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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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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情画意网站：中西诗歌的差异
诗歌，是文学体裁中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样式，诗歌，总是以倾吐心灵的婉曲、精神的归宿和赞颂壮美自然景观以及物质家园为亘古不变之主题。本文主要是以中西诗歌作对比研究，浅探中西诗歌在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由中西诗歌的起源入笔，重点放在抒情诗的研究上，涉及到史诗、爱情诗、山水田园诗等方面。从中西政治体制和哲学思辨等方面进行解读，由古到今，最后涉及到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当代新时期电脑信息传媒的影响，得出中西诗歌日渐走向相通相融的见解。
诗歌，是文学体裁中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样式。诗歌，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精雕细琢，总是以倾吐心灵的婉曲、精神的归宿和赞颂壮美自然景观以及物质家园为亘不变之主题。它宛如一枚璀璨无比、熠熠夺目的明珠，伴随着人类在艰苦的人生旅途中跋涉前进。
一、中西诗歌的渊源与诗歌传统上的差异。
中国诗歌应说是从《诗经》开始的，它所收录的诗歌几乎全部是抒情诗，它开始了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千百年来，我国的诗歌一直沿着这个传统曲折走来。
从《诗经》、《楚辞》、汉魏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戏剧、散曲等几乎都是抒情诗篇，可纵观中国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却鲜有叙事诗篇，而史诗更是少之又少（最近听说在我国的西藏、蒙古等地区发现了长篇的叙事史诗，现在正在加紧整理发布，心里甚是高兴。可是，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历史进程中，却少有人知晓，发掘和利用的太晚，对中国诗歌的历史发展变化影响可能是甚微），可以这样说，我国从古到今都是一个抒情诗歌的国度；而世界的另一条古老而深蕴的诗歌长河—— “西方诗歌”则是从“史诗”开始的，它对西方诗歌历史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一直延伸到当今的西方诗歌。
二、中西诗歌的传统缘由。
西方诗歌中的史诗传统，尤其是英雄史诗，特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两部著名德史诗成为西方诗歌的先驱，也开创了西方诗歌的史诗传统。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写了部著名的《诗学》，他在书中也是大谈西方的史诗和戏剧以及史诗对戏剧的影响。
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英国一直都很注重史诗和戏剧的发展，留下了很多不朽的叙事诗篇，其中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主要有《贝奥伍尔夫》。在十七世纪，弥尔顿三大篇著名的史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和《唐璜》；雪莱德《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诗篇，都是史诗类的代表名篇或戏剧。
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则更多（翻翻西方的文学史便可成串地枚举，在此不再详说）。而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学史的中国，遗存各类佳作如海，却为何没有类似的英雄史诗呢？难道说自古至今中国就没有一位值得称颂的英雄吗？
