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国外关于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新动态 - 韩雪亮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3:38:31
国外关于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新动态
韩雪亮 原创 | 2010-7-7 16:27 |投票 | 阅读:268
点击：268
关键字：动态 威廉姆森 TCE 荟萃分析
保留所有权，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作者，韩雪亮
所属单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510632
内容提要：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经Williamson发展并可操作化后已经成为社会学科中最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Williamson也因其个人的贡献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和引用，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交易成本经济学已经被实证所证实，也不能说明它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已经超过了其他理论。客观评价有Williamson提出的交TCE理论，有必要回顾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在国外已有许多学者对其理论的检验结果做了荟萃分析，结果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局面。文章通过重点回顾了其中具有继承性、可互为佐证的两篇文献，对这一局面进行概述，并指出国外关于TEC理论的最新评述。
关键词：交易成本经济学；威廉姆森；企业的性质；荟萃分析
The new Dynamic of the Research on Williamson’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bstract: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 as developed & operationalized by Williamson,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nd influential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2009, Williamson shared 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Sciences “for his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say that TCE is a successful theory, and it has over come the competitors’ theories. To give it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it need to review the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on T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literatures with inheritance and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gives the latest comments of the TEC.
Key words: TCE; Williamso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meta-analysis
引言
Williamson继承了Coase等人的观点，发展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并将其可操作化，使交易成本经济学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中一个比较突出而且具有很高影响力的学科之一。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宣称他们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Williamson的TCE理论。例如，Carroll & Teece（1999）曾经声称TCE是目前社会科学中唯一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Williamson自己（1999)也宣称：“无可质疑，TCE将会由更多、更好的实证研究证明，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宣布，TCE将能够经得起实证的检验；它是经的起实证研究的，很多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其与TCE的预言是相符的。”①凭借着这些贡献和影响力，Williamson与Elinor Ostrom一起分享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Carroll和Teece以及Williamson等人所宣称的都是真的，或者说2009年诺贝尔奖足够代表一个理论的成功，那么这将预示着Williamson的TCE理论对企业性质的解释已经战胜了其他理论。然而，这是否合乎现实？是否有足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它是一个成功的理论？似乎仍有待商榷。本文将就此问题，重点分析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一、Williamson关于TCE的核心观点及其被引用现状
（一）Williamson关于TCE的核心观点
在Williamson的学术著作中，有5本书、超过170篇论文与成本交易经济学或这一主题有关。刘汉民（2010）把Williamson的学术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963~1970)侧重于企业行为与市场管制，为研究企业战略、各级政府的私有化决策和政府干预提供理论指导；巅峰时期(1970~1988)研究交易成本和企业边界，试图证明有些产品在企业内生产比从市场上获得更有效率，为企业合并和组织结构设计提供依据；晚年(1988~)集中于公司治理和管理，旨在说明为了维持一个社会的效率必须分析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治理和激励，从而推动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1]这种划分隔断了Williamson研究过程的连续性，简单的从时间上分阶段也并不能够准确的把握一个人的学术思想。整体来看，在其继承了Coase等人的观点后，Williamson（1999）指出，交易是分析问题的基本单位，不同的交易之所以存在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的交易的属性不同；同样，交易的属性也将会锁定与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2]
按照Williamson的理论，只要存在交易就会签约行为，而对行为的不同假设和是否存在资产专用性将会决定整个签约的过程。根据Williamson的观点，现实中会存在以下四种情况：一、如果签约的主体是完全理性的，即使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和资产专用性，签约的过程也不需要治理；二、如果签约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且不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即使存在资产专用性，签约的双方也会完全履约；三、如果签约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并带有机会主义倾向，且不具有资产专用性时，通过竞争性的市场可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四、如果签约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并带有机会主义倾向，且存在资产专用性的情况下，有效的市场也不能满足治理的目的。针对不同的交易费用，Williamson（1979，1985）采用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进行区分。通过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匹配，Williamson认为有六种交易类型，当且仅当每一种交易是在其相应的治理结构下进行时，才能够使得交易费用最小化。[3][4]Williamson所认为的能够使得交易费用最小化的治理结构与交易类型的匹配如下表1所示：
