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如何发现“潜规则”与“血酬定律”

       核心提示：采访结束，他隐约触到那个处处可见却摸不着形状的东西，当时，他称之为“内部章程”。“那是我第一次努力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在，知道它如何运行，它的支配范围是什么，但是就是表达不好。‘内部章程’这个词不够，我发现这是一个规则，各种词组合来组合去，最后就成了‘潜规则’。    潜规则的概念随之而生：“在正式的制度、冠冕堂皇的法规和道德信条之下，支配社会运行的另外一条新的规矩，这条规矩跟道德原则有一些冲突，不能明说，要悄悄地隐蔽起来。”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中国黑煤矿所引发的矿难事故，以及因事故而起的赔偿纠纷，不时见诸媒体。吴思很好奇，他希望能从一个更独特、更冷静的角度给予解释。于是，他开始计算煤炭工人的命价问题。“关于美国煤炭工人的命价，中国煤炭工人的命价，还有血和汗的兑换率。就是血酬的计算。”把他的“血酬定律”推广开去，吴思提出了“血酬史观”。

 

吴思（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华儿女·青联刊》2009年第9期
作者：张莹莹　童妮燕，原题：《吴思：探寻历史“潜规则”》        吴思在《农民日报》的同事刘江波曾说，吴思是“都市里的文化隐者”，他虽然有很多朋友，但其实是个离群索居的人。吴思的“离群索居”，在于他除了必须，尽量减少各种社会交往。“我太缺时间了。书看不过来，东西写不过来，事忙不过来。”
       现在吴思每天7点半起来，每星期一三五，吃完早饭走到单位，忙乎到12点多，中饭，下午看书、做笔记，到晚上五点半回家，买菜做饭，看着《新闻联播》把晚饭吃下，再接着看杂书，处理一些网上来信来稿。若是周二四六日，他不用上班，就上午处理来信来稿，下午游泳，周六周日去看爹娘。       听起来，这实在是乏善可陈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的吴思，习惯了用简单的四则运算来探求事物内在的驱动力。“你想看清楚一件事，老老实实地说它，最后肯定落到计算上来。”他这样认为，却不知道自己这几道算式，给世人带来多大冲击。
一个努力除惑的“糊涂人”        2001年，吴思的《潜规则》公开发行，最初并不是一本畅销书，却在2006年底“张钰事件”中被广泛引用，成为人人皆知的概念。2003年，《血酬定律》出版，吴思由此“计算”出中国煤炭工人的命价，以及血和汗的兑换率。由此生发，吴思将这种计算推广到更远的层面，他说，他看透了历史。       “把历史看透”的吴思，却不能像外人想见的那样，对历史变迁冷冰冰。他每每有真情流露。他曾写到海瑞，抄录一些史料，抄到江边上百里的民众夹道送灵时，大哭起来。那时，他想到老百姓很清楚某人的真实价值，却只能被动接受，听凭运气的安排，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吴思说，如今他进入史料，仍然会有这样的感情流露，即便他的逻辑已经无比清晰，但“语言句子的节奏像诗一样，使你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        看惯了一治一乱、螺旋重复的历史，吴思也有一些谨慎的悲观，然而什么也不能摧毁他的清晰与冷静，他就好像站在历史潮水旁边，微笑着看着它经过，心境从容自得。他说话声音有点细，语气总是柔和，时而有“狂语”，却被他谦和的态度化解大半。        然而52岁的吴思，是如何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世事洞明？他说，自己是“通过糊涂来达到”。“看到一件事，看不明白，还想弄明白，就折腾来折腾去，一会儿明白一点一会儿又糊涂了。一直到了40多岁，四十而不惑，才开始渐渐惑少了，明白多了；到50岁知天命了，才觉得在根本点上明白了。要想不那么糊涂，一个是熬时间，就按照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路子走；一个是还得努力去除惑，稍微不努力点50岁还糊涂着呢。”其实，他觉得自己“有点傻”，傻了那么多年，找了一个角度顺着钻进去想才想通了点儿。“这是脑筋不转弯、迟钝的结果。”        这段时间，吴思着力关注改革开放30年。他觉得自己有点慢热，总是赶不上时下的风潮——改革开放30年这个主题是2008年的热点。他打算花两三个月把这段思考告一段落，转头回去重新构筑他的血酬史观：“先把6层楼盖起来，再在附近弄几个草棚子，凑起来弄个完整的院子。”这个院子，就是他的“血酬史观”，现在才刚把楼盖到第四层。待这事停当，吴思将要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顺着这个利害计算的路子看历史，“乱撒网，捞到什么是什么”；一个是开辟新领域，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史，看看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两件事都想干。”他说。        这时，你才会发现，温和如吴思，内里有诸多解决大问题的动力与能力。
