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差点变成外蒙古领土

1947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差点变成外蒙古领土1947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差点变成外蒙古领土
中蒙军队北塔山之战
黄埔一期 宋希濂 撰稿  
    北塔山事件的历史背景
    1947年6月5日在新疆北部爆发的北塔山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有不少的中外记者都跑到新疆去采访消息，作过各种各样的报道。在那一时期里，许多人对北塔山事件的发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只是单纯的中蒙边境纠纷事件；有的则认为苏联继承帝俄的政策，企图逐步控制新疆，使新疆脱离中国，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实际由苏联来控制；有的认为是外蒙古军队在苏联指使下，与伊犁事变集团相呼应，目的在于消灭在阿尔泰（即阿勒泰）地区和它们相对抗的乌斯满的力量。解放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一本小册子名叫《北塔山风云》的连环画，则把北塔山事件说成是我在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指使下干出来的，并把当时尚未到新疆的一个名叫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的美国人说成是这一事件的重要策划人（马克南是1947年7月初到迪化的，而北塔山事件是6月5日发生的。他先在领事馆任秘书，以后代理副领事，我仅和他见过一次面），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管怎样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任何结论，还不能彻底弄清楚外蒙古军队当时进攻北塔山驻军的真正动机。
    1947年6月5日北塔山事件发生时，我是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负有守土之责。当得知外蒙古军队无端向我守军进攻时，便严令驻守北塔山的骑兵第一师的马希珍连坚决抵抗，并命驻在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立即率该团主力前往增援。不久，在掳获蒙军的战利品中有蒙古边防军司令的一个作战命令，这份命令中的第一条就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我看了这个文件后，弄得莫名其妙，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认为北塔山距离外蒙古边境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既然蒙军这样说，不能不认真研究一下，我就约集了熟悉新疆和外蒙古关系的一些人（记得有汉文会会长刘效藜，外交特派员公署科长水建彤等人），并搜索了一些文献资料（例如杨增新所著《补过斋文牍》等），开会研讨，从资料中和同他们的谈话中，概略地了解到下述情况：
    1、辛亥革命后，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帝俄煽惑，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宣布独立，1912年春派兵进攻科布多科布多在清朝设有参赞大臣管理地方军政，在行政区划上直隶中央。当形势危急时，北京政府曾命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当时在伊犁设有镇边使，在阿尔泰设有办事长官，均直隶中央）派兵往援，但援军尚未集结，科布多就于1912年8月失陷了。外蒙军攻陷科布多后，又于1913年7月间两次进袭阿尔泰地区的察汗通古，均被新疆都督杨增新派驻在那里的部队击退。指挥官为旅长蒋松林，团长张剑帝俄政府以囊括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目的未遂，乃由驻北京的俄国公使及驻迪化领事先后照会我国政府及地方当局说：“中国军队万不可逾越阿尔泰山之北，如果贵国军队调到萨克赛，我国自有对付的办法，其阿尔泰及沙拉苏美（即承化）等处，难免我国不发军队占据。”同时俄国自库什莫敦开拔部队5000，进驻科布多东南之胡芦库勒及喀喇乌苏，策应外蒙司令丹帕藏宗，并派兵进入喀什、伊犁，以威胁新疆当局。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软弱无能的，既不敢发兵抵抗，又不能据理力争，以不扩大事态为理由，遂在北京与俄使开议和约，循外交途径由中央与地方同时解决：
    （1）民国1年（1913年）11月中国外交部与俄国公使签订声明条件内开：“外蒙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2）民国2年（1913年）12月21日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与俄国驻阿尔泰领事库申科于承化寺（即沙拉苏美）签订中蒙临时停战军队驻扎界线条约，其第一条全文：“中国军队与喀尔喀军队，自此条约有效期内，均以阿尔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条约第八条内载的奎屯山起，东至江噶什，顺布尔根河至济尔噶朗河口，再东南经察汗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凯，至哈尔根图阿满止为界，彼此不得越过界线，更不得彼此开仗。但驻在察汗通古一带的中国军队，于此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并声明：此条约系指双方驻军地点而言，与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疆界问题决无干涉。就在这个时期，俄国驻阿尔泰领事曾一度提出，说什么：“据科布多蒙古长官来信，深以布尔根疆界一节为不然，欲请划以拜克塔山（即北塔山）为界。”这就可以看出帝俄侵占阿尔泰整个地区的野心，并未因签订了声明而终止。