答案不言而喻，饱含战争之苦炎黄子孙，古往今来，涌现出不计其数可歌可泣并令华夏儿女永生追忆难忘的英雄人物，其中有许多至今仍被人们摆在神龛中以神的形式盛誉地供奉着。中国古今众多的文学作品对其都有颂扬、立传。只是中国文人极少用诗歌的形式来颂扬，而是多采用其它的文学样式留世后人的。具体地说，中国的英雄人物多是通过散文和小说等文学样式来描述和颂扬的。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英雄人物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明清经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是专门写侠盗和英雄的事迹的。可是，中国强大的抒情诗的传统，却较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和小说的创作，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有些历史是用文学的笔调写成的，就是说在写历史和小说的过程当中，也将抒情诗融入其中，使历史具备了一种极为独特而西方少有的文学色彩。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许多篇章，是用韵文写成的。《史记》虽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同样也是极为优秀的传记文学专著；《水浒》中会随时地插入一段抒情诗；《三国演义》则以一首《临江仙》开头，意境颇为潇洒和独特。
综合分析，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不用史诗的文体形式来歌颂英雄，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文人自古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抒情，在于陶冶人的性情，潜移默化人的思想感情。这正如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依据朱熹的解释：“兴、观、群、怒”四字的意思分别是“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和而不群”、“愿而不怒”。既然诗的目的在于抒发志气，和合群众，反映哀愁，表达爱恨，倾诉心愿，寻求精神归宿等，那么，写抒情诗就完全可以达到此种目的了，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去写史诗了吧。
其次，这也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有关。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老子都不主张武力与勇斗。孔子主张“仁”的学说，强调仁爱治国；老子主张处世柔弱，反对刚强。而且这种思想一直统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甚至影响至今。一个民族有了这种哲学思想，当然不会在官方文学中极力颂扬战斗英雄了。
第三，中国诗歌极少会涉及到英雄，而为何中国的英雄人物在小说和其它的历史作品中却较为集中呢？这当然有它特殊的原因。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已把诗歌和小品文看成是官方正统的文学样式，而正统的文学必须是“文以载道”的，因而不能写拼杀和勇斗的事。不过历史当然还是要写的，它不存在正统或是非正统的问题；而小说和戏剧，在中国出现得又比较晚，官方看不起，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物，所以这使得它们反而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可以任凭作者自由选材和任意挥洒人民心中的愿望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了。
三、辨析中西爱情诗歌在观念上的异同。
诗歌，是用来抒发情感的。表达男女间爱情，是中西诗歌共有的主题。那么，中西爱情诗歌又有何异同呢？
如果说中国最早的爱情诗歌源于《诗经》，那么，西方最早的爱情诗歌应是出自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之手。对爱情的向往与陶醉，对爱情的赞美与追求，对爱情的心领神会，成为了中西方诗人们共同孜孜以求的不朽题材，从而亦诞生了无数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优秀诗篇。那些令人心颤脸潮的爱情诗歌，世世代代都滋养着中西文人和饮食男女。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教伦理的不同，中西爱情诗歌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爱情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显然没有像西方诗歌那样把爱情看得那么重，那么神圣，描绘得那么激情洋溢，且又不惜笔墨地去重笔浓彩。因此，中国的爱情诗歌与西方相比，所存数量也不是很多。在西方的诗歌中，爱情诗歌所存数量极为庞大，地位也非常突出。拿英国的抒情诗集《黄金诗库》与中国的《全唐诗》相比，便可知其明显的差距，中国诗歌中爱情诗歌相对其它主题诗歌的比例却远远比不上西方诗歌那么丰富。
