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张越的幸福生活

第一次见到张越，是在半边天栏目的机房里，她正在修改将要播出的节目。她的坐姿非常豪迈，一只脚高高地翘起来搭在桌子上。问张越的第一个问题是她在上学期间有没有记忆深刻的高兴或是悲伤的事情，张越笑笑，停顿几秒后说：“我是一个没什么新闻和故事的人，也不是什么明星，所以没多少大家爱听的故事，我跟你一样，是一个记者。大学学中文是因为自己喜欢写东西，毕业理所当然就被分去当了老师，开始不愿意当，不过后来当上了，感觉也不错，工作一段时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给电视台写剧本，慢慢又开始做上了主持人，基本经历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失语促动再一次提升
1995年起，张越一直是《半边天》栏目的主持人，其中在《半边天》做到第三年的时候，张越主动把节目停了，“虽然这期间我也有过厌烦或想改变的念头，但是节目做不好，我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看看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只有自己摆脱了这种不好的状态，创作的激情才不会消失。我觉得之前三年里做的东西自己越来越不喜欢了，电视节目做起来常常容易离生活中的人特别远，做着做着就特别空。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在做概念了，当我意识到这点时，马上把节目停了。不过节目虽然停了，我也没想过换地儿，因为自己状态不好，换哪儿也是白搭。”
那段时间的张越，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自己在节目里说了什么不知道，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心里空空的。她对生活失去了最真切的感受，最急于想表达的喜怒哀乐也没有了。在节目停播的两年里，张越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否定过程，否定了原来的一些思维方式，否定了以往的一些做派，否定了以前的一些成绩。直到今天，张越也一直在否定，她相信只有不断的自我否定，才能督促自己不断前进。
在这两年里，张越开始寻找新的创作激情，她一边看看书、和朋友聊聊天，一边不断在想自己对什么有感觉。当她重新开始过上一种和不同的人交往，看不同人生活的日子时，她又有了对别人的事牵肠挂肚、同喜同悲，有了想要去了解他们、看看他们怎么了的感觉。感觉来了，张越再次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有东西要表达和有文章要写了，她重新开始在节目里说话。
身体闲散 脑子乱转 经济拮据
在停节目的两年里，张越过着身体闲散、脑子乱转和经济拮据的日子：“其实一般的主持人是不愿意停自己的节目的，甚至是请一段时间的假都不敢，就怕回来就没了自己的位置。当时，我还不算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节目一停，收入自然就没有了，我很感激我们节目的制片人，她依然发给我基本工资，而且当我说不想再做这个节目时，她让我停下来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样的节目，这已经是一个领导能给予的最大自由。”
节目刚停的时候，有人问张越的同事：“她不做节目，要做什么呀？”同事回答：“她在家躺着睡觉呢。”“那她吃什么呢？”“喝棒子面粥，人家乐意，你管得着吗？”各种各样的议论也来了：“别看张越起来的多火啊，现在也不行了，回去窝起来了，张越不行了。”就算不行了，张越也不想再做那个让自己觉得丢人的节目了。
靠基本工资是不能生活的，以前在报纸上开专栏，张越都想不起收稿费。而那段时间，她开始拼命地想谁欠自己钱，把所有欠自己钱的人都想起来了，然后就去收账，收完拿着一摞信封回来就跟朋友说：“走，我请吃饭。”
内心和善的鹰派主持人
节目中的张越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笑得前仰后合、无所顾忌，比嘉宾还夸张。她坦言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所谓的主持人仪态问题。除了不是专业主持人出身，没有经过仪态和表情的训练以外，更是因为她想让观众看到自己最真实和真诚的表达。“摄像机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也许我在生活中表演可能蒙得到对方，但却永远不可能蒙到摄像机，摄像机能照出一个人是真还是假，即使你面带微笑、非常和蔼深情、款款道来，但是你的眼神一定会出卖你。所以我如果在观众面前演，摄像机会无情的把我的虚假暴露出来。同样，一个主持人做节目时，想的不是节目而是自己的一颦一笑，更在乎的是自己说话好听不好听，装扮漂亮不漂亮，外型惹不惹人喜欢，那她对节目的创作肯定是带有杂念的，节目肯定完蛋。”