    幸次年（1914年）欧战发生，帝俄倾全力在西方作战，无暇东侵，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遂使阿尔泰边界得以10年无事。
    当外蒙军队在帝俄怂恿下进侵阿尔泰时，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均系直隶北京，各自为政分治，鉴于形势孤危，经新疆都督杨增新与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伊犁镇守使杨飞霞等多次协商后，于1914年将伊犁镇边使撤销，改为镇守使；1916年塔城参赞撤销，改为塔城道；1918年阿尔泰办事长官撤销，改为阿尔泰道，都归并入新疆。
    2、外蒙古侵占阿尔泰领土的经过1923年（民国12年）外蒙军进犯布尔根，掳去布尔根县佐，威胁当地蒙民归顺。
    1933年（民国22年）新疆多处发生变乱，外蒙乘此机会，又派兵越境窃据布尔根河县境。1935年我阿尔泰区行政长沙某（可能为沙力福汗）派秘书长满开与科布多行政长贡布在岳尔毛盖图会议，曾议定“以阿尔泰山正干分水岭为界，凡阿尔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属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属外蒙”。按此规定，所有乌梁达坂山南之水均系流向布尔根河，外蒙自应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城归还新疆，但科布多并不履行规定，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境推诿不还。
    1938年（民国27年）6月20日外蒙科布多边卡军队忽进占本布图地方，及附近的哈拉巴尔齐克一带，强迫我边卡士兵撤退，我青河设治局局长郭永隆亲往本布图与外蒙边卡官才楞会晤，要求外蒙军队退出侵占的地方。才楞竟强词夺理地说：“本布图、也楞齐、哈尔齐哈图、哈拉巴尔齐克等地，均属外蒙地界，中国边卡部队现驻扎哈拉巴尔齐克等地，乃系属于外蒙地界，应请迅速撤退。”郭局长答称：“科布多与阿尔泰原日交界，北至乌梁达坂，东北至门开海尔根雪山，系以阿尔泰正干分水岭为界，外蒙占据我布尔根县境不还，复又侵占至察汗河地带，实非善邻之道，令人不能容忍。”外蒙边卡官才楞理屈词穷，乃说：“我系奉政府命令驻防边卡，不能商谈边界，应该双方电报政府，听候派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双方暂驻现时地点，不要冲突，以免违背双方政府的和平意旨（即蒙卡驻本布图，华卡驻哈拉巴尔齐克）。”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军队全力戒备日本关东军，无暇侵略阿尔泰，我西北地区的重要屏障-阿尔泰，得暂保全。
    苏联1940年出版的地图，竟将阿尔泰山脉南面全部山岳地带分别划入苏联及外蒙版图，界线达于北塔山及元湖，侵地数万平方公里，面积大于瑞士、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的总和。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苏联政府是具有承袭帝俄企图侵占阿尔泰的政策。

乌斯满退踞北塔山
    新疆是我国西北的一块广大的领土，南北2200公里，东西2500余公里，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天山横亘其中，昆仑山雄峙于南，沙漠戈壁占地甚广。解放以前，全省人口是500多万，包括13个民族，计：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满、蒙、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兹别克、塔吉克、俄罗斯、锡伯、达斡尔。其中维、哈、柯、塔、乌，都是突厥语系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回族和塔吉克族亦信奉伊斯兰教。锡伯、达斡尔都是满族的分支。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约占全省人口75%。其次为哈萨克族，约有40多万人，绝大多数住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区内。
    新疆的哈萨克族人，除有小部分定居下来从事农业或商业外，大部分是以游牧为主，仍然保存着一种部落制度。许多部落没有固定的住地，经常流动，在夏天喜欢住在山里，称为“夏窝子”，因为气候凉爽，水草茂盛，适宜于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到冬天便移居低洼地带，称为“冬窝子”。这些哈萨克族部落，一般拥有许多牲畜，他们吃的多半是牛羊肉，喝的是马奶或羊奶，正如古语所谓“以肉为食酪为浆”。现在多有以馕作为主食的（馕是以面粉特制的，可以长期保存）。同时以牛、羊奶晒干制成的“奶疙瘩”，也是一种富有营养和耐饱的食物。由于经常和自然界接触，加上吃的东西富有营养，所以一般人的体格很健壮，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喜狩猎，精射击，崇拜英雄，把勇敢善战的人称为“巴图鲁”（英雄的意思）。
