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史上最简明中国游牧民族关系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12:14:43
游牧民族与中原帝国的千年恩怨：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了竞争的胜负？
作者：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文化纵横》杂志（ID：whzh_21bcr）
图片源于网络
编辑：坐观君（ID:china_2049）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至今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问题，这与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几千年的冲突历史不乏关系。所谓“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便是指代惯称的“农业帝国”和“游牧部落”，前两个词更加中性、对称一些。
游牧民族对整个欧亚大陆都曾产生影响，但一些大型的游牧帝国主要出现在中国境内，比如匈奴，突厥等等。中国的游牧民族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西部的羌人、藏人；一类是北部的蒙古人、鲜卑人；一类是居于东北，渔业和游牧混杂的满人、女真人、辽人等。历史上，羌人、藏人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仅仅出现在东汉和唐朝初期。北方蒙古帝国虽然军事力量强大，占领中国全境也不过几十年而已。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是东北人，即便他们的军事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真正起冲突始于战国晚期。此前的戎人和狄人都是蒙满人，虽然他们是游牧民族，但不是骑在马上的民族。到公元前8世纪，由于培育的马越来越大，少数民族才慢慢开始骑马，成为“马背上的民族”。南宋时期，中国北方曾被多个游牧帝国控制。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占领中国之前也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虽然传入了很多新的历史和文化，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儒法国家的政治结构。历经千年历史，中国游牧民族能始终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活力，主要依靠三个结构性因素及相关机制。包括气候条件、双方管理者的智慧，而更重要的是草原政体和农业政体在地理、生产方式、组织上的比较优势，他们相互学习模仿，以及在竞争中同化。
以下介绍决定竞争胜负的几大因素：
气候
纵观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不难发现气候条件的重要性。结合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重建的中国千年气候变化的规律来看，每一段寒冷期，碰巧都有游牧民族移民或入侵中原。如公元前1000~前700年，猃狁、戎、狄进入中原。公元1000年后持续了较长一段寒冷期，游牧民族则不断进犯中原，导致西夏、金、元、清王朝的兴起。不过，公元1000年以前，游牧民族入侵带来长期战乱，而之后却只导致王朝的更替，可见东汉开始出现的儒法国家系统比较稳固。
西周垮台时，气候变冷导致游牧部落迁徙，到战国时期气候变化终止，双方的冲突开始减少。到魏晋南北朝，气候又变冷，再次导致游牧部落南迁，又与中原汉人发生大规模的战乱。汉朝时期，匈奴帝国的衰弱不仅仅缘于汉武帝的军事胜利，也和其内部分裂以及气候恶化有关。严冬时期，牛羊数十万计地死亡，经济上的严重损失逼迫南匈奴向汉朝投降，变成了半农业半游牧的形态。
游牧部落的活动与气候之所以密切相关，缘于气温下降对游牧民族的影响远胜于农业部落。
第一，由于气温波动大，大部分草原牧民的农作物已经到了存活极限，即使很小的温度变化对作物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游牧式生活对人口压力更敏感。简单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不适用游牧民族，对他们来说，牲畜既是投资也是食物。困难时期，部分牲畜充当食物，部分进行劳作，但由于饲料缺乏，可能连日常劳动、耕作都无法进行。游牧民族需要在马尔萨斯循环发生之前进行有效的人口控制，保证资源与人口的平衡。
第三，寒冷的气候不仅降低游牧民族的承载力，还会增加暴风雪等其他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灾难同样会迫使游牧民族南迁。
时机与领导人的智慧
气候变化仅仅描述了游牧部落活动的粗略轮廓，要解释其入侵的成功与失败，就要看影响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关系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领导者的智慧。
中国的许多王朝都有游牧或半游牧血统，王朝疆土面积与统治家族的民族血统息息相关。即使已经统治中国多年，清朝皇帝仍然有强烈的欲望控制草原，因为其骨子里就一直企图征战亚洲内陆。而汉朝、宋朝、明朝等中原帝国的疆域则相对小一些。
从西汉到清朝，中国一直是儒法国家。除了儒学思想外，重视工具理性的法治也很有影响力。中国古代开国皇帝倾向于法治，很少受儒家思想的束缚。由于他们通常靠战争获得王权，而且建国初期儒家官僚未正式建立，更倾向于用武力征服周边部落，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远征军通常出现在王朝初期。
到了王朝的中期，不同血统的政体开始显现出区别。农业政体一般靠封君、联姻、赐礼等来控制游牧民族。其统治者对草原上的贫瘠之地兴趣不大，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一方面征战草原耗资巨大，一般国家很难支持。而更重要的是，中原血统的王君受儒家官僚的影响，更倾向于支配，而非武力夺取来处理外交关系。
继承了游牧血统的王朝君主，虽然有不同的视野及执政自主性，迟早也会被儒学统治意识同化，最后依靠儒家官僚体系。尽管清朝统治者更有野心征服亚洲大陆，也更擅长对付游牧民族，但多数情况下，清朝依然延续了以费正清式“中国的世界秩序”作为意识形态之本的儒家外交政策。
除了领导者的智慧外，时机对于游牧部落的成功也很重要。农业帝国向来非常稳定，即使受到游牧部落的打击也不至于崩溃。从历史上来看，游牧部落对农业帝国的绝对优势时期，也是汉人内乱程度较高的时期。游牧部落往往趁此攻入中原，得胜率比较高。历史上农业政体的灭佛运动也为北方草原政体提供了进攻机会。比如五代十国阶段，二者之间的冲突就很激烈，而且中原军队处于劣势。
