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丽珠

爱情于我是一本心书，自己苦心地写，自己苦心地读。一朝附诸文字，诠释就由不得我了。慎之又慎，还不定会伤了谁的心，惹着谁的火。旧梦就当它是旧梦，不必当旧衣服似的洗了再晾出来。
我生性心直口快笑声多，且我行我素。同窗同事初识我时，都以为我是命运的宠儿，一生康庄大道，不知何为愁苦。一次，一位老美同事朋友竟说十分地羡慕我。我淡淡一笑，说时人生尽有不顺心的时候。那人一愣，说：“我以为你是一个追求完美而又绝不半途放弃的人。”我还是淡淡一笑，答道：“所以才要有梦。”话音一落，我自己已先湿了眼角。
秋丽笔下的我与戈君并不百分之百地准确，这也怨不得人，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细细地“坦白交待”过。
初识戈君时，我还不满二十岁。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六八年知青大批下乡时，他留校待分。一年后，他来到了我们西流农场。不久，他留下一张字条就失踪了。挎了个背包，想要独自一人遍游海南岛。沿着公路，他朝海岛的腹地走去，饿了啃干粮，累了宿荒郊，三天两夜，看了不少地方。第三天晚上，一拨清查盲流的人把他截下了。因为没有通行证明，他被当众捆绑起来跟一伙流浪汉关在一堆。几天之后，农场派人把他领了回来。
这故事嵌在我的旧梦里，多少年挥之不去。在那个人人唯唯诺诺的岁月里，梦想者何其多，而大胆妄为敢把梦付诸实践的是罕有听闻。
秋丽笔下的戈君，自然是写实；难就难在此戈君非彼戈君也。其实我与戈君的旧情早在我入研究生院前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在中国念研究生期间，我与他无来往。毕业前事发实属偶然。据知情者说是老鼠的弟弟田鼠和21中几位男知青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决意要我的学业前程还了这笔本已私了了的风流债。于是一出借官府之力了私怨的活剧唱的轰轰烈烈。我圆了他们的梦，从此不再欠人什么。
去国离家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生院，半为夫唱妇随，半为脱缰解绊。二十年来，魂牵梦萦的仍是那生我养我的故人故土；我也深爱这能让我自由呼吸的新家园。这片年轻的大陆，没有历史的辉煌和重负，她的子民就像那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变着法子创新，寻着花样闯祸。即便是过了天命之年的我，也容不得有入土半截的幻觉。在美国，图书馆的机制是信息的储存与提取。每日里触摸着那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自由自在奔流不息，来时如百川归海，去时如拆茧抽丝，我的生命也就凭添了别样的用意。更别说这是我儿子出生长大的地方，天下父母，不言二心。
论及为人父母，便想起我母亲来。我母亲富家出身，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年仅十九岁，就读于香港。――她依然投笔从戎，回到大陆参军抗日。那份豪情，直叫她的儿女们为她骄傲了一世。我父亲的出身却刚好相反，他来自广东五华的贫困之家。八岁丧父，为生计所迫，十六岁当兵。而后父亲枪林弹雨，刀头舔血，由列兵成长为将军。家乡父老敬重我父亲，数年前为他刻碑立传，碑曰：抗日虎将鐘定天。
父母赐我一身傲骨，今生今世岂敢有自暴自弃的非分之想。人生之路弯弯曲曲，岔道多，荆棘多，伤了肌肤伤了心，拼命保住了的就那打不断嚼不烂掷地有声的一副傲骨。记得当年十七岁，妈妈送我务农上海岛，此时我那心比天高的母亲已被炎凉世态拖累得贫病交加。妈妈对我说：“珠儿，你要自强自爱，一辈子错不到哪儿去。妈妈只想提醒一句：做人要学那中国古铜钱，外圆内方。比不得你做数学竞赛，非争个对错高下不可，棱角少些，生活会容易一些，只要你守住了心底里做人的骨气，你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只有被自己看不起了，那才失掉了做人的资格。”这席话乃金玉良言，我没齿不忘。
秋丽文中的晓雷的母亲杨烈出身华侨巨商，抗战爆发时正留学东洋。杨阿姨这投笔从戎的壮举可比我妈妈跑得远，她千里迢迢到了延安。晓雷是在行军途中呱呱坠地的，一出生就交给了当地的农民。几年后政府帮着找回了喝羊奶长大的晓雷，此时父母已离了婚。再以后，父亲就成了胡风分子。至于“纠错平反“，那是后话。晓雷跟着母亲过，并改随母亲姓。杨阿姨在我眼里是个革命家，她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苏联的第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呢。杨阿姨又是我们姐弟的忘年交，我有事没事都能和杨阿姨聊上小半天。我弟弟可可也是海南知青，六八年上岛，七五年回城。他比我细心，除了精神食粮外，还会惦及肚子的温饱。每月两次，可可都起了大早为杨阿姨买鱼。那阵子鱼是凭票供应的，一人一月半斤。鱼档七点开张，可可得四五点钟就去排队。人山人海唯恐有人插队，人与人之间前胸贴后背，亲密无间。现在想来，真叫我头皮发麻，恍若隔世。