    乌斯满生于阿尔泰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领，为人有胆量，精于骑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1937年起，他就反对盛世才的专政，起初只有7个伙伴，以后得到阿尔泰区多数哈族人的拥护。因他骁勇善战，而被称为“巴图鲁”。盛世才曾几次派兵去剿他，由于他地形熟悉，加上他那时得到外蒙的支援（一开始，外蒙曾援助过他，以后不知何故决裂了），盛世才消灭不了他。1944年11月7日爆发了伊犁事变，乌斯满参加了这一运动，到1945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相继脱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统治。1945年下半年三区的军队继续向精河、乌苏进攻。自9月3日起，不明国籍的飞机轰炸乌苏、精河，伊方军队以重炮、燃烧弹等不分昼夜集中攻击，精河守军约一个师兵力全部覆灭，乌苏守军随即受到威力强大的攻击。至9月5日，乌苏被陷，守军大部分被歼灭。至此，三区军队一直推进到绥来的玛纳斯河的西岸，距省会迪化仅140多公里。同时对南疆更分路进攻，全省陷于动荡混乱中。
    那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迭电向蒋介石告急，内有“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蒋介石接电后，甚为焦虑，即派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飞往迪化，指示他调查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张治中于9月13日飞到迪化（那时我被派为驻新疆第九分校主任，与张同机飞迪）。14日会见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征询他的意见，叶谢也夫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就他个人的看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张治中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代为向伊犁方面疏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代表商谈。叶谢也夫答应把张的意见转达莫斯科，并表示他个人愿意从旁帮助。张治中了解国民党在迪化兵力单薄，人心惶惶，除设法和平解决外，别无他途，遂电蒋介石建议通过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并于16日离开迪化，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
    张治中回到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就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全文如下：据苏联驻伊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有维民数人，自称是新疆暴动的人民代表，向该领事申请，并暗示希望俄国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维民在新疆占多数的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即塔城）、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的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的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的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经造成的局势。
    国民党政府经过几度研商后，决定派张治中为中央政府代表到迪化去和伊犁代表会谈，并答复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张治中于1945年10月14日由重庆飞到迪化，同行者有：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人。
    伊犁方面派出代表三人是：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
    这次谈判，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5年10月17日开始，至1946年1月2日止，达成了初步协议，主要是关于改组新疆省政府和省政府的组织办法及一些重要施政纲领；第二阶段自1946年4月7日起至6月6日止，才达成最后协议。这一阶段的谈判，主要是关于三区民族部队的编组和驻地等问题。1946年7月1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    1946年4月，张治中被派为西北行辕主任，我被派为西北行辕参谋长，仍兼第九分校主任。陶峙岳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到1946年11月初，陶峙岳调西北行辕副主任，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原在新疆负军事、政治责任的朱绍良、郭寄峤、吴忠信等均另调他职，离开了新疆。