农业政体在组织技术上拥有优势
影响草原政体与农业政体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在于比较优势以及两类人群在竞争中的相互学习。这些因素的背后，蕴藏着很多复杂的机制。草原政体擅长军事，农业政体的优势在于组织、文化、人口和积累。历史的发展一直是二者相互学习的过程。
1、生产方式
一般的研究会用生产方式来解释游牧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的优势，现有的分析理论包括自然战士理论、贪婪理论、需求理论和解构理论。
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气候入手分析。降水量和温度会影响当地的生产方式、食物链和人口。长城一带大致可以看作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降水量低于400毫米的地区无法开展种植业，只能发展畜牧业。草原政体位于长城以北，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政体位于长城以南，以种植业为主。农业的差别会进一步影响到食物链。中原人吃草，游牧民族吃肉。食物链的原则是每高一层级，就需要十倍的能量。这意味着在两地同等肥沃的情况下，游牧部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业帝国的十分之一。更何况该地温度比较低，植物生长困难，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两种政体在累积性方面也存在差异。农业政体通过投资和积累，技术和优势一点点开始展现，其增长方式是渐进式上扬。相比之下，游牧部落的发展趋势属于震荡徘徊。这样经过几千年的文明累积，农业政体渐渐赶超草原政体。
2.农业政体具有组织技术优势，游牧部落具有军事技术优势
农业政体的优势在于组织能力。生产方式决定政体形式，农业政体的稳定性大，草原政体的流动性大。草原政体只能采用部落制度，形成部落联盟，并根据部落之间的协调需要，产生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民主协定。相比之下，农业帝国的组织形式远超于游牧部落，可以组织常规军队和日常文官制度，这一点是草原政体达不到的。
草原政体拥有军事上的优势。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戎狄非常厉害。这种情况迫使汉人发生改变，作战方式从以战车为主调整为以步兵为主。秦始皇的统一使汉人有能力攻击匈奴部落，各部落不得不联合起来以求对抗秦朝的攻击。但意想不到的是，刚建立帝国的匈奴见证了汉人的内乱——秦汉交替花了6年时间。这时候汉人发现自己输给了向汉人学习的匈奴帝国，于是汉朝人也开始学习匈奴人的行军征战方式。汉武帝时期，已经任用匈奴人来训练部队，霍去病也开始采用突袭方式作战。
同时，我们发现，伟大的游牧部落都集中出自东亚地区。这是因为中国帝国的强大，游牧部落背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政体，会通过学习形成游牧部落军事优势和农业文明组织优势的合体，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
3.农业帝国的地域动态和边远地区统治机制
生产方式同时也决定战争的代价。草原政体可以经常采取突袭战术，这是农业政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草原政体可以在一个时间内集中打垮敌人的部队或者城楼，但农业政体的军队无法及时歼灭草原政体。
首先，游牧军队移动太快，攻打对方没有好处，他们可以随时携带所有财富销声匿迹。第二，虽然农业帝国可以出动大军，但最后部署在前线的不过数千人。诸如汉朝经常派遣十万军队入境，但每前进至一地都需要留下部分兵力保障。所以一路下来，到最前线的也不过几千人。中原帝国维持补给和保障代价过大，使得游牧部落的战略迂回得以形成，他们可以纵深后退几百里，而农业帝国军队前进的脚步远远跟不上游牧部落。同时，草原政体承受失败的能力远大于农业政体，农业帝国的军队一旦失败就彻底失去了进攻能力，而游牧军队即使失败了也可以继续向后撤退，然后趁其不备进行反击，往往便可大获全胜。
游牧--农业政体冲突中的中国历史
亚欧大陆上最强大的游牧帝国都出现在中国边境，例如匈奴、突厥、蒙古。这可以用以上相互学习和模仿的分析来解释。农业政体在其盛极之时非常强大，游牧部落统治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地学习、适应。出奇强大的中原帝国系统，也启发了野心勃勃的游牧统治者去效仿。
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再强大，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跨越长城内外的帝国（除了短暂的元朝）。历史上，反而是军事实力并不强大的东北部族在游牧民族与中原帝国的竞争中得利，并多次建立了持久的帝国，控制长城内外的人民。东北部族很少处于游牧帝国与中原帝国的战争前线。这种边缘地位也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同时吸收双方的优势。当其中一方衰弱或瓦解的时候，东北的王国就开始扩张。东北半游牧部落所处的夹缝位置，使其经常成为东北亚战争中出人意料的胜利者。
18世纪，清朝、俄国、准噶尔三大王国相互竞争。准噶尔能够与清王朝长期竞争吗？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给出了肯定答案。笔者认为其机会微乎其微：一方面清朝经历过康乾盛世，中期发展很稳定，清朝能够在远离北京的边疆上攻击准噶尔，但其却无力回击。准葛尔面对的不再是明朝一样的敌人，而是游牧部落出身、并很有野心控制亚洲大陆的清王朝。另一方面准噶尔内部斗争不断，游牧帝国容易因领袖去世或者掠夺无力实现，产生内部争斗。准噶尔在清王朝盛极之时兴起，时机不对。最终噶尔丹失败，领土被中国和俄国瓜分。这个结果并非巧合，这皆由于在农业政体对抗草原政体的千年历史中，农业政体占据了组织和技术上的绝对优势。
坐观君：关于游牧民族和中原帝国的恩怨争斗，今后还会分享不同视角的文章。这种争斗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常发生，但从研究角度而言相对比较冷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游牧民族普遍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吧。特别是那些具体的游牧民族的前世今生，资料非常少。坐观君一直在注意搜集这方面的素材，之前已经把匈奴、契丹和蒙古捋了一遍，其他的游牧民族也会涉及。慢慢来。
史上最简明中国游牧民族关系史