再者，中国的爱情观和爱情诗歌，由于受封建三纲五常的约束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控制，表现得含蓄、蕴籍和内敛，时常是点到即止，往往会给人一种爱到深处情亦浅的感觉。李清照在《一剪梅》中所阐发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2】的感慨，即是此类诗歌的典型反映。而西方女子所表述的爱情与爱情诗歌，却如云涛翻卷、岩浆迸射、大河奔腾，径直奔向爱的主题。其笔法大胆率朗，丝毫不含顾忌，也不加过多的掩饰，爱就是爱，内心的情愫喷泻如柱，热浪灼人。比如英国著名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的《我是怎样地爱你》，就是被西方学者们推崇为是最有名的英语爱情诗，也是西方爱情诗歌中的杰出代表作品之一。
还有，就是在西方爱情诗歌与中国爱情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内容上的不同。西方的爱情是需要竞争的。倘若在爱情上有了纠葛，西方青年要么是大度忍让，要么是相邀决斗；或为爱情利刃见红，或为爱情不惜捐躯，以示衷情。而中国旧式的爱情则不然，他们往往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过于内敛和束缚自己。远在西周时期的《诗经》时代，男女间的爱情还可以说是一片没有玷污的净土，年青男女的交往往往很少受到外界的束缚，还是很自由的，男女青年能够自由选择对象、自由互诉衷情。此时，纯洁的爱情诗比比皆是，颂扬至今。如《诗经》中的《关雎》、《静女》，写的是少女对少男的相思；《卷耳》、《标有梅》写的是少女对少男的相思。这些都是纯净自由、执着而又美好的爱情诗篇，用情脉脉，然而，如果我们再细细品之，这些我国早期的爱情诗歌，在表情达意上却还是隐含着中国爱情诗歌所特有的含蓄和内敛的特点。随着中国封建礼教思想的进一步浸染，中国的女子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自由的爱情也就成了少男少女们在梦中相互追求的梦想。因此，映射在诗歌中的痴爱情感在表达上也就变得更加含蓄而内敛。
在婚恋题材的延续方面，中西方诗歌也有所不同。
西方诗歌自古希腊时起，爱情的主题就一直是绵延不绝的。这首先表现在“神”的世界上。希腊诗歌是由神话开始并不断发展的，一直到人文主义时期才进入到“人”的世界。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到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时期，但是，我们所能读到的西方现代派诗作，或是其它的文学样式，爱情主题仍然居于显著的地位，只不过因现代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变换了，处理爱情的方式、方法以及解决婚恋问题的办法不同往日罢了。即认为一旦不再爱恋，即应离婚，不恋而不离，不欢而不散，才是最大的不道。这是有别于往昔的现代爱情理论，因此造成现代西方国家离婚率日俱上升，这也是西方国家今昔爱情观变化的很好例证。意识形态的改变，少男少女处理婚恋问题的方法也在改变，并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现在西方的爱情诗歌当中，使得西方的诗歌随时代的不断变化，又进一步地得以延承和发展，但情感的激射外露、自由和奔放仍是其最主要特点。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诗歌史的发展进程中，男女间的爱情始终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这样说我认为丝毫也不过分。
在中国的诗歌发展的历程中，以婚恋为题材内容的诗歌作品，从古至今都是时断时续的。先秦文学中的《诗经》、汉朝的《乐府》民歌，以至于唐诗宋词等，都是书写个人感情色彩很浓的诗歌作品。与之相比，这些时期和中国其他时期还穿插着更为宏伟的题材并相应地占据着上风。譬如边塞诗歌和书写个人理想抱负、伟大志向的诗歌等。到了近十年，这种以婚恋为题材的诗歌似乎又有了减弱的趋势。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国家逐渐走向繁荣稳定，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给众多有志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书写个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为题材的中国现代诗歌又抢占了先头的位置。可能也是因为这种轻灵的诗歌体也能“载得动”重大的政治内容的缘故吧。所以，“爱情主题”在中国几千年的诗歌的进程当中并不是永恒的主题。
更为有意思的是，在爱情诗歌的内容上，西方男子在事业与爱情之间发生冲突时，会首先果断的选择爱情，而中国男子则总是以功名和事业为重，爱情则次之，这多少反映出中国青年仍旧或多或少、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着中国正统思想的影响。
西方男子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进事业的成功。西方国家自中世纪以来，由于受骑士精神的影响，男子求荣誉夺功勋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自己地位的提升，而只是为了能胜过其他情敌，更好的赢得自己情人的青睐。所以在西方的诗歌当中，男子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如瓦尔特的《我心爱的少女》、《菩提树下》、《环舞》、乔叟的《致罗塞蒙德—— 一首情歌》等。