    当时我们对于伊、塔、阿三区内部情况了解得很少，一 直以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不料新的省政府成立未久，乌斯满便于８月间派代表来迪化要求见张治中主席，张治中先叫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了解来意后，认为乌斯满是阿尔泰区专员，是伊犁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单独接见，恐怕引起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猜疑，便邀约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接见乌斯满的代表。这位代表当面交出乌斯满的信件，信中首先表示和平条款签订后，阿尔泰区并没有和省政府发生关系，所以派人前来晋谒。其次，要求哈萨克族在迪化有名望的人士如艾林郡王、贾尼木汗（当时担任财政厅长）、苏来满等回阿山去。第三，希望对和平条款的内容得到充分的解释。第四，地方各项困难，请求救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说是边防重要，请派军队进驻。
    自和平条款签订和省政府改组以来，伊犁方面一直拒绝张治中派任何人进入三区，成为省府工作上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乌斯满的代表一来，使我们显然看出他们和伊犁方面是大有分歧的，使我们理解到阿合买提江等对三区并不是能够完全控制的。
    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公开会见乌斯满的代表后，这位代表又向张派来负责招待他的人表示，说还有机密事，要单独向张主席报告，张又叫刘孟纯和他秘密会谈。据刘告诉我，这次会见，除谈了一些阿尔泰区的情况外，主要有两点：1、说苏联借口和盛世才签订的条约，派了一批人到富蕴县开采钨矿，有将近百辆卡车昼夜不息地把矿砂运走，乌斯满反对，想用武力将他们赶走；2、请求迅速以边卡部队名义派部队入阿尔泰支援，并接济枪械弹药。
    张治中召陶峙岳、刘孟纯和我商讨这个问题，我和刘孟纯均主张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尽可能接济乌斯满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必要物资，但不赞成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因距离过远，补给不易。至于苏联在那里开采钨矿一 事，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慎重处理，反对乌斯满想用武力驱逐的意见。当时张治中原则上同意这样做，但他又恐怕被伊方发觉，引起摩擦，使许多问题，不易商讨解决，因而他有些犹豫。最后，他指示先拨发乌斯满一些弹药及一些日用品等，交那代表带回去，并叫刘孟纯答复乌斯满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关于苏联派人开采富蕴钨矿问题，我们可以向苏联方面提出，但须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成功后再提。乌斯满切不可采取武力行动，以免引起意外纠纷。第二，关于边卡部队问题，根据和平条款，是属于三区问题的一部分，须与三区军队改编问题同时解决，边卡部队目前不能派遣。
    乌斯满的代表得到答复，并领到一些弹药物资后，于8月28日离开迪化回阿尔泰去。及至9月3日，乌斯满又派第二个代表来了，名字叫拉提甫，说是因第一次派来的代表出发后久无消息，所以再派他来，路上也没有遇到回程的代表。
    这位拉提甫代表带来乌斯满的信件，比上次代表带来的更具体，其内容主要有：第一，请政府即派军队开入阿尔泰；第二，请政府接济枪支1000枝到2000枝；第三，请派代表和电台常驻阿尔泰；第四，请省府将阿尔泰专区经费直接发给；第五，请省府拨发粮食布匹茶叶等。
    乌斯满为什么要接连派代表来见张治中呢？我于1947年冬在奇台和他会面时，他曾和我详细谈过，现记述其大意于下：“我们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人，与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的哈族本来是同一血统，苏联革命后，对在俄国境内的哈族人残酷镇压，有许多人被杀害了，财产被没收了，宗教信仰被剥夺了，现在新疆的一些哈族部落是由俄国逃过来的，因此我们哈萨克族人非常害怕和仇恨苏联（就我所知，十月革命在中亚细亚俄国境内也进行着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那些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和一些宗教头子等，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反对和害怕这种革命，是自然的）。当1944年伊犁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曾和伊犁的一位哈族首领爱力汗订过一个密约：1、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任何企图；2、坚决维护宗教信仰。这主要的两点获得了爱力汗的同意后，我才参加伊犁的事变，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但事变发生后不久，爱力汗发现事变集团的一些重要负责人，有的是苏联人，有的加入了苏联籍，例如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就是苏联的柯尔克孜族人，是苏军中的一个军官；其他好些人或者是长期住在苏联，或者是在苏联求学，大多入了苏联籍。