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疆数十年，历尽沧桑话省督

  新疆最近的暴力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事件平息后新疆党政一把手的表态对稳定局势起了较大作用，回顾过去，自清朝新疆回归华夏，特别是民国数十年来，新疆历任总督（省长）的治疆经历，对今后继续开发、振兴新疆，弥合民族矛盾，消除维汉隔阂，当有攻玉之石的作用。      一、独唱空城玉门外的杨增新    我最早知道杨增新，是八十年代后期，到湖南浏阳县城出差时，在一家小书店里买了一本包尔汉的《新疆五十年》，包尔汉从中提到，作为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归化者，他如何多次被杨增新提携重用的经历，书中多处流露了对“老将军”治疆的肯定性评价。    杨增新，云南蒙自人，在民国初曾统治新疆达十七年之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新疆省长袁大化逃离新疆，推荐他为督军，掌握实权，此后到他去逝为止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管辖任，后来1928年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任为省主席，但他实际上是独立统治新疆，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使便于统一事权，解决了清代以来新疆一省之内巡抚、将军和参赞大臣三者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民国开始到北伐结束，正是杨增新统治新疆的17年，这段时期，内地城头不断变换着大王旗，他老杨却一直稳坐新疆钓鱼台，素有中国巴尔干火药桶之称的新疆，在他的无为而治下，却出奇地平静。维吾尔、准格尔等前清时代桀骜不驯的民族及部落，争相把他当作本民族的靠山，无论是和田、哈密维吾尔世袭土司王的废立，还是北疆蒙、哈两族的牧场争端，大家都乐意由杨增新出面摆平。    不像内地军阀这个大帅、那个督军一样拥兵自重，杨增新虽然被新疆各族以将军尊称，手下却从来没有一只像样的军队，仅有的一点兵大多由吃空饷回族军官把持着，士兵缺少训练，农闲时在军营为兵，农忙时在家中为民，来去自由（简直比现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松散）。但他就是靠者这帮弱旅，居然收复了险些被外蒙古占领的阿勒泰地区，平息了和田、哈密的维族农民武装，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万名全副武装的白俄军人被布尔什维克追击下逃入新疆境内后，他用老道的手腕，说服那帮杀红了眼的白俄将校们放下武器，落籍为民，那个时候，白俄军人虽然打不赢布尔什维克，但对付新疆当局，却绰绰有余，他们都是经历过欧战和内战的职业军人，从东普鲁士一直与红军贴身肉搏到帕米尔高原和远东地区，只需区区数百人就可霸占全疆，大家看一看五十年代逃入缅北的李国辉残部如何收拾缅甸军队的历史，就可以想像得到新疆当时的局势。      既然杨增新治疆不是靠武力，那在用人方面肯定就有一套办法，简而言之，就是以汉控回、以回治维、用南疆人管理北疆人，录用蒙古、锡伯人当警察管理迪化的汉人。汉、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各族在这样一种连环套的关系中，各司其职，互相控制。对新疆的汉人，他是防范甚于利用，特别是对打着老乡旗号找他谋事的云南人，他是基本不用，而且原先在新疆官场的云南人，大多也被他杀的杀、贬的贬，对新疆官场上人多势众的湖南帮、下江帮和甘肃帮，他也是采用分化瓦解手法，令其不成气候。“西出阳关无好人”是他对新疆汉人的总体评价。对少数民族事务，他基本依靠各自民族的王爷、阿訇和千户长来自行解决，官府不介入其中。      在处理新疆地方当局与北京政府关系问题上，他一直奉行“认庙不认神”的策略，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各路北洋军头。只要谁控制了北京局势，他就一概认之，至于内地打得天昏地黑的护法讨袁、二次革命、直奉战争、北伐战争、国共战争，他都不轻易表态支持谁反对谁。外蒙古革命后，北洋军队一度出兵，在外蒙扶持了亲华反苏的蒙古王公贵族政权，但北洋军想乘势继续进军新疆时，却被他一口回绝。在处理汉人和少数民族和中央与新疆关系问题上，他的超脱和独立态度，也赢得了新疆各民族对他的统治的认同和爱戴。     可就是这样一位深受新疆各族民众信任的汉族官僚，却于1928年7月，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庆贺宴上，被当时新疆军务厅长，外交署长樊耀南（湖北人）所暗杀，殊为可惜。     二、毁誉参半的金树仁金树仁当政新疆时代，民间汉人中有一句流行语“早上学会河州话，晚上就把洋刀跨”，说的是作为甘肃河州人的金树仁任人唯亲的政策，因为那个时代新疆中下级军官都可佩戴军刀，汉族流民只要学会讲河州话，一准就被录用为军官，也许就是这一政策，导致新疆汉人对学说河州话趋之若鹜，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新疆汉方言听起来象甘肃话的缘故。金树仁（1880年—1941年），甘肃河州永靖县人，杨增新在河州任知州时，金树仁即被杨看中，视之为得意门生，后一直追随杨增新，从河州至省城兰州，最终到新疆迪化，1926年，任新疆政务厅（一说民政厅）厅长，杨增新在新疆历来是讲究不任人唯亲的，象金树仁这样从河州一直跟他到迪化的人屈指可数，杨增新对金树仁的关照，对出身贫家的金树仁来说，感恩之情，无异父子，所以，在1928年，新疆省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七七事变后，只有金树仁挺身而出，以文官身份，带着军队，包围事发现场，一举将樊耀南及其党羽擒获并处死。金树仁在平息樊党后，也就被左右顺理成章地推举为新疆省主席，因此说，没有杨增新赏识，金树仁当不了厅长，没有樊耀南的谋反，金树仁更当不了省主席。金树仁上任后，继续沿用杨增新的外交和民族政策，但是在用人方面，其草根阶层的劣习却显露无遗，大量的金氏族人及河州小同乡，被他安插到全省军政界。