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 石笋：骗子的世界

骗子的世界刘树 石笋一个虚假的中国正在形成，其名声和影响都在不断扩大。只要你认真看一看现在的大陆，就会发现，没有多少东西是真的！虚假的政治诺言，虚假的新闻报道，虚假的毕业证书，虚假的合同契约，虚假的商业信息，假药、假酒、假护照、假婚姻。什么都可以是假的！大陆流行的行为信条是：“不假当不了官，不骗赚不了钱。”欺骗有三种范畴：一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行的不诚实，二是故意的欺骗犯罪并且形成恶果，三是由体制诱导的欺骗行为。第一种属於个人道德，第二种属於法律道德，第三种属於体制道德。我们讨论和描述的是第二种，即与黑社会有关的诈骗犯罪问题。骗术万花筒大陆现在是骗术最丰富的地方。利用人们渴望出国的心理去骗钱是一个很有效的发财之道。制造假护照的有之，一张护照现在值得五千美元。代办签证的有之，办成一个签证一万美元。这种诈骗甚至成了内外勾结偷渡黑帮的大生意。有个女骗子一年中赚了三百多万美元。除了这些，还有人利用招收出口劳务等方法诈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五日福建电台报道：张南进等十几人组成的诈骗黑帮伪造大量委托书、合同书、并且伪造十多枚印章，以招收出国劳务人员为名，在福州市台江区诈骗。张自称是厦门华友工贸公司总经理，其他人冒充职员，利用社会上出现的出国热，设立出国劳务人员办事处。在短短的十天里，他们就诱使百余人上当受骗，得到担保金三十多万元。湖南省的黑社会势力中，诈骗黑帮和抢劫团伙占了很大的比例。长沙市有个经营假火车票的黑帮。刘行容和周仕化是这个团伙的主要人物。他们开始只是利用挖补等方法制造假票，以退票的方法骗取钱财。後来他们就自己印制车票，谋取大量现金。阎王爷爷不嫌鬼瘦。那些实在没有本领在城市诈骗的人，常常把诡计施加在农民身上。农民穷，但诈骗黑帮不嫌弃农民钱少，积少成多，积腋成裘，照样可以发财。他们以农民为欺骗对象的原因是：农民淳朴实在、太宽厚也太轻信：农民多，一人那里骗得一点，就是很可观的数字;农民求富心切，稍微有点门道他们就想试试。农民分散，出了事受了骗，也难以集中意见，花钱去诉讼。名扬大陆的湖南省安化县个体户胡安国成立了一个“大侨信息服务部”，在全国二十多家报纸发消息登广告说“供应名贵药材种子，转让栽培技术资料，举办各种技术函授班”等，从中骗取农民汇款七万多元。北京和各地报纸也曾经多次出现这样的诈骗广告。诸如：“千斤原料一人管理，四十天纯收入超千元”，“百斤玉米出六十斤砂糖”，“一斤原料生产八十斤凉粉，三十斤海参，六十斤海蛰，每季度盈利上万元”。还有“土法制造洗衣粉、纯碱、胆红素”等，他们用豆腐渣生产的肥皂，结果不但不能去污，还把好衣服也弄脏了。一九八五年前後，大陆好多省份都有消息说：四九年前国民党时候发行的老票子，现在都还能用。凡是有老票子的，可以到美国、台湾、香港或者日本的银行兑换现钞。山东有个穷老汉，会做鞭炮，曾收购到很多老钞票，作为卷鞭炮的材料。他听说那些废纸可以换美元，一美元值好几块人民币，高兴得夜不能寐，以为发财了。他一改过去的清苦生活，经常借钱买肉买酒，肆意挥霍。後来听说换钞之说是假的，大失所望。可是他已经借了很多债，自知无法偿还，就在绝望中自杀了。不光这样的乡村老汉相信，城镇的人也相信。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省都有这样的黑帮。他们成立老票子银行，用高价收老票子。越是这样，人们越不舍得把老票子拿出来。人人都想借此保值增值，以积存老票子作为发财之道。很多人投资购买老票子。开始是一美元老票子换两元人民币，後来就逐步上升到一美元换一百多元人民币，美元成了最走红的股票。