他们受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指挥，他们发动事变，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爱力汗和在伊犁一带的一些哈族首领，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大多被他们逮捕了。阿合买提江等人知道我和爱力汗的关系，知道我不同情他们的主张，觉得我不愿意受他们的指挥，就想收拾我，他们拉拢阿尔泰区的另一个哈族头目达里力汗来和我捣乱，想以达里力汗来代替我，所以我要请求中央政府帮助我，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乌斯满第二次派来的代表拉提甫提出的具体要求，张治中召集我们商讨过好几次，有时讨论到深夜一两点才散，最后，张治中改变了他先前的犹豫态度，决定尽可能地支持乌斯满。他指示刘孟纯把阿尔泰区专员公署的行政经费直接发给，不再经过伊犁方面转发，把阿尔泰行政区的专员印信交代表带去，并拨发阿尔泰专员公署一部分粮、布匹、茶叶及其他日用品等。这些措施，并在省政府会议上公开宣布。同时，张治中又指示陶峙岳和我，发给乌斯满部步枪400枝（或者是300枝，确数记不明确了），轻机枪10多挺，以及必需的弹药等，并命军务处（即是军统局派在新疆的特务机关，这个军务处名义上属于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处，实际上受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的直接领导）处长佘万选派一个电台随拉提甫一道到乌斯满那里去（我记得这一组电台一共去了3个人），随时报告那边的情况。张治中并指示我和陶峙岳，这一工作要绝对机密地进行，万不可使阿合买提江等人知道。关于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区一事，我们也作过认真的研究，不是不想派去，而是限于当时的军事力量不够，尤以补给运输上的困难，只好作罢了。
回复 | 引用    张治中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改变了他先前的犹豫态度呢？主要是他和阿合买提江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常张治中的目的，是希望伊方和他通力合作，逐步消除民族间的歧视，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他所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新新疆”。逐步地实施县级以下的地方自治，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交通、运输以及普及教育等事业。并要求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接受改编。取消三区的特殊化。关于新疆的国防，完全交由中央政府驻新疆的军事指挥机构负责处理。
    阿合买堤江等人的目的，则是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新疆，要求在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要求将中央政府的直属机关一律改属省政府，要求撤换除伊、塔、阿三区以外的其他七个区的行政专员，推荐他们的人到南疆各县去担任县长等职务……至于取消三区的特殊化，以及三区武装力量的改编等问题，则根本采取拒绝态度。并以迪化维吾尔文化会为中心，经常组织一批人游行示威，到省府请愿，要求这样那样，南疆有些地区亦常发生游行示威等种种事情。张治中所要的是社会的秩序和安定，阿合买提江等人所要的是煽起各少数民族起来驱逐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的势力，甚至有人还是要驱逐和消灭在新疆的汉人。
    由于伊方的要求过多，而且涉及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例如要国军撤出新疆等问题），使张治中深感难以应付，利用乌斯满来分化和牵制伊方以减轻其压力，这是张治中当时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这种手段的。
    张治中把经费物资等直接交给乌斯满，引起伊方的严重不满，而暗地接济乌斯满枪械弹药以及派去电台，也不可能不被伊方侦知的。伊方对乌斯满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乌斯满为人的跋扈，早已不满，原来是想利用达里力汗来削弱和牵制乌斯满，同时仍然想拉拢和团结他。及至乌斯满两次派代表到迪化，并得到张治中的支持后，就把乌斯满当成敌人看待，认为非彻底消除不可了。
    1947年2月，伊犁方面从伊宁、塔城等地调集3个骑兵团，并附以炮兵，归伊斯哈克江指挥，向阿尔泰进兵。乌斯满势力仅1000多人，自然不敢与之对抗，曾通过我们派在那里的电台，一再要求派兵前往支援，我们经过多次研究，认为如派少数兵力去，不能与伊方匹敌，反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派较大的兵力（一个骑兵师左右的力量）去，补给大成问题。
    同时考虑到如果伊方再增兵，则和平局面就会破裂，所以没有答应乌斯满的请求。当时也考虑到乌斯满势力被伊方消灭或驱逐后，奇台一带有被伊方势力从阿尔泰南下袭击的危险，为预防万一，当命驻在奇台的骑兵第一师（这个部队是属于青海马步芳的，1945年冬开入新疆，师长为韩有文）派出一个连开往北塔山戒备，侦察伊方军队的行动，并相机与乌斯满部取得联系。
