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之于母校的荣与耻

除非一天学没上过的文盲，差不多是个人就有母校。母校虽然不及母亲对一个人来得重要，但在人的一生中，影响绝对非同小可。人的社会化过程，有多半是在各个层次的母校中完成的。就像一般人都觉得学生时代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一样，母校对于自己的学生，不应有人情冷暖，人面高低；学生对于母校，按道理也应该是不嫌母丑，不嫌家贫。这其中，母校的人都是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所应当做得更好一点。
凡是毕业出去的，做得好，固然可喜，可以引以为荣，但做得不好，比较潦倒，甚至犯了错误的，也犯不着引以为耻。只要在这个学校里学习过，而且毕了业，就说明这个学生已经完成了学业，没有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是个合格的学生，作为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严格说来，只有引学生的成就为荣的份，而没有以什么学生为耻的资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毕业出去的学生之耻，就是母校老师之耻，我们可以为那些犯了错的学生感到难过，但绝对没有资格大剌剌地放言，哪个学生是我们学校的耻辱。
毕业时是个合格的学生，不等于毕业出去诸事遂顺，无灾无害过下去。人是会变的，毕业时老实孩子，在社会上混迹多时，也许可能变成一个违法犯罪分子，毕业时的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很可能出去以后混得相当好。更为可能的是，某些看上去事业很辉煌的毕业生，亿万富翁，说不定哪天破了产，一贫如洗，某些政坛高官，声名显赫，一个马失前蹄，突然之间变成了腐败分子，从九天之上堕入九地之下。这些上天入地的变化，母校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混得好的学生，可以说自己的成就都归功于母校的栽培，但母校的老师自己不能跟着这样沾沾自喜，否则此人突然混不好了，跌入十八层地狱，那老师是不是也该分担一点责任？
所以说，现在的学校，尤其是学生最后走向社会的台阶———大学，不能太势利，对于能给自己学校带来荣誉、资金和各种资源的著名校友，引以为荣固然可以，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是人，谁不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校庆聚会，毕业生返校，给著名校友一点优待，加点荣光，捧上一捧，也无可厚非，谁让这些人给母校做贡献了呢？投桃报李，人之常情。可是，千万不能动辄说哪个毕业生是我们的耻辱，否则人家要问你们凭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此人早就不怎么样，那么当年你们为什么让他毕业？
最近，我们著名的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里，出了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遇险先逃的教师范美忠，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王益。前一个，他的母校的领导已经放出话来，说是引以为耻，后一个，多少年来一直都是北大的光荣，现在此公出事了，母校的领导什么也没有说。我看，什么也别说最好，而且连前面说的也应该收回来。做事，要像一个老师的样子，别让自己的学生寒心。（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曹林：北大历史系会不会以王益为耻？
曹林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王益是何许人也？北大历史系毕业生，中国金融证券界风云人物，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据相关报道，52岁的王益没有参加6月10日下午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碰头例会，他已于6月8日被“双规”。多家消息来源均称，此次王益被“双规”，与其多年来在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活动相关。
王益落马是制度监管不力和个人贪欲膨胀的结果，应该与其母校北大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问北大历史系会不会以王益为耻呢？这源于北大历史系近日高调表达了以另一位系友为耻的意思。
同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的范美忠，地震发生时丢下学生独自逃跑，并且事后撰文为自己的逃跑行为高调辩护，这激起了舆论激烈的批评。范也获封“范跑跑”之号，成为众矢之的。此时，范美忠的母校也站出来在范的身上踏上了一脚。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辱，对学校开除他我们表示赞成。
如果范美忠的逃跑行为真让北大历史系感到耻辱的话，那王益的落马更应让北大历史系感到耻辱了。范美忠的逃跑固然不道德，但在客观上并没有对学生造成伤害；范的自辩固然可恶，但那至多是一种言论之错。而王益就不一样了，他不仅失德而且涉嫌违法违规，并且涉嫌违法的情节可能还相当严重，涉及的数额可能很巨大，危害可谓不小。范跑跑之恶与王益之恶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那么，以范跑跑为耻的北大历史系，是否也当以王益为耻呢？
