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在制造另一场危机

2010-11-17 07:43:00  来源：瞭望
[提要]  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对本国经济刺激效果不彰，但对刺激全球资产泡沫和通胀的效果却立竿见影　在借款“依赖型”体制下，美国长期国际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能够维持，需要以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运动为保证。
《瞭望》文章：在制造另一场危机
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对本国经济刺激效果不彰，但对刺激全球资产泡沫和通胀的效果却立竿见影
文/张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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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球金融市场和各国决策者屏息等待的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终于尘埃落定。美联储麾下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3日正式宣布启动第二轮定量宽松计划，总计将购买6000亿美元的国债，同时扩大系统公开市场账户中证券的持有量，以求推动美国经济更强劲复苏；并确保通胀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与联储使命相一致的水平。
然而，美联储很可能在错误的轨道上将美国经济拉得更远，并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G20首尔峰会前夕，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行动，并倡导构建新的国际主权货币体系以制衡美元滥发。
对本国经济刺激效果不彰
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需求不足。正如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是由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一样，当前面临的危机是资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奥巴马试图从货币信贷扩张、刺激资产的角度入手，依旧难以根本解决有效需求不足。
随着新量化宽松计划启动，美联储针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购买计划和直接贷款成为量化宽松的核心。美联储通过直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而不是依靠商业银行作为流动性中介，目的就是提高美国的资产价格，扩张美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
量化宽松能否真正刺激美国经济再循环的关键，在于资金宽松后企业是否愿意增加投资，银行是否愿意增加信贷，家庭是否愿意增加消费。但新计划是否能打通这三个渠道呢？
从企业增加投资意愿看，美国依然处于投资周期的大底部。美国自2001年四季度开始的最近一轮周期，到2010年三季度不到9年。如果以十年投资周期计算，走完大投资周期至少要到明年底。投资周期的一个显著观察指标是设备投资。尽管美国固定资产投资自2009年三季度以来的4个季度环比增长，但短期内缺乏新兴技术和产业变革来提振资本回报率，进一步加大投资的动力依然不足，进入新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还为时尚早。
从银行增加信贷意愿看，美联储政策工具中几乎没有帮助银行清理坏账、降低违约和核销率的工具，而财政部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从最初的购买银行有毒资产改为向银行直接注资，也未能帮助银行缓解清偿压力。银行惜贷严重，信贷增量下降，银行现金在全部资产中的占比从历史平均的3.2%上升到10%左右。美国消费信贷、工商业贷款、不动产抵押贷款增速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消费信贷更是连续数个季度下滑。金融系统不能真正“”，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这是美国经济难以自我修复的重要原因。
从消费者增加消费的意愿看，当前美国消费者仍然处于去的阶段，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个人收入依旧处于低增长甚至下降的通道。在银行收紧放贷的情况下，消费者信贷的反弹可能要经历更长时间，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不断上升，奥巴马及美联储一系列刺激政策依然“拉而不动”。
美联储想重新制造新的资产泡沫，扩张美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但货币无法解决美国二十多年来产业外移、经济透支以及隐性债务亏空的结构性问题，更无法解决资产泡沫急速膨胀与民众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矛盾。
刺激全球资产泡沫和通胀
美国为了挽救一场危机正在制造新的危机。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对本国经济刺激效果不彰，但对刺激全球资产泡沫和通胀的效果却立竿见影。通胀正如一场海啸扑面而来，全球新一轮通胀重压已经形成。
在全球货币总闸门被打开的大背景下，目前全球略高于3%，这意味着全球实际利率为负值，约为-0.6%左右，通胀率的升幅已经超过了名义利率的升幅。其中，标准普尔高盛8种农产品价格指数2010年迄今上涨了30%，粮食价格飞涨导致的粮食危机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对全球的又一次重大冲击。
截至9月，联合国食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23%。过去半年来，和玉米价格已上涨了57%，大米涨了45%，糖涨了55%，大豆价格涨到过去16个月来的峰值，肉类产品价格8月上涨至20年来高位。作为食品工业给养的这些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导致了下游产业链的价格上涨，面包、蛋糕、巧克力、饼干价格纷纷出现联动性上涨，作为普通民众生活必需品的粮食正沦为资本盛宴的投资品。
更为严重的是，美联储作为全球中央银行，理应承担起全球经济调控的责任，但美联储反其道而行之，以完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的政策协调陷入混乱状态：全球货币失去“”，美元大幅贬值，日元、欧元因此快速升值，入市干预和对等投放本币的压力大增，这逼迫新兴市场国家跟随，也投放本币。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都放弃了作为国际“货币锚”的责任，全球货币体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期。