   乌斯满在伊方军事势力的压迫下，于1947年2月间退出承化（即阿勒泰县府），退到青河以北的温都哈拉附近与伊方势力周旋了一个时期，以力量悬殊，遭受相当损失，到3月间被迫退到苦儿图，伊方势力继续进迫，4月中旬又退到大石头与乌龙布拉克一带。这两个地点均在北塔山的西端，距离骑一师马希珍连据守的阵地约有20多公里。我当电饬马连长与乌斯满密切联系，并予以必要的支援。同时我又电知派在乌部工作人员转告乌斯满，表示慰勉。嘱暂在北塔山附近休整，不要急图反攻，所需粮秣及必需日用品，当迅即运送救济。并要他尽可能地侦察伊方的军事行动，随时电告。
    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曾写一封信给迪化行政专员哈德万。这封信是对全国同胞及伊斯兰教徒发的，在这封信中有如下的语句：“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首先举起了革命的旗帜，我乌斯满在8年以前就领导着哈萨克族的优秀青年与盛世才暴虐的黑暗政治奋斗到现在，我们以为和平条款签字，民主的新疆省政府成立，我们革命的目的，就算成功了一半，其余应该努力的一半，就是在和平保障之下，实施各项建设。岂知我们的革命就在此时变了质，为革命而牺牲奋斗的哈萨克同胞反而成了被清除的对象。现在已经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的强大武力，自本年2月1日起开始向我们阿尔泰区进攻，我乌斯满被民主的新疆省政府任命为阿尔泰区的专员，我是国家的官吏，有守土的责任，为了执行和平条款，为了奉行施政纲领，保障国家领土，拥护张兼主席建设新新疆的政治主张，我们阿尔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坚决对一切破坏国家统一，摧毁宗教的恶势力，予以严重的打击……希望全国同胞，尤其是伊斯兰教胞，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给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以最大的援助。”
    这封信曾译给张治中看过，他不许发表，因为恐怕刺激伊方，引起和平的破裂。同时他更恐怕刺激苏联，因为信中说到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的强大武力”，似系影射苏联。 中蒙军队北塔山之战
    北塔山是译名，曾被译为拜塔克山、拜山、巴他克山等名称。北塔山的位置约在北纬45.3°，东经91.1°，海拔1500公尺左右。距离奇台约200多公里，为迪化、阿尔泰、哈密三区间的要隘。其北面为蒙新边界的阿尔泰山，西南临准噶尔盆地。
    从奇台北上青河、富蕴等县必须从这里经过。山的西面有大布逊，是个小市镇，为牧民的交易场所，在杨增新、金树仁时期，大布逊一带驻有军队，防备山北的哈萨克窜扰奇台等地。盛世才时期，在这里设有警察派出所，历任所长多为哈萨克族人。迄1940年阿尔泰山东部发生事变后，北塔山形势更加重要，1941年以后，盛世才为了控制东部阿尔泰山并向青河、富蕴等地出兵，从奇台北山旁将军戈壁东部修了一条汽车路，直通喀喇同克，北塔山便是这条汽车路上的要站。1944年冬季乌斯满率部在阿尔泰地区暴动后，很快就席卷富蕴、青河，并将北塔山的警察所捣毁。
    北塔山东西长约30华里，南北宽约20华里，山上都是高大的原始森林，山坡是草地，山上山下都有泉水。气候变化很大，冬季积雪很厚，夏天晚间在山上也要穿皮袄。
    自奇台至北塔山之间约200公里的地区，沿途都是茫茫的戈壁，没有什么人家。
    从北塔山向东北行，距离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最近的地方-察汗通古，按中国《申报》馆出版的地图比例计算约有400多华里。过去新疆的统治者，一直在北塔山东北的布尔根，设有一个设治局。     1947年4月15日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由于他在阿尔泰哈萨克族中的号召力，归附于他者日渐增多，由原有的10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吃的方面大成问题，要求救济的电报，不断拍来，张治中命省政府及新疆供应局（这个供应局是属于军事系统的）拨发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去，伊方表示不满。他们指斥乌斯满为反动分子，是贼娃子，是强盗。他们开除了乌斯满的阿尔泰区专员的职务，由伊方派达里力汗继任。新疆省政府为了了解问题的真相，曾由省政府会议决议推包尔汉副主席，保安副司令党必刚等人于４月４日飞到承化进行调查，在那里只呆了几天就回来了，听说带回了一些当地居民控告乌斯满的文件，并向省政府汇报了情况，详细情形我不大清楚。
    乌斯满是不甘心于他的失败的，退到北塔山附近后，仍不断向青河一带进行游击，成为威胁阿尔泰的不可轻视的力量，所以伊犁方面对他仍深具戒心。
    当时我派在北塔山担任戒备的马希珍连占领的阵地，是在北塔山最高峰-阿同敖包(汉语)与北坡二层山峰-恰里台，大小胡较尔台一带。他们用石头和木料，构筑了相当坚固的阵地。
    1947年6月2日外蒙的边防军派来代表两人（着普通便服，未着军服）到北塔山见马希珍连长，说马部所驻的一带地方是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马连在48小时内退出，马连长答复他们说：“我们这里离你们外蒙古边界还很远，从来没有听说这带地方是属于你们的，我连奉命驻守此地，有守土之责，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是不能退出的。”双方争论很久，马连长叫两个代表暂留，候打电报向上级请示。马连长认为外蒙古边防部队的要求完全无理，所以也没有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只作为一个寻常的事件来处理，这个请示的电报经过其师部军部的辗转，送到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时，已是冲突发生后几天了。实在的，他们也绝没有料想到外蒙古军队会越境突然向他们进行攻击的。     1947年6月5日黎明，外蒙古军队一营，附有炮兵一连，突然向马希珍连进行猛烈攻击，除炮兵集中火力轰击阵地外，并有涂有红五星标志的飞机5架投弹轰炸和低飞扫射我守军阵地，这些飞机还向乌斯满部驻地的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一 带投弹多枚。马连官兵英勇抵抗，他们凭借工事沉着固守，当外蒙军冲到阵地前时，投掷大量手榴弹，使外军遭受损失，攻势顿挫，就这样，打退了外蒙军的数次冲击，一直到黄昏，战况才缓和下来。外蒙军原以为一举就可消灭马连，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这一天的战斗，我马连伤亡士兵10余人，马被炸死数匹，外蒙军的伤亡较我为大。