潜规则与血酬定律        1974年，高中生吴思曾在当时最火红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置身群众之中，吴思干劲十足，却发现周围的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偷懒，做私活，往家里拿东西。有个热心的师傅提醒他：不要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过于简单了。吴思追问：那实际是什么样？复杂起来是怎么样？我怎么把它看简单了？        师傅当然不会回答他。17岁的吴思已经能感受到背后存在的东西，但还不能确切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两年后的三月，吴思高中毕业后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梦想着带领群众多干大干，还曾写了几句热血沸腾的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        然而，当满腔热血的吴思深入田间地头，却发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下乡插队之前，吴思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插队后，他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第一次效果不错，吴思对大范围实施义务劳动满怀憧憬。他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毫无疑问，吴思的路子在当时非常前卫。正当他摩拳擦掌要大干快上之时，却在三四次后发现主动参加义务劳动的人只剩下自己。        “从离开农村上大学到现在，潜意识里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与其说是关注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希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出准确解释。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原有价值观崩溃后重新站起来，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插队两年对我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30年前的失败，仍在对失败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高浓度地包含普遍性。”        在这些挫败里，吴思开始了思考。那时他在《农民日报》任记者，接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某地区农业部门领导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现在回想，那是计划经济下“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中。那时的吴思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敏感而执著，当即前往当地进行调查，满以为那些条子天生带有见不得人的特质，却惊讶地发现，它们像公文档案一样保存完好，没有任何对见光的恐惧。        采访结束，他隐约触到那个处处可见却摸不着形状的东西，当时，他称之为“内部章程”。“那是我第一次努力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在，知道它如何运行，它的支配范围是什么，但是就是表达不好。‘内部章程’这个词不够，我发现这是一个规则，各种词组合来组合去，最后就成了‘潜规则’。”        潜规则的概念随之而生：“在正式的制度、冠冕堂皇的法规和道德信条之下，支配社会运行的另外一条新的规矩，这条规矩跟道德原则有一些冲突，不能明说，要悄悄地隐蔽起来。”        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中国黑煤矿所引发的矿难事故，以及因事故而起的赔偿纠纷，不时见诸媒体。吴思很好奇，他希望能从一个更独特、更冷静的角度给予解释。于是，他开始计算煤炭工人的命价问题。“关于美国煤炭工人的命价，中国煤炭工人的命价，还有血和汗的兑换率。就是血酬的计算。”把他的“血酬定律”推广开去，吴思提出了“血酬史观”。

