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挂过几幅毛主席的画像？

天安门上毛主席挂像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历程。到底挂过几幅毛主席画像？众云纷纷，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近年来一直探寻这个答案，四幅还是五福？
一共挂过六幅毛主席画像
经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肯定的讲不是四幅，也不是五幅，而是六幅毛主席画像：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是第一幅；1950年5月1日是第二幅；1950年10月1日至1952年10月1日是第三幅；1953年10月1日至1962年10月1日是第四幅；1963年10月1日至1967年5月1日是第五幅；1967年10月1日至今是第六幅。
1950年5月1日的第二幅，只挂了一天
为了更确定这个历史事实，2009年7月20日，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特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毛泽东生平研究组组长、资深毛泽东研究专家高风，毛主席的随身摄影师、原新华社新闻组组长钱嗣杰，毛主席贴身卫士田云毓、周福明，毛主席生活管理员吴连登，毛主席警卫员、8341部队一中队的陈长江、曾文、王明富等共同座谈，他们看着一张张当年悬挂着毛主席像的天安门城楼照片，及由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请毛主席标准像画家邹起奎根据天安门挂像绘制的六幅主席画像，回忆当年跟随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情景。田云毓老人并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证，高风老人指着1950年5月1日的悬挂毛主席像的天安门城楼照片说：“这是只挂了一天就换了的，这么多年被人们遗忘了，应该恢复。这六幅像是真实的，应该告诉人们，永远铭记开国主席毛泽东！”（本段文字由“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编辑提供）

49年的第一幅

第二幅：1950年5月1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仅挂了一天）

第三幅：1950年10月1日至1952年10月1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

第四幅：1953年10月1日至1962年10月1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
2楼 [风和月] 发表时间：2013-09-29 09:57 [回复] [投诉]

第五幅：1963年10月1日至1967年5月1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

第六幅：1967年10月1日至今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

这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绘制者是当时国立艺专（后改为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讲师周令钊领其学生陈若菊等人，仅用二十几天赶制出来的。主要参照中共七大时所采用的主席像，身着军装，头戴八角帽，还保留着战时的着装特点。

1950年5月1日改用了这张画像。当时中央认为，新中国已经成立，毛主席的身份已经由原来的军队统帅成为国家元首，所以毛主席肖像应脱掉军装。此像的绘制者是胡乔木给请来的辛莽同志。辛莽接受任务后，找到从解放区来的左辉和张松鹤，三人共同宪成此事。但五一过后，便有人提意见：说毛主席仰面朝天，显得目无群众的样子，所以这幅肖像只挂了一天就被摘下去了。

由于上一张主席像有人提意见，辛莽几人又挑选一张主席基本正面、双眼平视前方的照片，抓紧绘制了这幅毛主席画像，挂出去以后，大家反映不错。此像从1950年10月1日挂到1952年10月。1953年又改为下一幅。
3楼 [风和月] 发表时间：2013-09-29 10:01 [回复] [投诉]
上面的主席像挂了3年之后，中央有关部门召集30多名画家进京，组织绘制马、恩、列、斯、毛、朱、刘、周等领导人画像。当时中央工艺美院著名肖像画家张振仕，通过审查，担任天安门城楼主席像的绘制工作。从此，张振仕带领学生金石、张孝友以及王其智等人，连续11年担任主席像的绘制工作。这张完全正身的画像，从1953年10月1日一直挂到1962年10月1日。

1963年10月1日又换成这幅主席像并一直挂到1967年5月1日。1964年，张振仕由于年纪大了，退了下来。主席像的绘制工作，从此改由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王国栋负责。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说这张画像上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

1967年10月1日以后，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挂的是这幅全正面的毛主席像。绘制者是王国栋。

1967年10月1日以后，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挂的是这幅全正面的毛主席像。绘制者是王国栋