表1 Williamson认为的治理结构与交易类型匹配
资产特点
非专用
混合
特有
交易频率
偶然
市场治理
三方治理（新古典式契约）
经常
（古典式契约）
双发治理
统一治理
关系契约
在Williamson看来，具有混合性的资产有非标准化的特点，交易的双方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在维持稳定而又持久的关系上。通过专用性的双边治理结构，订立双方都信赖的条款，就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另外随着人力和实物资产专用性的加强以及交易越专门化，人力和资本转向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因此人们的交易意愿也会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垂直一体化（即统一治理） 就会被采用。由一方来买断另一方，完全控制整个交易并承担全部责任。一体化的优势在于，它不再需要商谈和修正交易主体之间的契约，而是用一种连贯的方式随时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利润的最大化。与双方治理相比，纵向一体化的企业能对价格和数量作出更彻底的调整，以实现交易总收益最大化。可以看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加深，市场既让位于双方治理，又让位于一体化。Williamson借用治理结构与交易类型相匹配的理论，回答了由Coase提出的“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和“企业的边界又为什么不能一直扩大下去”这两个问题。而后，又有很多的学者大量引用Williamson给出的“答案”，并对其与现实的相符性做了验证。
（二）Williamson所持有的TCE理论被引用的现状
Williamson的TCE理论并不是是关于TCE理论唯一的、合理的解释。Williamson (1985)也曾明确他的公司治理理论与他所指向的是关于TCE测度的一个分支，[4]但是在大多数研究中Williamson几乎成了TCE的代名词。现有的大多数关于TCE的研究都是基于Williamson 所提供的框架展开的，Christopher Boerner和Jeffrey Macher (2003)声称当时已有超过600个关于TCE的实证研究，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Williamson所宣布的400个。①截至到2009年10月12日Web of Science的SSCI、A&HCI数据库收录Williamson文章79篇（SSCI收录78篇、A&HCI收录1篇），包括学术论文42篇、书评13篇、会议论文13篇、社论4篇、通讯3篇、评论1篇、书目1篇、其他2篇，一共被引用5788次。针对这些数字，采用保守的现估计现在有关其TCE的研究至少在1000个以上。这足以证明Williamson对当前学术界的影响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拥有很强的影响并不代表已经被接受，更不能说明理论本身正确与否。大量的被引用，只能说明学者对其的关注程度，但是其是否与现实相符，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成功的理论，还有待对不同的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综述和分析。
二、对TCE研究结果的综述和分析
针对Williamson所提出的TCE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是否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这一问题，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2004）以及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2006）分别分析了前人相关研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对Williamson的TCE理论做了评价。
（一）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研究
1.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样本选择
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2004）首先排除了没有发表的文章，把选取样本的范围确定在已发表的期刊内。通过全球权威经济管理与商业数据库ABI和EconLit来选择究所需要的样本，他们共计选取了63篇文献。被选取的63篇文献包括了308个指标，基本上反映出了Williamson所提出的TCE理论框架内所包含的各个维度，从而使得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能够做出全面的分析。他们对结果的检验不仅仅局限与实证研究对理论的支持，还包括了实证文献范式在当时的共识程度，避免了学科研究在范式上的不一致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其样本的选择过程见下表2所示：
表 2 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选样过程
筛选标准
对筛选标准的描述
ABI结果
Econlit结果
合计
实质性1
在标题或者摘要中带有“交易费用”的所有文献。
2234篇
2321篇
4555篇
实质性2
在12个附加的关键词中至少有一个是基于Williamson1985年的文章，而且还有在标题或摘要中显示。
664篇
533篇
1197篇
方法
在7个关键词中至少有一个能够表明有实证数据或实证分析，且要在标题或
摘要中显示。
317篇
201篇
518篇
实质性3
在一个期刊中出现的文章必须能够归属于上面选择中至少一个项目。
242篇
78篇
320篇
实质性和方法1
从实质性和统计分析两个方面阅读剩下的文献摘要。
111篇
43篇
154篇
实质性和方法2
从实质性和统计分析两个方面阅读剩下的文献全文。
53篇
21篇
74篇
重复
剔除在两个数据库中重复出现的文献。
63篇
2.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研究结果
在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论文中，他们从“自变量和因变量”、“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测量”、“期刊和出版的年份”等不同角度对前人的研究结果分别做了分析。研究的结果中，对文献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分析可以从整体上反映出63篇文献所涉及到的308个指标的情况，也最能代表他们研究的结果。他们对样本中不同文献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5]
表3 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检验结果
检验（个）
支持（个）
支持率（%）
反对（个）
反对率（%）
自变量
资产专用性
107
64
60
4
4
不确定性
87
21
24
14
16
交易的成本
51
23
45
9
18
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
30
13
43
4
16
交易频率
13
9
69
0
0
买方和卖方的一体化程度
12
8
67
0
0
机会主义
7
5
71
0
0
垂直一体化
1
1
100
0
0
合计
308
144
47
31
10
因变量
