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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灾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江澜（心理辅导义工）
2008年6月2日 星期一
飞机从成都起飞，那些废墟和面孔一下子离我远去。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眼泪直流，我不知道理由，但很清楚，我已经很难割舍过去这些天留下的记忆。
12天前，我离开北京，以志愿者身份来到四川为灾民们做心理辅导——几年前我自费接受的心理分析培训，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派上了用场。
（一）
我们是5月21日到的四川。我们100名心理学工作者是由中国妇联、中国儿童基金会及健康863网组织，为灾民们提供心理辅导服务。
入川第二天，我们一组九人被安排到当地的一个家俱公司，这是一个较大的灾民临时安置点，容纳了大约一千名灾民。
根据安排，我们很快以两人一组的形式开始工作。这个安置点是家具公司的厂房，面积很大，一千平米左右，空间很高，空气流通较好。有工作人员不时的喷洒消毒药水，也有几台电视放在四个角落供灾民使用。灾民们或躺或坐或三五个聚在一块儿聊天。
一个小男孩儿坐在两个老人旁边，看见我们过来，头很快的低下。两个老人却热情的请我们坐下聊会儿。老奶奶指着小男孩说这是她孙子，他的妈妈在这次灾难中遇难了。小男孩儿看我们一眼就把头转开，眼圈一红，泪就落了下来。田芳老师坐到他旁边，握住他的手，抚着他的肩说：“真是个坚强的小伙子。”
这时旁边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主动和我聊了起来，她们的家位于山沟里，被几座山环绕，风景优美，冬暖夏凉，总有很多的游客，所以她们大多村民都在自家开着“农家乐”，少则七八十万，多则一百多万建了漂亮的房子，生活富足，没想到被一场灾难毁于一旦。所幸她们家人都安全的走了出来，她媳妇还在路上生下一个女儿，本来离预产期还有十几天。她一边叙述灾难的发生以及她们的逃生经历，一边表达自己的情绪：有对灾难的恐惧，有对家人平安的庆幸，有对中央政府的感激，有对地方政府的愤怒，也有对未来的担忧及对现状的焦虑。
妇人的这些负面情绪并没有躯体化的表现，她没有觉得哪儿疼，晚上睡眠也还行。在整个过程中，我主要就是倾听，共情，时时搂搂她的肩，拍拍她的手。她叙述和渲泄一段后，情绪逐渐平缓。开始谢谢我们的到来，觉得我们的到来让她很感动。我对她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另一位四十五岁的妇女主动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语速很快。我请她坐我旁边，以尽量和缓的语气跟她说话并专心听她的叙述。她说，十几天前，她刚做了子宫肌瘤的切除手术，人还没有休息好就遇到了这次灾难。她和家人一起趟着齐腰深的水一起逃出来，大家都安全。她以往还有几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她也一一叙述给我听，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命大的人。她对此次灾难很愤怒，这么美的家园，老天怎么能忍心这样毁灭！她重复了三四遍自己的故事，并说头痛，肚子上的伤口痛。我除了专心倾听，还教她在头痛紧张的时候用腹式呼吸法来试着放松，并建议她到医院检查一下手术的伤口。
一位两岁小女孩儿的奶奶说，她有一位亲戚遇难，她和老伴都幸免于难，虽然腿上有很多擦伤，无大碍。但亲人和村民的死亡以及灾难的恐怖、逃生的艰难，让她难以平静面对。她说，她很难再回想过去，想起来就会头痛。她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也不想讲。我正要告诉她不想讲可以不用讲时，她却开始跟我叙述起来。就这样，她讲一阵又说她并不想讲，但不等我有任何反应又接着讲下去。她对未来生活的焦虑不是太多，更多的是对这场灾难的痛恨和害怕，以及对亲友逝去的悲伤。这些情绪给她带来一些躯体上的不适：头、背、腰腿都痛、且失眠。我让她跟我一块儿做腹式呼吸，并教她怎样缓解疼痛。
一位四十五岁就当了外婆的妇女主动与我们谈了起来，她家在这次灾难中有一位远亲遇难了，别的家人都好。
妇人家搞了“农家乐”，修房子、装修、买家电等，前后花了七十多万，还欠着银行贷款——她对未来生活的焦虑远远大过对灾难的害怕。她觉得灾难来也来了，就接受吧，所幸家人都健在。她让两个儿子不要在这儿白白浪费时间，赶紧出去找事做养活自己，她觉得这时自助是最重要的。她也想出去找活干，但又担心年龄大，没有专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她很想回家看看，虽然家几乎被埋在废墟里，但还是希望能多拿出点什么来。面对这个坚强的妇女，我除了倾听之外，感觉实在帮不上忙。她对灾难形成的创伤自我修护能力很强，我只是很担心她对未来生活的焦虑，这不可能仅靠心理的安抚就能消除或减轻。