与西方国家男子相比，中国男子则往往以事业功名为重，爱情很难再与之抗衡。中国有句古话：“好男儿志在四方”，一心家室，乃无为平庸之辈。他们认为，男儿陷入情网是极不光彩的事情，整天儿女情长，无所事事会使人堕落，会导致事业失败。所以在中国，一般夫婿赶考，追功名求利禄、或为国或为民，血战沙场、或宦游南北、或离家外出，商贾四方等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模式是理所当然、全民认可且又值得称道的有志之举。这种东方特有的处事风尚，会直接映射到文学作品当中，因而，中国的“怨”诗就特别多。如《古诗十九首》就大抵涉及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游子的思妇之辞；一是怨妇的伤时失意之作。其中最为代表的要数“游子思妇”的篇目了，其艺术成就也是最高。一直到唐代的“征夫怨妇”诗，大多抒写的也都是这种离愁别绪和相思之苦的热切情意。
不论是《古诗十九首》，还是汉乐府中的爱情诗，他们大多写的都是平民青年男女的情爱与幽怨；而西方爱情诗歌中的女主角却多是上层阶级的女性，甚至是已婚的上层贵妇，恋爱的双方也多是男子追慕女子，这一度也反映出西方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种族观念的兴盛。另外，在诗歌倾诉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中西诗歌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严重地束缚着中国妇女的思想，遵循“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和父母媒妁之言，致使中国妇女的恋情饱负着社会和心里的多层压抑，一直生活在“存天理死无欲”【3】的痛苦呻吟与幽咽之境。因此，中国的诗歌在吟咏爱情时往往都是遮掩式的，表现得较为含蓄和内敛，重视柔性的美，属写意式的风格，使读者有思考和回旋的余地，以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4】的韵致为上乘之作。情调委婉、深沉、绵长、隐约而又细腻入理，并讲究意境的渲染，独具中国园林式的美学蕴致。
西方爱情诗热情奔放，犹如大河奔腾，直奔爱的主题。他们描写爱情总是比较喜欢从婚前恋爱写到婚后情感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情感深厚的全过程，这是一种自然的、纯粹的爱情。他们在诗中不谈社会、不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而只谈人的本能的爱情；然而，中国诗歌所表现的却常常是婚后的恋情。就算是婚前之恋也比不上西方男女恋情的那种浪漫和优美。中国的青年男女往往深爱父母媒妁、封建传统礼教等的制约，很少能有自由恋爱的过程。在婚前，男女青年即便是双方已经定了婚，门当户对，而且年龄又相仿，他们彼此也是很难经常见面，从而也就根本没有机会去谈情说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大多是通过婚后共同生活时的言情说爱去弥补的，不过，这种情感上的弥补，对当时的青年女子来说，更显得有些被动和无奈，更谈不上什么地位可言，封建社会的家庭等级观念已牢牢束缚了她们的思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也多是封建夫妻之刚和逆来顺受，她们一心的甚至是单方面的为着自己的丈夫无私的让步和牺牲，一心地奉献着自己无私的爱，无怨无悔，在我们现在人看来，这多少有些一相情愿的味道，封建女子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可言。在她们的心目中，自己的丈夫是永远的权威者，违之则是大不敬，思想伟大之极。因此，有了这种观念和思想，在中国的女子思夫诗中，也很难看到她们对丈夫的的不满和遗恨情绪，即使是自己的丈夫拥有了三妻四妾，也是如此，对自己的丈夫，只有一个“钟”字，“钟”的令现代人感慨不已。其无奈的心声，在众多的“怨妇诗”中都有所体现。
虽然中西诗歌在表达爱情上存在着较大观念差异，但中西诗歌所表达的爱情的主题，却都是一致的。
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西方诗歌，写幸福婚姻生活的都很少，且诗歌质量也较为平常，因而成就也不高。而写男女别离的、悼亡的诗歌却往往会成为名篇。唐诗中的名篇名句，大都都是写别离和悼亡的，写幸福爱情生活的诗篇几乎是没有。英美诗歌中也有着同样的情况。虽然英国诗歌中也有一些追求幸福生活的名篇，但英国诗歌中写得最好、也最为动人的诗歌却都是在爱人离别后或爱人去世后写的。如拜伦的《当我俩分别时》、济慈的《幸福的无知》等等。因此，可以说在爱情主题的表达上，中西诗歌应是一样的。
四、中西山水田园诗歌在观念上的倾向。
在山水田园诗方面，中西方诗人的思想观念也有着共同的倾向。