匈奴，东胡，突厥，回鹘，蒙古，契丹，女真，鞑靼，鲜卑，柔然，哈萨克，等等等等。这些历史上中国北方的各游牧民族，互相之间有什么关联？想必很多人非常感兴趣，但同时又感觉一团乱麻吧？
今天，坐观君（微信号:china_2049）就来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好东西。
先说几句：中国历史一直是坐观君关注的重要内容，读者们普遍也都比较喜欢。关于中国历史，目前我有两个系列，二混子主讲的“史上最有趣中国历史”系列，还有“史上最另类中国历史”系列。这次我准备开设“史上最简明中国历史”系列。这几个系列会相互补充，不一定每个系列都会讲述完整的中国历史，毕竟素材来源有限。争取通过这几个不同的系列为大家梳理一遍完整的中国历史。今天不讲朝代史，讲民族史。
特别说明：此文为坐观君向作者“豆子”付费转载。如果有人想直接从我这里复制转载，请务必三思，因为你构成了对原作者的侵权，势必会面临维权。另外，由于我是个人业余时间非商业化运作这个公众号，不接任何商业广告，所以今天我将尝试让同学们众筹稿费的模式。之前我在有1000多位好友的个人微信朋友圈征集过意向，大概有近180位读者表示愿意参与众筹，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有一些朋友甚至迫不及待提前付款了。如果你有意参与众筹，请至文末查看详细信息。
先来看文章。
作者：豆子（付费转载）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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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周时代开始，匈奴和东胡就存在了，他们的位置大概是这样的：
情况是这样的：
东胡好可怜！
由于遭受得意忘形的匈奴的打击，变得分裂，分裂成了两部分，鲜卑和乌桓：
终于，强大的汉王朝来了，揍匈奴！
结果就成了这样：
汉朝时，匈奴分裂成为南匈奴和北匈奴，这就好比南朝鲜和北朝鲜，你把汉朝当美国就行了，南匈奴是汉朝离间来打北匈奴的，俗称匈奴奸：
北匈奴宣传资料：你每花一文钱买南人的粮食，都会变成敌人射向我们的弓箭！难道你们还想让我们在汉货上花的钱继续制成弓箭射进我们同胞的头颅里面吗？南匈奴那些拿汉人钱的傻逼，你们就是汉朝人养的一条狗！！！！
鲜卑说：别哔哔了。
鲜卑势力变得异常强大，正是在东汉末年分三国时干的，毕竟中原内乱顾及不了他们，匈奴已经被弄得半死了，乌桓被曹操灭了，鲜卑反倒强大起来。从晋朝到后来的五胡乱华时期，鲜卑分成了东、北、西三大部落。
拓跋鲜卑其实就是北鲜卑。
鲜卑贵族慕容氏在西鲜卑和东鲜卑都很有地位，西鲜卑后来在慕容氏的带领下跑到青海东部安营扎寨，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吐谷浑。
鲜卑参与了晋朝之后的五胡乱华：
（此图来自维基百科词条“五胡乱华”）
在上图中，吐谷浑就是西鲜卑的后裔。
那一坨土鳖黄，其实就是乌桓的残余。
拓跋、慕容、宇文鲜卑在图中也有标志。
鲜卑拓跋部创立了北魏，这就是南北朝中长江以北的王朝，北魏一直跟他们称为杂碎的柔然死磕。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柔然原本隶属于鲜卑拓跋部，是拓跋的奴隶，成天干苦力，后来拓跋南迁，小柔然也就闯荡成了大柔然，并跟原来的主人掐起了架。
从一坨小的，变成了一坨大的。
在南北朝时期，柔然也有了自己的奴隶，翻身的农奴当了主人以后更他妈不是人，常常对奴隶拳打脚踢。
负责给柔然炼铁的部落，是突厥部落，被唤作“煅奴”，意思就是打铁的奴隶，十分卑微。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突厥把柔然灭了：
注意，这个室韦不是突然出现的，有人认为室韦的发音其实就是鲜卑，鲜卑-森被-室韦。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室韦显然就是鲜卑后裔了。因此多数观点认为，室韦主体就是鲜卑，本源一定是东胡。
再说靺鞨，靺鞨其实一直也都存在，一直在中国东北生存。周代、秦朝、西汉时，被唤作肃慎，东汉到魏晋谓之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时叫靺鞨。
好了，先不扯它们了。
因为大突厥汗国分裂了，这得益于隋朝文臣的离间计，总之，分裂了，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就是东突厥和西突厥。
情况是这样的：
原本突厥可以很牛的。
可惜南面的隋朝灭亡了以后，迎来的是唐朝。再想南下捞一把，是不可能了。反而被唐朝一窝端，被一窝端的，还有高句丽等等。
于是情况变成了这样：
然而突厥后来复国了，不过这次复国，突厥内部的部落已经有很多势力。
为了遏制后突的嚣张气焰，在唐帝国主义伟大领袖玄宗李隆基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回纥（后来叫回鹘）发誓要跟李老板混，并在李老板的大力支持下把后突给干死了，建立了回鹘汗国。
到了唐末，事情就坏了。
想想吧，想想李存勖他爹临死前跟他说过的话。在五代十国之前，契丹已经崛起了。而回鹘，则被撵到了西边。
被撵到西边避难的回鹘，意志力坚强的回鹘，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就放弃呢？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回鹘分成了三大部：
注意，高昌回鹘就是西州回鹘，西州回鹘就是畏兀儿，畏兀儿就是维吾尔。
为什么？
回鹘——畏护——畏兀儿——维吾尔。发音都一样，只是写法不一样。
好了，我们知道，契丹继续壮大，建立了辽朝。
与此同时，南面是宋朝。
请回顾上一幅图，注意中国东北角那一坨粉红色的可爱印记，是的，那是女真，人家原来是黑水靺鞨，靺鞨的祖先是肃慎，是挹娄，是勿吉。
他们没死。
他们还活着。
好顽强！
还特别能生。
最终，他们和契丹、宋朝撕逼，建立了金朝。
然而……
曾经，突厥征伐烧杀的时候，作为柔然底下的两个小部落被灭族了，他们分别是乞颜部落和捏古思部落。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跑到了远方定居。但就是这几个人，在外兴安岭以南休养生息，逐渐壮大，被称为蒙兀室韦。
回想一下吧！
回想一下回鹘崛起时的画面：
上图中的红点，代表蒙兀室韦，是室韦的一支，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往上推是鲜卑，再往上推是东胡。
接下来，蒙兀室韦干了啥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蒙兀，就是蒙古。
室韦在突厥语中发音就叫鞑靼。
蒙兀室韦，又称黑鞑靼。
这不是乱讲，因为是宋朝到辽朝期间用来黑他们的。
的确很野蛮。
所以汉化程度高的，就被唤作白鞑靼或熟鞑靼，汉化程度低的，就叫黑鞑靼或生鞑靼。
蒙兀室韦的领袖，也就是铁木真他爷爷，建立了蒙兀国，蒙兀国就是蒙古帝国的雏形。
蒙元时期，南方百姓是没地位的。
可以这么看：
所以没法活了的百姓闹了革命。
注意上图中那个存在于濠州的绿点。
他建立了明朝，明朝把蒙古撵了回去。