这是1950年5月至9月期间，画家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工作现场。中间正在作画的人，估计就是辛莽同志了。此人后来担任北京市美协副主席，1991年退下来，2007年1月8日在北京去逝，享年91岁。这是60年前的一张黑白照片，主席像尚未画完，看不出效果。
毛泽东的15个经典比喻
毛泽东谈话和写文章时喜欢“打比方”，他的许多比喻信手拈来妙趣横生，令人叹为观止。现列举其中极为经典的15个例子，让我们共同领略一下一代伟人的炉火纯青的比喻艺术。
一：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第二次到安源煤矿。在专为工人子弟办的一所日校里，毛泽东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的夜校课堂上，运用了“打比方”。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的合义就是“工人”。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二、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在为学员讲授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中，他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边讲边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然后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他接着说：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三、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他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毛泽东的一番话，澄清了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提高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认识。
四、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结尾在展望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时是这样写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样的语言尽管极富诗情画意，却一点不朦胧，因为那些意象全来自百姓的生活，人民大众一听就懂。
五、毛泽东1930年的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在谈到“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个论点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许多同志一时不理解。毛泽东在为抗大学员讲课中，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教育大家，讲了一个“毛驴上山”的比喻。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又要联合又要斗争。刘继兴认为，毛泽东的讲课发人深思，一方面使干部、学员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了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结合国内政治斗争形势，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大激发了抗战的热情。
七、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时候，曾妙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
八、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参加第一期党校培训班的营以上干部作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这次出去，要能够团结广大党外群众。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那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丰富，生动具体，不时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九、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反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十、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曾在秘书王炳南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立夫。寒暄后，毛泽东又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说那是国共两党的“一段蜜月期。”陈立夫说，那段时期正在美国读书。毛泽东接着批评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说：“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陈立夫则表示，这都是过去的事，无须再提。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国民党在过去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国共和谈，愿意“尽心效力。”
十一、还是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应《大公报》邀请，和周恩来等来报社作客。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
十二、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即将取得抗日的全面胜利，而党内还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用了打扫房子和洗脸两个日常生活例子作比喻，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他用“房子”和“脸”来比喻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用“灰尘”来比喻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用“打扫和洗涤”来比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说理既透彻深刻，又浅显生动。
十三、1951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与文朋相聚。当他看到新闻署署长胡乔木与出版署署长胡愈之在谈笑时，便雅兴顿生，遂作一联。联曰：“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请众人续对。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趣味比喻和精巧构思所折服，纷纷苦思冥想，却无人能对，一时传为佳话。
十四、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十五、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妙喻：“两个拳头，一个屁股。
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
文革时期的伟人毛泽东(高清版)
2013-12-20 22:25:47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钱嗣杰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8月1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纪实图文新书《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新书发布暨签售会。
《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的两位作者分别是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钱嗣杰与红墙女作家顾保孜。这本书收入的一百余幅毛泽东“文革”岁月的珍贵照片，分彩色、黑白两种精印，百分之九十内容属于首度曝光面世，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其丰富的内涵，有进一步发掘的信息价值同时其鉴赏价值也不可估量。翻看这些珍贵老照片，回味当年风云岁月，领略毛主席伟人风采和他的独特魅力。网友看完后，激动不已，称赞毛主席“好有范儿！”。

书中收录的毛泽东影像除了在公共场合的照片，还有不少私下生活场景的瞬间。该书封面选用的是一张拍摄于1969年的毛泽东彩色照片：暗夜中，他坐在专列车厢里，手持雪茄香烟，神色凝重，目视窗外。
书中，钱嗣杰回忆了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检阅武汉市第十一届游泳比赛大军时的情景：起初毛主席一直站在快艇上向游泳健儿招手致意，直到快艇与游泳队伍越来越远时，毛主席要求把快艇开到江中去，他要畅游长江。钱嗣杰起初坐在后面的一艘小木船上一直跟着主席拍照，后来一些会水的工作人员听到毛主席在江中高喊邀请大家一同下水畅游时，都纷纷跳了下去。钱嗣杰心里痒痒，也放下相机，一头跳进水里游了起来，与大家一起围绕着毛主席，形成了一个保护网。当然，他并未忘记自己的工作，游一会儿又爬上船再拍摄照片。钱嗣杰说：“毛主席在长江中畅游了1小时5分钟。游罢上船，我和其他同志都或多或少感到有些肌肉酸痛，但毛主席看上去毫无倦意，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直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聊天攀谈。”