灾民们普遍友好，客气的对待我们，有几个老大爷主动的叫我：“过来，过来。”他们抽着旱烟，但每次只抽几口就收起来，说得省着点抽。这些老人们最小的六十五岁，年龄最大的有八十岁，都硬朗、乐观、健谈。他们在描述灾难时非常平和、镇定。他们告诉我地怎么裂了、山怎么垮了——天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地底冒出大股的黑烟，闻上去一种焦焦的，臭臭的很奇怪的味儿，人被摇晃颠簸站也站不起来。
他们讲述很详细，还相互争论。他们还平静提到谁死了，谁找不到了——有的是他们的亲人，但他们脸上没有太多的悲哀。讲到被毁的家园，讲到以后的生活出路时，他们的表情和语气也是淡淡的，并得出一致的结论：这是天灾，是不可抗的，没有办法，心里要接受。
这个灾民安置点的灾民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焦虑超过害怕悲伤，在叙述中，他们有很多抱怨，这里没有具体的组织，让灾民们觉得很惶然，不知未来的生活在哪里？
我们下午要走时，已经有好些灾民要自己回家去看看，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回去安不安全，危险是不是已经完全或基本消除，我们希望他们能再安定几天多了解下情况再回去，他们客气的附和着，却仍在相互商量回去的时间和事宜。
下午，我们又去了另两个灾民安置点。
沿途，地震造成的恶果触目惊心。这本应是两个美丽富足的村子，路边的二层小楼曾经很有设计感，但现在多如废墟，很多墙是一整面的倒塌下去。灾民们的帐篷搭在路的另一面，低于路面。解放军战士正在把旧房子彻底拆除。军车车牌显示他们是来自山东的子弟兵。
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阳光很烈。多数灾民都在帐篷中休息了。一位妈妈带着一儿一女坐在外面，孩子的脸、手都黑黑的。我们拿出湿纸巾把他俩的脸，手都擦干净后，再发糖给他们。妈妈说，这个村因在路边，房子不高，灾难发生时虽然也有人在午休，但都成功逃出了建筑物，有人受伤，但没人遇难。而且，救援的部队和救援物资很快来了，男人们帮着一块搭帐篷，拆除旧房子。虽然也发食物，但他们大多自己做饭，只是缺水。她的叙述很平静，对灾难只能接受，对未来也不太担忧，觉得就在路对面的家应该很快就能重建起来。几乎每天都有余震，但她觉得住在帐篷里应没什么危险。
另一个村的情况也相似，只是路边的帐篷是前后两排，前面是政府统一的救灾专用帐篷，后面是灾民们自己用木棍、凉席搭的简易帐篷，他们白天都在简易帐篷里待着，因为凉快。几个妇女很主动地跟我们谈起来。她们的悲伤，害怕，她们自己就在跟我们的叙述或相互的交流中得到修复，她们对家园的重建也是有信心的。只是她们对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很愤怒。
（二）
5月23日，我们组被留在成都给当地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做培训。
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来了一百位左右的学生志愿者，由组里的张旭升老师上课。张老师先请同学们默哀一分钟，再请他们讲出自己在这一分钟的想法。同学们的讲述显示，他们都为这次灾难悲伤，很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灾区的人民，但也有一点担心，不知该怎样去帮助灾民们。张老师结合之前在彭州的实践，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没有太多的深奥理论，用具体案例来告诉同学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应怎样处理，并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技术方法去帮灾民放松。
晚上，我们又去给其他学生志愿者作了一场培训。学生们被分成两个班，由杨润雨老师和张旭升老师分别主讲。
未来的灾后心理辅导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由于时间、地域的限制，做不了太多太深的工作。而灾民的数量庞大，我们的人数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单薄。当地的志愿者们一腔热血，满腔热情却不知劲该往何处使。对他们作一些简易、实用的培训真是太重要了。
5月24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四个组一起来到德阳，此次灾难的重灾区之一。
我们组被分配到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琪达服装厂灾民临时安置点。这里有三百多灾民，都是东方汽轮机厂的职工及家属，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房里。这里还设了广播室，广播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他们还组织了一支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队伍的成员全是小孩子，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十二岁。听到我们的惊叹和夸奖，孩子们兴奋又羞涩。
