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后，我国“年产”男光棍120万--洛阳晚报--河南省第一家数字报刊

调查显示，全国28个省份每村平均9个男“光棍”，平均年龄41.4岁，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
3年后，我国“年产”男光棍120万
据 《法制晚报》

在被调查的全国28个省份300多个行政村中，平均每个行政村至少有9个男“光棍”，平均年龄达41.4岁。
近日，记者从国内权威人口研究机构——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获悉上述内容。
调查组分别对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展开调查，被调查村落统计在册的大龄未婚男性（调查中特指年龄在28周岁及以上、从未结过婚的男性）共3362人。
人口学专家分析，经济条件落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专家预测，2013年之后，中国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比例将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
“光棍”·数据
28个省份
每村平均9个男“光棍”
这份报告为《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
该项调查分别在28个省份进行，几乎涵盖了我国各个地区：西部的陕西、贵州、甘肃、四川等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等省份，东部的沿海地区等省份。
调查组成员介绍，调查中大部分行政村的“光棍”总数是不完全统计，未包含个别较偏远自然村的“光棍”数量， “平均每村有9个男‘光棍’”的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低估的。
但调查人员同时表示，调查分布已很广泛和全面，各省的被调查村庄不仅仅代表单独一个村庄，大致能够代表整个省份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该省份的一个缩影。
专家称，“百村调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东、中、西部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总体特征和区域差异。
要全面研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社会后果，尚需利用覆盖全国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光棍”·地区
西部数量多 东部年龄大
调查结果显示，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西部地区平均每个行政村为10.3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的7.35人。
另外，男“光棍”发生率反映了每个行政村的大龄未婚男性聚集程度。
从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聚集程度来看，西部为3.21%，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的2.26%，表现的总体趋势是“光棍”聚集程度由东至西逐渐递增。
西部不仅“光棍”数量多，而且大龄未婚者的平均年龄要小于东部，从具体年龄来看，西部的大龄未婚者平均年龄39.65岁，明显小于东部的43.87岁和中部的42.61岁。
专家称，出现上述情况与东、中、西部在经济、自然、人口、社会环境四方面的差异性有关。
西部地区相较东部和中部，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水平上都处于相对劣势，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拥有的资本也相对较少。
因此，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更多地集中在西部地区。
同时，西部地区28岁至39岁未婚男性比率过高，而60岁以上比率偏低，导致了西部地区“光棍”整体年龄偏低。
 
“光棍”·原因1
经济贫困 “无人敢嫁”
专家对“百村调查”的分析发现，不能成婚的男性多集中在贫困地区，这些人在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处于劣势，从而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因为经济条件落后会导致女性外出务工或外嫁，也不能成功吸引外地女孩嫁入。
这就导致很多贫困、落后、偏远地区的男性过剩，形成了一定的聚集趋势，拉大了东、西部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并对社会稳定产生潜在威胁。
“光棍”·原因2
性别比失衡 娶媳妇越来越难
专家坦言，中国男性过剩根本原因在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即使在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的情况下，依然有部分男性不能成婚。随着出生性别比变得偏高，不能成婚的男性更会增多。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至107，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对应的男婴应该大致是103到107个。
社科院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越来越大。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显示，出生性别比在130以上的省份有5个，在120至130的省份有7个。另外，农村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
全国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观念依然存在。另外，Ｂ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及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行为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如果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在120左右高位波动的趋势得不到遏制，2020年以后，婚龄男性多于女性数字将大大超出3000万，可能有四五千万婚龄男子难以找到妻子。
西安交通大学一项研究证明，2013年后，中国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将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
“光棍”·影响
加重养老负担
挤压女性地位
由于这些不能成婚的人多属于被动单身，经济社会地位低下，因此经常受到歧视。
在家庭和社区层面，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不仅不利于所在家庭的经济、心理和社会地位，也制约了社区的经济发展，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社区风气、破坏了社区治安。
据调查，在过去3年，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其中西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参与率较高、对社区的破坏性较大。
专家指出，随着1980年后出生性别比偏高造成的“过剩”男性人口逐渐进入婚龄，性别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将日益凸显。
由于中国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传统的家庭养老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是中国人主要的养老方式。然而，由于目前很多大龄未婚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女，给未来自身的养老及其父母的养老带来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另外，“错位婚姻”如“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有可能大量涌现，10至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可能严重，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的生存发展将更加边缘化。
应对
政策
◆增加大龄未婚男性的成婚概率和自养能力，有效缓解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向西部地区的聚集态势
 
◆关注大龄未婚男性的性交易等非正常渠道性行为，降低大龄未婚男性性行为的风险程度，缓解男性婚姻挤压对地下性产业的刺激及其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压力
应对
政策
◆改善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外来媳妇”的经济条件，促进大龄未婚男性及“外来媳妇”更好融入社区生活
◆加快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专家支持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靳小怡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杨雪燕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讲师 姜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