约有5000多家报刊，总发行量近6000万份，居全球首位;有500多家电视台，数量居全球第二;互联网用户约有8000万，居全球第三。除了两家影响力不大的公立电视台以外，印度媒体几乎全为私营。印度媒体也一向以自由、民主自诩，宣称媒体自由是印度民主的保证、标志与骄傲。很多印度政党都有自己的媒体，但是公众对他们不以为然。

　　印度媒体分为英文媒体和本土语言(印地语等)媒体，后者更多关注内政、社会和民生话题，而报道国际和外交话题的，主要是英文媒体，其受众多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印度一些主流英文媒体中，有不少习惯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印关系的记者和编辑，在他们头脑中，印度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中国。

　　印度媒体似乎在不断地发出一些不和谐的“中国威胁论”的声调，甚至有时印度官方也不得不出来“灭火”。英国广播公司BBC当时报道称：“如果你打开印度的电视，或者阅读专家学者们关于印中关系的言论，你会发现中印两国似乎在掐着对方的喉咙……”BBC还指出，对中印关系稳定的威胁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媒体部门。

　　2009年，《印度时报》刊发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报道，并迅速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报道称“中印边界发生流血冲突”，这则新闻一度让印度国防部惊慌失措，赶忙站出来否认。有媒体甚至公开喊出“中印之间必有一战”这种近乎战争挑衅的言论。如果不是中国方面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奉行通过对话解决纠纷的外交理念，中印边境恐怕早已逼近战争边缘。

　　情绪化、甚至是失实的报道，在印度社会中制造了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印度学者指出，印度媒体对华报道确实比较消极，这些报道在中国容易被误解为是印度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印度外交秘书(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前驻华大使拉奥女士解释了印度媒体对华报道情绪化问题背后的历史原因———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国，可能提及此事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对于印度人却一直刻骨铭心。当时我11岁，那场悲剧给我的影响和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可以说，这件事对印度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而消除这种影响，需要一个过程。”

　　作为民族自豪感十分强烈的大国，印度面对50年前曾经交战的邻国在迅速崛起，其心态可谓五味杂陈，十分复杂。在一个自认为独立自由的报道国度中，不能对事实有客观的呈现和判断，对中国的报道带有渲染、煽动，甚至失实，这是印度媒体的一个巨大误区。在这个问题背后，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极度缺乏了解。

　　在印度，通晓中文、谙熟中国情况的精英基本集中在外交部门，而在媒体乃至学界则凤毛麟角。印度媒体的绝大多数人从未踏足中国，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西方媒体。印度媒体对华报道的题材相对较偏狭，基本上只关注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和巴基斯坦及尼泊尔的关系;在中国的发展方面，媒体几乎只锁定在“中国军力增长”的话题。

　　印度媒体对政府推动两国合作的政策是支持的，理性认同“亚洲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印中两个崛起的大国”，但对合作前景倾向于持怀疑态度，尤其对领土争议、西藏问题、贸易赤字等双方分歧的解决，看法悲观。

　　尽管印度总理、外交部长等多次出面表态称“中印不是对手”、“边境和平安宁”，但很多媒体在报道中国军事发展时总不免语带机锋，影射中国“围堵印度”，更有少数不良媒体热衷于炒作类似印空军参谋长的叫嚣“印度的头号敌人仍是中国”，不顾两国政府多次辟谣，连篇累牍地载文歪曲、甚至无中生有地一再捏造边境冲突事件所谓“枪击案”、“油漆案”、“直升机案”。

　　印度所有媒体的涉华报道都有正、负两方面。既有对华总体态度消极的媒体，也有对华态度总体积极的媒体。多数媒体居于中间立场。由于这些媒体多不具备独立采集涉华新闻报道的能力，只能编抄西方或其他印度媒体，正面和负面报道相对比例平衡。

　　事实上，尽管多数印度普通百姓对中国持友善看法，多数知识界、经济界人士支持对华友好，但在印度社会特别是权力阶层，对中国疑虑、恐惧、对抗的情绪暗流从未消失。近年又恰逢中印关系遭遇一些困难和障碍，媒体推波助澜，放大了这股暗流，使其负面效应愈演愈烈。

　　印度国内政治斗争左右印度媒体。在印度，反对党要攻击执政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抹红”，即一面渲染中国“威胁、入侵”，一面指责政府对中国“软弱、绥靖”，媒体就是他们相互攻讦、肆意表演的舞台。

　　中印关系大事记

　　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撤销了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

　　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周恩来和尼赫鲁)实现互访，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议期间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维护了亚非国家的团结，保证了会议的成功。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一行逃亡印度，8月，中印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郎久事件”。

　　1962年6月：《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期满并停止执行。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10月，中印发生边界战争。

　　1976年7月：中印经过协商，决定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1981年12月：中印两国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边界问题谈判。

　　1986年12月：印度把“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引起中国强烈抗议，中国拒绝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中国，恢复了中断28年之久的中印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标志中印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印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为中印发展友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1998年5月：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核试验，使中印关系严重受挫。

　　1999年1月：印度总统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在中印学者第二轮对话会议期间，公开收回“中国威胁论”。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印方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中印签署了旨在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及第一个边界谈判政治指导性文件。

　　2008年12月：中印双方在印度贝尔高姆地区举行代号为“携手-2008”的第二次陆军联合反恐训练。

　　2010年5月26日：印度总统帕蒂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