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地支持王立军“双起论”-- 陈永苗的博客 -- 腾讯博客 -

旗帜鲜明地支持王立军“双起论”

陈永苗

近日来，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一篇关于“民警维权工作”的讲话稿引人关注，内容提及要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并称之为“双起”。

长期以来，托克维尔描述美国式的政治问题司法化解决，让司法话语支配整个政治乃至社会经济领域，成为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重庆王立军“双起论”，放弃用行政权与舆论监督的对撞，而开始司法化解决，这是一个进步，是值得赞扬的，要是全国公安机关都学习这个“重庆模式”，那就极大促进法治进程。

回顾六十年的历史，公安机关是行政系统里面最讲政治的部门。甚至在接管国民党政权建政之初，公安局长就是地方的党政负责人，实行准“军管”，也就是公安替代军队进行军管。后来这种紧急状态部分取消，公安机关变成了行政系统里面的一个部门。但是至今公安机关还是最讲政治的，其他的行政部门例如国土局等等，都陷入技术化官僚化。

还有一个例证是“公检法” 公安机关排在首位，而且很多地方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统一在政治领导“公检法”。就去政治化的程度而言，“公检法”逐一递增，公安为最，检察次之，法院最末。“公检法”中最去政治化，最不听话的，有自己主见的是法院，要求司法独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如果王立军能推动公安机关将政治问题司法化解决，于法治功莫大焉。

于法律领域去政治化，这不仅是对党政一方的要求，同样对舆论监督一方也是一种要求。王立军提出“双起”之后，代表舆论监督的一方进行了非理性抨击。他们以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名誉权受到限制为由，否定王立军的“双起”。 抨击重庆王立军“双起论”中站在舆论一方者，没有法治精神。

王立军的“双起”在于诉讼权利，而不是实体权利。诉权没有问题，胜诉权有问题。这你就搞错了，不是诉权限制，而是法律保护不保护的限制，也就是实体权利的限制，诉权是绝对不能限制的。即使我们假定公安机关与舆论媒体之间，后者是弱者。但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之中，除了消费者保护法等社会性立法，倾向于限制强者的民事权利，但绝对不会有一部法律限制诉权。

强者与弱者都是在特定关系中界定。强弱很容易转化。强势与弱势只有在特定事件和特定关系中，才能断定。强弱很容易转化。没有恒定的，把媒体当做恒定的弱势群体，这是以政治代替法治，也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只有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才能判定强弱一方，而不是浑沦吞枣地泛政治地来断定“双起论”，公安机关在政治情势上整体强势，并不等于在某个具体事件中就一定强势。厌恶，恐惧、讨厌不构成理性讨论的基础。组织中的警察个人，如果没有组织的保护，面对媒体，那是弱势。

在一般情况下，公民相对于公安机关是弱者，可是在有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的组成人员警察是弱者，面对媒体权力的时候。难道不起诉，进行跨省追捕？如果限制取消警察维权的诉权，那么就只会迫使他们滥用跨省追捕的权力。这道理与杨佳杀人同，不管好人坏人，一定要保留畅通的救济渠道。

将实体权利的限制，前移到立案庭，这是对法治精神的违背，这就是将法律道德化。法律人做新闻评论，有一种非常可耻的倾向，那就是用道德取代法律，体现为大多数人的道德暴政。这样有颠覆整个法律体系的嫌疑和危险。不是荣耀法律，而是站立场，进入一种泛政治的状态。不让他跨省追捕，又不让他诉诸司法，这么说当他们是少数人利益受损的时候，那咋办？

当下媒体很难有“知情权”，为了扩大“知情权”，增加舆论监督的威力，就要限制取消警维权察的诉权么，难道为了前者，不惜牺牲后者？，难道不惜一切代价，不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才是法治的精髓。

王立军的政治动机不可考量，那是阴谋论和恐惧所主宰的领域，我们能够理性讨论的只有他的手段。恐惧和阴谋论，并不是理性，把不相干的事情放大进来，造成理性讨论的干扰，不能作为评论和判定是非的根基。有这种想法都难免，可是并不能因此作为判断的理由。法律与道德分离，不在对方的伦理或者动机上做文章，而是紧紧扣住法律条文。

我们能评价和讨论的是手段，是跨省追捕的手段，还是诉诸司法的手段么。阴谋论和猜测都拿不到台面来说，我们能讨论的，仅仅是诉诸司法的这手段。当然可以讨论他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司法。

即使行政控制之下的司法，也胜于跨省追捕。司法也不是好控制的，在两可之间，那么就相当于各方去赌博，胜负难料，舆论这一方还会多一点胜算。跨省是“违法的"， 可是参与对抗的只有舆论，就不包括两可之间的司法，胜算更少。与当下而言，对于舆论监督，加入司法审理的因素，就会多几分概率，因为司法在两可之间。没有司法介入，直接面对公安，直接到报社搞掂。我就搞不清楚，反对“双起者”为什么会愚蠢如斯。

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相对的权力，带来相对的腐败。凡是权力，都要警惕，舆论监督同样作为第四权力，一样需要制衡。三权分立中，就是三种权力互相制衡。王立军即使对舆论的反击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正义天然在舆论媒体这一边么？美国建国时，对自己人或者对自己组成的政府的警惕么？同样舆论或者媒体也不一定是单纯好的，一样需要警惕。所以完全站在公安与媒体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只有站在法治精神之上，才是对的。然后再以法治精神评价公安与媒体任何一方的正确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