晓雷可真承传了父母的衣钵。她思维敏捷，伶牙俐齿，大事决断，小节不拘。那大将风范在广州中学生中声名赫赫，尊号“杨大帅”。在女中，晓雷撑起了“井冈山”的大旗。“造反”乎？“保皇”乎？名目而已。真正重要的是，这面大旗为数百名正值花样年华就被“主义兵”踢出了阵营宣判了精神死刑的少男少女们杀出了一片栖身之地。她们做人的尊严，她们青春的热情才没有被掐死冻死。这大功大德，不可不记。
女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本来嘛，过关斩将考入女中就称得上本乡才女。加上平日里没有男生在前头挑重担，女中的姑娘们就特别地独立，我行我素、契而不舍几成为女中姑娘们的标签。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人是不好娶回家当花瓶摆的，得派别的用场。我和秋丽便是典型的女中人，我渴求完美，瑕珠之处，统统用梦来补足。秋丽则崇尚理念，悲天悯人，愤世嫉俗。她对弱者总有一种特殊的呵护之情。
我和秋丽所在的橡胶加工厂来了几个汕头青年，年龄偏小。我跟他们没有多少往来。一是因为我嗜书如命，自有一个书虫圈子；二是人生态度不大一样。我跟农场的工人和基层干部倒合得来。他们那种诚实而执著的生存意念为农场那单调枯燥的生存模式抹上了一层原始得近乎悲壮的色彩，强化了我“别人能活，我也能活”的信念。我早就认定，即使被发配到了地狱，我也得做个好鬼。所以我不仅从来不为沉重的劳作而抱怨，反而以自己能吃得起苦而骄傲。那时太年轻，为了这份骄傲我真的还看不起那几位汕头青年。一个晚上，我从场部回到四厂探望生病的秋丽，发现她不在我们俩合住的小屋里。经人指点，我找到了那间汕头青年的住房。推开门，只见灯光昏暗，香烟朦胧，秋丽靠墙半躺着，挤在人丛中打扑克。我心头一沉，叫上秋丽就走。于是就有了那首《给求理》的诗，唯恐秋丽真成了“庸夫”，好一个杞人忧天。
时过境迁，秋丽先回了城，还写信给我嘱咐我要关心他们，莫让他们觉得孤立无助。六七年春，我招工回城，接着又上了大学，早就把他们抛在脑后了。秋丽也当了律师，可还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系，鼓励他们求学上进。
想来大家都可怜，正正规规的学校没上几年，海绵吸水似的年华竟被赶到了没有学堂没有书的天涯海角。对知识的渴求成为一种连肉体都能感觉得到的折磨。
秋丽文中提到的李君也是书虫一个。有一次，李君等几个男知青到县城瞎逛，竟然从费纸库里翻出好些书来。李君等如获至宝，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书偷回了农场。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里的《死魂灵》、雨果的《九三年》、司汤达的《红与黑》。我们一伙书虫读得如痴如醉。
我妈妈曾是高中语文教师，我姐姐丽思有极好的文学功底，都有收集名著的癖好。每有知青回城探亲，家里托人捎来的还是书。书一到来，我便不吃不喝没日没夜地读。秋丽在文中恭维我，说我过目不忘。其实过目不忘的原因简单极了，那是一片饥渴得几近干涸的心田，书中的字字句句，点点滴滴，都如久旱甘露，醍醐灌顶，想忘也忘不了。近四十年过去了，那段人生中辛苦劳作的情景早就淡忘了；唯有这读书的乐趣还鲜活如新。书托起了我的灵魂，我得以逃离那琐屑卑微的现实，去感受宇宙人生的大痛苦大欢乐。
然而这读书的弊病也是有的。书为幼稚单纯的我构筑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非现实的精神至上的王国。年复一年，我就徘徊于这两个世界之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生悲喜剧。
秋丽文中的陈君算不得书虫。他只念了初一，比小学毕业只多了一年。陈君酷爱音乐，是他把西方纯音乐领进了我的生命。有一年他们兄弟俩从广州扛回了一套老式电木唱片：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悲怆。这部作品是柴科夫斯基的天鹅之歌。一八九三年他执棒指挥了“悲怆”的首演，十一月六日，这位天才音乐家就与世长辞了。我记得那套唱片有六张之多，且沉的要命。我跟他们兄弟俩，加上红灯队的几个知青挤在半间小屋里，借来了生产队的唱机。那机子小的可怜，本是用来播放那种巴掌大一块的塑料薄片的。知青中总有能人，竟把那唱机捣鼓得能发出声音来。于是那绵绵无尽的忧伤，撕心裂肺的挣扎，拌着歌唱般的旋律便倾泻而出，如钱塘大潮翻江倒海铺天盖地，淹没了人世间所有的不平和苦难。
前些年我读了点论及柴柯夫斯基的西方音乐评论，说是老柴的作品大都诉诸情感，在作曲技巧上并无创新。专家评点自有他的道理。但于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她那勾魂摄魄的魅力，我此生没再体验过。