组织层次vs市场
117
53
45
9
8
买方和卖方的一体化程度
67
40
60
5
7
市场交易成本
27
11
41
1
4
组织层次vs网络
26
10
38
11
42
网络vs市场
23
6
26
3
13
市场绩效
12
8
67
0
0
机会主义
12
6
50
0
0
组织层次绩效
10
1
10
2
20
网络绩效
8
5
63
0
0
在组织层次上更大的一体化程度
4
2
50
0
0
组织交易成本
2
2
100
0
0
合计
308
144
47
31
10
此外，从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所选中的文献来源来看，63篇文献分别来自于26个不同的期刊，跨越了不同的学科。其中占有比率较大的为：9篇是来自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这些文献包括了50个有关TCE核心观点的统计检验，其中有50%是支持的，略高于整体的47%的的平均支持率；6篇来自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6篇来自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支持率分别是38%和35%。来自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的文献，也给予了38%的支持率。此外，来自Journal of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和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中的文献的支持率也略高于平均水平。[5]但和其他期刊所反映的情况一样，由于文献数量都非常少，并不能够代表一般水平。
对于这样一个检验结果，既不能肯定Williamson所提出的TCE理论，也不能否定这个理论的成功。唯一可以说明的是，面对“复杂的”（fixed）局面，还需要有更多的关于TCE理论的检验来证实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二）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的研究
1.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的样本选择
与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不同，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2006)的研究集中在企业的性质。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认为，即使是基于Williamson所提出的TCE理论框架的研究，也并不能保证这些研究就是对Williamson认为的企业性质方面的检验。他们坚持：其一、在选择样本时，有必要在能够找到的文献和所需要的文献之间进行权衡；其二、一般认为，如果某项研究被学术界引用的次数越多，则说明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就越大。基于这些认识前提，他们采用了1998~2002年5年的平均数值，用不同的平均值进行测试，以确定其对未来样本的敏感性，从而确保了被选进的文献对整体的影响比较小。最后将平均每年引用5次以上的文献确定为他们研究的样本，这样就产生了此次研究的最初的有关TCE研究的54个样本。之后，他们又对初始样本做了进一步提炼，包括对样本中任何没有基于Williamson的TCE理论的的实证研究做了剔除。经过进一步提炼，又有27项研究被排除在外，最终的样本中只剩下了27篇文献。这剩下的27项目研究都是发表在比较有影响的权威期刊上的文章，其中12篇与关“垂直一体化”有关、15篇与“网络关系”有关。换句话说，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采用的样本是一个由更具有影响力和被高度引用的实证研究所构成的小样本。他们把所验证的对象聚焦于Williamson的TCE理论对企业本质的阐述，统计分析了学者从“垂直一体化”和“网络关系”Williamson的理论的检验研究，并给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2.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的研究结果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把他们对前人研究结果的分析结果与Williamson的TCE理论匹配程度分为：完全一致、部分一致、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完全不一致和无法判定。其中，完全一致是指其检验了Williamson所提出的三个维度，而且检验的结果与Williamson的预测是完全相同的；部分一致是指检验了Williamson所提出的三个维度其中的某一个或两个，结果中部分是与Williamson的预测是一致的，且没有出现与Williamson的预测不一致的结果；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是指检验了中的一个或两个或全部，结果出现了有与Williamson的预测一致的地方，也有与其预测不一致的地方；完全不一致是指对Williamson所提出的三个维度的检验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是与Williamson的预测是一致的；无法判定指的是对其检验的结果不能做出有效的或合理的判断。具体的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6]
表4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的研究结果
Erramilli & Rao (1993)
进入模式是完全控股还是部分控股
人力资本、物质资产
对外交流，内部互动，外部，内部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
Heide & John (1988)
依赖平衡
人力资本专用性
无法判定
Heide & John (1990)
联合行动
总资产的特异性、内部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
无法判定
Gatignon & Anderson (1988)
全资子公司或合作伙伴
人力资本、品牌资产
对外交流，外部，内部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
Heide & John (1992)
关系准则
总资产特异性
无法判定
Joskow (1985)
合同条款
总资产特异性
部分一致
John & Weitz (1988)
通过直接渠道的销售额占的百分比
人力资本
环境、行为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无法判定
Joskow (1987)
合同条款
总资产特异性
无法判定
Klein et al. (1990)
渠道的集中度
人力资本、物质资产
对外交流、外部（波动性）、外部（多样性）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
Noordewier et al. (1990)
关系元素
环境的不确定性
无法判定
Nooteboom et al. (1997)
关系风险
总资产特异性
部分一致
Masten (1984)
内部生或者外部采购
普遍
外部（复杂性）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
Osborn & Baughn (1990)
非正式的安排，合同协议
技术的不确定性
无法判定
Masten et al. (1991)
内部生或者外部采购
人力资本、物质资产、时间
外部（复杂性）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
Parkhe (1993)
关系背景
总资产的特异性
无法判定
Monteverde & Teece (1982)
多数内部生产或者外部采购
人力资本，普遍（部分）
没有不确定性变量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
Stump & Heide (1996)
供应商机会主义
总资产的特异性、技术的不确定性
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
Walker & Weber (1984)
内部生产或者外部采购
普遍
外部（规模）、外部（技术）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