谁有美元谁就是大财神了。有个江苏姑娘，听说山东某人有一麻袋老票子，死活要嫁给人家。山东淮坊郊区有个农民，听说岳父村里在有人有美元老票子，不管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催妻子前去换钱。结果他妻子在一座桥上滑下去，埋在暴风雪中冻死了。这些收购和贩卖老票子的黑帮，到哪里都大吃大喝。他们後来有想法制造假老美元、假老北海、假老汇丰、假老花旗票子，骗取了大量的金钱。利用人们的身份意识和制度中的特权漏洞实行诈骗，是新疆人吴均的成功秘诀。吴均毕业於中国人民大学。有一次，他在郑州一家大饭店里等人，有个服务员问他在哪间房住，要不要开门，态度十分殷勤。服务员的话提醒了他，他顺口胡说了个房间，服务员打开房门後就礼貌地走开了。房间里空无一人，吴均乘机拿了一只皮包就走。第一次作案就轻而易举得到一千多元，鼓励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人们崇拜高官的恶习，经常冒充部长局长、省委干部、大报记者、大公司经理等，混入高级宾馆行窃，屡屡得手。吴均後来专门诈骗盗窃高级机密。在北京举行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会议上，他避开所有的警戒，盗走了中共西藏领导人的机密文件三十多份。一九九零年山东省召开地市负责人会议，晚会期间，他骗过了警卫，到宾馆内去偷盗。他发现人大副主任的房间内一老者在写东西，吴均大模大样地告诉老者“晚会上等你去讲话”。老者出门，吴均还陪老者走到楼梯口。但他马上折回来了。老者的东西当然不翼而飞。丐 帮在大都市繁华的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见可怜的乞丐和残废人，看见那些扎在火车站内外等待机会的农民，在弄堂小巷里做家具的木匠和叫卖乡下土产的小贩。他们的行装和表情与都市美换美仑的霓虹灯、小姐太太们时髦新奇的服装很不相称。他们的表情离城市的现实很远，但又有对城市生活的热烈期望。她们的眼神热烈而又迷惘，好像回顾遥远的生活的教训，又好像筹划对命运的报复。在他们的眼神里，人们能看出来他们对城市的恐惧与羡慕的复杂心态。内地人听完沿海城市繁荣的神话，纷纷打起行李卷，跟随那些刚会看城市交通图的青年来到广州、深圳、厦门、海口、三亚、上海、青岛……城市胆战心惊地听着那些原本响在山岗和田埂上的脚步声，七尺长的扁担迫使人们感觉到另一世界的突然来访。他们像沉默的蚂蚁，向着一个目标运动。无论他们走向什么目标，那个目标就会迅速发生变化。如果他们打算吃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也会很快消失。如果他们像一条火龙飞舞起来，中国到处都是他们的旗帜、盲目流动的农民的旗帜……他们在拥挤的车站前露宿，在简陋的工棚中打尖。有时他们追逐大首长的行踪上访，有时以各种匠人的手艺吸引生意。这些人，有些是单个的，有些是在地方行会首领的组织下，随着时代的感觉，走到城市来的。他们像青铜的钉子楔入城市柔嫩的木质部，他们用农民的吃苦精神顽强奋斗，在忍受的同时学习着、积累着、准备着……丐帮是盲流最早组织的帮派，因此丐帮在黑社会中有很高的地位。後来出现的很多诈骗黑帮、盗窃黑帮和拐卖妇女黑帮，都和盲流的丐帮有关系。在广州火车站。盲流用色情诈骗钱财，他们安排颇有姿色的女子在火车站勾引日本或者港台旅客。当女子到宾馆饭店内进行色情交易时，等候在外边的同伙便冲入房子内拍照，然後勒索巨款。她们给这种方法又叫“仙人跳”。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九九一年仅广州就收容遣送了两万八千名乞丐。这些乞丐用种种方法骗取钱财。几乎每一辆计程车到达火车站，都会被好多乞丐围上。