人们面对世态炎凉、人心向背、尔虞我诈的客观现实时，会很自然的产生抵触的情绪，这种情绪极具矛盾而又不能得到合理的解脱时，诗人多会向大自然需求乐趣以取得精神上的解脱和对社会现实不满的逃避，因此，中国自古多隐逸之士。他们往往在面对地位、权贵、金钱、财产、荣誉等的激烈角逐时，感到身心俱疲，只有心向自然才能觅取到片刻的心理安宁。所有这些，中西诗人思想观念的倾向应是相通的。但是，中西方诗人在山水田园诗方面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宗教观念。
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所表现出来的“参佛求仙”【5】思想是非常鲜明的（参佛如王维，求仙如李白），这是西方田园诗所没有的。王维是唐代受佛教影响最大的诗人，他把自己的宗教观念与其个人独特的情感化为诗的语言表达出来，将“禅语”、“禅趣”、“禅法”、“禅心”引入其对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之中，因此，佛家寂寞而空虚的观点在其诗中比比皆是。如王维的《过香积寺》中最后两句，“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6】表达了诗人所乞求的无烦恼的寂静禅境和诗人无尚的禅趣，可谓是“深幽超尘，诗中有道”。可是，不管是诗佛王维还是诗仙李白，他们参佛求仙的原因都是处于对政治上的抱负不得施展，来表达对朝廷和政事的不满，而又不愿随大流去力保个人的声名与地位，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大志而又清高的思想，所以只能是身退世俗以求取个人在精神上的超脱罢了。
西方诗人的宗教情怀不是中国诗人的那么无奈，在宗教领域中，他们往往怀有特别强烈的归依感，简直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们受基督教或天主教等教义的影响非常大，每每在吟咏大自然的神奇造化、钟灵毓秀时，都会情不自禁的要对创造万事万物的上帝作出深情的祈祷与赞美，去顶礼膜拜和虔诚自省，宛若中国诗人在赞颂自己的博爱之母。
其次，在描写对象方面，同是以大自然为背景，西方的田园诗多是写牧民生活，而中国诗人则侧重于农民生活，其中缘由在于两方的经济形式不同所致。中国是宗法式的农业大国，而西方则是宗教式的商业国家。再就是，中西诗歌对宇宙法则的哲学思考的角度上亦有异同。
人们在优美宁静的田园和山林环境中生活，回归自然，心灵会很快地得以净化，常常会忘记一切庸腐的世俗，产生超乎现实的遐想，用自然的美来驱赶心中的不满和郁闷，去表达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望。因此，向往自然、返璞归真，这是中西诗人们共有的心理倾向。但西方诗人在田园诗中哲理性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的执着探索，除“上帝”和“爱情”之外，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触悟”，很耐人深思、咀嚼和回味。如济慈的《蝈蝈与蛐蛐》，他从各种动物的叫声中想到了大地的歌声永远不会消亡，万古馨香永无断绝，阐发了“美是永恒”的信念。柯瑞林·罗宾生《一条没有路标的小径》中所写的小路也是如此，虽然作者笔下的这条小路既没有路标，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方向可言，然而却能引导诗人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本有的精神和灵魂。
而中国诗人的哲理思考则往往会涉及到宦海沉浮的道理、穷则蹇达的个人遭遇、或是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如若理想抱负得不到很好的施展，诗人会很自然的畅想到“世外桃源”之境，隐逸于山水田园和劳动者之间巧思劳动之趣等。他们也因此抛弃了“不为世用”的悲愤，从而体会到恬淡超脱的虚无之境。因而，在中国的田园诗中，农民的生活环境和体力劳动的感受和场景的刻画处处可见，这是西方诗歌中鲜见的。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刘禹锡的《插田歌》等，丰富多彩的田园生活生动而具体的在诗人的笔下活生生的被表现出来，包括人们的忧喜，季节的变化等，都被绘声绘色地描绘在诗篇中，构成中国田园诗歌所特有的风采，这也正是中国抒情诗之长处。
五、中西诗歌的体制互补与相通相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中西各民族因传统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中西诗歌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不过，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的题旨却是亘古不变的。人类的情感，或是悲天悯人，或是柔情蜜意，或是忧愤慷慨，或是欢乐兴奋等。因此，中西的叙事诗，抒情诗等在体制上观念上虽有较大差异，但在文体上、情感上、思想上却能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而在表达人们的愿望和心声的主题上却又都是相通的。再如，中西的哲理诗在思想上虽有异，却并不是格外鲜明，只要我们稍加收集、比较，稍加体悟揣摩，同异自会明清，也是相通相合的。