张越说话很快，语气简洁果断，语言中零碎也很少。单从语言表达方式来看，她并不属于亲切温和的类型，所以在刚做节目的那几年，有人说张越咄咄逼人，是典型的鹰派主持人。“如何做到让观众在承认你很有个性、反应果断和表达准确的同时，还不觉得你是一个严厉的人，那就是做到内心和善。必须对采访对象从心底和善，从心里在乎她，对她有兴趣，关注她的处境，真心地想和她聊。在她特别难和伤感的时候，我也会和她一起难受，在她说到开心事时，我也为她高兴，如果自己内心真正是这样的状态，那自然也会流露到脸上。”
每日自省找回快乐
自省对于张越来说很重要，她每天都要问自己今天有没有做错什么。张越一直认为自己的节目也是一个自省的节目，每一个人在节目里，都开始梳理自己，这些年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节目中，张越会明确告诉嘉宾，如果她想通过这个节目找到工作，找到结婚对象或打赢官司，那是不太可能的。这个节目和张越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她们把以前没想清楚的事，都好好想一想，理清楚情绪，看看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快乐。一个人只有在整理清楚自己的情绪以后，心里才能轻松，才可以更好地往前走。而且其他一些状况相似的人在看了节目后，同样也能得到点启发、安慰和力量，这样她们在梳理自己的同时还能帮到别人，这也是张越认为自己的节目能起到的最大作用。
不能因为反正有人找自己干活，反正干完能有钱拿，至于活的质量如何，创作状态好不好，对创作负不负责，那自己都可以不管了。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有一双眼睛是能看着自己往哪里走的：“这双眼睛就是自省，一个人应该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自己要监督自己。要是一个人活得没人看着，别人不知道，法律管不着，自己就可以什么脏念头都有，什么脏事都可以悄悄干，那这个人就完了。”
悲惨是令人厌恶的字眼
张越很不希望她节目里的嘉宾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很悲惨或困苦的，这也是她特别厌恶的字眼。事实上说到苦，每个人都活的很苦、很难，不管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活的卑微或是所谓高高在上的人，谁的内心世界都会有特别艰难和挣扎的一面。所以没有必要让嘉宾坐在那里向人哭诉自己有多惨或是多苦，以此博取别人同情，撕开别人的伤口，这是张越很厌恶做的事情。
有一期张越访谈讲诉的一位经历坎坷的女性，她的母亲被姐姐的前夫杀死，她姐姐因此疯掉。于是她自己只身进入长白山追凶，前后长达7年。在嘉宾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张越自始至终也没有问她会不会觉得悲惨，而且在嘉宾的娓娓道来中，让人感觉到的不是她命运的悲惨，而是她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打击后的那份坚强和豁达。节目的最后，嘉宾说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我之所以来做这个节目，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去善待生活。”
节目细节大于形式
张越一直以来的想法都是节目形式一定要朴素，不能妨碍内容。在内容上，她很下功夫，剧组同事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力气。现在，她感觉这点不但做到了，甚至还有点过。特别是时间一长，节目在内容饱满的同时显得形式又有点过于单一了，她又开始担心这种过于朴素的形式会不符合大众的收视心理，也许应该让节目看上去更漂亮点。
