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琴：我有一段情（1）

有一件事，盘桓心头多少年，始终是一个谜：蔡琴的10年无性婚姻。
1984年，蔡琴与导演杨德昌因电影结缘，不久就结了婚。
那时候，蔡琴走红已有五年时，杨德昌也已经拍了《海滩的一天》，作为台湾新浪潮的导演之一，他声名日隆。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蔡琴认为，他们的关系，需要以某种形态确定下来。女作家袁琼琼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那天，她陪着蔡琴从驻唱的地方回到蔡琴的家里：
“蔡琴跟我说她受不了，已经给杨德昌发了最后通牒，如果这男人还不给她个明确定位，她大约就要走掉了。……她怕得要死。她在去餐厅前跟杨德昌说，等他想清楚，叫他留话在她的答录机里。”
答录机里是有消息的，但蔡琴不敢去听，甚至打算将留言删掉，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杨德昌打来电话，要蔡琴去听留言：
“这时我们才去动答录机。按了‘play’之后，毫无声响。那静默至少也有一分钟之久。之后，是一声长长的，长长的叹息。然后，那个必须下决定的男人说了话：‘你叫我怎么说呢？’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复。”
袁琼琼陪她一起去了杨德昌的家里。“黑夜里，杨德昌出来开门，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他把那浅蓝色的女孩圈进手弯里，关上了他家的红漆大门。”
随后，他们结婚。婚后，杨德昌有一番著名的表白：“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最叫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是，蔡琴欣然应允了这匪夷所思的“柏拉图式的交流”。同一年，蔡琴推出两张专辑：《此情可待》和《痴痴地等》。
放在今天，务实如我们，会觉得这是把大脑换成核桃仁才会做出的决定，可那是八十年代，民歌、爱情文艺片营造出了一个“美好年代”的气氛，而蔡琴正是“民歌运动”的干将。那样百废待新的、胸口长出一口气的年月里，犹如里敦·斯特莱切在《维多利亚女王传》中所说：“快乐给每一天镀了金。”这镀金年代，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需要尝试，即便是婚姻的形态，似乎都有建设性的可能。
蔡琴做了杨德昌的沙龙女主人，把文学艺术圈子里的能人们招为座上客，为杨德昌的电影事业从组织上、干部上、思想上做了准备，并时不时在他的电影里客串个小角色、唱首主题歌，甚至担任美工，如果你足够留心，就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看到蔡琴的存在。于是有了《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于是有了作为“台湾新电影”干将的杨德昌。
他始终有绯闻，她始终不相信，直到有一天，由他告诉她，他早有外遇。他影片中那些残酷的、足以令人灰心的人际关系，落实在了他们中间。于是离婚，形式上的双数变成真实的单数，“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天亮了，我还没有睡着，一个房子突然变得很大，很陌生，我变得很小，走在街上，我都不敢抬头，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她有三年没有出专辑，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她的曲目里多了一首她一唱就会流泪的歌：《点亮霓虹灯》。
他可能没别的问题，他甚至也不是薄幸和寡情，他只是没那么爱她，或者说，没他想象中那么爱她。他当初是出于年轻，出于一点点小小的功利心，在犹豫中，又被她紧紧催逼，终于下了决心，以为一切都可以慢慢来，可以通过时间进行解决，但他到底说服不了自己的身体，所以他要求柏拉图式相处，直到他遇到真正触动他的女人——比他小十八岁的彭铠立，他们热情地生了两个孩子，杨德昌还说，与彭铠立在一起的时光，是“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然而这种怀疑，是万万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我们一直假装相信自己已经不是动物。
蔡琴不知道么？她那么聪明，有什么不知道？有什么不懂得？却照样不知道不懂得。莫非世间每段情都必须令人不知不懂？都终必成空？即便再聪明也无能为力？这才是这10年情给观者最大的打击。
她张扬她的悲伤——她有这个权利，却闭口不提她所洞见的真相。香港演唱会上她点到为止：“该离的婚，离了；该开的刀，开了；该减的肥，减了；该穿的新衣服，穿了。”台下无不为她的隽语鼓掌欢呼。却没人知道，情歌千阕万阕，不过都是别人的心事，唱情歌，犹如穿戏服，而她那一段情，唱给谁来听？春风，替我问一问。
 
蔡琴为什么会选择杨德昌？
杨德昌去世后，他和蔡琴的“无性婚姻”又被人翻检出来。鉴于他是男人，她是女人，他的领域对普通人来说疏离陌生，她的歌声却遍布有井水之处，影迷以外的群众对他进行评价时，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她，而一旦以她为支点对他进行评判，他的电影立刻变得无足轻重，他是不是一个对电影有极大贡献的天才也显得不重要，他立刻被还原成了一个以不可理喻的方式面对婚姻的男人。普通群众并不想在他的电影和他的婚姻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他首先就是一个负心的人，其次才拍电影。
但对当初的蔡琴来说，恐怕并不是这样，她是因为爱才，才爱上他，她是因为爱才，才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十年最好的时光，来响应他的倡议：“不加入杂质的柏拉图式爱情”。他的电影，他的才华，对他和她的婚姻，对这种“柏拉图式爱情”，至关重要。她是把他的人和他的才打着包一起来爱的，甚至可以说，她是通过他，来爱一切天才的创作和灵感和热情。
普通人也会爱才。使这个人区别于那个人，使这个人越过那个人的，不是身体，而是附着在那个人身上的别的东西，谈吐，思想，一点点才气，不过程度轻重不同。巧儿是普通人里爱才的典型：“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自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她要得不多，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能识字，会劳动，即是才华，使他有别于别的人。而我们生活里那些有才的人，恐怕也不过如此，或者写一笔好字，或者在KTV里能完整地唱几首歌，而这一点点才华，立刻使他或者她在另外一双眼睛里有了光彩，值得投入青春、爱情、后半生。而这一点点才华，不够他或者她经天纬地，却能够使今后的日子过得有点小趣味，就已经足够。就像偶然看到的温情美文里的话，婚姻美满的老夫人回味她的一生，认为她全靠了听了妈妈的话，她的妈妈曾经告诉她，一定要找个说话有趣的男人，因为“几十年的婚姻，要说好多好多的话”。会说话，能使她开心，也是才华。
蔡琴比较不幸，她起点太高，她赶上了民歌时代，成为民歌时代著名的女歌手，她需要能和自己进行灵魂对话的人，需要在事业上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她爱上的不是小才华，不是有才华的普通人，她一口气爱上了电影天才，并以与他们的才华相适应的离奇方式来响应他的一切倡议。这种回应的方式，这种经营婚姻的方式，任何一个妈妈都教不了，她是摸着石头过河，她是以戛纳选片委员会的眼光和标准来选丈夫。这一脚，确实踩空了。
有人抑制不了爱人的冲动，去爱他的身体，热烈地关注着他眨眼睛的方式，有人抑制不了爱才的冲动，一次一次用他的才华当包袱皮，把他打了包带进自己的生命，蔡琴是后者。但要我选，首选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