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消失的文明古国滇-文明古国,滇王

从废铜堆里抢回来的古文明
1953年的秋天，有位考古专家注意到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手中几件青铜兵器的特别之处，这位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专家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玄机。他建议博物馆买下了这几件青铜器，但是这些青铜器出土的具体地点，却是一团谜。
事隔一年之后，一位老学者偶然间说起，抗战时期晋宁县小梁王山曾经发现过一些青铜器，被当地农民当做废铜卖掉了，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根据这个线索，云南省博物馆派人赶往晋宁县作实地调查，结果证明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考古人员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类似的青铜兵器。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于是，省博物馆决定对石寨山进行一次清理发掘。?
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么一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丘，竟然埋藏着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惊天大秘密。浩瀚滇池东南角的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枣核形，南北两头尖、中间宽，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最高处至地平面仅30多米。山前有一小村，名为石寨山村，属晋宁县的牛恋乡，距晋宁县城西五公里。 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惊世绝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反映的是杀人祭祀场面。这一重大发现马上震惊了国内考古界。

滇王金印：司马迁没有说假话
1956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后清理6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考古专家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辨认为“滇王之印”。刹时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一代滇王的墓葬。消息传出以后，石寨山附近的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一连几天，整个工地周围的山上全是闻讯赶来的人群，有时多达数千人，就连附近几个县的农民都不断地涌到考古工地，他们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宝物。
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降于汉，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并在现在的晋宁县设立益州郡。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史料的真实可信。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

滇国在哪里：夜郎以西，邛都之南
50多年过去了，石寨山先后又进行了5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数以万计。1972年春，云南博物馆又发掘了江川李家山墓地。这是继石寨山之后又一次滇国墓地的大规模发掘工作，一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了各类文物1700余件。1991年底，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一共发掘了58座墓葬，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伴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及科学研究的步步深入，大批滇国青铜器重现人间，消失千年后的古滇国，又再次回到历史的视线中。
古滇国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地揭开，但在数十年破译古滇国的探索历程中，仍有太多的谜团一直在困扰着人们，更多的疑问也随之而来：古滇国的都城在哪里？滇国有多大？它的青铜文化为何如此发达？这些千古谜团使古滇国的真相依然秘而不宣。
《史记·西南夷传》只大致说出滇国在当时的夜郎国以西，邛都国之南，昆明国以东地区，并未明确指出都城所在。那么，古滇国的都城究竟在哪里？有专家认为滇国都城应在益州郡治所在地，即今滇池南岸的晋宁县。之所以得出这样的推断，是因为“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这是《史记》中仅存的有关古滇国的故事，讲的是在公元前112年 (西汉元鼎五年)，汉武帝先征服了盘踞两广的南越割据政权，兵临滇国的东南部。紧接着又灭掉滇国东部的夜郎国和北部的邛都国，使滇王更加孤立。在大军压境的严重形势下，西汉王朝曾遣使劝说滇国降汉人朝，当时滇王依仗自己尚有实力，又有“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等部落的支持，没有把汉王朝放在眼里。甚至还对汉使者说：“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难道比我滇国还强大吗?有意羞辱汉使者，拒绝投降。汉武帝听后气得发疯，于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以“破南越、诛南夷之兵威”，一举击灭滇国东北之劳浸、靡莫部落，“以兵临滇”，由于滇王失去同盟者的支持，汉师又紧逼滇池区域，只得降汉为臣。这就是说，滇王是都城告急，才被迫降汉。由此可以判断，益州郡治所在地就是原滇国的都城。
那么，滇国有多大？它的四界又在哪里？《史记·西南夷传》只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滇小邑，最宠焉”。这说明滇国在当时西南夷中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古王国。有学者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推断它大致包括今昆明、东川市全部，曲靖和玉溪的大部分地区，红河、楚雄和文山的小部分地区。但这些都还只是存在于人们的猜想中，甚至我们至今还不能肯定执有滇王之印的墓主人是否就是真正的滇王尝羌，甚至也不知道他的模样.

女“王”坐明堂：母系社会？女酋长？
专家们相信，青铜文化代表了滇国最灿烂的时代。我们在众多出土的青铜器中，看到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她容貌姣好，头梳银锭发髻，身着拖地对襟长衫，频频出现在古滇国祭祀、结盟、纺织、播种等各种重大活动中。在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贮贝器盖上，一场关乎社稷民生大计的盛大宗教仪式正在举行。作为主祭人的她，衣着华丽，扶膝垂足，端坐于高台正中的唯一圆几上，神态肃穆，傲视前方，一副十足的贵妇人架势。一位男孩跪坐，双手扶膝侍其侧；另有6名男子分两排跪于前，有的双手捧杯，有的侧置酒杯作进献状，甚是谦恭；其余参与祭祀者围绕在的她四周，各事其事。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纺织场面贮贝器的器盖上，她端坐于鼓形座上，通体鎏金，举止优雅，身后有人执伞，身前有人捧盒奉食，正在监视6名妇女纺织。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侧面刻有“播种”图像，一群男女耕作者，荷锄、持点种棒列队前往田间劳作，在此行进的33人中，有两位衣着不同寻常的妇女各坐一乘由4个男子抬的肩舆，想必也是监督农作或主持春播仪式的主祭人。她显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究竟是什么人？女性在古滇国的尊贵地位，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显露出冰山一角。有专家认为，滇国少数妇女有如此高贵的社会地位，很可能和当地尚保留有原始社会时期女氏族长的残余势力有关。

滇王嗜好：活人祭祀与民族战争
男人们则更多出现在需要体现力量和勇气的地方。在已发现的滇青铜器上，表现祭祀、狩猎、战争的场面屡见不鲜。祭祀是“信仰”和“崇拜”的必然结果，涉及农业、生育、祖先等方面内容。而其中尤以杀人祭祀最为惊心动魄，归纳之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用活人现场祭祀；二是将其他部落成员杀死后，再把人头带回作祭品。我们看到，在杀人祭祀贮贝器上，铜柱上捆绑着一个赤身的奴隶，立于两侧的奴隶脚上戴着枷锁，主祭的奴隶主梳着发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展现在人们面前。叠鼓形战争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激烈的战争场面，可能是当时滇人和洱海区域的“昆明人”作战的场景。骑马拼杀者、受伤倒地者、跪地求饶者、身首异处者……每个人物和细节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古代民族战争得以真实再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国与国之间为争夺疆土、奴隶、牲畜和财富的征伐从未停息，滇国也是如此。尤其是滇国与昆明国（以洱海区域为中心）之间的战事最为频繁，“椎髻”的滇族军队与“编发”（又称“辫发”）的昆明族军队之间经常刀戈相向，战火连绵。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俘获人物鎏金扣饰则表现了一场战事之后，滇国军队满“载”而归的情景：两名滇族士兵作前驱后赶状，他们手中各拎着一颗人头，中间夹着一头牛、两只羊和一位背小孩的妇女。而在画面的最下方，一具无头尸体正遭践踏。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胜利者已经开始启程，战争之掠夺与杀戮的本质在这里显现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