张越在跟嘉宾交谈时从来不问大问题，只问细节。细节在她看来是最重要，也最能表达和刻画一个人性格和形象的东西。她自己的节目也是要通过这一个个人来解读今天的生活和社会。学文学的张越在刻画每个细节时，都想要表达点什么。至于观众用什么来形容这种细节，那也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无所谓恰不恰当。
张越的生活里有一半时间在路上，节目里的嘉宾天南海北哪儿的都有，要到嘉宾生活的环境中做节目，主持人也就必须哪儿都去。出差的日子对于张越来说很累，但也很快乐。节目组的人都是在一起好几年的老伙伴了，大家都由最初的工作伙伴变成了现在家人般亲近的人。除了上班，张越都会呆在家里，她的生活非常简单，吃饭、睡觉，再就是看看书或光盘、收拾收拾屋子以及和朋友聊聊天。
从小就是故事大王
张越从小就被看作是个古怪、不合群的孩子，她非常爱看小说，上世纪70年代初儿童读物特别少，在那个极其贫乏单调的时代，生活方式也非常单一、枯燥，大部分小孩的娱乐就是在外面追跑打闹、到处野。这时，爱看书又没的看的张越只好偷家长的书看，即使家长的书都是成人读物，是一些小孩子看不懂、也理解不了的东西，张越都能从中领略到生活中所没有的刺激和绚丽。
“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读《红楼梦》了，甚至在读完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贾宝玉是男的还是女的。看到用来形容贾宝玉的都是‘他’，而且别人都叫他‘宝哥哥’，就想肯定是男的。可是一到描述他的长相就是什么梳着一根大辫子，辫子上还绑着很多珠子，穿的还是红色、绿色的缎子裤，这些打扮又明明是女的，因为只有女的才能梳辫子，而且我们那时女的都只穿黑色或蓝色的衣服，他还穿红的，那必然就是女的。而且我一直把林黛玉的‘黛’念成‘熏鱼’的‘熏’，就这样我不但读完了《红楼梦》。那时一些竖版繁体字的外国书我也读，比如《基督山恩仇记》和一些国外的剧本，《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一些侦探故事，是被我当做恐怖故事看完的。”
张越不但爱看书，还爱给别的小孩讲书里的故事，那时，小孩子们没有一个像她看这么多书，有这么多故事的。其实张越都是在自己半懂不懂的情况下，每次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讲这些故事，就这样，她还讲完好些世界名著。同学和邻居小孩的家长都跑来找张越的妈妈，说：“你们家孩子思想太复杂了。”然后回去跟他们的孩子说：“你们别跟那个叫张越的小孩玩，她的思想太复杂了。”大人们都认为张越已经早熟到什么都懂的地步，是个很恐怖的小孩。
作家 歌剧演员 厨师
张越的表达能力在那个时候开始得到很多锻炼，当别的小孩子还满街疯的时候，张越已经因为会讲故事而被小孩子们围在中间，找到了受欢迎的感觉。也许正是在讲故事的时候成为中心人物，鼓励了张越更多的“胡”看和“胡”讲，也让她更迅速变成了一个胖子和说一些别的小孩都听不懂话的怪小孩。“这个习惯成全了我，我的语文从小就是全班最好的，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我的每一篇作文几乎都是范文，有篇作文老师给的批语是努力学习，长大要为祖国的文学史诗增添光彩的一笔，我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还不得是个作家啊，就决定当作家。这是我第一个人生理想。”
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外国的戏也可以演了，张越在天津的剧场看了一场歌剧―――《卡门》，回来以后就又下决心要当歌剧演员。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张越在行动上还做出过努力。上大学时，她跟班里的同学说自己想当歌剧演员，同学都特别佩服她，认为她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于是一群热血青年簇拥着激情高涨的张越去了艺术系，找到一个声乐教授，张越对他说自己的第二学位要选修声乐，以后好成为一名歌剧演员。老师说：“那你张嘴唱一句，让我听听。”结果张越刚张嘴唱了一句，老师就把她轰了出去，第二个人生理想从此也就彻底画上了句号。
做饭更是张越从小的爱好，她跟别人说得最多的就是自己至少也要有个二级厨师的本子。上中学的时候，每个周末，几个要好的同学就会把一个星期攒下来的零用钱交给张越，中午到她家集合以后，别人打扑克、聊天，张越就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给大家掌勺做饭。那时，都是没钱的穷学生，所以能拌个土豆沙拉、做个糖醋鱼之类的菜就很不错了，张越对这个差事也是乐此不疲。