乞丐们争着拿行李提东西，以便索要小钱。这些乞丐後面都有人操纵。一个二十四岁的丐帮帮主交代说：“我手下有十几只鸽子。每放一天鸽，收入几百元。除了房租和生活费用，我和鸽子们对半分成。我一个月能挣三千元多点，鸽子每月也能挣几百元。我们都这种放飞鸽的生活。”乞丐谣唱道：外流外流，跑遍全球。分文不带，吃穿不愁。一趟外流，样样都有。三年外流，回家盖楼。据广州市的分析：现在的乞丐和以前不同，他们多是乡村中那些游手好闲、生活狡黠的人精儿。他们但求利益而不择手段，不劳而获宁走邪道。广州市曾对七个省的乞丐进行分类检查，发现他们百分之九十身心健康，能够胜任各种劳动。为生活所迫的灾民和残废人占不到百分之十。湖南嘉禾县农民雷某，从一九七九年南下行乞，八二年回乡时就已经是当地的首富。他用行乞所得盖的占地一百四十多平方米的新房，成为当地村民的榜样。在他的影响下，那个村二百五十四户人家，百分之九十南下行乞，其中一半如愿以尝。上海“拆白党”普遍存在的欺骗行为导致了专业从事诈骗的黑社会组织。绝迹几乎四十年的“拆白党”，近年来在上海再度出现。该市徐汇区有个由十二人组成的“拆白党”，其成员多为无业游民和青年工人。他们都是长相英俊的男子，专门利用色相诈骗某些心理脆弱的“小母鹿”。他们夜间到街头游荡，勾引女人，诈骗女青年的钱财。他们将这种诈骗手段叫作“月光行动”。一天晚上，四名“拆白党”成员在淮海路上遇见两位女青年，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吃点东西，然後去跳舞，还答应跳舞後叫的士把她们送回去。姑娘们看见小伙子都风度翩翩，谈吐斯文，而且还有呼叫机，就同意和他们一起玩。他们叫了出租车，先到一家酒店，要了很多精美饭食。六个人谈笑风声，不亦乐乎。不一会儿，其中一个去柜台要了六条高级香烟，说有急事要办，走了。另外三个陆续以“打电话”、“叫的士”、“去结帐”等理由离开。当两名女青年有所察觉时，店主已经开出帐单，要她们付款。这样的“拆白党”，在上海发现了几十个。上边所说的那个团伙，已经作案五十多次，骗得赃款三万多元。被诈骗的女青年，有的怕男朋友知道後抛弃自己，有的怕丈夫知道後影响夫妻感情，学生怕家长和老师的批评指责，职工怕在单位造成笑柄，往往不敢报案，吃了亏也不作声，办案人员也难取得证据。上海还有一个很大的“眼镜蛇”黑帮。他们的头子叫汪洋。汪洋二十三岁，外号“大块头”。他们通常以五六个人为一组行动，欺负的对象是外地和上海郊区单身来沪的人。方法很简单，认准了人，突然朝人家身上撞去，顺手把眼镜在地上摔碎，然後拉住对方敲诈钱财，外地单身旅客不敢和他们认真，白白被他们敲诈。上海市除扬浦区外，所有市区都发现过这样的眼镜蛇诈骗黑帮。专业诈骗公司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香港“中国通讯社”报道：广西省北海市最近破获一个名为“中国右江探宝顾问部”的诈骗黑帮。该黑帮包括来自广东湛江、廉江、广西钦州、龙州、防城等二十五个市县的成员三百多人，名正言顺地挂着大招牌。他们声称：国民党撤离广西前，曾将大批美元、黄金秘密收藏，如果挖掘出来献给公家，每人可分得几万甚至十几万元奖金;凡参加探宝的，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由有关部门安排工作;愿者每人缴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人民币均可参加探宝。这个团伙利用上述欺诈手段已骗取到人民币四万多元。从九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起，该帮派的成员二百多人集中在北海市皮肤医院进行探宝训练。训练的项目都是为盗窃、盗墓、抢劫等收集情报。他们计划在一个月後，将其全部成员分配至大陆各地进行所谓探宝、献宝活动。