估计北大是没有勇气（或者不敢）说“以王益为耻”的。首先，北大历史系一直以来，是极其推崇这位功成名就、身居高位的毕业生的，且一直以王益为荣。北大BBS上一篇名为《北大77级后部分优秀校友一览》的文章中，“王益，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赫然在目，王副行长被置于非常显要的位置。北大110周年校庆时，王益也以特别嘉宾的身份被邀请参加校庆“110+30”校友论坛，获得这种荣誉的都是有特别成就的校友。甚至连张维迎老师都曾经激动得语带哽咽地尊称王益为“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习惯了以这位身居高位的王益系友为荣，倘若人家突然落马了就以人家为耻，前躬后倨，这脸变得未免也太快了，北大自己也需要一段荣辱转换的心理调适期。而范跑跑就不一样了，北大历史系本来就不喜欢这样没有成就、没有权势又很“不听话”的学生，本就觉得这样的学生丢了自己的体面。当这样的毕业生陷入某种困境之时，自然会借机表达“以其为耻”之情了。
此外，“以范跑跑为耻”一说能塑造北大历史系的某种道德形象，而如果此时声称“以王益为耻”，则是在揭自己的丑。范跑跑已经被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已经被视为一个“可耻”的逃跑者，这时候北大历史系称自己“以范跑跑为耻”不仅不会丢北大历史系的面子，还会在大张旗鼓地与范划清道德界限的同时，反衬北大历史系高大的道德形象——我们批评范跑跑，所以我们比范高尚，北大历史系以范为耻，所以北大历史系都是高尚的人。而如果宣称“以王益为耻”就不一样了，自家曾经引以为荣的毕业生如今落马了，这只会提起舆论批评北大历史系教育的议程。“以范跑跑为耻”能在踩自己学生一脚的同时帮北大历史系树一块道德牌坊，而“以王益为耻”则只会给北大历史系带来负面影响。
昨天声称以范美忠为耻的北大历史系，今天有没有勇气宣称以王益为耻呢？这将北大历史系推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北大历史系啊，还是要厚道些，不要太功利和太势利了。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功成名就、身居高位，作为育人者应该高兴，并不事张扬、不揽功、默默地与之分享荣耀；如果学生走上社会后犯了错，社会可以抛弃这个人，但母校永远不能抛弃自己的学生，学生身上的毛病，学校应有共同承担和反省的责任，老师应该有教育和批评的义务，与自己的学生站在一起反省，从学生的毛病和错误中反省自己的教育。对走出去的学生保持一份为师者的平和关爱，不要动辄势利地“以谁为耻”、“以谁为荣”，这样才能避免“是否会以王益为耻”这样的尴尬拷问。
----------------------------------------------------------------------------------------------------------------
北大正在丧失作为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北大已经丧失作为一流大学的包容能力，北大把曾经的由蔡元培校长创立起来的优良传统、被鲁迅坚持并称赞的优良传统已经遗忘的一干二净，就连自己的学生骂教授几句都受不了（北大历史系书记王春梅的发言），终于在范美忠倒霉的时候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并在自己的学生身上狠狠地踩上几脚。同时却把自己的在官场春风得意的学生王益当爷一样恭敬，就连张维迎教授都语带哽咽的称其为“敬爱的王益老师”呢，可见其对政治权势的趋炎附势的媚态。
那么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北大在新中国的政治气候里，尤其最初的二三十年里，曾经的自由气息被政治的高压空气完全窒息了，北大不在是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独立了，从此纳入到党的思想一统天下的大格局中，丧失掉了曾经的精神气质和包容能力。
二是北大的教授们，其中很多人见识到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残酷迫害，为了更适宜地生存，自动放弃了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意识和行动。开始听从党的统一思想和号召。从而成为政治的附庸。
三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先天性“缺钙”，即缺乏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应该具有的独立精神和坚持真理的顽强意志。鲁迅就曾经感叹过这一点。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都是统治阶级的附庸和奴役品，缺乏独立的思想立场和坚定的为真理而决不妥协的行动意识。这一点在五四时期以后的知识分子们的身上有所突破和改变，代表者如蔡元培、鲁迅、陈寅恪、马寅初、胡风等等。但是，经过新中国的大力改造，曾经的突破在现在的知识分子身上很难大面积找到了。
四是新中国的高校管理模式对大学的巨大伤害，北大就是受伤害最严重、最突出和典型的代表。纵观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从大学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就形成了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光荣传统，西方的名校如剑桥、哈佛等等，无一不是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国家的政治权力是不能够随意干涉大学教育行为的。蔡元培校长就是把西方优良的大学教育传统引进北大并坚持执行下来，并且取得巨大成果的。但是，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终结了这样的大学管理模式，采用了政治权力强力介入的管制模式，从此，自由的声音消失了，自由的精神消失了，独立的精神没有了，独立的追求没有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有识之士为北大的光荣传统的回归不断的努力和呐喊，但是直到今日，北大的改变仍然让人失望。看到北大历史系对范美忠的唾弃和对王益的美赞，更让人感到绝望！！！
呜呼哀哉，曾经的北大魂啊 ，何时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