Zaheer & Venkatraman (1995)
准一体化、联合行动
总资产的特异性、行为的不确定性
无法判定
通过从“垂直一体化”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对有关TCE比较有影响的27项研究的检验分析，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发现在垂直一体化方面，支持Williamson的是一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网络关系方面却很少有能够支持Williamson的理论的。从具体的结果来看，在对垂直一体化的文献检验方面，严格的来讲没有研究可以完全支持Williamson所提出的三个维度的任何一个维度，有5项研究与Williamson的TCE理论是部分一致，有6项研究与其是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也没有任何研究是完全否认Williamson的TCE理论，还包括一项是无法判断；在对网络关系检验方面，有10项是无法确定的，3项是部分一致，2项是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他们认为，虽然已有学者（包括Williamson）声称有大量的实证证明了TCE理论，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说法，截止他们研究之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Williamson的TCE理论已经超越了对手的理论。
三、讨论
从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2004）研究结果来看，尽管采用的样本包括了63篇文献和308个检验指标，但是有些关于TCE的一些核心指标（比如，关系）并没有被包括进去。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研究关注或者支持TCE理论在公司治理形式的相关绩效这方面所持有的观点；也找不到任何研究可以表明，当内部治理优于市场的时候，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都很高，或者当市场治理优于内部治理的时候，这二者又都很低。虽然有证据表明，当资产专用性导致了内部治理优于市场治理，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这种选择是否更加有效。此外，大量的分歧都集中在如何将其可操作化和对关系的诠释。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建议，未来的实证研究应该集中在对TCE核心观点的检验；研究过程中对Williamson所提出的几个维度的检验和测量，在将其可操作化时要持以谨慎的态度，一些方法上的缺陷必须避免。另外，理论的本身也可以提炼出“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s）。他们还提醒后续的研究者：许多经典的文献常常据说被引用，而现实中却很少被看到。而只有当各种治理形式的交易成本都可以被准确的测量出来的时候，TCE才具有被广泛的应用的可行性。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2006）的研究是对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进一步印证，检验结果所显示的仍然是一个“复杂的”（fixed）局面。正如Masten（1996）所指出，一般来说在任何的一项实证研究中，都会有多于一个理论的解释是与数据是相符的；特别是在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测量缺失的情况下，一个非交易成本的理论或许可能给予更好的解释。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结果，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认为，很显然还需要有能够将对同一问题问题给予了解释的不同理论进行区分的实证检验。①他们还指出，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削弱Williamson的学术影响，而是为了说明对该理论的成功与否的判断仍需进一步检验。他们相信，任何一项科学理论的胜利都不在于是否过早的声明，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要坚持谨慎的态度。
后人对此的研究一直从未停止，例如Lafontaine和Slade (2007) 以及Bresnahan和Levin (2010)就分别从一体化方面对TCE做了研究， Ménard (2010)从网络关系的角度对TCE做了深入研究。但是，更多简单的实证研究也不见得足够，因为像这样（David RJ, Han S-K的研究结果和Richard Carter，Geoffery M. Hodgson的研究结果）的复杂局面仍然会重现。更重要的是，单纯的对TCE的检验也并不能把其与竞争对手的理论区分开来。Robert Gibbons（2010）对TCE的过去做了总结，对Williamson的贡献做了评价，对TEC发展未来做了描述。Robert Gibbons指出，如果TCE的核心仅仅是旨在研究采用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外部交易的时、在事前不完全合约、套牢和事后不完全合约下对可替代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微观分析，那么，或许可以就可以说所有的研究组织的经济学家都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即便是如此，如果没有新的机会或者是新的突破，TCE的未来将会十分的暗淡。[7]
注：
[①] 转引自“Richard Carter，Geoffery M. Hodgson. The impact of empirical test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on the nature of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 pp461-476。”
两篇文献是指：David RJ, Han S-K. 200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1): pp39–58以及Richard Carter，Geoffery M. Hodgson. The impact of empirical test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on the nature of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 pp461-476。这两篇文献都回顾了前人有关TCE理论实证研究，并对其研究结果与TCE的相符性做了分析。
此处数据来自“科学网博客”：http://www.sciencenet.cn/m/Print.aspx?id=262463。
根据“David RJ, Han S-K. 200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1): pp39–58”整理所得。
详细的研究结果请参考：David RJ, Han S-K. 200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1): pp39–58。
转引自“Robert Gibbons.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c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2), 263–288, 2010。”
参考文献：
[1]刘汉民，2010：《O. E. 威廉姆森学术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产经评论》第1期。
[2]Williamson OE. 1999. Strategy research: governance and competence perspectiv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1087–1108.
[3]Williamson OE. 1979.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October): 233–261.