情况是这样的：
后期的北蒙，分裂为鞑靼和瓦剌。
明初揍鞑靼，导致瓦剌有发展机会。
瓦剌发达后，一度南下跟明朝干仗，发生了驰名历史的土木之变。
瓦剌后来分裂成了四大部：
杜尔伯特（绰罗斯氏）
准噶尔（绰罗斯氏）
和硕特（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之后）
土尔扈特
准噶尔强暴了其他部落，霸占了天山南北。
与此同时，女真再度崛起，建立后金。
入主中原，名为大清。
（本图源自网络）
至于说哈萨克，那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尔汗国）中的金帐汗国分离出来的。哈萨克汗国后来分裂成了大玉茲、中玉茲、小玉茲，一直受准噶尔的欺负。准噶尔后来被清朝灭了，但此前由于太委屈，小玉茲和中玉茲都加入了俄国阵营，只有大玉茲加入了清朝。
清和俄也撕逼，这个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原本是东欧地盘上的种族，一开始中原王国只有元朝跟它接触过，被叫做“斡罗思”，其实就是俄罗斯。
它扩张的情况是这样的：
看完了吧？涨姿势吧？相信你肯定有收获。但里面还留下了不少需要填的坑啊。坐观君（微信号:china_2049）以后会尽量去填的。
虚弱的大唐：为什么用兵百万依然管不好突厥？
唐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汉人政权当中最有野心也最有实力的一个：他们雄心勃勃，北上朔漠，征服了曾经雄跨中亚五六千公里的突厥汗国，第一次将在北方长期威胁汉地的强劲的游牧民族纳入了汉族王朝的统治区域之内。李氏王朝建立了中原历史上第一个横跨长城南北的大帝国，这可是连汉武帝都没有完成的伟业。
然而可惜的是，这段让大多数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时间并不长，对突厥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五十多年就宣告崩溃，后突厥汗国建立等一系列事件让汉人王朝的势力又重新回到了长城以南。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的唐朝，怎么就管不好突厥？
△唐朝征服突厥之后横跨长城南北的庞大国土
○唐朝建立横跨南北大帝国的野心
唐朝建立一个大帝国的野心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建立，都是多个民族共同作用的结果。汉朝在长城以南建立了强大的统一政权，这无疑会给北方的少数民族们强烈的震撼，而这种震撼更多的是一种对强大外在力量的恐惧。
相应的，东汉末期的分裂和战乱给了他们积聚力量和建立政权的时机；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五胡十六国在汉族的中原纷纷尝试建立国家就是对强大汉人王朝刺激做出的应对。后赵的羯人石勒曾说：“朕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晋书》卷一零五《石勒载记下》）
他们这些少数民族领袖也有着建立强大统一国家的梦想，只是像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少数民族族群人口不多，疆域狭小，根本不具有完成统一的能力。他们在中原地区建国的策略就是调和自己的游牧民族的传统和中原汉族传统。这一类政权也被魏特夫称为“渗透型”王朝。
后来鲜卑拓跋部终于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但孝文帝迎合汉人传统的努力失败了，使北魏最后走向了分裂，形成了长期以来东西两魏和北周、北齐的对立。西魏打造成型了胡汉统一的“关陇集团”，这也最终帮助继承西魏的北周吞并北齐，之后的隋朝又成功地统一了长江南北。李氏家族起家的山西太原正是“关陇集团”所在地，“关陇集团”胡汉统一的氛围对唐朝的建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尽管唐朝建立初期国基未稳，李渊和后来的李世民也拒绝修筑长城；有朝一日突破以往长城的限制，囊括草原的政治宏图也就由此可见一斑。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在胡汉统一和“大一统”观念的塑造下，在唐朝皇室心目当中，建立一个囊括农耕、游牧文明，横跨长城南北的大一统帝国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东突厥的可汗他钵面对东魏和西魏祈求其支持时自鸣得意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耶。”（《周书》卷五零《异域下·突厥传》）反过来看，除了少数民族对汉人王朝的震撼和恐惧外，唐朝对突厥人的征服姿态，也是一种汉人对少数民族霸权的激烈回应。在反复征战之后，唐太宗贞观三年，唐朝击灭了东突厥汗国；唐高宗显庆二年，唐军在伊犁击破西突厥的沙钵罗可汗，西突厥汗国也就此灭亡。
○唐朝横跨南北大帝国的崩溃
可时间并不久，这个囊括草原文明的帝国建立仅仅五十年以后就在突厥人的复国运动当中瓦解了，突厥人在原东突厥的土地上建立了后突厥汗国。汉人王朝的势力范围就像历史上的那样，回到了长城之内，也就回到了农耕文明的范围以内。不仅如此，草原游牧民族的再兴起还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再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波澜四起，唐朝政府不得不建立了节度使体系，赋予地方充足的军事权力来保卫中原地区不受侵犯，而这也就渐渐腐蚀掉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地方军阀割据彻底打乱了唐朝的统治格局，无力支撑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后果就是最终让王朝走向崩溃。
△后突厥汗国的建立让汉人势力回到了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上
○唐朝为什么管不好突厥？
很重要的就是，唐朝突破长城的限制努力构建了融游牧和农耕文明两部分为一体的帝国，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两种文明间的强大张力对帝国的撕裂。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芬纳所说：“帝国面积过于广袤，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都很难有效。”过于辽阔的领土面积透支了唐朝的精力，尽管初唐政府拥有着开拓疆土的能力，却没有能力支撑对如此广大的国土的长期治理。唐朝在采用武力征服了突厥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比如羁縻州府（任用胡人统帅并保留游牧人生产习俗治理）和都护府制度（行军监督巡察制度），建立了松散的统治秩序。
