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都是翻译惹的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5:27:01
华新民
本人不熟悉美国的影视界，不知道莎朗斯通是什么“级别”的人物。最近这位女士在电视上谈论四川地震时说了一番话，使得爱国人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到网上查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从英文原文来看，她那些话，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地翻译和曲解，重点不在那句要命的“报应”，而是针对自己有“报应”这种想法，表达了一种反省。莎朗斯通在讲话中先是“暴露活思想”四川地震让她想到是不是“报应”，然后讲了思想转变的过程，说收到了“西藏基金会”一封信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说这件事给自己上了重要的一课。说老实话，我没有那个阶级斗争觉悟现在也许应该叫民族斗争觉悟了吧理解网上爱国人士为什么对斯通女士的话那么愤怒，把她定性为“所有中国人血统的公敌”，甚至“是人类的公敌”。这一席话倒是让我联想起当年全国人民都经历过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她这种思想转变过程，正是我们从小学生开始就经常在作文里写的，或者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讲的。比如，那个时候，小学生的作文里经常就会有这样的故事：
今天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五分钱，就把它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心想，我可以用这五分钱买冰棍吃啦。后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觉得自己应该学习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或者我想起了雷锋叔叔的事迹），就把这五分钱交给了老师（或者交给了警察叔叔）。
在五、六十年代的报刊中，充满了类似这种故事的文章，情节当然比这个例子要复杂多样，模式则千遍一律：错误的思想露头自我批评树立正确的思想，免不了让人产生公式化的印象和虚假的感觉。莎朗斯通的谈话内容，也遵循同样的模式，不过她没有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谈话也没有事先准备，因此暴露的“活思想”应该是真实的，要不爱国人士也不会那么愤怒，接下去的反省也看不出虚假的成分。当然，启发她反省的，是“西藏基金会”发出的一封信，而不是白求恩大夫，或者雷锋、王杰、欧阳海。不过，莎朗斯通没有我们那样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度和年代，对她的要求也不能太高了是吧？
这个事件中引起笔者注意的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莎朗斯通在谈话开场的那句话“ｉｔ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同样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愤怒，因为有中文的媒体把这句话翻译成“这是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某演艺界人士为此而“出离愤怒”，她写道：“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有趣’来形容５１２国难。请问莎朗斯通小姐，你是根本不了解四川大地震对中国百姓造成的生命创伤、心理创伤？还是你天生就是这么一具冷血的人体模型？”
这样的指控比起对于“报应”的反应，更加离谱，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这个词，并不和中文里“有趣”意思完全重合，因为中文的“有趣”伴随的常是愉悦的感情，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这个词来自于名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即利益，因而它的原意是因为利益相关而产生的关注，并不一定含有高兴的情绪。例如阁下在演讲后，有听众提出反对的意见或刁难的问题，阁下可以说对方的提问“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那并不是说你承认他指出了自己的错误而“闻过则喜”，只是说“我注意到你的意见了”或者说“你的意见有点意思”。莎朗斯通的意思，无非是引出后面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把她的这句话说成是对灾民的幸灾乐祸，无异南辕北辙。
一般人不了解其中细微的含义，作出这样的反应，或可原谅。而媒体，而且还包括一向看不起大陆民众英文水准的香港媒体，做出“有趣”的翻译，恐怕不能用英文水平不济来解释，难免让人推测有误导的恶意。
这种故意把有歧义的英文词语按某种目的来翻译的事例，笔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遇到过，受害者是一位姓张的工程师。文革后期我在工厂做英文资料翻译工作，这位张工在从牛棚关了七年后被放出来，成了我的同事。张工是厂里唯一一位留过洋的工程师抗战后他考取国民政府的奖学金，被派到福特汽车公司的炼钢厂实习两年，相当于今天的访问学者。他在文革开始时就被隔离审查，导火线是他从美国带回的一台打字机，那是四十年代的产品，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牌。张工说他回国后不久就解放了，打字机基本没用过，一直放在某个角落里。文革前几个月，家里大扫除，他把它拿出来清理了一下，打算用一张报纸把它重新包好，孩子们没见识过英文打字机，就要他打一行字试试，打什么呢？刚好报纸上有“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标题，他就打了一行英文：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Ｃｈａｕ Ｙｕ Ｌｕ。他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就把焦写成了Ｃｈａｕ，然后就重新包上放回到角落里去了，那张学习焦裕禄的纸还留在滚筒上。文革开始后，“被捕出狱是叛徒，留学归国皆特务基本如此”，厂里的“革命群众”抄了他的家，那台打字机就成了特务用的发报机。查了一段时间之后，知道那明显不是发报机，但是不愿意轻易放人，为了挖出个把阶级敌人，证明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就在那张有一行英文字的纸上做文章。专案组的人去查英文字典，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ＸＸ有两个意思，一为向某某学习，一为从某某得知、获悉，他们不选初学英语的人都知道的“向某某学习”这一解释，而是咬定他从一个叫赵玉露的人那里获得了不可告人的情报，逼他交待。可怜张工怎么也想不起来认识这么一个名叫赵玉露或者曹禹路人。直到七年后，专案组向他出示那张打字机上的纸，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焦裕禄同志惹的祸。