我们还是两人一组，只是每组还分派了一个小志愿者当助手。我们到时，正是午餐时间。在服装厂的食堂里，他们的午餐很不错：米饭，蔬菜和鱼肉。这里还设立了“受灾群众安置点临时党支部”，用大红纸把党支部的负责人和成员名单、电话、房间号及其职责醒目地贴在外墙。
等待小助手们吃饭的间隙，我们跟这里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聊了聊。他们也叙述了他们的逃生经历，也说到了伤亡情况。但我感觉，他们没有彭州灾民的那种焦虑，他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虽然他们也悲伤，害怕。但整个状态比彭州的灾民更平和、安详和淡定。
我，田芳老师，杨润雨老师召集了十几个孩子，跟他们做游戏，让他们画画、自己动手搭“房子”，很快，杨老师和田老师发现了两三个有“状况”的孩子，他们有的有暴力倾向，有的出现封闭状况。我们随即对这些孩子进行单独辅导。
孩子们用自己的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情。一位男孩先在纸的中央画了猪八戒，再在猪八戒旁画了一个女人。他哭着说，这是他妈妈的好朋友李阿姨，在这次灾难中去世了。李阿姨平时对他非常好，他很喜欢她。他希望李阿姨去天堂，所以想让猪八戒带她去，因为猪八戒是神仙。
我肯定了他的愿望：猪八戒肯定会带着李阿姨去天堂。小男孩稍稍平静了，我跟他一起来设想李阿姨在天堂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他觉得李阿姨会一直年轻漂亮，不会老，跟他们现在一样吃得很好，而且也能看见他在地上的生活情况。经过这样的美好想象，小男孩不太悲伤了，开始主动与别的孩子一起用废弃瓷砖搭“房子”。他还跟田芳老师一起去给大家拿水，他说：“我现在很好，我不用别人帮助的。”
另一个小女孩的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纸中间是一颗心，边上写着“感谢琪达为我们做的一切”。孩子的善良和感恩让我很感动，我告诉她可以把这画做成一张卡片，送给琪达的叔叔阿姨们。她开心的点点头。
孩子们搭的各式各样的“房子”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他们加上了防震功能：他们的“房子”都有后门，说前门垮了也可从后门逃走；有很大的窗户，人可以从窗户跑掉；墙壁是双层的或三层的，这样不容易震塌；房子都是别墅，别墅不高不容易倒……
白天，这些孩子们大多与以前一样，没什么明显变化。到了晚上，有的孩子会多梦、说梦话，紧张，需要大人陪伴，也不易入睡。我建议妈妈们在这段时间要多陪孩子，也可以待他们入睡后再离开，或者睡前讲一些有美好结局的童话或孩子爱听的小笑话。
一些孩子比较封闭，不与人交往、回避人的眼神，尤其是陌生人。对这些孩子，我们没有强迫他们马上说话，只是用画画、游戏、故事、谜语、提问等方式吸引起他们的兴趣，引导他们加入进来。
孩子们很懂事，有礼貌，且知道感谢。发糖果时，没有一个孩子会把我手里的糖全拿走，他们会照顾周围的同伴，会开心的或羞涩的跟我们说谢谢。还会把糖拿给自己的妈妈吃。当需要从临时办公室给大家把水拿来时，男生们纷纷报名；我们离开前，我请大家把自己吃的糖纸和废纸捡起来扔到垃圾桶去，孩子们纷纷照做；在吃糖以前，他们会用杨老师带去的洗手液先把手洗干净。
孩子们把我们的工作叫作“上课”，我们走时，他们不舍的问：老师，什么时候再上课啊？你们明天什么时候来啊？
等车时，琪达服装厂的董事长请我们给工人们做一下团队辅导，但由于工人都在车间工作，时间跟我们对不上，只得作罢。藤总和他的生产厂长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而且觉得自己有了震后综合症，一有点小摇晃就觉得地震了，连看见别人的腿晃也以为地震了。
在这个安置点，尽管灾民们的情绪亦有悲伤、难过和恐惧，但他们几乎没有对未来的焦虑，只是偶尔会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一位妇女对我说：唐山大地震时，我们国家那么穷，不也在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城市吗？而且建得那么好。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比那时好多了，所以重新建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也就二三年吧。
（三）
5月25日，我们一起来到什邡一个灾民安置点，这里大约有一千多名灾民，他们来自金河，洛水。
街的两边搭着整齐的帐篷，我们沿着帐篷开展工作。
小星是一个快四岁的男孩，他们的幼儿园完全震塌了，他是被家人从土堆中挖出来的。回来后，小星开始变得暴力，不太爱说话，一到晚上便紧张，要紧紧抱住大人才能入睡，且说梦话、睡不踏实。
