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总理真想拦林彪飞机很容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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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

  李作鹏出狱后落户山西太原。组织上要求他改名,将军不愿,经再三工作,始答应,化名为“李明”。将军告余:“李明就是明人不做暗事。”

  是时,李作鹏每月生活费350多元,与1955年授衔时差不多。李作鹏戏言,1955年一瓶茅台酒8元,350元可买43瓶茅台酒,现在350元只能买一瓶茅台酒。将军继言,现在的生活我也知足了,饭吃得饱,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比起去世的烈士,比起中国的大部分农民,还是好得多。楼下有一工厂干部,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连400元都不到,生活更困难。

  李作鹏晚年酷爱读书,尤喜读人物传记等军史党史作品。读《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作鹏曰:“毛泽东不可能那么干,我觉得毛泽东不是那种人。”读香港出版的《谁杀了林彪》,李作鹏曰:“胡编乱造!这本书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林彪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晚年编著了有关罗帅的三本书,送李作鹏征求意见。不料李作鹏竟在书上批道:“罗帅是伟大的政治家,不是军事家,在东北战场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仗是林彪指挥打的。”(大意)有人告李作鹏,1989年中央军委就公布了33位军事家,罗帅名列其中,你怎么说他不是军事家呢?李振振有词:“实事求是说,他是位政治元帅。抗日战争时在山东,我是参谋处处长,很多事情都是我处理完了再向他报告,特别是军事上的事。在东北,他身体不太好,军事上的事他过问不多。罗帅在四野口碑很好,他擅长政治工作,为人厚道,有长者之风。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说一个人坏,就什么都坏。”

  李作鹏告余,晚年已完工两部战争回忆录及两部“文革”回忆录,共100万字。有书商与之谈出书事,曰:“须改名,方可出。”将军曰:“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书商曰:“若不改名,只有送国外出。”将军对曰:“不,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存给老鼠啃掉。”书商摇首而退。

  1995年7月8日、9日、11日,余三次在山西太原采访李作鹏,2004年遂成此文初稿,并寄将军审读。同年5月4日李作鹏将修改稿寄回并致函曰:“你要写的我的逸事,恐怕目前不是时机,出版自由并无完全开放,可能发表不了。”不幸竟被将军言中。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将军去世,新华社破例发布了消息,我终于再次将此稿重新整理出来。此刻,夜深人静,斗转星移,往事如烟,唯有将军当年赠送的“江河万古流”五字书法条幅仍醒目地摆在我的案头。

  “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机后中蒙交涉始末

  1969年9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多次向我国表示,希望改善中蒙关系。中央为了改善同蒙古的关系,任命了时任刚果共和国临时代办的许文益为驻蒙特命全权大使。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带着中央领导的重托,乘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执行新的使命。

  突如其来的飞机失事事件

  许文益到达蒙古后,蒙方很快安排许文益向蒙古大呼拉尔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正当许文益在友好的气氛中忙着进行到任拜会活动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突然于9月14日上午8时来电话通知:副部长额尔敦要在8时30分会见许文益。在许文益还未拜会这位副部长之前,他却约见许文益,显然是遇到了不寻常的紧急事情。

  许文益抱着先听他谈、摸清情况再处理的态度,在翻译的陪同下驱车直奔蒙古外交部。额尔敦对还未正式会面就这样仓促见许文益表示歉意之后转入正题说,他受蒙古国政府委托,通知下列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气候不好,但我们仍然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个是女的,不幸全部遇难……”他接着说:“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我代表蒙古政府提出口头抗议,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我们将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飞机失事,乘员死亡了,现在天气较暖,尸体是要按某种方式尽快予以掩埋的……”最后他表示:“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就作出这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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