然而，金树仁任上几年，成绩也是有目共睹：扩充师范，新建工业、无线电等学校；各县均设初等中学，凡住50户以上村寨，都设立小学一所；资送大批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求学；还多次派人到德国和日本留学。1929年底，新疆政府从德国购置压路机，由省军工兵修通了迪化至古长城473公里马路；继而又修通迪塔、迪伊、迪阿、迪哈等公路，使省内各区公路互相联结。通过与德国、英国和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工业，如开采北疆石油、由西门子公司派工程师建立大型发电厂、从英国购买机器、着手开采阿勒泰山金矿和于阗金矿等。可以说，中央政府2000年以后所想到的开发大西北策略，金树仁早在70多年以前就开始身体力行了。杨增新死后，泛突厥主义思潮经由苏联中亚“转口”，进入新疆，给继任者金树仁带来不少麻烦，内地又有回族少壮军人马仲英先后两次从甘肃前来乱疆，马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并大搞种族清洗。周边的两大强邻英属印度的宗主英国和苏联，已经或明或暗地插手新疆，支持东突势力，拨弄族群对抗，此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正为满洲和中共问题大伤脑筋，无暇西顾。金树仁虽然对军队大力整顿，新办军官学校，购置了新型枪炮及飞机，别说在英国和苏联人面前，就是面对拿着原始武器进疆的马仲英部亡命之徒，这点军力都无异杯水车薪，加上他在军政界安插亲信的治军施政负效应几年后浮出水面，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1933年4月12日，从东北经苏联进入新疆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白俄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等部军队，被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说服利用，包围省府，发动政变，金树仁无奈挂冠而去。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苏联驻迪化领事找到他，表示无条件支持他恢复地方，金树仁却以内部事务婉言谢绝。当时驻疆各地的金系将领发来电报，劝其留在塔城，与苏联协商，以便取得帮助，反攻省城，金树仁以内部矛盾，不让外人渔利为由，也一概以婉拒，并向全疆各地将领及行政长官发出“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黄台之瓜，不堪再摘，望各严束队伍，和衷共济，以固边防，而维地方”的通电后，义无反顾，假道苏联，转赴南京，终于1941年病故于兰州。 三、乱世枭雄盛世才如果说金树仁在当政时期尽用些亲信、同乡，那也不尽然，还在金树人兴办军校的时候，便从内地引进了一位人与其名相反的乱世之才――盛世才，便是一个例外。盛世才（1892-1970），辽宁省开原人，曾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盛世才多年在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向军国主义转型前期，左右两种思潮都容易吸引到年轻人，按照盛世才日后的表现，他肯定不会与右翼的法西斯分子为伍（再说人家也不屑于接纳他），因此，盛世才的红色背景的发蒙地应该是日本。回国后，屈就国军参谋部作战科长（顶多也就一处级干部吧），干了两年，一直不得志，1930年底，金树仁在新疆办军校，便把盛世才引入新疆，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两年后，脱颖而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屡战屡胜。1933年四一二后，金树仁去职，手握重兵的盛世才，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被推举为新疆临时省主席，12月，盛世才就以刘文龙涉嫌谋叛，将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次年3月，朱瑞墀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统治。还在杨增新时代，苏联人就开始涉足新疆，苏联红军就曾应约进入新疆，与新疆省军联合消灭了省内的白俄军队，预先打过一场新疆版的“联合勘界战争”。盛世才上任之初，把争取苏联的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自己也以马列和共产主义信徒自居，而且他生性多疑和嗜血残暴，与约瑟夫大叔颇多相似，就连他蓄的唇须，都是参照了高加索风格，以此讨得斯大林的垂青。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 1938年9月2日盛世才在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的会谈中，斯大林曾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1940年，盛世才和苏联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使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独立特权，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并且苏联可以在新疆驻军（苏军在哈密就住有一个摩托化的加强团，不是防范日本人，而是盯着星星峡以东的国军），苏联各类人员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动。盛世才既然采取了亲苏反帝的政策，就绕不开中共，也就是在盛世才上台之际，各路红军在南方已经难以立足，便纷纷向西北方向长征，最初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以便在此休养生息并获得苏联的军援。