他的父母到外面找事做去了，一般是外婆带着他。外婆告诉我们，小星常常提到他的同学谁谁死了，谁的脑袋掉了，谁的眼睛掉了……描述的场景相当惨烈。在外婆描述时，小星紧张地坐在一边不说话，不时偷偷看我们一眼。我们先拿出糖来请他吃，语调尽量轻柔，缓慢、目光柔和。在他不太抗拒后，我们试着邀请他做一些简单的游戏。看得出，这是个平时很聪明活泼的孩子，他的话开始变多，主动给我们出题目。大人们争论小星获救的细节时，小星停止了游戏，不时看看我们，又低下头，显得有点紧张。田老师抚着小星的肩说：“小星真坚强，小星现在没事了，可以和我一起做游戏了。”
我抽空跟小星的外婆说，请她尽量不要在小星面前重复那些可怕的情节，这等于是把这些恐怖记忆一遍遍再现在小星的脑海里，请她也告诉别的成人别这样做。
这时，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进来找我要电话，说想和我们聊聊。于是，田方老师去给孩子们上课，我留下来跟这个小伙子聊。小伙子开始有点腼腆，说不知怎么开始，也不知说什么。我笑笑，没催他。
静坐了一小会儿，小伙子整理一下开始说起来。他父母都是什邡人，但他从小在新疆长大。半年前才从新疆过来帮这边的大姨家开挖矿车。地震那天，他们因为车没油了，要停工等山下送汽油上来。于是，他们买了米面肉菜回山上宿舍睡觉。宿舍在半山腰，地震时，到处都在掉石头，他们的车也全被埋了——还好因为休息，没人在车里，所以三十几人只是受了轻伤，没人遇难。
他们聚在一起，决定等平静一些再走。这时，山上不停有人逃下来，他们不停的煮饭做菜接纳灾民并告诉大家，愿意走的可以自己走，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在这儿吃饭。陆陆续续，他们那儿聚集了近百人。两天后，稍微平息了，他们选出二十多身强力壮，比较机灵的人先往山外走，并约定，如果几小时后不见他们回来，就说明他们走出去了，请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会叫人来救援。
他们自制了一个担架，抬上一位头被砸伤的灾民一起出发。走了七八个小时，这些人终于看见了部队。部队就在他们的指引下，将剩余的人救了出来。那个伤员也被送往成都的医院救治。
叙述时，小伙子语气缓慢、条理清楚。他说，自己并不害怕，反正灾难来也来了，害怕也没用，而且他和亲人都没什么事。他只是想不通，一点预兆也没有，怎么就会发生这么大的灾难。他才来了半年，刚稳定下来有了点积累，一下就都没了。小伙子决定过两天就回新疆去，他很想父母，很想和家人在一起。问他以后还来不来什邡生活，他说没想好。
在整个过程中，他一边叙述一边自我修复。比如，他觉得这下又得从头开始，有点郁闷，但马上又庆幸说还好自己平安，连伤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命大，要不是那天没油了，他们肯定会开着车去山边工作，那三十几个工人能否活下来就不好说了；他说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他也从来不积蓄，有一点钱，就去别的地方看看，把它花完——他很肯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在这次灾难中，好几个他认识的有钱人都遇难了。“没有了命，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这是他的结论。
其实，这几天我们遇到的很多灾民，自我修复能力大多很强，他们一直在调整自己的情绪，接受自己遇到的灾难，我所做的只是陪伴，倾听，共情就足矣。
悲伤、害怕、麻木，灾民们的情绪经过时间的延长，会通过自我修复能力，或心理工作者的简单疏导得以消除，但是重建工作所需时间漫长，在这期间，稍有差池，灾民的焦虑、绝望甚至愤怒就会更加爆发，而这不仅是心理安抚能解决的矛盾。
年龄、性别不同的灾民，对灾难的承受力以及产生的后果都不同。孩子们的心理创伤是隐蔽性的，他们有时并不完全明白发生什么，出于自我保护，他们会选择性记忆。他们不会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会明白自己的情绪有问题。而父母和老师们，却未必会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或即使发现，也不知如何处理，而一些错误的做法甚至会加重孩子受到的伤害——因此，继续给孩子的父母、老师作一些简单、实用、直接的小技术培训。因为他们是面对孩子时间最多的人，也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人。
心理辅导工作也不应局限于灾民，灾区周围的居民、医护人员，救援军人等都应是辅导的对象。在成都，很多市民都不敢在家居住，睡在车里或在外面搭帐篷，回家一趟也是战战兢兢，速战速决。他们不敢坐车，觉得车子的摇晃让心情不能放松，他们甚至见不得别人的腿摇晃。
灾后的心理辅导应是长期的工作。目前，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不算太多，面对如此众多的灾民，确有杯水车薪之感。而心理学组织众多，流派林立，能否由更权威组织出面，把几大心理学门派及一些民间的心理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做好宏观调控，按地域划分或时间轮换，让整个灾后心理辅导更有规划、更有节奏，不要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不要留下死角。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江澜（心理辅导义工）