还是兼职给电视台做策划节目时，一次《半边天》开策划会，张越说起自己的厨师梦，栏目组的编导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女知识分子主动提出想当厨师，这个创意非常有意思，于是他们联系了苏州的仙鹤楼，让张越去那当三天厨师，给她一次实现理想的机会。
当时，可把张越高兴坏了，饭馆的后操作间对她来说是一直都特感兴趣，就是没机会去的神秘地方。三天里，张越就做了一个菜：“这是个非常高档的酒楼，一般的厨师别说三天，去了三年都不一定有上灶的机会，所以三天让做一个菜已经是很给我面子了，我做的松鼠桂鱼，这个菜无所谓好不好吃，油炸后浇上糖醋汁，谁做的味道都一样，区别在于刀工……”到现在，只要是跟厨师这个职业有关的电影，她都要买来看。
“我人生的三个理想，到现在哪个也没实现，现在的工作几乎和这三个理想完全不相干。”说到这，张越有点无奈和些许遗憾。
胖是成长的烦恼
小时候，经常有人夸白白胖胖的张越长得很可爱，那时，胖还是她讨人喜欢的一个优点，等到长大一点，她才发现胖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胖，处在青春期的张越总认为自己难看、笨、不如别的女孩漂亮可爱。因为胖，她开始抗拒公众场合，不喜欢爬山、跳舞；因为胖，她也不喜欢上体育课，怕自己的跑步姿势不好看而被同学嘲笑；因为胖，也不愿意和同学去看电影，就怕电影里会出现大胖子。最敏感的时候，甚至马路边有人随意看了她一眼，张越也会想到是因为自己胖。
在整个青春期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张越都处在这种严重的自卑当中。自卑导致自闭，张越老是自己一个人呆着，结果还被老师批评为不团结同学，做人太傲气。其实只有自己心里清楚，根本不是什么傲气，而是自卑。到了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张越慢慢不怕跟胖有关的议论了，反而有种谁爱看就看去罢，没准还会认为自己哪儿好看的心理。这时，她才发现其实以前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多心，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很多其实并不存在的事情都让她自以为受到了伤害。
现在，胖成了张越挂在嘴边的一件事。她甚至认为胖就是上天给自己的命运安排，其实每个经历青春期的女孩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也许别的女孩是因为个儿矮、长痘痘之类，而自己则是因为胖。
胖并没有让张越的生活过得很糟，走过成天自己给自己找茬儿不愉快的青春期，就发现这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而已。虽然现在不但克服了胖的影响，自己还当了主持人，张越却不认为从此就可以洋洋得意，不用再自卑了。自卑对她来说，是因为对外面未知世界无知的恐惧感，是永远藏在心里的，自卑对她来说可能是伴随终身的。张越不相信有谁能克服所有的恐惧感，成为一个完美的人，除非他是精神病。
最努力的主持人
大学毕业后，张越被分到一所财会学校做老师，老师这个职业在她看来没意思，老呆在校园里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肯定当不了作家，实现不了人生理想，就坚决不愿意去。当时，张越在家赖了一年没上班，但档案都要不回来，最后只好乖乖去教书了。
张越教的课叫公文写作，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她突然醒悟，其实自己早就该来做这份工作。表达和学生主动配合的快感让张越很有成就，甚至找到了当年给别的小孩讲故事那种感觉，她喜欢上了这份职业，并且一做就是7年。在刚开始兼职做主持人的时候，她还带着好几个毕业班，后来因为在电视台要不断出差，实在保证不了学生的课，她才放弃了老师这个职业。
现在，当听到有人评价自己是中央电视台最好的主持人时，张越这样说：“我不敢确定我是不是最好的主持人，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至少是对我的职业最尊重的和最努力的主持人之一。如果我觉得这个节目不是我发自内心想要的东西，那我不做。要做一个节目，那一定是要对这个节目负责任的。我在节目中说的不仅是我自己想要说的话，也是对观众有用的话。”
要让人在看这个节目时，没有浪费时间，不管是安慰也好、温暖也好、知识和力量也好，哪怕是得到一点也行。如果只是把这个职业作为一个混饭吃的工具，那我会选择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