1965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陈家山看茶花

1965年井冈山群众热烈欢迎毛主席回到井冈山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右一为井冈山管理局局长袁林、右三为汪东兴)

1965年5月在井冈山

1965年7月8日，毛主席在井冈山漫步

1965年7月毛主席会见李宗仁夫妇

1965年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东湖宾馆



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机场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9月，毛泽东在南下途中




毛泽东一生中有哪三次军事失误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等人的合影（资料图）
毛泽东指挥过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是不是百战百胜呢？其实不然，在内战中，毛泽东有三次失误：
失误之1
第一次失误是1946年初，在对形势是向战争还是向和平过渡的判断上，毛泽东过于乐观，对和平肯定过多。
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曾一再说到，如果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不能成功的话，美英苏可能出来干涉，干涉后还可能出现和平。毛泽东过去直接同美国打交道的次数不多，况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英和苏联总体上还是合作的。因此，毛泽东觉得经过美英苏三国的共同努力，是可以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
此外，该失误还表现在决策上，比如部队复员多了些。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双方军队整编方案；3月6日，毛泽东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解放军共有130多万人，两期复员，就只剩下40多万。因此，晋察冀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够得力。
失误之2
第二次失误就是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从力争打胜仗以争取和平的观点出发，布置了南线和北线作战，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
南线计划，通常被称为三军进击津浦路，即晋冀鲁豫、山东、华北三支部队在津浦路两侧作战，第一个阶段以山东野战军打徐州到蚌埠之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打陇海路的开封到徐州段；华中野战军打蚌埠到浦口之间，然后再视情况晋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战。这个计划是进攻性质的，但当时三军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到外线去。
南线计划制定后，粟裕说，根据他手上的兵力，到淮南作战（蚌埠到浦口段东西地区）有困难。所以他建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时，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毛泽东听到这个建议后，告诉陈毅，你们先停一停。
后来，毛泽东说，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在政治上更主动，同时还可以看出敌人的弱点。因此毛泽东对粟裕说，你们就在苏中打，苏中打了胜仗，对其他地区作战配合作用很大，其他计划先不考虑。到了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哪里能打胜仗就在哪里打的想法。
1946年7、8月份的苏中七战七捷更使毛泽东认识到实行积极防御的利处。10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三个月总结》中明确指出：过去三个月，已歼敌25个旅，今后要继续按照现在的办法打下去，歼灭敌人第二个25个旅，“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失误之3
第三次失误是1948年初，毛泽东要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挺进江南。
1947年7月至9月，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到10月全面展开，使蒋介石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中原，中原出现了僵持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泽东要求粟裕准备带领三个纵队渡江开辟新的战场。
1948年4月18日，粟裕慎重考虑后建议中央暂时还是留在中原地区打仗。因为这时根据地已逐渐巩固，并开始打一些中等规模的战役。所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要粟裕和陈毅再研究一次。5月初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批准了粟裕的意见，放弃了原先下江南开辟新战场的计划。
当时，毛泽东想让粟裕南下深入蒋管区的计划是不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的。第一，江南多水网地区和山区，不像在中原地区那么容易活动；第二，中原地区已经由我军经营了几个月，逐渐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江南则没有；第三，中原作战可以依托后方的支援，江南则远离后方，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发动群众、经营地方的过程；第四，原来中原战场蒋军的有些精锐部队到江南后因受装备限制，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不一定会跟着到江南。不过，幸好毛泽东及时纠正，这次失误并未造成大的损失。（《领导文萃》）
12任美国总统如何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临终前写下的最后七个字
毛泽东生前写下的最后七个字是什么？什么是他在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呢？ 1976年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年留下了很多。这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2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8月3日的来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这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七个字。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七个字。“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据后来专家推测，毛泽东指的国内问题一是接班人华国锋能否稳定政局的的问题，二是邓小平的问题，三是文革会不会在他逝世后被否定？四是唐山大地震的灾区重建问题？五是江青会不会闹事？
1976年2月至5月，毛泽东仍抱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5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6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
4月30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了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失声痛哭 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1月8日在北京病逝。这天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我曾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一只手拍拍略微跷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
7月6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毛泽东嘱咐要办好后事。9日和10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8个多小时了。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
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为何评李世民“聪明一世 懵懂一时”
毛泽东在延安为何“有轿车不坐”
身边人眼中毛泽东对谁的愤怒远胜于对蒋介石
毛主席书法真迹大全(36图)