2008年6月2日 星期一
飞机从成都起飞，那些废墟和面孔一下子离我远去。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眼泪直流，我不知道理由，但很清楚，我已经很难割舍过去这些天留下的记忆。
12天前，我离开北京，以志愿者身份来到四川为灾民们做心理辅导——几年前我自费接受的心理分析培训，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派上了用场。
（一）
我们是5月21日到的四川。我们100名心理学工作者是由中国妇联、中国儿童基金会及健康863网组织，为灾民们提供心理辅导服务。
入川第二天，我们一组九人被安排到当地的一个家俱公司，这是一个较大的灾民临时安置点，容纳了大约一千名灾民。
根据安排，我们很快以两人一组的形式开始工作。这个安置点是家具公司的厂房，面积很大，一千平米左右，空间很高，空气流通较好。有工作人员不时的喷洒消毒药水，也有几台电视放在四个角落供灾民使用。灾民们或躺或坐或三五个聚在一块儿聊天。
一个小男孩儿坐在两个老人旁边，看见我们过来，头很快的低下。两个老人却热情的请我们坐下聊会儿。老奶奶指着小男孩说这是她孙子，他的妈妈在这次灾难中遇难了。小男孩儿看我们一眼就把头转开，眼圈一红，泪就落了下来。田芳老师坐到他旁边，握住他的手，抚着他的肩说：“真是个坚强的小伙子。”
这时旁边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主动和我聊了起来，她们的家位于山沟里，被几座山环绕，风景优美，冬暖夏凉，总有很多的游客，所以她们大多村民都在自家开着“农家乐”，少则七八十万，多则一百多万建了漂亮的房子，生活富足，没想到被一场灾难毁于一旦。所幸她们家人都安全的走了出来，她媳妇还在路上生下一个女儿，本来离预产期还有十几天。她一边叙述灾难的发生以及她们的逃生经历，一边表达自己的情绪：有对灾难的恐惧，有对家人平安的庆幸，有对中央政府的感激，有对地方政府的愤怒，也有对未来的担忧及对现状的焦虑。
妇人的这些负面情绪并没有躯体化的表现，她没有觉得哪儿疼，晚上睡眠也还行。在整个过程中，我主要就是倾听，共情，时时搂搂她的肩，拍拍她的手。她叙述和渲泄一段后，情绪逐渐平缓。开始谢谢我们的到来，觉得我们的到来让她很感动。我对她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另一位四十五岁的妇女主动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语速很快。我请她坐我旁边，以尽量和缓的语气跟她说话并专心听她的叙述。她说，十几天前，她刚做了子宫肌瘤的切除手术，人还没有休息好就遇到了这次灾难。她和家人一起趟着齐腰深的水一起逃出来，大家都安全。她以往还有几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她也一一叙述给我听，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命大的人。她对此次灾难很愤怒，这么美的家园，老天怎么能忍心这样毁灭！她重复了三四遍自己的故事，并说头痛，肚子上的伤口痛。我除了专心倾听，还教她在头痛紧张的时候用腹式呼吸法来试着放松，并建议她到医院检查一下手术的伤口。
一位两岁小女孩儿的奶奶说，她有一位亲戚遇难，她和老伴都幸免于难，虽然腿上有很多擦伤，无大碍。但亲人和村民的死亡以及灾难的恐怖、逃生的艰难，让她难以平静面对。她说，她很难再回想过去，想起来就会头痛。她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也不想讲。我正要告诉她不想讲可以不用讲时，她却开始跟我叙述起来。就这样，她讲一阵又说她并不想讲，但不等我有任何反应又接着讲下去。她对未来生活的焦虑不是太多，更多的是对这场灾难的痛恨和害怕，以及对亲友逝去的悲伤。这些情绪给她带来一些躯体上的不适：头、背、腰腿都痛、且失眠。我让她跟我一块儿做腹式呼吸，并教她怎样缓解疼痛。
一位四十五岁就当了外婆的妇女主动与我们谈了起来，她家在这次灾难中有一位远亲遇难了，别的家人都好。
妇人家搞了“农家乐”，修房子、装修、买家电等，前后花了七十多万，还欠着银行贷款——她对未来生活的焦虑远远大过对灾难的害怕。她觉得灾难来也来了，就接受吧，所幸家人都健在。她让两个儿子不要在这儿白白浪费时间，赶紧出去找事做养活自己，她觉得这时自助是最重要的。她也想出去找活干，但又担心年龄大，没有专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她很想回家看看，虽然家几乎被埋在废墟里，但还是希望能多拿出点什么来。面对这个坚强的妇女，我除了倾听之外，感觉实在帮不上忙。她对灾难形成的创伤自我修护能力很强，我只是很担心她对未来生活的焦虑，这不可能仅靠心理的安抚就能消除或减轻。