陈君知我酷爱诗文。而那年头新华书店没了“四旧”，何处觅得好书？他不知从哪里弄了册日记本送给我，缘由我忘了，生日？还是节庆？或许并无缘由。那日记本小巧精美，只半本书大，烫金布面红得像杯浓浓的红葡萄酒，还有一根鲜红得丝带做书签用。本子里每隔十几页便印有一首革命烈士诗抄，比如那著名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我呢，就把烈士们的遗诗跟普希金、李商隐、杜甫、歌德、苏东坡一块儿背了下来，并常常为知青朋友们朗诵。其中有首短诗《明天》。何人所作已记不得了。诗文倒刻骨铭心：
我伏在窗前，
让黑夜快点过去；
希望的梦啊——
总是做不完的；
黑夜里总有星光，
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明天，
是个幸福的日子，
明天是我的希望！
是由于听我把这首诗朗诵得太多遍了，还是那囚徒的奢望和少女的祈祷拨动了陈君的灵感？他为这首小诗谱了曲写成歌再送给我。陈君这首歌阴冷中透着几许明亮，沉重里掖着几丝温柔，像一声长长的叹息，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上。
除了文学和音乐，我还醉心于数学。学数学道具简单，一张白纸一支笔。家里捎来整套高中数学课本。没有老师，我自个儿学。我从小喜欢数学，它那严密的逻辑推理容不得半点儿偷工耍滑。我最热衷的是各式各样的证明题。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我常常逼着自己想出各种不同的求证方法，其乐无穷。长大成人后，回想起幼时做证明题，竟觉得那是最好的人生训练。定出个目标，然后设计出种种不同的方法达到那目标。“条条大路通罗马”，莫不是成功人生的写照。
然而成功是需要机遇的。我们这一代人中不乏有智慧,怀有抱负且踏实肯干的人才，他们缺少的是机遇。这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人。该长身体时遇上经济困难，连饭都吃不饱；该上学读书时偏遇着十二年斩尽杀绝的文化荒漠；到了就业立业的年岁又变相失业当了知青……都说是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的，其实百万知青大军里有几个人是“自由意志”者？就连那些所谓“出身好”的知青们，他们的父母此时也早已或“靠边站”或“入牛棚”或“下干校”了。真正握着权势的爷们，其子女是不与知青为伍的。
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胸襟。若被一人所欺，被欺者必耿耿于怀；若有人欺国欺民欺了一大片，被欺者倒充了宰相肚，肯忘却，不计较，满口嚷嚷着“向前看”。
去年夏天，我领着儿子回到重庆。花了老大的力气，终于在离渝的前一天找到了阔别数十年的三位小学同窗。听着她们的艰辛，我即使再善言辞也寻不出半句安慰话来。就拣其中的一个说说吧。她叫做赵自立，我念小学时的同窗好友，后来我们俩还一同考取了重庆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不久我就南下，一别四十一年。那天，快人快语的赵自立进得门来，立刻说出了我的生日，还说出我到广州后的第一个通信地址。那份亲情，不必言传。赵自立的父亲赵伯伯毕业于黄埔二期。凡抗战期间的重大战役他或亲身参战，或参与指挥，立下赫赫战功。蒋介石败走台湾时赵伯伯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彻底失望，决心留在大陆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不料这位浴血沙场，百战生还的老将军竟在文革期间被一位年轻的“牛棚“监管人员一脚踹死了。孤儿寡母，备尝辛酸，如此熬过了几年。重庆市政府终于答应让赵自立的哥哥顶她父亲的职，安排到市政府工作。谁料那主持招工的人却悄悄抹去了赵家哥哥的名字。赵自立那位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才十六岁，气得理智全无。他提了把菜刀，要去砍那位偷梁换柱的大坏蛋。两刀下去，没砍着想砍的人，却砍死了前来阻拦的军代表。赵家弟弟十七岁生日刚过就扛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被绑赴刑场枪杀示众。不出两月，赵妈妈肝肠寸断撒手人寰，自此家破人亡。
赵家哥哥自恨没有回天之力报效父母的养育之恩，唯记得母亲生前畏惧火葬。没有棺木，家人撕了床单将母亲的尸体像裹木乃伊似的裹了个严严实实。次日天色未明，为怕引人注目招来变故，赵家人全留在家里，只由赵家哥哥一人把母亲抗在肩上，跑出城外，再由几位敢于冒死的哥们帮忙用大板车将赵妈妈的尸体拖上荒山入了土。
这扛尸一幕，像个无家可归的幽灵，在我的意识流里沉沉浮浮，时时啃噬着我的灵魂。我总想山城坡坡坎坎，荒野沟沟壑壑，赵家哥哥扛着母亲的尸体，踩着一路的不平，他可有所思？可有所想？
赵家哥哥啊，心碎了，胆犹在，将门之后，有种！
四十一年的日子过的好慢好慢，赵自立终于成了下岗工人，住着三十平米的小屋，拿着三百元一月的退休金，与丈夫相依为命地厮守着。
我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住，问了句：
“怎么没考大学？”
“没想要考…….”