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1941年冬）

为吴伯箫题词(1938年9月)

为艾生题词（1938年）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题词（1938年11月）

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1939年2月7日）

为陈醒民题词（1939年4月18日）

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1939年4月）

为抗大题词（1939年4月19日）

为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题词（1939年6月1日）

为蒋灿题词（1939年7月）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展览会题词（1939年12月9日）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1939年）

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两周年题词（1940年）

为儿童节题词（1940年4月）

为“五四”青年节题词（1940年）

为叶志强题词（1940年7月1日）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词（1940年7月）

为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王仲方等几位青年题词（1941年春节）

为儿童节题词（1941年4月）

为纪念儿童节题词（1942年4月）

为生产英雄惠中权题词（1943年1月）

为严炳武题词（1943年）

为王燮权题词（1943年）

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个人生产展览会题词（1944年5月）

为禁止讨论政治话题战争胜利题词（1945年9月）

录鲁迅语（1945年10月）

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1946年4月）

为朱德题词（1946年11月）

为徐特立题词（1947年1月）

为张天义题词（1948年11月30日）

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1949年）

为《中国儿童》杂志创刊号题词（1949年10月）

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1949年9月23日）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1949年9月29日）

为哈尔滨市团代会题词（1950年2月27日）

为《北大周刊》题词（1950年4月21日）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会积重难返。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同时他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做到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毛泽东生平最痛恨贪官污吏，建国初期亲自批出尚方宝剑，痛斩政府高层贪官张子善和刘青山。
毛泽东是怎样处理礼品的？
掌上延安 2015/09/15 10:24
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当官的不打送礼的等等，都是中国的古训。可见中国的送礼文化源远流长。送礼行为在历朝历代都是痼疾，而且总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两袖清风的毛泽东对礼品的处理方式很独特也很感人，值得每一个手握权柄者好好学习。
解放初期，地方上常常向北京送一些土特产，请中央领导同志品尝，以表达心中的敬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召集各省的书记、省长等负责人在小会议室开会。他说：“我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找你们来谈，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可见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狠刹送礼之风，使共和国的开局荡漾着习习清风。
在大江南北巡视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早有指示：“我们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领导和同志，不要搞特殊。”他首先从自己做起，盖的、铺的、穿的、用的——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吃的、喝的，包括油盐酱醋茶，统统带上。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身边工作人员收受了地方送的水果、茶叶、丝绸等物，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立即进行整风：“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并大刀阔斧地作了人员调整。接着他又根据统计情况，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三万多元，代工作人员向有关省市作了经济退赔。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现在保存两份礼品清单。一份清单上记载了巴基斯坦总统佐勒非卡尔-阿里-布托送给毛泽东五箱橘子共九十斤，中南海供应科从外交部礼宾司取回，登记时间为1972年2月5日。第二份清单登记了1958年至1959年中外人士送给毛泽东的部分礼品，抄自中央秘书室，上面有汪东兴的签字和批示：“请张仙朋同志阅查。”
从第二份清单上看，有广播收音机、摄影软片、立体幻灯机、兔毛背心、雨衣、地毯、枕席、龙须草席、海产标本、人参、鹿茸、酒杯等物品，共计四十余种。这些礼品大部分是单位送的，也有个人送的，如1958年12月10日，唐山杨庆俭送人参两棵；1958年12月29日，甘肃谢成德送熊掌、鹿茸五斤；1959年10月17日，上海的黄正和送刻有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永久牌钢笔一支；1959年10月15日，西安的谢芝镜送象牙筷一双；1959年11月25日，香港太古船坞的杨慎德送仿古玉鲁两件，玉扁笄一件，等等。
对于送来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郭沫若送的手表等被毛泽东留下外，其余的都造表交公。毛泽东留下这极少的几件，是由于与送礼人有较浓厚的私人情谊，比如和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因为同是湘潭人，所以交往较密切，二人多次互赠礼物。1953年春，齐白石老人九十大寿，毛泽东特意送上四件寿礼；一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特制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支东北野参和一架鹿茸。齐白石先生给毛泽东送过图章、自己珍爱的书法、绘画精品、砚台等，毛泽东也仅留下砚台，其余的均上交了。
不少外国领导人给毛泽东送过很珍贵的礼物。比如1964年非洲一个国家的总统送了一个大象牙，两个人都抬不动；瑞士总统送了全金表两块。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把这两块金表给毛泽东看，问他是否留下，毛泽东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泽东，茶场的同志听说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的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只好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后来，毛泽东委托别人把这罐茶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且表示感谢。
湖南人对毛泽东有更深一层的浓浓乡情，尽管中央不允许地方送礼，但湖南人认为送点自己种的时鲜蔬菜、熏的腊鱼、腊肉、山上采的寒菌总是可以的吧，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最爱吃的。毛泽东对故乡也有一种浓浓的眷念之情，对从小吃惯了的食物时常回味，所以，对湖南捎东西的行为没有予以批评，但他坚持原则，总得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去。