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后，由一方面军组成的陕甘支队走到陕北却再也走不下去了，只好由后来的四方面军充当这一“打通西部通道”的角色，结果半道上大部被穆斯林的马家军劫杀，侥幸进入星星峡的仅数百人。盛世才开始时候对这批红军做了妥善安排，特别是为中共培养了一批飞行、坦克、炮兵等军事技术人才。盛世才本人也曾多次向中共方面提出过入党申请，不知什么原因未被接纳，也许被秘密接纳过（就像宋庆龄一样，不便公开而已）。当时遍布新疆的外地人，除开苏联人，就是中共的干部，但是这批中共干部，大多没有逃过盛世才的屠杀，而且盛世才每次捕杀中共党员，不论抓的是张国涛、王明、还是毛z东的人，统统都给他们安上一个“托派”之类的帽子，报告给苏联，取得苏方同意后，“名正言顺”地杀掉，因为他拿准了约瑟夫大叔的脾气，知道给对手安一个国民党特务、英国间谍甚至反革命分子之类的罪名都不一定定得了死罪，但一旦把托派帽子给他们戴上，斯大林是很乐意看他们去死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且须在三个月内撤离。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但是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哈密。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下令撤军。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终结。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旗。但当国民党陶峙岳兵团的三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蒋介石对盛世才的脸色骤变。盛世才处处受到牵制，他没想到投靠国民党是如此结局。鉴于此，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的“八一一黄林案”。一时间，整个迪化又仿佛回到了以前红色恐怖年代之中。 为寻找退路，盛世才又想再玩一次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此时苏联在西线已经胜利在望，并且已经拿到或者接近拿到外蒙古和满洲这两块更大的肥肉，对变色龙盛世才已经不感兴趣，为了报上次被盛世才玩过的一箭之仇，斯大林反过来把盛世才玩了一把，将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此时的盛世才，只好听从老蒋调遣，离开了新疆，在重庆任农林部长，几年后又不得不去了台湾，1970年以接近于穷困潦倒的方式死去。四、数朝元老包尔汉自民国开始到60年代中期，新疆省主席换了数茬，政坛高层一直有一位人物或隐或现，民国新疆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他都经历或目击过，杨增新时期他是海关关税检查委员、迪化第一任汽车局长，金树仁把他当作亲信派往德国采购军火及压路机，盛世才时期参与组建盛的核心组织“反帝会”并担任该会要职，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省主席职位走马灯似的换了几届，从吴中信、张治中到麦斯武德，人平在位时间不足一年半，到最后风水轮流转，他也座到了“省主席”的位子上来，而且座成了一个“跨时代”的省主席，从民国末代省主席摇身一变，又在共和国首任省主席位子上一直座到1955年。这中间除开盛世才搞红色恐怖时期被关押了两年外，其余时期，无论是旧官僚杨增新、金树仁，还是红白两道通吃的盛世才、国民党的吴中信、张治中、泛突厥主义的麦斯武德、苏记东突的“三区革命”以及最后的中共，他都没少作过座上宾。此人便是包尔汉。包尔汉（1894-1989），出生于俄罗斯喀山一个鞑靼人家庭，其祖先来自中国新疆阿克苏的维吾尔部落，到包尔汉这一代，基本已经鞑靼（塔塔尔）化，1912年到新疆，在迪化的俄商洋行当过学徒、店员。因为替杨增新当过几次俄语翻译，被杨看中，转而进入“公务员”队伍，此后，仕途一路顺畅，经历两朝数代，一直到文革前夕，都是新疆高层的风云人物。包尔汉天资聪颖，年轻时便熟练掌握维、汉、俄、土耳其等多种语言文字，在盛世才的监狱里，他编纂了《维汉俄词典》，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译成维吾尔文。他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对新疆和西亚的历史颇有研究，他的有关阿古柏政权问题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肯定。著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甚至写剧本也有成就，如《火焰山的怒吼》等。经历丰富、背景复杂是包尔汉的一大特点，除开上述新疆的经历外，包尔汉有多年在德国游历学习，根据他回忆录，1933年到德国途径苏联时，他参加了革命组织，但是参加的是个什么样的“革命组织”，苏共？中共？还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或“格别乌”，却语焉不详。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作一个听命于苏联的“余则成”来对付国民党？盛世才？还是别的什么势力，不得而知。本着为尊者讳、为长者隐的原则，老斐我也就不便再细细推敲了。包尔汉的历史功绩，无疑当属1949年9月在省主席任上，与陶峙岳一起通电起义。由于他的起义，使得新疆免遭生灵涂炭，解放军得以和国军及三区民族军和平汇合于迪化，并使中央对新疆的强势管理历史性地越过了玉门关。如果说，民国时代身为汉族人的杨增新、金树仁及盛世才，在把持新疆事务时，对付中央，多少都有点“疆独”的话，那么，作为讲突厥语维吾尔人后代的包尔汉，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上，却做到了功在千秋、利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