一方面这些因地制宜而采用的制度较好地抚平了少数民族的情绪，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另一方面却也没有真正做到帝国内部的“均质化”：游牧民族对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很难有真正的认同感，整个国家内部有着两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这为这个松散政治体系的瓦解留下了缺口。这个缺口方便了游牧民族政权的复兴，也为唐朝中后期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建立的元朝和清朝也都是融合两种文明的大帝国，和唐朝统治突厥的不甚成功相比，它们对国家南北统一的维持却显得更好。这些北方民族政权也和前面的“渗透性”王朝相对应，被魏特夫称为“征服型”王朝。它们成功在了哪里？唐朝统治不好北方少数民族是汉人的先天不足吗？
这可能和汉人传统中强烈的“法统”观念有关。
○无法利用“法统”来融合南北民族是唐朝的先天劣势
自古汉人建立的政权就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周朝从犬戎之地出发，以一个远离中原的部族的身份，用商朝失去了“天命”作为口号进行征讨；顺利取得政权之后，将自己视为“天命”的继承者来安抚周边的部族。外来者用中原王朝“失道”为口号对中原进行征服，之后又建立自身王朝的合法性，也就是“法统”，把中原周边的部族纳入自己的体系；这种模式至少从周朝开始滥觞，到秦汉便已经确立下来，在中国古代已经成为了定式。
相比之下，蒙古人虽然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了囊括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的帝国，却没有在调和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中原汉人地区只是蒙古人庞大征服计划的一部分，稳固的蒙古联盟和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才被认为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元朝这一身份更像是披在蒙古联盟上的外衣。元朝在汉人地区统治的合法性，也就是“法统”，一直被人质疑。直到朱元璋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将元朝“法统”的外衣撕扯下来，也真的是攻击到了元朝统治中原的要害。
清朝在建立满族作为主体的政权的同时，对汉人“法统”的融合则做得更好。尽管这种跨文明的融合消耗了清政府大量的精力，到了清朝末期这两种文明的撕裂仍然比比皆是，但清朝还是维系了长近三百年之久。有不同的学者对这种融合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不同民族的文化一视同仁，而建立的文化联系所巩固的统一；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满人汉化后真正融入了汉人的“法统”中的结果。不论怎样，满人都已经将自己游牧民族的主体性和汉地农耕文明的主体性（“法统”）较好地结合到了一起，于是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二元帝国才得以维系。
△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融为一体的帝国构建
反过来看唐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种二元的民族主体建构当中，唐朝身为一个汉人王朝有着先天的劣势：尽管唐朝承袭了西魏“关陇集团”的胡汉双轨制，从而产生了建立囊括草原的帝国的壮志，但汉人王朝实在没有可能脱离中原地区进入草原来建立统治草原的“法统”。
当唐朝对以农耕为生产方式的地区进行征服时，相同的文明没有给唐皇室带来太大的阻力，他们也对汉人的“法统”有着心理上的认同；当这种征服到了草原地区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在游牧民族地区无法建立“法统”的事实和不同生产方式确立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强大张力。这也就是唐朝能够借武力征服突厥，却不能真正意义上统治突厥的深层原因。因此，强大的汉人王朝建立的庞大帝国也有如昙花一现，只能淹没在怀旧的汉族人对辉煌历史怅惘的怀念和迷思当中。
本文的参考论文：
李鸿宾：《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澶渊之盟：花钱买和平并不耻辱？
最近，一贯被认为是屈辱条约的“澶渊之盟”似乎被翻了案。许多网友认为，“澶渊之盟”维持了宋辽近百年的和平，这不仅使双方军民少流了很多血，而且也节约了大量社会财富。虽然宋朝要向辽国纳岁币，但是数额却并不多。通过两国的互市贸易，宋朝甚至还可以多赚一点。由此有人得出结论，“澶渊之盟”并不是耻辱，至少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甚至宋朝在实际上还占到了便宜！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所谓“耻辱”，是人类的一种心理反应。要谈“澶渊之盟”是否耻辱，必须从当时宋人对此协定的心理态度来入手。后人从“澶渊之盟”的得失来判断耻辱与否，是有违客观和公正的。那么在当时宋人眼中，“澶渊之盟”是否是一个屈辱协定呢！答案是肯定的。
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入寇，铁骑兵锋直指黄河边的澶州城，距离首都东京不过咫尺之遥。黑云压城城欲摧，汹汹而来的辽军将太平天子宋真宗吓坏了。而他的臣子们呢？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在朝议中，他们甚至建议宋真宗出奔成都或者金陵，以免被辽军逮到。然而，宰相寇准坚决反对这种亡国的方案，他主张宋真宗御驾亲征，亲自坐镇澶州，与辽人决一死战。
在寇准的一直坚持下，宋真宗战战兢兢地率军到达了澶州城。天子降临，守城的宋军士气大振，不仅挫败了辽国骑兵的进攻，还幸运地用床弩一箭射杀了辽军主将。宋辽两国君主都认为此战是打不下去了，于是决定议和。