“你一向成绩优秀……”
“被人踩在脚下几十年，不敢想……”
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何时何人能为我们这一代讨回一个公道？
其实才智过人却与大学梦失之交臂的何止一个赵自立。我们女中还有个名人叫赵瑜康。她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无不通晓，且学业出类拔萃。她六岁时的演出剧照就上过《羊城晚报》呢。瑜康的名字我最初是从女中专贴公告的三角亭那儿读到的。瑜康是女中的骄傲，校方指望着她考上北大清华什么的好为女中争光。可时运不济，她高中毕业那年正是文革开始之时。学校乱了套，没有什么班级年龄之分了。我有幸成为瑜康、晓雷她们高三（2）班一伙人的小尾巴。别看她们只比我年长三四岁，在我眼里，她们个个都是博学多才的楷模。
大约是六七年的秋天吧，晓雷的母亲突然被“揪”出来了。那原因自然是曾与“胡风分子”有过一段婚姻。这罪名不便直说，让写告示的人着了难。幸亏那时女“走资派”不多，无奈之下，那大标语就成了“热烈欢呼揪出大妖婆杨烈！”
杨阿姨早年在国外是学体育的，虽已介花甲，体魄仍高大雄健，国字脸将军肩，行如风，坐如钟。一个“妖”字却让我想起了长袖善舞妖媚做作的白骨精。不伦不类，让我哭不得笑不是。
瑜康领了我们几个去探望晓雷，走在街上，适逢有人游行。敲锣打鼓，口号震天。前头八人大轿抬着的是个硕大的芒果模型。那会儿毛泽东主席刚把别人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进驻北京一所学校的工宣队。瑜康突然“哎呀”一声，满脸惶恐，说道：“我突然想起《战争与和平》里沙皇尼古拉在皇宫阳台上撒饼干的情节来了，完了完了，好反动啊！”
那年我十六岁，醉心于托氏还是下乡当知青之后的事。
《战争与和平》里有个孤女叫桑尼亚。她年轻貌美温顺善良，寄居在贵族亲戚家。桑尼亚有着极丰富的内心世界，却没有惊世骇俗的举措。她的好友说她是“一朵不结果的花”。我常常羡慕以至妒忌我们的父母亲。历史赋予他们以高尚的使命，或抗日或建国或为民族生存或为理想信仰，他们担起匹夫之责，把小我溶进了大我之中，由此青史留名。
可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史书上能记下一笔的就两件：一个文革，二是知青。此事前无古人，还望后无来者。
八二年大学刚毕业，独自一人回到了西流农场。胶树老了，胶水少了，房子旧了，当权的军人早走了，数百名知青作鸟兽散了，当年我和秋丽为之付出血汗的橡胶四厂也关门了。农场又回到了那静如止水的旧光景。当地人还记得我，说有时会拿我当样板教子，以后要像我似的考上大学远走高飞。祖国人民不需要我们在那里。再看那当今中国大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要么是文革前的官家出身，要么是三四十岁的后起精英。如我一辈者五十岁一过便奉旨歇了工。何为建功？何为立业？唯有那如火的青春曾伴随着炼狱般的苦难，像一杆面对死亡而高高飘扬的旗帜――这就是我们的历程，心的历程。浩浩然而来，真诚热烈不让“五四”，无功而去，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去国二十年，其间仅有两次抄旧业写中文。一次是八八年母亲辞世，我撰文悼亡母，发表在《家庭》杂志上。还有一次是前年北京新世纪出版社重版我姐姐钟丽思的自传体小说《顽童时代》。受姐姐之托，我为她的书作序。如今是第三次。久不写中文，下笔时还真觉得有些畏惧。但毕竟写的是少女时代当知青，人和事便从记忆中竞相涌出，令我应接不暇。录下几段，权当抛砖引玉，还望诸位知青朋友打开自家的心门，清点心灵的财富，然后仰天长啸，泼墨疾书，享受一吐为快的大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