至清末民初以来，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西诗歌也逐渐进入急速的相通互融阶段。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更是给现代中西诗歌的交融打开了方便之门，一大批的留学生也轰轰烈烈地主导了对中国近代与现代文学影响极大新文学改革运动，将西方的新诗也引入到了中国，并在中国诗歌肥沃的土壤中茁壮地成长、同化。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随着各国政策不断调整，再加上全球信息化步伐的急速加快，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现状等又更进一步的把多元拉向共融。在此基础上，我相信，中西诗歌观念上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小。随之而来地球村时代将会使中西诗歌的差异缩得更小。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们再想去探究中西诗歌的差异，可能就只能从中西方各自的老祖宗那里去寻求鉴别和解读了。

中国诗情画意网站：诗意的山水        人类永无止境地寻找精神家园。以何种方式抵达，在多彩的生命之旅上，已成为不可选择的选择。诗歌，构筑着我们灵魂的故乡。
在这个物欲滔天的时代，始终敞着心灵，让自身和精神进入山水；以毕生的心血，挖掘美的诗人，已经不多了，而专注田园诗创作达三十年之久的诗人，更是少之又少。冯先生执着跋涉山水田园，不能不让我仰视一种精神；一种诗歌精神；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和自然文明的高度；植根的精神源泉、生存的责任和对诗歌艺术韧性的追求。
“明快、轻松、质朴、自然”是冯先生田园诗的魅力所在。诗人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幅田园牧歌的画卷，对自然的礼赞和人类命运的关注，生存和发展的矛盾，困扰着我们的田园，也困扰着诗人一颗敏锐而思辩的心。冯先生以诗歌的方式，把我们带进了山水田园。诗人以文化人格的魅力和自然诗化的才气，征服着我的心灵，让我在城市的斗室，倾听宁静而遥远的山水清音。
诗人勤耕不辍的笔．给我们带来了《多彩的风》，《山韵》，《彩色的乡情》等一部部自然韵味饱满的诗集。以理性的笔触，给了我们一份质朴而富有品位的厚礼。
“在泥宫憋不住／从堰缝探出／绿色的脑袋／窥看蓝天白云阳光／细瞅那河柳微微放青的发丝儿。”(《小草》)我们“囚室”的心灵，不也生长着接近大自然的欲望吗?深层的灵魂也在寻求放牧自然的出口。凝炼而自然的语境，构成了冯先生诗歌艺术的基调。
“春雪／不是冬的标签／它是春天发出的第一信息，”(《春雪》)哲理而惊险的诗句，陡然在诗人笔下，发出了春天的唿哨。“噙在嘴上的旱烟袋／吧嗒吧嗒的声响／同泉水滴答声交织成一段美妙的旋律。”质朴而富有生活情趣，对乡情的眷恋和热爱，是诗人创作的源泉。朴素，又是诗人诗歌艺术的特色之一。“你对着河水的镜子／蘸着南来北往的风，”(《河柳》)诗人正是对着自然这块博大的镜于，透明着心灵，为我们采撷诗的绿叶和花朵。
冯先生的诗并不限于宁静、淡泊，其内涵是深厚的，即使宁静淡泊，那也是一种致远的达观。诗的火焰，从诗人心胸这座火山喷发而来：“你从峭壁的石缝里出来／坚冰锁不住手脚／风鞭截不断腰身／你如一匹扬着银鬃的骏马／撒着欢向前飞奔／冲出弯弯曲曲的峡谷／腾向更广阔的天地。”…(《春泉》)诗人来自山区小村，无论在生活或艺术道路上，都历经艰难，但诗人却坚定地撒着欢儿向前飞奔，把生活和艺术揉合在一起，艺术地处理生命内部的冲撞。以高雅的诗歌艺术，将生命溶于山水、自然。纯净的、透明的春泉，是来自大山抑或诗人心灵，这都不重要；诗人所追寻的是人类生存的山水意识，生命深层和谐的精神积淀，以诗的方式得到了张扬。
心灵是最广阔之地，它比天空博大。能进人我们心灵的诗歌，太少了；而冯先生的田园诗，却飘进了我们灵魂的家园。让我们喧闹的城市思绪，历经一次诗歌的洗涤；骚动的心灵，得以山水的宁静。
冯先生优美而抒情的“绿色”诗篇，温暖着我们的情怀。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让我们和自然世界有了对话的可能。冯先生的田园诗，在我们和山水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但，这并不是其最终所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终极关怀，才是诗人所追求的。冯先生以高尚的诗歌艺术，把我们带到了广阔的田园，对人类环境意识的关注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以理性的诗化，呼唤着山水的纯洁和入类心灵的宁静；以文化和生命的苦旅，艺术地把握着山水。
诗意的山水，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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