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1962-1968) - 齐鲁文苑 - 齐鲁社区 —丰富、...

回忆录: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1962-1968) (说明:前面发了几段,但采用的方式不好,太零散了,现在集中在这个贴发表.把前面已发的也重新放在这儿.)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堂教学
二，社教运动
三，教学改革
四，文化大革命
1风潮初起
2“二月兵变”
3恐怖的“红八月”
4大串联
5两派对立
6孙泱之死
7血腥武斗
8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六．部队农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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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阅读链接http：//ebook.tianya.cn/buke/38339.aspx）。这本书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
一、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之前，我甚至还上江西中路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所以知道了这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决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才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所震撼。过黄河时，已是半夜，虽是一夜未眠，也没看见。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对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认为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而我交的卷子上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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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陶醉、忘了自我。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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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统计系，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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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也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吃的就差得更多了。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我的哥哥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时，低年级各自回家，高年级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死了两个学生。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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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从1962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当然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往往是步行走回学校吃点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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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园生活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住在同一楼舍内的，全国高校独此一家。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在中间两个，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也很少有谈恋爱的，而且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
1965年，社教回来，搬进了东风三楼。虽然是楼房，可还是男女同学在一个楼。法律系男生在一楼，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男生在三、四楼，两个系的女生在二楼。这年的9月，来了一大批冒着轰炸、历经生死、从血与火的前线下来的越南女留学生，和我们住在同一楼层，而且还是隔壁房间，还是共用同一个盥洗室。1966年夏，由于国内文革的开展，她们只能撤回本国。听到这个决定，刚才还在学着批走资派的模样、装鬼脸、嘻笑着的她们，刹时就变了脸色。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依然历历在目。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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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园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了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她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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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讲座。有的只是一些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至今有印象的，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北京三建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因受刘少奇接见、文革时跟着遭殃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秉贵等。
当然，也有搞得“不合时宜”的。1963年春，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们班也很积极认真，请了位跟雷锋比较熟识、一直保持往来的雷锋的小学同学、湖南老乡，也是人大的学生，来班里讲雷锋事迹。结果他讲的跟报上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他就被中宣部喊去，叫他重讲了一遍，并告之，这些话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说。不知道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快。这位同学，文革时还被扣上了“反对学雷锋”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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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有一些外事活动。最常接触的，就是外国留学生。我们住的东风三楼紧靠着留学生楼，接触机会稍多一些。来人大的留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大批越南女留学生外，主要是亚非一些友好国家或左派组织派来的，比如喀麦隆的。此外就是参加一些迎宾活动。一些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政府组织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耳熟能详的有:恩格鲁玛、尼雷尔、西哈努克、班达拉奈克这些。当时有戏言说，我们交的尽是些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这样的活动，一年往往有好多次，我们一般都是在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头两次有点新鲜，以后也就是种负担了。装着高兴，装着欢呼，背后还有不少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来回监视，无趣得很。不像现在就在机场迎迎就行了。
倒是1965年9月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来华，我方在中山公园等处组织数百名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感受较深，觉得很有必要。中日二国人民、中日二国青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这项活动被中止了。这之前还参观过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看着在展览馆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建国以后，在大陆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据说曾有些上年纪的北京市民愤恨之极，试图冲击展览、扯下日旗，当然被挡住制止了。应当说，目前有些影视剧和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议论有些偏颇。中日战争，从本质上讲，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打仗，而是全人类和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整个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不要仅仅理解成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
1965年秋，还有件事：印尼共产党发起了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事端，结果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反手镇压，酿成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我们系有两位印尼华裔左派留学生，长相俊朗，跟我们班还开过一次座谈会。听说他们在那年回印尼，一下飞机就被枪杀在舷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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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超过了,等明天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