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孟京辉论先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1:03:05
孟京辉说先锋不仅是一种态度、姿态，还是对自己的一种鼓舞。如果你大胆地往前走，越先锋越有观众。
罗赟｜编辑 《杨澜访谈录》｜供稿在当代中国戏剧史上，孟京辉这个名字一定会是其中无法忽略掉的一个。这位从上世纪90年代出场，一直活跃至今的先锋戏剧导演凭借自己对戏剧的独特把握，为低迷的戏剧赢得了稳定的观众群。孟京辉说戏剧在英文里就叫“play”，就是玩的意思。所以他开心地玩，认真地玩，用力地玩，并拾掇着在玩的过程中蹦出的一个又一个新鲜的灵感。对孟京辉来说，做戏剧，其实就是“玩儿去”。
孟京辉就这样创下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活生生驳倒了“先锋实验等于小众”这个伪命题。
杨澜：采访你这样一个先锋戏剧的代表人物，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艺术家吧，我有种心理障碍。我估计电视机前95%以上的观众都没有看过你的戏，没有进过你的剧院，他们只是偶尔听说有一个叫孟京辉的人好像还挺有文化、搞艺术的。
孟京辉：对。如果我要跟人家说我是做话剧的，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跟他的生活没关系。比如你是一个牙医，你是一个地产商，是个售楼小姐，你的形象都知道，然后你说是一搞话剧的，说实在的人家不知道你干嘛的，不知道你早晨起来了是练嗓子？还是你每天晚上在你们那个剧场门口卖包子？反正人家不了解你，我觉着一般人不了解。
杨澜：那你做了20年还做得这么津津有味？
孟京辉：你要问是哪点让我们这么兴奋，我觉着可能在剧场里边吧，灯光一亮的时候，就有奇迹发生。它跟你的生活不一样了，你到剧场里可以发现新的东西。这里边有你熟知的一些东西，它又跟电影不一样，电影呢像一个人闭上眼睛，再一睁眼睛，然后你就进入银幕了。但是戏剧不是，戏剧你永远知道舞台上的东西是假的，跟你的生活不一样，但是这种假的东西就在这样一个空间、一个场景里边把你打动了。那我就觉着这个特别假，但是又特真，这种假定性的真和真的假东西，迷死我了。
杨澜：在一个影视时代，在一个三维、动画、游戏、电脑的时代，做戏剧就有点儿像是一个做手艺活的人。
孟京辉：对。比如说你要去意大利，去佛罗伦萨，你会发现有那种卖手工皮鞋的地方，进去以后，就能闻着一股皮子的味道，还是用那种特老的机器绱鞋底。然后你就充满了敬意，你会想是不是他们家十几代就干这个的？有一种传承的美感。所以我就想如果咱有一个戏剧的老祖宗，比如咱说远一点儿，关汉卿，然后后来有曹禺……完了还有一个不肖子孙孟京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里边玩儿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杨澜：你来自于一个比较正统的家庭，你父亲是干部是吧？
孟京辉：我父亲是革命干部，我妈妈是工人，我就生长在一个没有任何文艺细胞和文学氛围的家庭。我爸并不明白我在干什么。他去世的前几年，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一定要记住几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当时就说什么呀？哪儿挨哪儿啊？但是后来我仔细想想就理解了，我理解确实应该为人民服务，但是这个“人民”怎么解释？什么是“人民”？我觉着人民跟大众不一样。我认为这个“人民”是有想象力的这群人，“人民”是有创造力的这群人，“人民”不是那些浑浑噩噩的，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人民”是一定是要永远向前走，往前看的。
杨澜：我看《恋爱的犀牛》里边有廖一梅写的一句台词，恐怕也是你当时某种心境的写照。就是说，你应该像其他犀牛那样顺从命运，就不会这样整天的郁郁寡欢了。
孟京辉：对。我们当时有一个习惯，就是谁坐在中央戏剧学院的门口，就说明他没饭吃了，你要跟这人打了招呼，那你就有义务请他吃顿饭。然后我就每天都坐在那门口，然后每天都被别人收留去吃饭。这是一种交往方式和一种表达方式。有一次我一个同学过来说，你别看你自己怀才不遇的样子，其实你就是饿的。
