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还读中国小说吗？

李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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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极其落后、物质极端匮乏、思想极端左倾、生活极度乏味的以往年代里，那么想活下去的人，是必然会有所追求，那就是人类本能的生存欲望，类似大地震后被深埋在水泥块、瓦堆下的灾民一样，既渴望活下去又特别无奈援助者尚未到来。
那远去的年代，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天堂虽然激励着人们去为之奋斗，但每一次政治运动后，给国人带来的不是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而是心灵伤害所带来的恐怖和折磨，一旦噩运降临到某位同志头上，那么他的亲人和家属就被株连。一个晚上就被划到阶级异己份子队伍里去了。几乎每个人的人性都有危险被扭曲。
但人性的伟大，就在于人们不会屈服在黑暗中自我放弃。渴望自由、平等，敢于思想，勇于挣扎，为此，而从远在天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传来的微弱信息，尽管被层层铁幕封锁得严严密密，但仍然阻挡不了国人的内心追求。特别是对那可望不可及的舶来品一出现，几乎每个人的两眼，顿时会放射出两道贼亮的羡慕之光，怕今天的国人看到后，真会笑到腰弯下去而再也直不起来。
唯一可以让国人在心灵上和西方世界近距离接触的，当时除了电影就是小说了。但就这一点滋润，到了文革时也被老左们认作为修正主义的根源，统统被批作为“四旧”，扫得一干二净。为此，我清晰记得，当时我的藏书被凶神恶煞的红卫兵、造反队抄家没收后，我只得躲在三层阁里，坚持每天把借来的拜伦长诗《恰尔德﹒哈尔德游记》抄在一本笔记本上时，抄完后，内心总有一种无限的满足感。
还记得文革前，那时候的国人对西方名著的渴望，特别是来自英、法、德、美的小说和俄罗斯文学，是今天享受丰富物质生活者们无法体会得到的。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希望有一张图书馆借书卡。那时候，我就有市、区图书馆二张外借卡。每逢星期天，同所有爱睡懒觉的中学生一样，总是偷偷地躲在简陋的三层阁楼里，读《初恋》、《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名著；每当上数学课时，课桌下面不是《傲慢与偏见》就是《简爱》。每当夜晚来临时，家家的书桌旁、沙发上、床眠头都是爱读小说的最佳胜地。如果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那是需要排长队领到空位牌才能入室的。新华书店、旧书店的书架下，都是站着密度极高的书虫们。这样以苦读为乐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时候同年代人的最大精神享受。一旦读书入了迷，什么阶级斗争、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都被抛开了。那真是读小说的黄金年代啊！唯有通过读小说才能获取人性尚在的一点信息。
黑暗的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即是没有人性的年代。但，人性是不可违背的，也是不能抛弃的，更不可能会灭绝的。文革后，文坛为何首先出现的小说是呼唤人性的“伤痕小说”，就是要对人性的平反。同样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是对人性的伸张。人性和人权是相互不能分离的同连体。人性是内核，人权是外盾，不懂人性，就不懂也不会尊重人权；人一旦失落了人性，就必然践踏人权。
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信息革命相继爆发，人文领域随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互连网的创举成功，网络世界把什么秘密都公开了。获得天下信息不再是只有少数权力者才享有的特权，这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没死一个人也不伤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总想掩盖真相、封锁消息的统治者们彻底打垮了。他们能顽固不化下去吗？即使是朝鲜和古巴也被迫让手机和电脑逐步给老百姓放开使用。科学技术把人性的旗帜高高举起！
今天我们还需要读小说吗？我自己也无法正确地来回答自己。我已经有好几年是没读过小说了。三年前，老同学一起聚会，一位姓陈的女同学突然告诉我她仍然每天读世界名著，我听了感到特惊愕，在座的十几个同学，没有一个能和她一样，始终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但今年年初，她突然随女儿移居美国了，她终于摆脱不了现实世界的挑战，投入到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所说的西方“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里去了。
正巧，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最近来到我国访问，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我们究竟是谁？》的讲演。笔者当然是没福份享受到当今世界重量级作家亲历演讲的，再说外语又一窍不通，十足是个耳盲，去了也是一句听不懂的。但《文汇报》已把讲演稿请周敏先生翻译了，又经作者审定，唯一授权该报，在5月26日刊发了。
“我们究竟是谁？”这个奇怪的问语让我深思了几个晚上。这恐怕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性话题，所以我得想透了才能发言。还是先听听帕慕克是如何说的：“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们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换言之，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旋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向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在我看来，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中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
这是一个来自东方土耳其而生活在西方的作家的语录，唯有东西方两种观念的冲撞在同一个作家的头脑里并得到爆发，这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话题，这才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融或接轨后才会产生的一种新思想，得出的新观念。瑞典诺贝尔奖的审主们之所以选中帕慕克，就是因为他先天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在咱们中国就不具备这样的特殊人选了，所以大可不必为失落诺奖而酸叽叽的。
笔者赞赏帕慕克的另一段话“与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段话被中国作家听了，不知有何独立见解？想必有赞同也有反对，关键是中国作家中，至今没人写出一部让国人百读不厌的关于文革悲剧的长篇小说。究竟是不让写还是没勇气写？如果是出于这两种原因，那么请看帕慕克的另一句话：“小说不仅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和喜悦，还言说一个民族的喷怒、脆弱和耻辱。”
如果你今天不读中国作家的小说，应当说你是对的。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5-29       本站发布时间：2008-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