[4]Williamson O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New York.
[5]David RJ, Han S-K. 200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1): 39–58.
[6]Richard Carter，Geoffery M. Hodgson. The impact of empirical test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on the nature of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 pp461-476.
[7]Robert Gibbons.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c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2), 263–288, 2010.
韩雪亮 原创 | 2010-7-7 16:27 |投票 | 阅读:268
点击：268
关键字：动态 威廉姆森 TCE 荟萃分析
保留所有权，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作者，韩雪亮
所属单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510632
内容提要：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经Williamson发展并可操作化后已经成为社会学科中最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Williamson也因其个人的贡献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和引用，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交易成本经济学已经被实证所证实，也不能说明它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已经超过了其他理论。客观评价有Williamson提出的交TCE理论，有必要回顾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在国外已有许多学者对其理论的检验结果做了荟萃分析，结果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局面。文章通过重点回顾了其中具有继承性、可互为佐证的两篇文献，对这一局面进行概述，并指出国外关于TEC理论的最新评述。
关键词：交易成本经济学；威廉姆森；企业的性质；荟萃分析
The new Dynamic of the Research on Williamson’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bstract: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 as developed & operationalized by Williamson,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nd influential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2009, Williamson shared 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Sciences “for his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say that TCE is a successful theory, and it has over come the competitors’ theories. To give it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it need to review the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on T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literatures with inheritance and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gives the latest comments of the TEC.
Key words: TCE; Williamso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meta-analysis
引言
Williamson继承了Coase等人的观点，发展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并将其可操作化，使交易成本经济学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中一个比较突出而且具有很高影响力的学科之一。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宣称他们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Williamson的TCE理论。例如，Carroll & Teece（1999）曾经声称TCE是目前社会科学中唯一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Williamson自己（1999)也宣称：“无可质疑，TCE将会由更多、更好的实证研究证明，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宣布，TCE将能够经得起实证的检验；它是经的起实证研究的，很多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其与TCE的预言是相符的。”①凭借着这些贡献和影响力，Williamson与Elinor Ostrom一起分享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Carroll和Teece以及Williamson等人所宣称的都是真的，或者说2009年诺贝尔奖足够代表一个理论的成功，那么这将预示着Williamson的TCE理论对企业性质的解释已经战胜了其他理论。然而，这是否合乎现实？是否有足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它是一个成功的理论？似乎仍有待商榷。本文将就此问题，重点分析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一、Williamson关于TCE的核心观点及其被引用现状
（一）Williamson关于TCE的核心观点
在Williamson的学术著作中，有5本书、超过170篇论文与成本交易经济学或这一主题有关。刘汉民（2010）把Williamson的学术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963~1970)侧重于企业行为与市场管制，为研究企业战略、各级政府的私有化决策和政府干预提供理论指导；巅峰时期(1970~1988)研究交易成本和企业边界，试图证明有些产品在企业内生产比从市场上获得更有效率，为企业合并和组织结构设计提供依据；晚年(1988~)集中于公司治理和管理，旨在说明为了维持一个社会的效率必须分析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治理和激励，从而推动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1]这种划分隔断了Williamson研究过程的连续性，简单的从时间上分阶段也并不能够准确的把握一个人的学术思想。整体来看，在其继承了Coase等人的观点后，Williamson（1999）指出，交易是分析问题的基本单位，不同的交易之所以存在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的交易的属性不同；同样，交易的属性也将会锁定与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2]