看起来，利用翻译陷人于罪，不是文革专案组的发明，哪一代的文人都能无师自通。
□ 寄自美国
本人不熟悉美国的影视界，不知道莎朗斯通是什么“级别”的人物。最近这位女士在电视上谈论四川地震时说了一番话，使得爱国人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到网上查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从英文原文来看，她那些话，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地翻译和曲解，重点不在那句要命的“报应”，而是针对自己有“报应”这种想法，表达了一种反省。莎朗斯通在讲话中先是“暴露活思想”四川地震让她想到是不是“报应”，然后讲了思想转变的过程，说收到了“西藏基金会”一封信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说这件事给自己上了重要的一课。说老实话，我没有那个阶级斗争觉悟现在也许应该叫民族斗争觉悟了吧理解网上爱国人士为什么对斯通女士的话那么愤怒，把她定性为“所有中国人血统的公敌”，甚至“是人类的公敌”。这一席话倒是让我联想起当年全国人民都经历过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她这种思想转变过程，正是我们从小学生开始就经常在作文里写的，或者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讲的。比如，那个时候，小学生的作文里经常就会有这样的故事：
今天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五分钱，就把它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心想，我可以用这五分钱买冰棍吃啦。后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觉得自己应该学习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或者我想起了雷锋叔叔的事迹），就把这五分钱交给了老师（或者交给了警察叔叔）。
在五、六十年代的报刊中，充满了类似这种故事的文章，情节当然比这个例子要复杂多样，模式则千遍一律：错误的思想露头自我批评树立正确的思想，免不了让人产生公式化的印象和虚假的感觉。莎朗斯通的谈话内容，也遵循同样的模式，不过她没有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谈话也没有事先准备，因此暴露的“活思想”应该是真实的，要不爱国人士也不会那么愤怒，接下去的反省也看不出虚假的成分。当然，启发她反省的，是“西藏基金会”发出的一封信，而不是白求恩大夫，或者雷锋、王杰、欧阳海。不过，莎朗斯通没有我们那样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度和年代，对她的要求也不能太高了是吧？
这个事件中引起笔者注意的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莎朗斯通在谈话开场的那句话“ｉｔ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同样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愤怒，因为有中文的媒体把这句话翻译成“这是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某演艺界人士为此而“出离愤怒”，她写道：“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有趣’来形容５１２国难。请问莎朗斯通小姐，你是根本不了解四川大地震对中国百姓造成的生命创伤、心理创伤？还是你天生就是这么一具冷血的人体模型？”
这样的指控比起对于“报应”的反应，更加离谱，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这个词，并不和中文里“有趣”意思完全重合，因为中文的“有趣”伴随的常是愉悦的感情，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这个词来自于名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即利益，因而它的原意是因为利益相关而产生的关注，并不一定含有高兴的情绪。例如阁下在演讲后，有听众提出反对的意见或刁难的问题，阁下可以说对方的提问“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那并不是说你承认他指出了自己的错误而“闻过则喜”，只是说“我注意到你的意见了”或者说“你的意见有点意思”。莎朗斯通的意思，无非是引出后面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把她的这句话说成是对灾民的幸灾乐祸，无异南辕北辙。
一般人不了解其中细微的含义，作出这样的反应，或可原谅。而媒体，而且还包括一向看不起大陆民众英文水准的香港媒体，做出“有趣”的翻译，恐怕不能用英文水平不济来解释，难免让人推测有误导的恶意。
这种故意把有歧义的英文词语按某种目的来翻译的事例，笔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遇到过，受害者是一位姓张的工程师。文革后期我在工厂做英文资料翻译工作，这位张工在从牛棚关了七年后被放出来，成了我的同事。张工是厂里唯一一位留过洋的工程师抗战后他考取国民政府的奖学金，被派到福特汽车公司的炼钢厂实习两年，相当于今天的访问学者。他在文革开始时就被隔离审查，导火线是他从美国带回的一台打字机，那是四十年代的产品，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牌。张工说他回国后不久就解放了，打字机基本没用过，一直放在某个角落里。文革前几个月，家里大扫除，他把它拿出来清理了一下，打算用一张报纸把它重新包好，孩子们没见识过英文打字机，就要他打一行字试试，打什么呢？刚好报纸上有“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标题，他就打了一行英文：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Ｃｈａｕ Ｙｕ Ｌｕ。他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就把焦写成了Ｃｈａｕ，然后就重新包上放回到角落里去了，那张学习焦裕禄的纸还留在滚筒上。文革开始后，“被捕出狱是叛徒，留学归国皆特务基本如此”，厂里的“革命群众”抄了他的家，那台打字机就成了特务用的发报机。查了一段时间之后，知道那明显不是发报机，但是不愿意轻易放人，为了挖出个把阶级敌人，证明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就在那张有一行英文字的纸上做文章。专案组的人去查英文字典，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ＸＸ有两个意思，一为向某某学习，一为从某某得知、获悉，他们不选初学英语的人都知道的“向某某学习”这一解释，而是咬定他从一个叫赵玉露的人那里获得了不可告人的情报，逼他交待。可怜张工怎么也想不起来认识这么一个名叫赵玉露或者曹禹路人。直到七年后，专案组向他出示那张打字机上的纸，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焦裕禄同志惹的祸。
看起来，利用翻译陷人于罪，不是文革专案组的发明，哪一代的文人都能无师自通。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