灾民们普遍友好，客气的对待我们，有几个老大爷主动的叫我：“过来，过来。”他们抽着旱烟，但每次只抽几口就收起来，说得省着点抽。这些老人们最小的六十五岁，年龄最大的有八十岁，都硬朗、乐观、健谈。他们在描述灾难时非常平和、镇定。他们告诉我地怎么裂了、山怎么垮了——天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地底冒出大股的黑烟，闻上去一种焦焦的，臭臭的很奇怪的味儿，人被摇晃颠簸站也站不起来。
他们讲述很详细，还相互争论。他们还平静提到谁死了，谁找不到了——有的是他们的亲人，但他们脸上没有太多的悲哀。讲到被毁的家园，讲到以后的生活出路时，他们的表情和语气也是淡淡的，并得出一致的结论：这是天灾，是不可抗的，没有办法，心里要接受。
这个灾民安置点的灾民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焦虑超过害怕悲伤，在叙述中，他们有很多抱怨，这里没有具体的组织，让灾民们觉得很惶然，不知未来的生活在哪里？
我们下午要走时，已经有好些灾民要自己回家去看看，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回去安不安全，危险是不是已经完全或基本消除，我们希望他们能再安定几天多了解下情况再回去，他们客气的附和着，却仍在相互商量回去的时间和事宜。
下午，我们又去了另两个灾民安置点。
沿途，地震造成的恶果触目惊心。这本应是两个美丽富足的村子，路边的二层小楼曾经很有设计感，但现在多如废墟，很多墙是一整面的倒塌下去。灾民们的帐篷搭在路的另一面，低于路面。解放军战士正在把旧房子彻底拆除。军车车牌显示他们是来自山东的子弟兵。
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阳光很烈。多数灾民都在帐篷中休息了。一位妈妈带着一儿一女坐在外面，孩子的脸、手都黑黑的。我们拿出湿纸巾把他俩的脸，手都擦干净后，再发糖给他们。妈妈说，这个村因在路边，房子不高，灾难发生时虽然也有人在午休，但都成功逃出了建筑物，有人受伤，但没人遇难。而且，救援的部队和救援物资很快来了，男人们帮着一块搭帐篷，拆除旧房子。虽然也发食物，但他们大多自己做饭，只是缺水。她的叙述很平静，对灾难只能接受，对未来也不太担忧，觉得就在路对面的家应该很快就能重建起来。几乎每天都有余震，但她觉得住在帐篷里应没什么危险。
另一个村的情况也相似，只是路边的帐篷是前后两排，前面是政府统一的救灾专用帐篷，后面是灾民们自己用木棍、凉席搭的简易帐篷，他们白天都在简易帐篷里待着，因为凉快。几个妇女很主动地跟我们谈起来。她们的悲伤，害怕，她们自己就在跟我们的叙述或相互的交流中得到修复，她们对家园的重建也是有信心的。只是她们对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很愤怒。
（二）
5月23日，我们组被留在成都给当地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做培训。
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来了一百位左右的学生志愿者，由组里的张旭升老师上课。张老师先请同学们默哀一分钟，再请他们讲出自己在这一分钟的想法。同学们的讲述显示，他们都为这次灾难悲伤，很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灾区的人民，但也有一点担心，不知该怎样去帮助灾民们。张老师结合之前在彭州的实践，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没有太多的深奥理论，用具体案例来告诉同学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应怎样处理，并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技术方法去帮灾民放松。
晚上，我们又去给其他学生志愿者作了一场培训。学生们被分成两个班，由杨润雨老师和张旭升老师分别主讲。
未来的灾后心理辅导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由于时间、地域的限制，做不了太多太深的工作。而灾民的数量庞大，我们的人数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单薄。当地的志愿者们一腔热血，满腔热情却不知劲该往何处使。对他们作一些简易、实用的培训真是太重要了。
5月24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四个组一起来到德阳，此次灾难的重灾区之一。
我们组被分配到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琪达服装厂灾民临时安置点。这里有三百多灾民，都是东方汽轮机厂的职工及家属，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房里。这里还设了广播室，广播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他们还组织了一支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队伍的成员全是小孩子，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十二岁。听到我们的惊叹和夸奖，孩子们兴奋又羞涩。