北海市公安机关於三月三十日将该团伙成员全部抓获，为首的份子叶作被、庞跃富等被收容审查。投其所好，利用热门话题诈骗。一九九一年《文汇报》报道：上海一些诈骗黑帮训练他们的成员，利用与市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房屋分配、装煤气、装电话、报户口等骗取钱财，这已成为当前诈骗案的新特点。上海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九一年上半年批准逮捕的诈骗案件二十五件三十三人，其中利用上述“热门事”行骗的竟占一半以上。⒈利用配房行骗。中华造船厂工人李祖宏，利用同事顾某住房心切的心理，吹嘘自己认识厂配房领导和某区区长，能帮助配房。骗取顾某信任後，以找人铺路、向区长送礼及购买房屋建设债权为名，骗得被害人财物折合人民币三千元，挥霍殆尽。⒉利用安装电话行骗。上袜二厂工人胡运波看见李某台子上有一张安装电话的登记卡，便谎称其父在电话局工作，能解决电话安装问题，并主动提出帮助李某安装电话。次日下午，胡假冒电话局营业室的老徐，打电话给李，称“小胡所托之事已办好”。过了几天，胡对李称：“今天要将电话安装费付到电话局去”，随即拿了李某给的人民币一千八百元及两条“万宝路”香烟，带李到电话局营业室外，让其在外边等候。胡从营业室出来後，谎称“你的电话安装费已付，发票、电话机到星期五再给你”。随手给了李几张在营业室内拿到的电话用户违章处理单来证明“确有此事”。⒊利用装煤气行骗。无业女青年徐一敏，因诈骗释放不久。她看到液话气紧俏，便谎称其叔父是某党校校长，能搞到液化气，一批十只，付款後一次性提货。徐以代购为名，先後骗取陆某等人人民币五千四百元。⒋利用报户口行骗。无业妇女夏招娣，得知被害人陈某正为妻子的农村户口迁入本市伤脑筋，便谎称其表姐在市公安局工作，有办法报户口，并以付户口办理费和向市局户籍科长“官杰申”送礼为名，先後六次骗得陈某人民币五千八百二十元以及西装羊毛衫等物品。⒌以支援灾区为名诈骗。一九九一年夏天，上海市川沙县发生一起以支援灾区为名的诈骗案件。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市郊川沙永新毛巾厂匆匆赶来四位陌生客人，声称要急运一批物资去安徽灾区。他们指名要十万条毛巾，并要求厂方“急灾区所急，急事急办”。因来者有熟人陪同，且持有上海“颛桥工业公司经营部”公章的合同、期票及印有部队番号的卡车，故厂方深信不疑，当场调拨毛巾五百箱即十万条装上卡车，同时还盖上油布，贴上“救灾物资”字条。来人接着堂而皇之将货物运走。第二天，永新毛巾厂在电话询问中发现所谓的“颛桥工业公司经营部”早在两年前就已关闭，方知上当。经上海警方侦察，终於在市区香烟桥路小学校办工厂找到了被骗的十万条毛巾，但是四名诈骗犯已逃之夭夭。据悉，这个黑帮以各种名义诈骗过大量财物和现金。河南省信阳县公安机关一九九一年十月也破获了一起打着到灾区招工的旗号，进行诈骗活动的犯罪黑帮。他们自称是卫辉市公安局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人员，手持各种证件，声称到灾区招工。当地群众信以为真，纷纷缴款报名，从而使他们骗取大量财物。老军长成了诈骗黑帮的书记内外勾结，国家干部卷入诈骗黑帮的越来越多。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广州市工商银行万福路办事处和第二营业所先後收到由哈尔滨工商银行南四道街办事处填发的两份汇票，金额分别是二十万元和十万五千元，并须当天解付，然而，经哈尔滨工商银行查证，该行南四道街办事处根本没有填发过上述汇票。後来发现，该案是由叶华、蔡鸿、徐志庭等诈骗黑帮所为，其中叶华是九江银行东门分理处副主任，此前他已贪污公款十多万元。