    马连长当晚以紧急电向其军长马呈祥（骑兵第五军军长）报告外蒙古军队向他突然进攻及战斗经过和伤亡情况，在电文中指明那五架飞机是苏联飞机，并请求派兵增援。马呈祥军长于6月6日清晨持电来向我报告，我认为问题重大，立即召集参谋长沈静、副参谋长罗开甲、供应局局长夏日长、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及部分参谋人员开会，研商对策，当决定：
    1.命驻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即率该团主力（留一个连在奇台北面担任警戒）前往北塔山增援。
    2.派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前往奇台负责办理对北塔山部队的补给事宜，抽调一个汽车连（约有可用卡车10多辆）和一个骆驼大队并组织当地的一部分大车，专任该方面的运输。
    3.命骑五军驻在迪化附近的部队，立即调一个团开往阜康，准备支援奇台方面。
    4.为预防伊、蒙互相勾结向我大举进犯，立即命令各部队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5.组织一个参谋组（由总部及骑五军参谋人员组成）前往北塔山了解情况，并调查自奇台至北塔山一带的军事地理。
    6.嘉奖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马希珍连，发给该连官兵奖金。
    7.将外蒙军队向我进犯情形，分别电南京国防部及兰州西北行辕报告。    我把紧急措施处理后，即从总部所在地-东花园，走到新大楼去见张治中，向他报告北塔山方面发生的情况，及我所作的几项重要处置，他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惊异，随即把副参谋长刘任、秘书长刘孟纯叫来，我们几个人商谈了一回，谁也没有想到外蒙军的行动是属于边境纠纷的问题，当时只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伊、蒙配合，目的在于消灭乌斯满的势力。
    第二种看法：认为可能有较大的企图，先消灭乌斯满部后，由北塔山南下，袭扰我奇台、镇西、七角井一带，截断我通往兰州的交通线，然后从正面玛纳斯河发动攻击，胁迫我答应伊方所提各项条件。
    张治中侧重于第一种看法，我和刘任较为侧重于第二种看法。
    张治中同意我所作的各项紧急处置，并嘱将所得情况随时报告他。
    外蒙军于第一次攻击失败后，于6月6日进行了一天的调整和准备，7日晨8时，先以飞机在我阵地上空侦察后，随即投弹轰炸，与此同时，其炮兵亦集中火力向阵地轰击，约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的步骑兵便开始接近我阵地，在对面山腰里，他们的重机枪以炽盛的火力掩护其突击部队前进，我守兵很沉着，一再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先是马希珍曾派其副连长到大石头与乌斯满联系，告知外蒙军进攻情形，乌斯满对他说：“我知道外蒙军的情况，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等到他们再来侵犯时，我来帮你们打，一定把他们打败。”他的态度和语言充满了狂妄和自信。到7日这一天，当外蒙军再度向马连进攻时，乌斯满果然自动地率部参战，先在北塔山的北边山腰地带与外蒙的骑兵部队激战，互相冲杀，这样，也就掩护了马希珍的左翼。乌斯满率部百余骑与外蒙军队激战几小时以后，他本人突然单人匹马，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外蒙军重机枪阵地，挥刀砍死机枪射手两人，夺得重机枪一挺，又迅速地跑回来了。
    7日这一天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外蒙军志在必得，所以攻势较5日那一天猛烈，曾几次突入我守军阵地，而守军马希珍连知道他们离此一步，即无死所，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因此全连官兵百余人均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战斗意志很旺盛，同时他们也知道增援的部队快要到来，只要能坚持一两天就行了。加上这一天有乌斯满部的助战，战斗到黄昏，终于打退了外蒙军的多次攻击，而保持了原来的阵地。8日上午外蒙军又在其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击两三次，均被我守军击退，而这时我增援部队骑二团已经陆续到达了。是日午后，我军开始反攻，聚集在山麓的外蒙攻击部队，看见形势不利，遂撤退到北边高山去了。    这几天的战斗，我军共伤亡20余人，被炸死马10多匹，外蒙军遗弃在我阵地前的尸首30多具，其受伤人数，估计较阵亡人数要多二三倍。
    我军掳获蒙军小炮1门，轻机枪3挺，步枪20余枝，手枪两枝，无线电机一部，军旗数面，以及文件地图等。乌斯满部缴获的，未计算在内。