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就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了。从内容来看，盟约的内容分为以下几点：其一，宋辽止战，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宋为兄，辽为弟；其二，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其三，宋朝每年向辽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是以为岁币；其四，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一开始，宋朝君臣对此协定非常满意。宋辽双方实现了久违的和平，虽然燕云十六州并没有收复，但是好在自己的基本地盘并没有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割地。虽然，宋朝对辽国要付出岁币，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多，相比于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战费，花点岁币购买和平似乎很划算。更何况在宋辽贸易中，经济发达的宋朝处于出超地位，这些“小钱”最终都能赚回来。
然而宋朝君臣弹冠相庆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后，立即陷入深深的耻辱感之中。王钦若曾针对澶渊之盟向宋真宗进言: “ 城下之盟, 《春秋》耻之。擅渊之举, 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 其何耻如之”。在春秋时期，小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都是奇耻大辱。对于有着万乘之尊的宋朝君主来说，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更是天大的耻辱。
宋真宗听闻此言，默然无对，他沉吟了一会便问王钦若：“那么如何才能洗涤这样的耻辱呢？”王钦若回答：“唯有封禅泰山, 可以镇服四海, 夸示外国”。无能的真宗竟深以为然。随后，宋真宗伙同王钦若等人，制造了“天书降临”的闹剧。
由此可以看出，从澶渊之盟宋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来看，此盟约无疑是奇耻大辱。为了洗涤耻辱，宋真宗君臣不惜放下架子，装神弄鬼，四处封禅，声明自己的正统性，以期降低自己的耻辱。然而这些都不过是精神胜利法而已。
在澶渊之盟中，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并不是交纳岁币，而是宋辽双方订下兄弟之盟。乍一看来，宋为兄，辽为弟，宋朝似乎占到了便宜。但从实质上来看，宋朝实际承认了辽国与自己的对等地位。这对于秉承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宋朝士大夫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耻辱。
在传统中国人的观点里，位于中原的政权无疑是华夏，而与之并立的异族政权无疑是夷狄。文化昌盛的华夏，天然具有对夷狄的统治和教化之权。从关系上来看，华夏自然是君，异族政权自然是臣，异族必须隶属或者臣服于中原政权。
在汉代前期，汉与匈奴也曾订下兄弟之盟，正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对此状态，汉代士人痛心疾首，深以为耻。贾谊认为汉与匈奴的对等关系，是“首足倒悬”的状态。作为“足”的匈奴，竟然居于作为“首”的汉朝之上，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又出现了“首足倒悬”的状态，两国在国书中互称南北朝。对于恪守传统华夷观的宋朝士大夫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耻辱。因为宋朝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弃了“夏贵夷贱”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是唯一正统政权的传统观念。对此，许多宋朝官员都牢骚满腹，例如直史馆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过子，今从其国号，足矣，何用对称两朝？”
对于宋辽的“兄弟之国”的关系，宋人也充满了耻辱感。就如王安石对神宗所说：“天命陛下为四海神民主，当使四夷即叙。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对于宋皇要称辽国太后为叔祖母这一点，王安石感到非常耻辱，是一种“屈己”的行为。
但是对于这样的状态，武力孱弱又极端恐惧辽人的宋朝，只能是无可奈何，默然接受。为了消解这种耻辱感，宋朝找出种种借口为自己的孱弱开脱。王旦曾评价：“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皆得安堵，虽每岁遗赠，较之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从实质而言，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若宋朝能战胜契丹，岂不是连这百分之一也不用付出？这些流传下来的自我安慰，成为后世人认为“澶渊之盟”并不耻辱的源头。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虽然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是两国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而且从总体上看，宋朝处于劣势，经常受到辽国的威逼与欺凌。对此，宋真宗曾愤恨地说：“自来契丹要陵蔑中国。”由此可见，在澶渊之盟之后，辽人对于宋朝的威胁仍是一如既往的。
在澶渊之盟前，辽国之所以能对宋朝取得军事优势，完全在于其所拥有的幽云十六州。通过占据这块狭长而富饶的区域，辽国不仅将势力伸入长城以内，还在汉人的帮助下将自己由一个草原行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
也就是说，辽国通过占据汉地，学会了汉人所有的长处，而他们甲兵的战斗力又远胜于汉人，所以辽国得以在与宋朝的对峙中，占尽优势。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宋朝也就失去了长城天险，偌大的华北平原暴露于契丹人的铁蹄之下。缺乏骑兵的宋人，很难与辽人抗衡。
军事上的巨大劣势，导致宋朝在对辽政治、外交上的全面被动。澶渊之盟前，宋朝试图通过夺取燕云十六州，化解辽国的种种优势，从而取得对辽国的主动权。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宋朝的努力终究功败垂成。宋朝通过澶渊之盟实现了宋辽和平，但是却将“辽强宋弱”的战略态势一直保存了下来，最终造成了无穷的祸患。
宋夏战争爆发后，宋军屡次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辽国立即趁火打劫，屡屡干涉宋朝对西夏的征讨。由于辽国的牵制，宋朝很难对西夏集中全力。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辽人见宋军新败，于是聚兵于宋辽边境，要求索取周世宗柴荣所夺取的关南十县之地。辽人的行为让宋廷方寸大乱，最后还是富弼临危受命，出使辽国，最后以宋朝增加岁币了事。