他这一下就点破我了，原来我是饿的，是年轻，精力太充足，又饿，然后会产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这个奇怪的想法如果完全属于我个人也就罢了，但是恰巧它又属于我看到的，我眼睛看到的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那后来我就突然想到，这样的话我光饿不行，我必须把我这个饿的感觉给表达出来。然后我就找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表达饿，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是一个饥饿艺术家。从理想上来讲也饿，从物质上来讲我也饿，都饿，我觉着饿这种感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爱，强烈的狠，还有一些嫉妒，欲望和进攻性，还有温暖，我觉着都有。
杨澜：这样就先锋了？
孟京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有一次跟一个外国朋友吹牛，说在你们外国，一个先锋的、实验的、前卫的戏剧导演，是没有多少观众的，就那么几个人喜欢。在中国不是，在中国你越先锋越有观众。不过呢，我可能就是因为打着一个先锋的招牌，先引起了注意，然后先锋这大旗就必须得死扛下去。做到后来我发现原来先锋除了是一种姿态、态度，可能它还是对自己的一个鼓舞，就是你别停，你停了有可能就像浮士德说的，美啊太美了，让我停一停吧，然后浮士德就死了，倒地而死。
所以我这么一想，我还挺牛的，我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为什么要停呢？我不用停。年轻时候的大部分理想都已经没有了，现在还残存的一点理想，我就抱住了呗。没事儿，越先锋越有观众，现在是如果你大胆地往前走就可以。有一次我跟我的制作人聊天，我们俩就想每一次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只要我们一保守就赔钱；只要我们浑不论了，豁出去了就大赚。你说我们是不是找到了艺术的规律了呢？我不知道。
杨澜：也许社会有这种心态的需求，起码它对这有兴趣。
孟京辉：对，另外还有一个，我觉着艺术工作者，艺术家和一个艺术小玩闹，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我觉得可能没有。就是你得玩，你得会玩，你得玩的特别高兴，然后把这事给糊弄大了，搞得海阔天空的。然后过了一段日子，你发现这些海阔天空的东西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你进步了。
罗赟｜编辑 《杨澜访谈录》｜供稿在当代中国戏剧史上，孟京辉这个名字一定会是其中无法忽略掉的一个。这位从上世纪90年代出场，一直活跃至今的先锋戏剧导演凭借自己对戏剧的独特把握，为低迷的戏剧赢得了稳定的观众群。孟京辉说戏剧在英文里就叫“play”，就是玩的意思。所以他开心地玩，认真地玩，用力地玩，并拾掇着在玩的过程中蹦出的一个又一个新鲜的灵感。对孟京辉来说，做戏剧，其实就是“玩儿去”。
孟京辉就这样创下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活生生驳倒了“先锋实验等于小众”这个伪命题。
杨澜：采访你这样一个先锋戏剧的代表人物，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艺术家吧，我有种心理障碍。我估计电视机前95%以上的观众都没有看过你的戏，没有进过你的剧院，他们只是偶尔听说有一个叫孟京辉的人好像还挺有文化、搞艺术的。
孟京辉：对。如果我要跟人家说我是做话剧的，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跟他的生活没关系。比如你是一个牙医，你是一个地产商，是个售楼小姐，你的形象都知道，然后你说是一搞话剧的，说实在的人家不知道你干嘛的，不知道你早晨起来了是练嗓子？还是你每天晚上在你们那个剧场门口卖包子？反正人家不了解你，我觉着一般人不了解。
杨澜：那你做了20年还做得这么津津有味？
孟京辉：你要问是哪点让我们这么兴奋，我觉着可能在剧场里边吧，灯光一亮的时候，就有奇迹发生。它跟你的生活不一样了，你到剧场里可以发现新的东西。这里边有你熟知的一些东西，它又跟电影不一样，电影呢像一个人闭上眼睛，再一睁眼睛，然后你就进入银幕了。但是戏剧不是，戏剧你永远知道舞台上的东西是假的，跟你的生活不一样，但是这种假的东西就在这样一个空间、一个场景里边把你打动了。那我就觉着这个特别假，但是又特真，这种假定性的真和真的假东西，迷死我了。
杨澜：在一个影视时代，在一个三维、动画、游戏、电脑的时代，做戏剧就有点儿像是一个做手艺活的人。