按照Williamson的理论，只要存在交易就会签约行为，而对行为的不同假设和是否存在资产专用性将会决定整个签约的过程。根据Williamson的观点，现实中会存在以下四种情况：一、如果签约的主体是完全理性的，即使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和资产专用性，签约的过程也不需要治理；二、如果签约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且不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即使存在资产专用性，签约的双方也会完全履约；三、如果签约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并带有机会主义倾向，且不具有资产专用性时，通过竞争性的市场可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四、如果签约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并带有机会主义倾向，且存在资产专用性的情况下，有效的市场也不能满足治理的目的。针对不同的交易费用，Williamson（1979，1985）采用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进行区分。通过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匹配，Williamson认为有六种交易类型，当且仅当每一种交易是在其相应的治理结构下进行时，才能够使得交易费用最小化。[3][4]Williamson所认为的能够使得交易费用最小化的治理结构与交易类型的匹配如下表1所示：
表1 Williamson认为的治理结构与交易类型匹配
资产特点
非专用
混合
特有
交易频率
偶然
市场治理
三方治理（新古典式契约）
经常
（古典式契约）
双发治理
统一治理
关系契约
在Williamson看来，具有混合性的资产有非标准化的特点，交易的双方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在维持稳定而又持久的关系上。通过专用性的双边治理结构，订立双方都信赖的条款，就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另外随着人力和实物资产专用性的加强以及交易越专门化，人力和资本转向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因此人们的交易意愿也会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垂直一体化（即统一治理） 就会被采用。由一方来买断另一方，完全控制整个交易并承担全部责任。一体化的优势在于，它不再需要商谈和修正交易主体之间的契约，而是用一种连贯的方式随时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利润的最大化。与双方治理相比，纵向一体化的企业能对价格和数量作出更彻底的调整，以实现交易总收益最大化。可以看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加深，市场既让位于双方治理，又让位于一体化。Williamson借用治理结构与交易类型相匹配的理论，回答了由Coase提出的“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和“企业的边界又为什么不能一直扩大下去”这两个问题。而后，又有很多的学者大量引用Williamson给出的“答案”，并对其与现实的相符性做了验证。
（二）Williamson所持有的TCE理论被引用的现状
Williamson的TCE理论并不是是关于TCE理论唯一的、合理的解释。Williamson (1985)也曾明确他的公司治理理论与他所指向的是关于TCE测度的一个分支，[4]但是在大多数研究中Williamson几乎成了TCE的代名词。现有的大多数关于TCE的研究都是基于Williamson 所提供的框架展开的，Christopher Boerner和Jeffrey Macher (2003)声称当时已有超过600个关于TCE的实证研究，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Williamson所宣布的400个。①截至到2009年10月12日Web of Science的SSCI、A&HCI数据库收录Williamson文章79篇（SSCI收录78篇、A&HCI收录1篇），包括学术论文42篇、书评13篇、会议论文13篇、社论4篇、通讯3篇、评论1篇、书目1篇、其他2篇，一共被引用5788次。针对这些数字，采用保守的现估计现在有关其TCE的研究至少在1000个以上。这足以证明Williamson对当前学术界的影响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拥有很强的影响并不代表已经被接受，更不能说明理论本身正确与否。大量的被引用，只能说明学者对其的关注程度，但是其是否与现实相符，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成功的理论，还有待对不同的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综述和分析。
二、对TCE研究结果的综述和分析
针对Williamson所提出的TCE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是否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这一问题，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2004）以及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2006）分别分析了前人相关研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对Williamson的TCE理论做了评价。
（一）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研究
1.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样本选择
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2004）首先排除了没有发表的文章，把选取样本的范围确定在已发表的期刊内。通过全球权威经济管理与商业数据库ABI和EconLit来选择究所需要的样本，他们共计选取了63篇文献。被选取的63篇文献包括了308个指标，基本上反映出了Williamson所提出的TCE理论框架内所包含的各个维度，从而使得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能够做出全面的分析。他们对结果的检验不仅仅局限与实证研究对理论的支持，还包括了实证文献范式在当时的共识程度，避免了学科研究在范式上的不一致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其样本的选择过程见下表2所示：
表 2 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选样过程
筛选标准
对筛选标准的描述
ABI结果
Econlit结果
合计
实质性1
在标题或者摘要中带有“交易费用”的所有文献。
2234篇
2321篇
4555篇
实质性2
在12个附加的关键词中至少有一个是基于Williamson1985年的文章，而且还有在标题或摘要中显示。
664篇
533篇
1197篇
方法
在7个关键词中至少有一个能够表明有实证数据或实证分析，且要在标题或
摘要中显示。
317篇
201篇
518篇
实质性3
在一个期刊中出现的文章必须能够归属于上面选择中至少一个项目。
242篇
78篇
320篇
实质性和方法1
从实质性和统计分析两个方面阅读剩下的文献摘要。
111篇
43篇
154篇
实质性和方法2
从实质性和统计分析两个方面阅读剩下的文献全文。
53篇
21篇
74篇
重复
剔除在两个数据库中重复出现的文献。
63篇
2.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研究结果
在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的论文中，他们从“自变量和因变量”、“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测量”、“期刊和出版的年份”等不同角度对前人的研究结果分别做了分析。研究的结果中，对文献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分析可以从整体上反映出63篇文献所涉及到的308个指标的情况，也最能代表他们研究的结果。他们对样本中不同文献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5]