在谈判过程中，辽人自恃武力强大，处处羞辱宋朝。辽国皇帝先提出在誓书中加一“献”字，富弼坚不同意。又说改为“纳”字，富弼还是断然拒绝，国主便以拥兵南下相威胁。在辽人的威胁下，宋朝不得不屈辱地接受“纳”字。由此可以看出，契丹人的狂傲可见一斑。
熙宁七年（1074年），辽人又生事端，以宋人侵入辽界为借口，要求重新划分河东、河北蔚、应、朔三州的地界，于是宋辽之间展开新一轮划界交涉，最后宋朝再次对契丹作出退让。
所以可以看出，澶渊之盟虽然给宋朝带来了苟安，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并没有带来国防上的安全，更没有给宋朝带来尊严。辽国对于宋朝的欺凌，引发了宋人的耻辱与仇恨。宋仁宗面对契丹的逼迫，甚至在御前会议上留下了眼泪。宋神宗想到要称契丹太后为叔祖母，也是悲愤得涕流不止。
这种难以释怀的耻辱感，最终化为对于契丹的强烈仇恨。富弼在办理完“庆历增币”事务之后，曾劝谏宋仁宗发奋图强、秣马厉兵，以求血洗当日的耻辱。宋徽宗时宋辽战争之所以爆发，也与这种耻辱感息息相关。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澶渊之盟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毕竟这个盟约保证了宋辽双方的百年和平。有学者说，宋辽的关系是古代东亚历史上，最为平等的国际关系。该盟约促进了宋辽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澶渊之盟”仍是耻辱的，其给宋人带来的巨大挫折感、失落感，最终化为无穷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始终伴随着宋朝，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从经济的角度看，澶渊之盟只能说没有给宋朝政府带来损失。但对于民众来说，宋朝每年所交纳的岁币，仍给他们带来一定负担。
例如方腊在起义前曾愤然说道：“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由此可以看出，宋朝民众对于朝廷向辽、西夏变相纳贡，感到相当愤恨。所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澶渊之盟何尝又不是一种屈辱呢？
所以综合以上，“澶渊之盟”不仅是朝廷的耻辱，而且还是整个华夏民族的耻辱。说澶渊之盟并非耻辱，是站不住脚的！
传送门：陶陶孟夏
南蛮入侵背后的草蛇灰线
引子：南蛮入侵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毛诗序》
从地理上讲，诸夏群岛散布在夷狄的海洋中。
——刘仲敬《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
”南蛮入侵“是由游卡桌游推出的桌上游戏《三国杀》中的一种锦囊牌。使用目标是除你以外的所有角色。作用效果是出牌阶段，对所有其他角色使用。每名目标角色需打出一张【杀】，否则受到1点伤害。
作为对原型的参考，三国杀中的南蛮入侵其实就是BANG！中的Indians（印第安人入侵），我们相信在设计的时候仅仅是用孟获本事对原有的内容做了汉化，但是不经意间起的名字南蛮入侵却草蛇灰线，象征并且诠释着华夏历史上不绝如缕的传奇故事。
南蛮的称谓最早记载来自于周代，周人沿袭传统自称“华夏”，而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作区别，于是，先秦时期居于我国南部的少数民族便被统称为“南蛮”——当然，本文中南蛮这一词汇是覆盖后世的最大的定义。
这是王明珂教授概括的外在观察者主观分类产生的民族范畴。这种主观的民族分类，是在忽略或并未掌握民族体本身族群分类的情况下，经由外在观察者认识到异族与自己的不同而产生的人群分类，并以自身的词汇为之命名（对被称呼者而言这是他称族名exonym）。这个命名人类学家的共识是通常有“非人类”的意思。
南蛮的民族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大体可分为百越、百濮与巴蜀三大族系。百越族系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百濮族系分布于今湖南、贵州一带，巴蜀族系分布于今四川、重庆一带。现今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由南蛮民族演变而来。但是，无论是百越、百濮还是巴蜀，族系的分类更多的是后世从研究上的需要出发的再建构，究其实，其最大的共性是没有共性。
文明的嬗变
新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一条沿着今日的南岭一线从西南的广西到东北的江西—浙江延伸的稻作农业起源带。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
商、 周时期，南蛮繁衍生息在现今中国的东南、南部及西南地区。
约公元前1057年，传说周武王率战车300辆，虎贲3000人，士卒4.5万人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盟邦和丰、镐、郍、于、鹿、耆、崇、密须氏等“九邦”（见《上海博物馆藏楚竹简》）的军队伐纣，联军由盟津（今洛阳孟津县东北）渡黄河进至牧野（今河南卫辉北），采用闪击战攻下牧野，进而占领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纣王自杀，商亡。从此，开启了周朝800年的统治。其中八个盟邦中的不少就与南蛮有关，当然对于八个盟邦的地望说法不一，本文不做细考。
周代，长江流域的楚国和吴越两国，皆被认为是蛮夷之邦。
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前身的一支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共传8代，历160多年，越国生聚教训灭亡吴国，并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在春秋五霸的一种说法中，越王勾践是其中的一个。
越族前身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到了战国时代，已分化成众多的支系这些支系中有的就是成了现代的少数民族。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个新的称谓。
秦汉时，相关史籍则泛称中国南方的民族为”越族“，史称”北胡南越“。越包括了东越、闽越、南越既骆越，亦皆被认为是蛮夷之地。
而南越虽然不如北胡具有强大的骑射技能和军事机动能力，但是由于分散和另类的强大战斗力，使得秦朝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秦始皇派遣征伐南越的军队达到50万人，比征伐匈奴的30万人还多出20万——当然，因为南征军需转输困难，这当中有比较多的后勤部门人员。但吊诡的是，南征的军官赵佗反而在秦朝崩溃的时候，建立了南越帝国——这在越南的历史上也被当做正统王朝之一。