经济纠纷和经济诈骗在大陆司法界往往混淆不清，也就给诈骗黑帮提供了更广阔更安全的空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标的额在一百五十万以下的，一般不受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案件，有的已积压了三年之久。後来法院调来一位“司法强人”王常营，情况才有所好转，但王院长也只能是组织人加班加点，却无力遏止社会上猖獗的诈骗。涉及诈骗案的不仅有一般干部，还有官至部长、军长的高级干部。北京军区一位老军长，就当过一段时间的诈骗黑帮的党委书记。这个黑帮的帮主叫刘先其，原来是郑州铁路局的采购员，他私刻公章，伪造了一个“中国能源经济技术开发局”（简称“开发局”）的单位，并打通关节，挂靠在国家科委名下。为了方便，他又聘请北京军区一位老军长当党委书记，而且成立了党委书记办公室。事实上这个“开发局”只有老军长一个人是党员。有了这些牌子，他们就打摇大摆地出入党政机关，参加重要会议，取得经济情报，他们的分支机构都成为处级单位。刘先其还设立了保卫科，非法购置了电警棍、手铐等警械。他们四下里网罗人员，不问来历，只要缴纳一定的集资费，便发给国营单位的工作证，委以经理、科长等职务。该局下属的岳阳分公司，就有科室十七个，有正副处长、董事长、总经理十七人，正副科长五十九人，成员发展到二百二十八名，其中二百二十一名是来自农村的盲流，这些盲流中有半数以上是劳改释放人员，诈骗惯犯和负案在逃犯。该公司打着国营企业的招牌，利用低价提供紧俏商品为诱饵，吸引各地与之签订合同，骗取了大量钱财。被他们骗去的货款达到八百万元，案发後至今还有三百多万元无法追回。他们的诈骗手法有两个。一是以“货到付款”、“串换物资”为名，骗取货物後又拒付货款或压价处理。八九年元月十日，中能商场保卫科科长黄春生，从福建晋江副食品二十五厂骗来价值十九万余元的龙眼罐头，随即用盐水将瓶口盖锈蚀，然後以质量不够为借口，拒不付款。二是以经销、代销紧俏商品为名，买空卖空，骗取对方货物或者定金。八八年九月，中能物资公司副董事长李秋庭，在没有任何货源的情况下，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工业物资供应部签订了提供价值一百二十七万元钢材的合同。为骗取这笔巨款，李带着对方到市物资局金属仓库看货，诈称该公司的钢材为自己所有。对方不辨别真伪，又被其营业执照上注册的五百万元资金和国家级企业所迷惑，便如数将款汇出，结果上当受骗，至今仅追回四十万元。一笔笔巨款落入这群骗子手中後，即刻被私分挥霍。中能商场经理彭继银从山东骗得价值八十八万元的葡萄酒，销出後所获巨额款项全部装入自己腰包。八八年十一月，物资公司总经理助理马克凡，以进货为由，从公司帐上提走十五万元，转而存入私人户头。短短一年多时间内，这伙骗子就分占了价值一百七十八万元的钱财。他们用於行贿的钱财，一年之内就达四十七万元。一九八九年五月，中能局长刘先其为岳阳中能挂靠问题疏通关节，一次就用去两万元。许多企业被岳阳“开发局”诈骗後，蒙受巨大损失，有的被迫破产关闭。江苏省三位农民办的小工厂生产的价值两万多元的双层电炉，被该公司骗走後不得不破产，这些农民去给该公司的经理磕头，都没有用处。贵州省普定县粮食局以十六万元救灾款在该公司采购粮食，结果粮食都无影无踪。现在这个诈骗公司是完蛋了，但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认可的厅局级单位？为什么破绽百出的骗局次次可以得逞？为什么办理手续一路绿灯？除了人们的轻信之外，他们行贿用的那几十、上百万块钱恐怕最能说明问题。没有白道的帮助，黑道是不可能这样猖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