表3 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检验结果
检验（个）
支持（个）
支持率（%）
反对（个）
反对率（%）
自变量
资产专用性
107
64
60
4
4
不确定性
87
21
24
14
16
交易的成本
51
23
45
9
18
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
30
13
43
4
16
交易频率
13
9
69
0
0
买方和卖方的一体化程度
12
8
67
0
0
机会主义
7
5
71
0
0
垂直一体化
1
1
100
0
0
合计
308
144
47
31
10
因变量
组织层次vs市场
117
53
45
9
8
买方和卖方的一体化程度
67
40
60
5
7
市场交易成本
27
11
41
1
4
组织层次vs网络
26
10
38
11
42
网络vs市场
23
6
26
3
13
市场绩效
12
8
67
0
0
机会主义
12
6
50
0
0
组织层次绩效
10
1
10
2
20
网络绩效
8
5
63
0
0
在组织层次上更大的一体化程度
4
2
50
0
0
组织交易成本
2
2
100
0
0
合计
308
144
47
31
10
此外，从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所选中的文献来源来看，63篇文献分别来自于26个不同的期刊，跨越了不同的学科。其中占有比率较大的为：9篇是来自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这些文献包括了50个有关TCE核心观点的统计检验，其中有50%是支持的，略高于整体的47%的的平均支持率；6篇来自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6篇来自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支持率分别是38%和35%。来自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的文献，也给予了38%的支持率。此外，来自Journal of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和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中的文献的支持率也略高于平均水平。[5]但和其他期刊所反映的情况一样，由于文献数量都非常少，并不能够代表一般水平。
对于这样一个检验结果，既不能肯定Williamson所提出的TCE理论，也不能否定这个理论的成功。唯一可以说明的是，面对“复杂的”（fixed）局面，还需要有更多的关于TCE理论的检验来证实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二）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的研究
1.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的样本选择
与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不同，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2006)的研究集中在企业的性质。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认为，即使是基于Williamson所提出的TCE理论框架的研究，也并不能保证这些研究就是对Williamson认为的企业性质方面的检验。他们坚持：其一、在选择样本时，有必要在能够找到的文献和所需要的文献之间进行权衡；其二、一般认为，如果某项研究被学术界引用的次数越多，则说明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就越大。基于这些认识前提，他们采用了1998~2002年5年的平均数值，用不同的平均值进行测试，以确定其对未来样本的敏感性，从而确保了被选进的文献对整体的影响比较小。最后将平均每年引用5次以上的文献确定为他们研究的样本，这样就产生了此次研究的最初的有关TCE研究的54个样本。之后，他们又对初始样本做了进一步提炼，包括对样本中任何没有基于Williamson的TCE理论的的实证研究做了剔除。经过进一步提炼，又有27项研究被排除在外，最终的样本中只剩下了27篇文献。这剩下的27项目研究都是发表在比较有影响的权威期刊上的文章，其中12篇与关“垂直一体化”有关、15篇与“网络关系”有关。换句话说，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采用的样本是一个由更具有影响力和被高度引用的实证研究所构成的小样本。他们把所验证的对象聚焦于Williamson的TCE理论对企业本质的阐述，统计分析了学者从“垂直一体化”和“网络关系”Williamson的理论的检验研究，并给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2.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的研究结果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把他们对前人研究结果的分析结果与Williamson的TCE理论匹配程度分为：完全一致、部分一致、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完全不一致和无法判定。其中，完全一致是指其检验了Williamson所提出的三个维度，而且检验的结果与Williamson的预测是完全相同的；部分一致是指检验了Williamson所提出的三个维度其中的某一个或两个，结果中部分是与Williamson的预测是一致的，且没有出现与Williamson的预测不一致的结果；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是指检验了中的一个或两个或全部，结果出现了有与Williamson的预测一致的地方，也有与其预测不一致的地方；完全不一致是指对Williamson所提出的三个维度的检验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是与Williamson的预测是一致的；无法判定指的是对其检验的结果不能做出有效的或合理的判断。具体的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6]
表4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的研究结果
Erramilli & Rao (1993)
进入模式是完全控股还是部分控股
人力资本、物质资产
对外交流，内部互动，外部，内部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
Heide & John (1988)
依赖平衡
人力资本专用性
无法判定
Heide & John (1990)
联合行动
总资产的特异性、内部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
无法判定
Gatignon & Anderson (1988)
全资子公司或合作伙伴
人力资本、品牌资产
对外交流，外部，内部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
Heide & John (1992)
关系准则
总资产特异性
无法判定
Joskow (1985)
合同条款
总资产特异性
部分一致
John & Weitz (1988)
通过直接渠道的销售额占的百分比
人力资本
环境、行为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无法判定
Joskow (1987)
合同条款
总资产特异性
无法判定
Klein et al. (1990)
渠道的集中度
人力资本、物质资产
对外交流、外部（波动性）、外部（多样性）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
Noordewier et al. (1990)
关系元素
环境的不确定性
无法判定
Nooteboom et al. (1997)
关系风险
总资产特异性