近期，一些不堪资金流入压力的国家已经开始行动。泰国政府10月初意外宣布，将对外资投资当地债券的收益征收15%的利得税，旨在遏制热钱过快涌入引发的剧烈市场波动；而在中国香港，当局近期推出了一揽子监管措施，防止楼市出现泡沫化倾向；新加坡近期则通过扩大本币汇价波动区间来应对通胀威胁。在本轮干预中最为领先的巴西为了抑制热钱流入过快，将对外资课征的所谓外国投资税的税率由4%上调至6%，政府同时调升外资在期货市场的税率，由0.38%升至6%。
令人担忧的是，危机正在由“天灾”转变为“”，各国经济不再是危机爆发之初的协作，各国之间的政策和利益博弈将给脆弱的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全球化的经济生态正遭到严重的破坏。
美债泡沫危机并不遥远
美国是债务依赖型经济体制，政府赤字财政、国民超前消费、银行金融支持是这种体制的全部内容。1994～2009年的16年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5.19万亿美元，其中联邦赤字3.48万亿美元，美国个人部门主要依靠融资支撑的消费透支高达6.72万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规模也呈急剧增大趋势，到2000年超过了4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8115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累计达到6.4万亿美元。
在借款“依赖型”体制下，美国长期国际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能够维持，需要以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运动为保证。而要保证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运动，就必然要依赖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换取美元，其他国家又用换取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投资于美国，于是美元回流至美国如此循环往复，美元便实现了其循环周转运动，这就是所谓美元循环周转机制。这决定了只要美国是这种债务依赖型经济，美元就有内在超发的冲动。
而由于美元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及国际金融交易中分别占48%、61.3%和83.6%的绝对地位，因此，“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美国利用美元货币的“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作为货币发行国，美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2006年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本质是就是债务货币化。美联储用一个可以称得上“天量”的国债购买计划来支撑全球流动性战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全球2009年外汇储备是全球GDP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资产，也就是5万多亿美元。2009年，国外持有美国的资产总额，不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已经达到2009年美国名义GDP的1.25倍。美元贬值将使这些财富大幅减值和缩水，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掠夺。
另外，美国还在进行着全球资产的大置换。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最新数据，美国目前持有外国资产已经高达10.4万亿美元，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是17.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4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和美国的资产置换，余下的7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外国通过贸易顺差挣来的美元财富。
为何会发生这种资产置换呢？事实上，美国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数据显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30年间(1973～2004年)，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平均回报率为6.82%，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回报率只有3.50%，两者相差3.32个百分点。以目前10.4万亿美元的资产大置换规模来算，美国每年得到净收益3450亿美元。这个来自金融渠道的财富增加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渠道的GDP增加值。美国依托于美元这一国际中心货币和全球金融分工的战略优势获得了全球化财富分配中的最大收益，资本利得成为美国获取全球剩余价值的最大渠道。
不过，未来美国债务型经济可能面临解构。按照美国政府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就已经高达53万亿美元。2007年全球的GDP是54.3万亿，也即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已经使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
金融危机进一步使美国进入不可逆转的债务增长通道。根据美国机构测算，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将美国实际利率拉低至-6.25%，全球大通胀预期已经形成。而一旦形成高通胀预期，将会导致长期国债实际利率上升，加大债务负担。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2010财年美国债务将升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财年将升达101%。“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终将难以持续，美国债务经济泡沫破灭并不遥远。
当前，美元无序贬值和美元洪流对全球经济的严重伤害已经动摇了美元的信用基础，国际债权人开始重新思考这种失衡的经济关系。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与美元货币锚脱钩已经是大势所趋。国际储备多元化格局将根本改变美元霸权格局，依靠美元霸权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将难以为继。□(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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