我们还是两人一组，只是每组还分派了一个小志愿者当助手。我们到时，正是午餐时间。在服装厂的食堂里，他们的午餐很不错：米饭，蔬菜和鱼肉。这里还设立了“受灾群众安置点临时党支部”，用大红纸把党支部的负责人和成员名单、电话、房间号及其职责醒目地贴在外墙。
等待小助手们吃饭的间隙，我们跟这里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聊了聊。他们也叙述了他们的逃生经历，也说到了伤亡情况。但我感觉，他们没有彭州灾民的那种焦虑，他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虽然他们也悲伤，害怕。但整个状态比彭州的灾民更平和、安详和淡定。
我，田芳老师，杨润雨老师召集了十几个孩子，跟他们做游戏，让他们画画、自己动手搭“房子”，很快，杨老师和田老师发现了两三个有“状况”的孩子，他们有的有暴力倾向，有的出现封闭状况。我们随即对这些孩子进行单独辅导。
孩子们用自己的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情。一位男孩先在纸的中央画了猪八戒，再在猪八戒旁画了一个女人。他哭着说，这是他妈妈的好朋友李阿姨，在这次灾难中去世了。李阿姨平时对他非常好，他很喜欢她。他希望李阿姨去天堂，所以想让猪八戒带她去，因为猪八戒是神仙。
我肯定了他的愿望：猪八戒肯定会带着李阿姨去天堂。小男孩稍稍平静了，我跟他一起来设想李阿姨在天堂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他觉得李阿姨会一直年轻漂亮，不会老，跟他们现在一样吃得很好，而且也能看见他在地上的生活情况。经过这样的美好想象，小男孩不太悲伤了，开始主动与别的孩子一起用废弃瓷砖搭“房子”。他还跟田芳老师一起去给大家拿水，他说：“我现在很好，我不用别人帮助的。”
另一个小女孩的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纸中间是一颗心，边上写着“感谢琪达为我们做的一切”。孩子的善良和感恩让我很感动，我告诉她可以把这画做成一张卡片，送给琪达的叔叔阿姨们。她开心的点点头。
孩子们搭的各式各样的“房子”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他们加上了防震功能：他们的“房子”都有后门，说前门垮了也可从后门逃走；有很大的窗户，人可以从窗户跑掉；墙壁是双层的或三层的，这样不容易震塌；房子都是别墅，别墅不高不容易倒……
白天，这些孩子们大多与以前一样，没什么明显变化。到了晚上，有的孩子会多梦、说梦话，紧张，需要大人陪伴，也不易入睡。我建议妈妈们在这段时间要多陪孩子，也可以待他们入睡后再离开，或者睡前讲一些有美好结局的童话或孩子爱听的小笑话。
一些孩子比较封闭，不与人交往、回避人的眼神，尤其是陌生人。对这些孩子，我们没有强迫他们马上说话，只是用画画、游戏、故事、谜语、提问等方式吸引起他们的兴趣，引导他们加入进来。
孩子们很懂事，有礼貌，且知道感谢。发糖果时，没有一个孩子会把我手里的糖全拿走，他们会照顾周围的同伴，会开心的或羞涩的跟我们说谢谢。还会把糖拿给自己的妈妈吃。当需要从临时办公室给大家把水拿来时，男生们纷纷报名；我们离开前，我请大家把自己吃的糖纸和废纸捡起来扔到垃圾桶去，孩子们纷纷照做；在吃糖以前，他们会用杨老师带去的洗手液先把手洗干净。
孩子们把我们的工作叫作“上课”，我们走时，他们不舍的问：老师，什么时候再上课啊？你们明天什么时候来啊？
等车时，琪达服装厂的董事长请我们给工人们做一下团队辅导，但由于工人都在车间工作，时间跟我们对不上，只得作罢。藤总和他的生产厂长都觉得自己压力很大，而且觉得自己有了震后综合症，一有点小摇晃就觉得地震了，连看见别人的腿晃也以为地震了。
在这个安置点，尽管灾民们的情绪亦有悲伤、难过和恐惧，但他们几乎没有对未来的焦虑，只是偶尔会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一位妇女对我说：唐山大地震时，我们国家那么穷，不也在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城市吗？而且建得那么好。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比那时好多了，所以重新建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也就二三年吧。
（三）
5月25日，我们一起来到什邡一个灾民安置点，这里大约有一千多名灾民，他们来自金河，洛水。
街的两边搭着整齐的帐篷，我们沿着帐篷开展工作。
小星是一个快四岁的男孩，他们的幼儿园完全震塌了，他是被家人从土堆中挖出来的。回来后，小星开始变得暴力，不太爱说话，一到晚上便紧张，要紧紧抱住大人才能入睡，且说梦话、睡不踏实。
他的父母到外面找事做去了，一般是外婆带着他。外婆告诉我们，小星常常提到他的同学谁谁死了，谁的脑袋掉了，谁的眼睛掉了……描述的场景相当惨烈。在外婆描述时，小星紧张地坐在一边不说话，不时偷偷看我们一眼。我们先拿出糖来请他吃，语调尽量轻柔，缓慢、目光柔和。在他不太抗拒后，我们试着邀请他做一些简单的游戏。看得出，这是个平时很聪明活泼的孩子，他的话开始变多，主动给我们出题目。大人们争论小星获救的细节时，小星停止了游戏，不时看看我们，又低下头，显得有点紧张。田老师抚着小星的肩说：“小星真坚强，小星现在没事了，可以和我一起做游戏了。”
