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地下党最大失败：两千党员被捕 上级不知情

核心提示：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四十四个县委、两百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二十多人被捕，县级干部四十多人被捕。

本文摘自：《中共情报和保卫工作纪实：中国秘密战》，作者：郝在今，出版：金城出版社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吧，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一个国民政府。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又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四十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显现。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工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徐恩曾认为国民党特务是共产党骂臭的，可是国民党掌握的宣传手段比共产党多得多，为什么不反过来把共产党的特务也骂臭？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特务工作不主张采用下三滥手段，而是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公开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广交朋友！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两个农村妇女感到茫然，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当过中共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他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三擒三纵，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暗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省委报告，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四十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

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四十四个县委、两百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突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周恩来见到方方来电，脸色剧变，连说糟糕。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二十多人被捕，县级干部四十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唯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

胜利之后，往往伴随挫折。

侦获珍珠港情报的日本人小组，被日本特务机关侦破。1942年6月，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被捕，“中共谍报团”案爆发。

1945年日本投降，已被判处死刑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美军无罪释放。可是，白井行幸等人已在狱中病逝。作为日本的反战英雄，中西功当选参议员、西里龙夫也成为日共领导干部，都为中日友好继续努力。1982年，西里龙夫重返上海，又和当年的中国战友徐强、李云相聚在敌后游刃有余的潘汉年，也有失手。

1943年1月，潘汉年护送刘晓等人进入新四军驻地，不久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样，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又兼任华南局、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时，日军又有“扫荡”迹象，于是潘汉年重回上海，找李士群要情报。到了上海，胡均鹤说李士群在苏州，到了苏州，又说李士群在南京，潘汉年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跟胡均鹤去了南京。

到了南京，李士群不在，他手下的特务倒是热情迎接，大摆宴席，大排麻将，有意将潘汉年的秘密行动公开化。第二天，李士群与潘汉年见面，急切地说：“日本人现在重视重庆的关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打算搞议会运动，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顿时明白，自己上了李士群的当。李士群与周佛海两人，一直在汪精卫面前争功邀宠，周佛海暗通国民党军统，原属中统的李士群就联络共产党。面临日本人诱降重庆蒋介石的局面，汪精卫正在担心自己的地位。李士群在此时引见中共代表，其实是为了汪精卫的需要。这种绑架式的会面，潘汉年并不情愿。思考再三，为了保持情报联系，潘汉年还是同意了。

会面交谈不多。汪精卫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联合，请共产党参加自己的联合政府。潘汉年表示共产党不会退出重庆的参议会来参加南京的议会。如果汪精卫将来另找出路，会给一个转身的余地。

回到上海，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与日本军官都甲大佐见面。这个都甲大佐是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七十六号的顾问。他客气地向潘汉年介绍清乡的目的，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浦路南段的铁路交通。看来，日军已经承认新四军不可剿灭的现实，准备放弃农村只保城市和交通了。

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面。这时潘汉年已经感到，此人并非真心投靠，而是想利用共产党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把李士群应付过去。

这年夏天，李士群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被日本人毒死。潘汉年经营四年的这条情报线索，随之中断。

潘汉年没有想到，这次与汪精卫的会面，会产生那样大的后果。

回到淮南根据地，潘汉年本想向领导汇报这次会面，可是，饶漱石正在发动整风，连新四军军长陈毅都整。潘汉年若是在此时汇报这次未经事先请示的会面，后果难料。潘汉年犹豫了。

国民党不知是否得到什么消息，在报纸上鼓噪，共产党派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勾结汉奸。延安方面没有收到潘汉年有关报告，立即辟谣。

后来，潘汉年到延安开会见到毛泽东，正想说出此事，毛泽东主动说：“中央信任你！”潘汉年一犹豫，错过机会。一直到建国后，扬帆案件牵扯胡均鹤被捕，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自己当年与汪精卫的见面。毛泽东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重用。”中央常委会后，又发生潘汉年后半生入狱的悲剧。

情报工作，常常是单线联系，一旦上级出了问题，旁人很难提供证明。潘汉年受到怀疑，连累本系统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刘人寿、恽逸群、华克之、袁殊、关露等人都被捕了。直到1982年，这批人才得以同潘汉年一起平反昭雪。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以往，人们知道，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实，若是算上远亲，毛家死的还要多些，毛泽东的家族还为情报工作做出了牺牲。1938年，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和表侄王德恒从白区到延安，同在抗大三期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有钟惦棐、吴冷西、铁军、强万夫（秦平）、王仲方等人和第五演出队全体人员，王德恒还是六班班长。同学中，强万夫在山西牺盟会入党，算抗战以前的老党员，帮助毛远耀恢复了组织关系，又介绍王仲方、艾叶、铁军入党。强万夫还陪王德恒去凤凰山见毛泽东。

抗大毕业后，毛远耀分配到八路军印刷所任所长。王德恒年纪较大，当过记者，写过书，抗大毕业后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国民党特务发现王德恒是毛泽东的亲戚，趁其乘坐江轮的时候，将其打死在江水中。王德恒牺牲的时候，女儿王海容还没有出生。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老情报们说：作为一个深入虎穴的情报员，首先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老情报们又说：一个人有两个生命，一个生理上的生命，一个政治上的生命。时刻准备献出生理生命的情报人员，往往更加重视政治生命的纯洁。

可是，情报工作的特点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就使得情报人员容易面目不清。冒死对敌，取得辉煌成绩却不能宣扬；胜利之后，却因自己人误解而危及政治生命！

这就是多少情工人员的悲剧命运。

情报员的人格力量也在这里。

出行南方之前，华克之向毛泽东表态：从此隐姓埋名，宁可烂入泥沙！建国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出狱后身居陋室，平反不久就去世了。人们发现，遗物只有一张恋人的照片。关露与王炳南相恋多年，抗战胜利后得以相聚。但是，王炳南从事外交工作，从大局出发中止与关露的恋爱。于是，关露的后半生在孤独中度过。

悲剧！

牺牲与误解，伴随这些“红色情工”的一生。

可是，没有发现这些人有后悔表示。

也许，这情报生涯，实在太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