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文：警惕像芮成钢那样被体制化

来源：南方网    编辑：钱梦梦    2010-11-21 19:26:54
（原题《警惕被体制化的危险》）
张传文 评论员
中央电视台知名记者芮成钢在G20记者会上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问，一句“我可以代表亚洲”引爆争议。一方将芮成钢捧为争夺中国话语权的优秀记者，另一方则为自己又被代表感到愤怒。去年伦敦G 20峰会上，芮记者也曾向奥巴马提问，当时已声言“第一个问题代表中国提问，第二个问题代表全世界提问”。这次除代表中国之外，又言代表亚洲，完成了“三次代表”的芮成钢摇身一变，成了网友眼中的“代表控”。
从现场的完整视频可以看出，久经沙场的奥巴马对那段突兀的插曲进行了温和却不乏讽刺的回应：“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而当芮成钢说自己可以代表亚洲时，奥巴马又回了一句absolutely“绝对”。想想奥巴马那诧异的表情，以及现场的轰堂笑声，这个“话语权争夺战”的意味不言自明，然而在被众多拥趸视为英武神勇的芮代表看来，“absolutely”却是奥巴马“对其代表资格的认可”。
这些细节都证明了英语颇佳的芮成钢并没有真正理解英语思维。他回国后再三解释了英语中的“代表”与中文代表的不同，但他好像还没有明白，自己确实已然失礼，这首先是一个礼貌问题。其次，他好像也没有明白，英语国家的记者是不会使用“代表”这个词的，他们既不能代表国家，甚至连自己服务的机构也代表不了。虽然芮代表英文口语不错，不得不说，他依然是中式的思维。中式思维更具体的体现在圈里人常提及的：他喜欢说“我的朋友克林顿……”，还包括这次他认为奥巴马与他有眼神交流，他其实在为奥巴马圆场子，一种中国熟人关系式的潜规则。
总之，芮成钢的代表控受到了各种冷嘲热讽，这位体制内的优秀记者，其体制化的思维，与人民智商日益增长的需求构成了张力“被代表”撩起了网民的神经，引发了一场民意的泄愤。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对“我代表”的句式是何其的熟悉，是主席台必用语之一。言必称“我代表”，但代表岂是儿戏？代表意味着授权，意味着程序，不是你和我熟悉，就可以代表我，更何况，我根本不认识你。现实中的很多“代表”已成了儿戏，这种民意的压抑由来已久，那些“代表”看起来都很成功，都很风光“代表”成了护身符和特权的象征。但，“代表”的成功正是国家的失败，不仅尸位素餐，更可能是大蠹虫。在这样的情况下，随意使用“我代表”，便成了与主流世界渐行渐远的标志。用英文说，就是out了。
芮成钢并不认为自己out，芮以及所在的机构中央电视台，随后进行了多次辩护，在央视的调查中，96%的人是支持芮的，芮认为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对他敏感(他的数据是5%，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他以后仍不会回避用“我代表”。这引发了对芮成钢的第二轮民意“围剿”，以至于不少人觉得芮代表开始有炒作的嫌疑了。但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芮成钢的思维被体制化了，改变起来有些难度。
芮成钢代表门事件也说明，民意对体制内的看似兢兢业业实际并无建树和创新的“零件”，开始表达不满，虽然这些被体制化的一分子，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芮成钢只是被民意挑来的软柿子而已。因为新兴媒体的出现，不少人对体制内主流媒体的不满已经积蓄已久。如果对这次事件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场传媒人主动发起的微博围剿，并带动了大众的参与，并将平日里的不满转移到了芮成钢事件上。人们不再满足于面对体制化时的被动局面，他们有寻求体制进化可能的强烈冲动。
美国政治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说过，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不合理的体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体制的进化，必须是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变化。首先的一个问题便是，谁是这种进化的阻碍者、落伍者？夸张地说，就有点像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当然，目前体制内外的划分也会出现新的变化，不能单纯以传统的“编制”做划分，并非编制内就是体制内，就一定意味着被体制化。另一位央视优秀记者白岩松便言，不要与他谈什么体制，体制无处不在，只不过大家所处体制中的位置不同，所做的事情也不同。这也是有几分道理的，即使是体制内，一样可以成为体制进化的正面力量，前提是要保持清醒与自省，如果明知道方向不对也无能为力，不如时常找块路边的石头落落脚歇一下。再以央视的优秀记者崔永元为例(他曾不点名批评另一位优秀记者朱军)，体制内的人可作为可改变的空间似乎还是很大的。
所以，与芮代表的粉丝看法不同，批评者不是就一定要妖魔化他，不要拿简单僵化的思维看待芮的批评者。假设，芮可以为民生多出手几次，比如在李刚事件中也能抢一下话语权，那么民意很可能变得愿意“被代表”。
但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体制外未必就意味着当然的道德优势。从本质上说，预防体制化的危险，不是一个道德优越性的问题。就以媒体而言，新兴媒体同样也存在体制化的趋势，为了维系既得利益，会不会也对被体制化的危险也漠然置之？
思维被体制化的危险，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芮成钢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像他拥有同样思维路径的一群人。年轻人总是有些自大自得又对自己的粗鲁冒犯不自知，这其实正是体制化的中国的缩影。通过教育手段，集体与个体、民族与个人、国权与民权的边界时至今日仍被模糊，长期的体制化教育使得整个社会至今仍沉浸在一种虚情假意华而不实的表达模式之中。脱口而出的“我代表”与其说是其经过认真的思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和勇敢担当，不如说是关键时刻下意识暴露出的体制化思维小尾巴。
那些动辄选择“我代表”的人往往理解不了个人主义思维，但不幸的是，几乎所有芮成钢代表门的批评者都能理解“集体主义思维”。大多数人都是受过类似的教育，只是实践和现实教育了他们，现实的苦难对他们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在很多人看来，这构成了批评者俯视甚或戏弄芮成钢的知识和心理基础。
像芮成钢这样的大学里的优秀生，如果直接进入了体制内的单位，其行为模式被体制化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他们在原有的话语体系中表现得很优秀，如鱼得水，不断滋生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态，而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假如没有民意的阻击)，看起来这样的模式可以更安全便捷地追逐名利。
但是，如果没有反思和自省的能力，“素质高”的精英所起到的社会功能难道不是有更大的危险吗？难道没有越优秀越糟糕的可能吗？
细读新近被解除软禁的缅甸政治家昂山素季温和理性并充满自我怀疑精神的演说“我们并不缺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但我们内心深处依然缺少些什么，缺少的正是一种真正的心理温暖的感觉，还有对自己行为的一点怀疑和不满。”———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体制进化的动力，同样也不是那些技能、素质，甚至跟努力的程度也不直接相关，它恰恰在于，关于体制化的行为模式、行为方向，能否真正引起更多人的自省和思考。
这恐怕不仅仅是芮成钢一个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