我抽空跟小星的外婆说，请她尽量不要在小星面前重复那些可怕的情节，这等于是把这些恐怖记忆一遍遍再现在小星的脑海里，请她也告诉别的成人别这样做。
这时，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进来找我要电话，说想和我们聊聊。于是，田方老师去给孩子们上课，我留下来跟这个小伙子聊。小伙子开始有点腼腆，说不知怎么开始，也不知说什么。我笑笑，没催他。
静坐了一小会儿，小伙子整理一下开始说起来。他父母都是什邡人，但他从小在新疆长大。半年前才从新疆过来帮这边的大姨家开挖矿车。地震那天，他们因为车没油了，要停工等山下送汽油上来。于是，他们买了米面肉菜回山上宿舍睡觉。宿舍在半山腰，地震时，到处都在掉石头，他们的车也全被埋了——还好因为休息，没人在车里，所以三十几人只是受了轻伤，没人遇难。
他们聚在一起，决定等平静一些再走。这时，山上不停有人逃下来，他们不停的煮饭做菜接纳灾民并告诉大家，愿意走的可以自己走，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在这儿吃饭。陆陆续续，他们那儿聚集了近百人。两天后，稍微平息了，他们选出二十多身强力壮，比较机灵的人先往山外走，并约定，如果几小时后不见他们回来，就说明他们走出去了，请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会叫人来救援。
他们自制了一个担架，抬上一位头被砸伤的灾民一起出发。走了七八个小时，这些人终于看见了部队。部队就在他们的指引下，将剩余的人救了出来。那个伤员也被送往成都的医院救治。
叙述时，小伙子语气缓慢、条理清楚。他说，自己并不害怕，反正灾难来也来了，害怕也没用，而且他和亲人都没什么事。他只是想不通，一点预兆也没有，怎么就会发生这么大的灾难。他才来了半年，刚稳定下来有了点积累，一下就都没了。小伙子决定过两天就回新疆去，他很想父母，很想和家人在一起。问他以后还来不来什邡生活，他说没想好。
在整个过程中，他一边叙述一边自我修复。比如，他觉得这下又得从头开始，有点郁闷，但马上又庆幸说还好自己平安，连伤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命大，要不是那天没油了，他们肯定会开着车去山边工作，那三十几个工人能否活下来就不好说了；他说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他也从来不积蓄，有一点钱，就去别的地方看看，把它花完——他很肯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在这次灾难中，好几个他认识的有钱人都遇难了。“没有了命，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这是他的结论。
其实，这几天我们遇到的很多灾民，自我修复能力大多很强，他们一直在调整自己的情绪，接受自己遇到的灾难，我所做的只是陪伴，倾听，共情就足矣。
悲伤、害怕、麻木，灾民们的情绪经过时间的延长，会通过自我修复能力，或心理工作者的简单疏导得以消除，但是重建工作所需时间漫长，在这期间，稍有差池，灾民的焦虑、绝望甚至愤怒就会更加爆发，而这不仅是心理安抚能解决的矛盾。
年龄、性别不同的灾民，对灾难的承受力以及产生的后果都不同。孩子们的心理创伤是隐蔽性的，他们有时并不完全明白发生什么，出于自我保护，他们会选择性记忆。他们不会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会明白自己的情绪有问题。而父母和老师们，却未必会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或即使发现，也不知如何处理，而一些错误的做法甚至会加重孩子受到的伤害——因此，继续给孩子的父母、老师作一些简单、实用、直接的小技术培训。因为他们是面对孩子时间最多的人，也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人。
心理辅导工作也不应局限于灾民，灾区周围的居民、医护人员，救援军人等都应是辅导的对象。在成都，很多市民都不敢在家居住，睡在车里或在外面搭帐篷，回家一趟也是战战兢兢，速战速决。他们不敢坐车，觉得车子的摇晃让心情不能放松，他们甚至见不得别人的腿摇晃。
灾后的心理辅导应是长期的工作。目前，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不算太多，面对如此众多的灾民，确有杯水车薪之感。而心理学组织众多，流派林立，能否由更权威组织出面，把几大心理学门派及一些民间的心理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做好宏观调控，按地域划分或时间轮换，让整个灾后心理辅导更有规划、更有节奏，不要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不要留下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