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 翘楚 - 网易博客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所培育的典型代表，同时，他又以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事功成就，为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他的这种贡献，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
以倔强不羁为生存方式的湖湘民风，以务本求实为价值体现的湖湘学风，千百年来，互为影响，融合化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酿造其强烈的地方特色。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无须依傍的独立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四个方面。三湘四水所哺育的民众，无一不受其熏陶，区别只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而已。这正是湘军能诞生在湖南，能建功于天下的基础所在。曾氏所领导的这支部队，前前后后有过30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其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与之相比。于是，湖湘文化中的固有品质，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活动中得到极大的张扬。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对此有过生动的叙述：“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自曾氏之后，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无湘不成军”的现象。同时，由于曾氏本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推行的书生带兵的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只为士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观，通过军事管理的效应，得到一次最好的普及。胡林翼请老儒在军中讲授《四书》、《五经》，王鑫的营地入夜则刁斗声与诵书声相混合。类似这样的军营读书事例，常见于近世湘人笔记中。毛泽东说过“军队是所大学”，此话极有道理。湘军就是没有楼房的大学，战场就是没有黑板的教室。世世代代住在穷山僻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数十万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有了人世间最复杂、最机巧、最严酷的争斗经历，他们的眼界大为扩开、他们的胸襟大为拓展、他们的见识大为提高。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从此知道，除了家庭外还有社会，除了生存外还有信仰，除了物资外还有精神。于是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一次质的提升，甚至飞跃。国家、天下、道义等等这些过去只是少数士大夫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野老村夫的嘴边，独自意识被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功业追求被提升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使气轻生的血性被提升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的任事态度被提升到为硬寨死战、屡败屡战的顽强果毅和坚执定力。这里明显地有一个地方的转移，即由个人转向群体、由私利转向公义、由小村落转向大世界。
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境界。于是，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定力坚执等等，便成了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内容。
二、为湖湘文化注入时代新内涵
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即所谓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各自为战，无须团体，故而农耕者从来就没有团队集体的观念。过去，外国人称中国是一盘散沙。湖南以农立省，散沙现象更为严重。自从曾氏组建湘军后，此种现象开始有了改变。曾氏组建湘军，有意利用血脉、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人员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家在战场上能彼此照应，生死与共，借以克服绿营普遍存在的“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病。残酷的战场用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教育着湘军兵勇：团结起来就能打赢仗，仗打赢了，升官发财，大家都好；仗打输了，什么战利品也得不到，大家都不好。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曾这样赞颂湘军的团队精神：“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湘军之后，团队观念在湖南广大人群中得到认可，大家能自觉地集合结队，抱团打伙。近世湖南最有名的团队华兴会、新民学会，不仅是中国团队的典范，也是世界政坛上成功团队的典范。在《湘江评论》上最早向全国人民喊出“民众大联合”口号的，不是别人，而是湖南人毛泽东，由此看来便不是偶然。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协会是全国组织得最好的团队，由此看来也便不是偶然。就连湖南的出家人也知道团队的重要。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八指头陀，便是湖南人。
因为地形原因，湖南历来闭塞，人民活动的范围不出洞庭湖。湘南方言中的“出湖”一词，说的是有能力有出息的意思，其源即肇于此。是战争让湖南人走出洞庭湖，驰骋大江南北；也是战争，让湖南人最早接触西洋的武器，切身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厉害。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胡林翼之死是因为亲眼看到洋船的“迅如奔马”。他认为“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在这点上，曾氏的器识比胡远大。作为湘军的领袖，战争逼迫曾氏成为那个时代最先深刻思索、最先寻找对策的政府高级官员。他的思索和应对写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的奏折中：“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氏的这个建议很快形成国策。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得以建立，曾氏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得以开办。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去世的前一年，曾氏又联合李鸿章奏请官派留学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业成而归”以使中国“渐图自强”。去世的当年7月，此建议付诸实现。因为湘军的缘故，“洋务”对湖南影响极大，它大大地扩充了湘人的眼界。从那以后，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子里都开始有了西洋、东洋的概念。
正因为此，清朝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第二任大使都是湖南人（郭嵩寿、曾纪泽）。上个世纪，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甚至连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远渡重洋，如杨度的母亲李氏、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等等。
三、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坚实的基础
曾氏事业的成功，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至少在两个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一是在精神上。湖湘文化本是一个蕴含伟力的文化，但因为缺乏时代机遇的凑泊，长期以来，这种伟力未得到长足的展示。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的强大力量得到充分验证，也使湖南人凭添空前未有的自信心，甚至滋生一股舍我其谁的略带几分狂傲色彩的自恋情节。杨度的几句诗最具代表性：：“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种自信心甚至自恋情结，为湖湘文化的弘扬酿造一种极为有利的氛围。湖南人以自己的杰出同乡为自豪，进而以生我育我的一方热土为自豪，再进而以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为自豪。在此环境中，湖湘文化得到极好的传承和激扬。
二是在物资上。湘军是一支得胜之师。因为胜利，出息了一大批人才。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30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则不计其数。这些人凭着权势和声望，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贡献着自己有形或无形的力量。也因为是胜利之师，所获的战利品便极多，仅南京一城，便号称“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这些金银财货大部分落入湘军吉字营的腰包。湖南很快冒出一批有钱人。他们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送子弟到到大都市读书，直至漂洋过海。为湖南现代风气的开启起着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那时湖南的教育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湖南的传媒业发达，《湘报》、《湘学报》名满海内。湖南的维新业发达，南学会等一大批学会对中国维新运动的推进出力甚大。湖南的宪政业发达，湘人居然制定了湖南省宪法，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惟一的省宪。湖南的实业也不落后，矿藏开采、内河航运等都走在各省前列。著名的守旧派首领王先谦便既是岳麓书院山长，又身兼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这大概也是近代中国文人下海的最有名范例。就这样终于造就了百年来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辉煌局面。
四、促进湖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自古以来，无论政治、经济与文化，与中原、江南相比，湖南都落后。王闿运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未尝先天下。”自从曾氏所创建的湘军成功后，湖南开始被世人刮目相看。“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句话已为世所公认。“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大经济出自大学问。湖湘文化遂因此走出洞庭湖，为海内所重。“五四”期间，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辛，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挡住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坚忍不拔的湖南人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就这样鼓舞着全国士人和民众。
湖南人的精神还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曾把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的第三种被命名为湖南型。
湖湘文化是6000多万三湘儿女的共同财富，我们应当珍惜。曾国藩为湖湘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的存在，我们应当正视。当然，那一段历史是千千万万湘人共同书写的历史，曾国藩只是因其领袖的地位，而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符号。这一点，翘楚希望得到大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