    被击毙的外蒙军遗尸中，有上尉军官一人，可能是个连长，在其图囊里有作战命令等文件，我得知后，即嘱马军长转知韩团派专人送来迪化，经派人翻译（我看过那份文件的原文，不是通常所见的蒙文，而是用俄文字母拼的）后，是一个外蒙边防军中校某某（其姓名记不得）所下的命令，并附有这个部队的编组表一份和进攻部署的要图一张。记得这个部队的编组大致于下：三个步骑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小炮排（有两公分的小炮2门）、一个通讯班，并配属一个山炮连（有火炮4门）。因此判断向北塔山马连进攻的外蒙军，大约是一个加强营。
    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一条就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其余各条，则是赋与各单位的作战任务。我们看了这份作战命令的文件后，才发现这次冲突，还包含着有所谓边境问题。
    我们将外蒙军向北塔山进犯及有苏联飞机助战种种情形，电报南京国防部，国民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大肆宣传：政府所属各报，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均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同时一再发表社论，谴责苏联和外蒙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各院部，也对这件事表示异常关切，立法院和行政院均曾就此事开会讨论；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指示各地的“民意机关”、“文化团体”等纷纷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注意，并力主中央采取强硬外交政策。青年党的头子曾琦除发表谈话攻击苏联的侵略行为外，并赋诗登在上海、南京的一些大报上，我记得有这样两句：“北塔山同长白山，胡兵忽寇玉门关。”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分别向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严重抗议，苏联政府于6月21日由其驻华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递交我外交部复文一件，否认苏联政府曾参与北塔山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6月22日由其驻莫斯科公使以复文交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坚持北塔山系在蒙古共和国疆界之内，中国军队侵入蒙境，才引起军事冲突等语。同时据合众社伦敦6月16日电：莫斯科电台广播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称：蒙古边防守军乃因华军越入蒙古境内，遂被迫在飞机掩护之下，加以击退。该电台否认华方所传进攻中国疆界之说，并斥为捏造之言，显有挑拨的作用云云。据该电台广播6月5日事件的真相称：中国军队一个分遣队，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疆界，在梅尔丁戈尔河（译音）一带边境，布置16公里长的阵地，掘设壕沟，并于袭击蒙古边境哨兵时，调兵增援，蒙古边防军司令曾派人往见华军部队长，要求退出蒙古境内，但遭拒绝，使者并被其扣押，因此蒙古边防军遂被迫采取击退侵犯者的措施。边防军部队一营，在蒙古空军飞机数架掩护之下，迫使进犯者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边防军在采取此项军事行动时，并未越入中国境内。华军撤退后，乃在6月9日在华军营地内发现蒙古军使及边防军士兵4人的尸体，身上皆有严刑拷打的伤痕。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保留要求中国政府严惩罪犯，及赔偿蒙古所受损失的权利。
    这种说法，显然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想以此来掩饰它的侵略行为，因我们当时派到北塔山担任警戒的，只有一个骑兵连，这个连离其后方基地达200多公里，何致于更前往蒙古边境袭击蒙古边防军哨兵？我派到北塔山去调查情况的参谋，曾一再向马连官兵询问有无离开北塔山再向北面去活动的事，他们都坚称没有过，掘设壕沟，布置阵地，均在北塔山，蒙古人民共和国答复中国政府的抗议，坚持说北塔山系在外蒙疆界之内；外蒙边防军司令的作战命令，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他们的任务是要驱逐华军。这就充分说明进攻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外蒙军多次进攻不能得逞，在我军阵地前遗弃尸体多具，在6月8日晚，蒙军派兵将尸体拖回去，绝不是什么“华军撤退后，在华军营地内发现蒙古军使者及边防军士兵的尸体……”。外蒙军原派来的使者两人，我好像记得马呈祥军长说过他们（指马希珍连）曾怀疑那两人是间谍，因而在战斗中他们将其杀害是很可能的，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如何处置的？其情形我记不清了，至于说到苏联飞机参战之事，因为当时在新疆部队的官兵，都不认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式样和飞机标志，看见涂有五星红旗的就认为是苏联的。当马希珍这个电报送到新疆警备总部时，关于苏联飞机问题，我们也曾讨论过，并报告了国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