孟京辉：对。比如说你要去意大利，去佛罗伦萨，你会发现有那种卖手工皮鞋的地方，进去以后，就能闻着一股皮子的味道，还是用那种特老的机器绱鞋底。然后你就充满了敬意，你会想是不是他们家十几代就干这个的？有一种传承的美感。所以我就想如果咱有一个戏剧的老祖宗，比如咱说远一点儿，关汉卿，然后后来有曹禺……完了还有一个不肖子孙孟京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里边玩儿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杨澜：你来自于一个比较正统的家庭，你父亲是干部是吧？
孟京辉：我父亲是革命干部，我妈妈是工人，我就生长在一个没有任何文艺细胞和文学氛围的家庭。我爸并不明白我在干什么。他去世的前几年，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一定要记住几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当时就说什么呀？哪儿挨哪儿啊？但是后来我仔细想想就理解了，我理解确实应该为人民服务，但是这个“人民”怎么解释？什么是“人民”？我觉着人民跟大众不一样。我认为这个“人民”是有想象力的这群人，“人民”是有创造力的这群人，“人民”不是那些浑浑噩噩的，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人民”是一定是要永远向前走，往前看的。
杨澜：我看《恋爱的犀牛》里边有廖一梅写的一句台词，恐怕也是你当时某种心境的写照。就是说，你应该像其他犀牛那样顺从命运，就不会这样整天的郁郁寡欢了。
孟京辉：对。我们当时有一个习惯，就是谁坐在中央戏剧学院的门口，就说明他没饭吃了，你要跟这人打了招呼，那你就有义务请他吃顿饭。然后我就每天都坐在那门口，然后每天都被别人收留去吃饭。这是一种交往方式和一种表达方式。有一次我一个同学过来说，你别看你自己怀才不遇的样子，其实你就是饿的。
他这一下就点破我了，原来我是饿的，是年轻，精力太充足，又饿，然后会产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这个奇怪的想法如果完全属于我个人也就罢了，但是恰巧它又属于我看到的，我眼睛看到的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那后来我就突然想到，这样的话我光饿不行，我必须把我这个饿的感觉给表达出来。然后我就找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表达饿，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是一个饥饿艺术家。从理想上来讲也饿，从物质上来讲我也饿，都饿，我觉着饿这种感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爱，强烈的狠，还有一些嫉妒，欲望和进攻性，还有温暖，我觉着都有。
杨澜：这样就先锋了？
孟京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有一次跟一个外国朋友吹牛，说在你们外国，一个先锋的、实验的、前卫的戏剧导演，是没有多少观众的，就那么几个人喜欢。在中国不是，在中国你越先锋越有观众。不过呢，我可能就是因为打着一个先锋的招牌，先引起了注意，然后先锋这大旗就必须得死扛下去。做到后来我发现原来先锋除了是一种姿态、态度，可能它还是对自己的一个鼓舞，就是你别停，你停了有可能就像浮士德说的，美啊太美了，让我停一停吧，然后浮士德就死了，倒地而死。
所以我这么一想，我还挺牛的，我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为什么要停呢？我不用停。年轻时候的大部分理想都已经没有了，现在还残存的一点理想，我就抱住了呗。没事儿，越先锋越有观众，现在是如果你大胆地往前走就可以。有一次我跟我的制作人聊天，我们俩就想每一次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只要我们一保守就赔钱；只要我们浑不论了，豁出去了就大赚。你说我们是不是找到了艺术的规律了呢？我不知道。
杨澜：也许社会有这种心态的需求，起码它对这有兴趣。
孟京辉：对，另外还有一个，我觉着艺术工作者，艺术家和一个艺术小玩闹，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我觉得可能没有。就是你得玩，你得会玩，你得玩的特别高兴，然后把这事给糊弄大了，搞得海阔天空的。然后过了一段日子，你发现这些海阔天空的东西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你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