其实在另一个意义上，楚国也一直是南蛮的重要部分，虽然其文明演进的程度较高。
楚国和其他六国有一个不同之点。其他六国不论怎样的经过了篡夺和分裂，其王室和百姓的来源，都是周天子治下的部分，楚国却是曾经长期独立在周天子之外的。春秋盟会之中，中原霸主的齐桓晋文，主要是为对付楚国的扩张
楚国是个大国，其治下的百姓，还是非常复杂的民族所组成，称为犬牙交错，或者叫做“插花地”形式
后世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文化上亦不为无因也。
而百越建立的包括南越等在内的政治中心，后来都被汉武帝逐次征服，成为汉朝的郡县。此后，百越这个名称就不见于史载。
但无论是两汉还是三国，甚至直到后世的魏晋南北朝和唐宋，虽然官方掌控的区域也逐渐在扩张，但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点与线，
永嘉东渡，势同燎原，南郡百里之外，即为印第安游击区，
究其故，秦汉版图虽能令地图制作家心满意足，大笔涂抹颜色，实则从未超出干流干道。及汉末，名士避难交趾，尚不知闽地为岛为陆，舍闽江口海道外，绝无行径。荆襄九郡，舍南阳熟沃外，皆在江汉湘沅水道码头，稍出滨江低地，即入蛮区
诚如是，历史地理上版图的蔓延，并不能改变南蛮长期作为独立分散主体存在的事实。
魏晋南北朝山越、洞蛮的勃兴，使得
五朝成例，方伯出镇，例兼武职。西夏以分陕之重，兼南蛮校尉。益州刺史兼平西将军、西夷校尉，号曰三府。扬州刺史据腹心之地，仍兼征南将军之任。秦梁二州各置平戎校尉。雍州刺史兼宁蛮校尉。交广置平越中郎将。宁州置镇蛮校尉。考其所司，皆在山越、洞蛮。
这其中，一方面是征讨和虏获VS滋扰和掠夺，另一方面，是南蛮、山越、洞蛮的新鲜血液输入，诸葛亮组建的蜀汉无当飞军、东吴陆逊部队中山越组成的特种部队，陶渊明祖父陶侃以“溪狗（傒狗）”身份成为东晋门阀政治中担当方面大员的异数，陈霸先以洞蛮豪酋竟然得国开基，伏脉千里，皆肇因于此。
而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代之侬智高、泸夷，明代之播州之役皆可比上视之。
南蛮的战斗力
南蛮一人持矛入侵，川兵百人见而奔逃。
——三国杀南蛮入侵卡牌文字
祝融的技能用出来找到一种拳皇的爽快感。
——杨飞《《三国杀经验和技巧篇》
南蛮很早就进入农耕时代，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从事稻作农业的人们易于养成精细、忍耐和讲究技巧的素质”，这固然是自良渚文化、甑皮岩文化以降的常态和常识，但是南蛮同时有暴力值战斗力爆表的一面。
以南蛮中相对早熟的吴越文化为例，工艺技术包括了冶剑和造舟，都与征战斗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相关著作论文极伙，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仅仅从以下两个相对关注度较少的侧面略略展开。
弩的使用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吴越春秋-弹歌》中国最早的诗歌之一，讲述了弓箭起源
楚国郢(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人陈音曾经为越王勾践所聘担任越国军队箭术总教练。精通射术之道，《弹歌》即为其转述，他还向越王介绍了弩之结构原理及其作用——当然，《弹歌》本身说的不是弩而是弓箭和飞蝗石之类的原型，勾践欣然称善，于国都北郊请陈音教军士习射，传说经过三月，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陈音死后葬于会稽，号其葬所曰“陈音山(今浙江省绍兴市区西南)”。
这故事本身也未必是纯正的信使，但说明了弩的特点，即经过短期训练就能形成战斗力，从而能够重创受过长期训练的重装武士，在性价比和经济适用性是无与伦比的。
南蛮长期使用弩，成为其重要战斗力的来源，直到清代，在汉族地区弩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乾隆五年，清朝云南贵州两省军队却成建制地装备弩，原因则是这两省气候阴雨，山地崎岖，火药易受潮，弓箭也不便施展，针对与当地少数民族武装的作战需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而直到现在，广西民间仍然有制作弩使用弩的传承，当然，这已经成为民族体育项目和民间工艺。
毒的使用
近闻贵州诸苗之中，獞苗之弩最毒
——雍正帝给广西巡抚李绂的密旨
本文不深谈蛊毒等较为怪力乱神的内容，略说一些其他毒的使用，其他毒的使用往往是弩箭等结合的。
雍正密旨进一步指出：
药有二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成两月之后，即出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但单用蛇汁，其药只能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熬箭，其毒遍处周流，始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色微红，产於广西泗城土府。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彼处猎人暗暗卖入苗地，其价如金，苗人视为至宝。
四爷身处帝都，所得信息未必确切可靠，但比较有意思地指出了动植物不同的毒源，在南蛮历史上，这两种情况确实都存在，而毒源的复杂性只会比上述更多。
南蛮将毒和弩结合，更增加了战斗力。
结语
在已知历史的范围内，大多数原始部落都是依据习俗自我管理的共同体。
——刘仲敬《世界秩序的时空成长》
孟获我感觉很废很废
——杨飞《三国杀经验和技巧篇》
本文非常粗疏草率，南蛮的文明嬗变和军事能力其实有更加深厚的内涵，诸如与泛太平洋文明圈、与南岛文化的关系，也更包括其自身更加复杂而分散的文明发展脉络；军事层面组织结构“洞”等形态对战斗力的影响，笔者力所不逮，就不一一展开了。
唯一差可告慰的是，通过基于一张卡牌的分析，却敷陈出其背后的草灰伏线，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对于南蛮原始丰饶的记忆已经成为包括游戏设计者在内的当今人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和明朝政府在对付倭寇和流寇的过程中不断征调西南土司的部队参与的军事决策一样，是一种文化觅母（meme）导致的选择。
孟获的废既是游戏设定无意中形成的，也是真实历史角色用世俗政治组织行为学透支原始丰饶的结果，一个汉化的南中土豪或者一个蛮化的南中汉人，终究没有祝融那种仿佛来自蛮荒世界的杀伐决断和爆表的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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