据陪伴毛泽东十二年的管家吴连登说，外宾送的礼品，内宾送的土特产，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那时候，毛泽东一家子就靠他的每月四百零四点八元工资生活，常入不敷出。因此，吴连登曾劝说毛泽东，反正这些礼品是送给您的，您吃了用了都应该的。不料，毛泽东毛泽东耐心解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比如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毛泽东处置这些没法保存的土特产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是水果，送幼儿园；是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管家吴连登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每逢送来的土特产量大时，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说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燕窝之珍贵人所共知，且不说今日每500克需1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当于毛泽东一个月的工资。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转眼就到了英雄暮年。十多年后的1975年，已届高龄的毛泽东开始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管家吴连登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被他喝掉了7两。
清廉若此，试问古今中外有几人能做到？从这个角度去看，毛泽东也不愧是千古伟人！
核心提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小宽、张明林，原题：关于《跟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典籍，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多年里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内容，是我国最详细、最权威的一部历史巨著。
1952年，毛泽东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开始系统地阅读。从此时起，直到他逝世，在这漫长的24年间，毛泽东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十五史的重点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做了大量的批注。其他九史，如《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辽史》等，虽然正文没有评点，但都已经通读，并且有些内容在其他史书中相应的位置上也有评注。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曾对芦荻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毛泽东这样说，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每一部史书，基本上都是由封建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一般不去写，也不敢写。
第二，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罪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
第三，史书中的内容，也多写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第四，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占了很多，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里，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往往便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如对陈桥兵变，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读到《宋史·秦桧传》，毛泽东则点明：“宋高宗、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毛泽东虽然认为《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当然，历史事件是纷繁复杂的，要完全用某一种固定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历史问题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而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所作的诸多批注，往往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在强调理论概括的前提下，既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也注重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从对历史的了解上来变革现实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史还注意联系现实。他是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家、实践家在读书，不但想了解历史，还把它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想从对历史的了解上来变革现实。毛泽东评《二十四史》中，对于许多事件的分析，对各种人物行为、言论的评价，都是怀着让人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目的，是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而进行品读的。目的是不仅使自己受益，也使其他干部从中获得教益。
比如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时候，中国最根本的现实，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二十四史》上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在读《张鲁传》时写的长达1300余字的评语中，却联系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
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要敢于突破传统的偏见
从以上介绍可知，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是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重联系现实去品读的，这样不仅客观，而且能够从中获得经验教训。所做批注总体来说比较妥帖，具有优秀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另外，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还敢于突破传统的偏见。例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卷98《马周传》卷末的“赞”中写道：“（马）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看法，认为马周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的上奏，是继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于是批注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此本《跟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分两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辑录了毛泽东品读的原文，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品读记录；第二部分是对毛泽东品读的精华分析，为更深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提供帮助。
读此书，您不但能够快速地了解《二十四史》，而且还能从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品读中获得非凡的启迪，并因此受益终身。（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红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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