“我看透了历史”

        “血酬史观”凝聚了吴思对历史的辨识与思索：他认为用这套史观，能够解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解释治乱循环。他说，自己这种历史理论和框架，与大型文明的自身经验相吻合。“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血酬史观体系是血酬定律的一种延伸和更完整的构架，可以这样理解吗？        吴思（以下简称吴）：对，血酬定律只是血酬史观的一个定律。每个理论体系应该有好几个定律，比如牛顿力学就有三大定律。血酬史观是解释暴力集团主导的那个社会时代的历史观，里面有好几个定律，血酬定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我对血酬定律有更准确的描绘。        青：如何准确？        吴：有三个要点。第一点，血酬的定义是暴力集团卖命带来的收入。这就排除了几项，比如说挖煤、狩猎等，仍然可能付出生命，但那不是暴力抢劫，那是生产行为。必须是暴力集团，像军阀土匪的那些人，他们以暴力掠夺为生存策略，获得的那份生存资源，才叫血酬。        第二个要点，血酬定律是在血酬大于成本的时候，暴力掠夺出现。详细说，就是成本是什么？包括良心怎么计算，正义感怎么计算，流血和流汗之间怎么兑换。        第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和使用价值，只转移财富。这就决定了暴力集团一定要和生产集团打交道，处理和生产集团的关系，那就会走无规则、潜规则之类的道路。        青：您刚才提到，血酬定律中成本的计算，有良心和正义感的计算、流血和流汗之间的换算。这些也有具体量化的办法吗？        吴：都有。我前年最后写的文章，就是关于血和汗之间的兑换，最后发现中国人兑换的系数是1：1.83，折寿一年相当于流汗辛辛苦苦工作1.83年，就是一年零10个月。你是辛辛苦苦用一年零10个月去挣16000块；还是睡一觉，在你的预期寿命70年中花去一年？这是血汗替换的一个转折点。        青：这个系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吴：我的基本依据就是统计年鉴、劳动年鉴等，那里面有很多很多数据。2003年，中国农民工挖煤的死亡率是3.98‰。如果干同样辛苦的活儿，比如，建筑工地的打工者，他们的死亡率是0.08‰，两者死亡率相差3.9‰。干的活儿差不多，社会地位也差不多，下井挖煤比在地上打工多挣2500多块钱。那么，我就认为这2500多块钱就是对那个3.9‰的死亡率的补偿。这样很容易算出来，3.9‰的补偿是2500块钱。那百分之百呢？一条命就是667000多块钱。        在2003年，中国下井工人的平均年龄是30岁，也可以大体估计死者的平均年龄是30岁。这一年中国男人的预期寿命是70岁，损失了40岁，用667000去除，每一年的寿命是多少钱啊？就是16000多；如果打工，要挣一年零10个月，也就是打工一年零10个月流的汗相当于折寿一年。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血酬定律从血酬大于成本的时候，暴力抢劫发生。而成本又包括人们良心的计算、同情心的计算、正义感的计算、血汗替换的计算等等，这是一系列生命成本的计算。        青：我看到一些网友对您的书的一些看法。有网友说，看了您的书觉得很绝望，说自己没有钱也没有权，人生似乎就是一个死循环。不知您怎么看？而依据您总结出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您对整个社会的看法是不是也变得悲观了？        吴：不是。我觉得，如果说潜规则或血酬定律所描述的那种现象是一种病态，就等于是我发现并揭示了这个病根。就像瘟疫一样，以前人们说瘴气，瘴气你怎么对付，这没法儿说。但你说它是疟疾，是由蚊子传播的，我们就知道怎么对付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就是把模模糊糊的瘴气变成了疟疾，病因找出来了，实际上，这离解决问题更近，而不是更远了。        而从个人来讲，我们的生活也并不完全跟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有关，就算是封建时期的农民，每年要交一定的皇粮，但之后剩下的还是你份内的安排。你不能因为有一些损失，就觉得生活绝望了，你的生活依然可以很丰富。另外，你一旦发现有这么个东西，就能更清醒地存在，是跟它硬抗，还是屈从，还是避开，就多了一些选择。所以，从个人来说，也并不比过去更灰暗，应该说更加明晰。        青：有学者把您归为一元论者，说您将过多的问题归于血酬。在您理论中的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多地寻找生存资源，而有些人为追求民主、自由和生命的尊严而放弃生命，这是不是解释不了呢？        吴：解释得了。首先，一元论这个没错，世界的根源是什么？从单细胞生物开始就能看出来，它趋利避害，物竞天择，最后才能一代代进化而来。无非是怎样定义这个利和害。        刚才说到血酬定律计算的时候，说到血酬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暴力抢劫就发生。成本的第一项算的就是良心，就是正义感，问题就是它是不是占支配地位？我觉得，人首先是有精神、有良心、有道德的，我从来没有否定这个，无非是给它一个合理的位置。        青：考察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和经济，对当下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政治，说到底，都是对上负责的政治，一层一层对上负责。做个生物学的比喻：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个“天”是上级，作为一个整体的上级，它逐步筛选，选上来的大概都是听话的、能干活儿的。但如果这个领导不正派，几轮下来，这个人就越来越会看颜色，钻营算计。如果是皇帝，还有些底线，因为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要有利于这个朝代的千秋万代，你这人不能是败家子；如果谁都是代理人，没有长远的主人翁意识，选出来的人都是为了临时利益，越来越鼠目寸光，越来越注重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从不去解决核心问题，这样几轮下来就更糟糕。如果是民主社会，物竞天择选出的这个“天”就不是一小群人的利益代表，而是整体人民的利益代言人。他们也出活儿，但不是给个人谋私利，而给整体谋福利。        要说中国历史上政治提供的基本经验，就是“官选”这条路最终必然走向衰亡。而民选则是健康的、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        青：就当今社会而言，您认为最要紧的是什么？        吴：最紧迫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经济方面问题解决得很好，建立了一个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市场体制，虽然还不完善，但总体来说比30年前好多了；但政治上类似的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这个机制通俗言之就是对老百姓越好官位就越高，升迁得就越快。现在还差这么一关，必须赶紧把良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