部分一致
Masten (1984)
内部生或者外部采购
普遍
外部（复杂性）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
Osborn & Baughn (1990)
非正式的安排，合同协议
技术的不确定性
无法判定
Masten et al. (1991)
内部生或者外部采购
人力资本、物质资产、时间
外部（复杂性）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
Parkhe (1993)
关系背景
总资产的特异性
无法判定
Monteverde & Teece (1982)
多数内部生产或者外部采购
人力资本，普遍（部分）
没有不确定性变量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
Stump & Heide (1996)
供应商机会主义
总资产的特异性、技术的不确定性
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
Walker & Weber (1984)
内部生产或者外部采购
普遍
外部（规模）、外部（技术）
没有交易频率变量
部分一致
Zaheer & Venkatraman (1995)
准一体化、联合行动
总资产的特异性、行为的不确定性
无法判定
通过从“垂直一体化”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对有关TCE比较有影响的27项研究的检验分析，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发现在垂直一体化方面，支持Williamson的是一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网络关系方面却很少有能够支持Williamson的理论的。从具体的结果来看，在对垂直一体化的文献检验方面，严格的来讲没有研究可以完全支持Williamson所提出的三个维度的任何一个维度，有5项研究与Williamson的TCE理论是部分一致，有6项研究与其是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也没有任何研究是完全否认Williamson的TCE理论，还包括一项是无法判断；在对网络关系检验方面，有10项是无法确定的，3项是部分一致，2项是部分一致和部分不一致。他们认为，虽然已有学者（包括Williamson）声称有大量的实证证明了TCE理论，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说法，截止他们研究之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Williamson的TCE理论已经超越了对手的理论。
三、讨论
从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2004）研究结果来看，尽管采用的样本包括了63篇文献和308个检验指标，但是有些关于TCE的一些核心指标（比如，关系）并没有被包括进去。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研究关注或者支持TCE理论在公司治理形式的相关绩效这方面所持有的观点；也找不到任何研究可以表明，当内部治理优于市场的时候，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都很高，或者当市场治理优于内部治理的时候，这二者又都很低。虽然有证据表明，当资产专用性导致了内部治理优于市场治理，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这种选择是否更加有效。此外，大量的分歧都集中在如何将其可操作化和对关系的诠释。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建议，未来的实证研究应该集中在对TCE核心观点的检验；研究过程中对Williamson所提出的几个维度的检验和测量，在将其可操作化时要持以谨慎的态度，一些方法上的缺陷必须避免。另外，理论的本身也可以提炼出“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s）。他们还提醒后续的研究者：许多经典的文献常常据说被引用，而现实中却很少被看到。而只有当各种治理形式的交易成本都可以被准确的测量出来的时候，TCE才具有被广泛的应用的可行性。
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2006）的研究是对Robert J. David和Shin-Kap Han进一步印证，检验结果所显示的仍然是一个“复杂的”（fixed）局面。正如Masten（1996）所指出，一般来说在任何的一项实证研究中，都会有多于一个理论的解释是与数据是相符的；特别是在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测量缺失的情况下，一个非交易成本的理论或许可能给予更好的解释。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结果，Richard Carter和Geoffery M. Hodgson认为，很显然还需要有能够将对同一问题问题给予了解释的不同理论进行区分的实证检验。①他们还指出，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削弱Williamson的学术影响，而是为了说明对该理论的成功与否的判断仍需进一步检验。他们相信，任何一项科学理论的胜利都不在于是否过早的声明，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要坚持谨慎的态度。
后人对此的研究一直从未停止，例如Lafontaine和Slade (2007) 以及Bresnahan和Levin (2010)就分别从一体化方面对TCE做了研究， Ménard (2010)从网络关系的角度对TCE做了深入研究。但是，更多简单的实证研究也不见得足够，因为像这样（David RJ, Han S-K的研究结果和Richard Carter，Geoffery M. Hodgson的研究结果）的复杂局面仍然会重现。更重要的是，单纯的对TCE的检验也并不能把其与竞争对手的理论区分开来。Robert Gibbons（2010）对TCE的过去做了总结，对Williamson的贡献做了评价，对TEC发展未来做了描述。Robert Gibbons指出，如果TCE的核心仅仅是旨在研究采用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外部交易的时、在事前不完全合约、套牢和事后不完全合约下对可替代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微观分析，那么，或许可以就可以说所有的研究组织的经济学家都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即便是如此，如果没有新的机会或者是新的突破，TCE的未来将会十分的暗淡。[7]
注：
[①] 转引自“Richard Carter，Geoffery M. Hodgson. The impact of empirical test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on the nature of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 pp461-476。”
两篇文献是指：David RJ, Han S-K. 200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1): pp39–58以及Richard Carter，Geoffery M. Hodgson. The impact of empirical test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on the nature of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 pp461-476。这两篇文献都回顾了前人有关TCE理论实证研究，并对其研究结果与TCE的相符性做了分析。
此处数据来自“科学网博客”：http://www.sciencenet.cn/m/Print.aspx?id=262463。
根据“David RJ, Han S-K. 200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1): pp39–58”整理所得。
详细的研究结果请参考：David RJ, Han S-K. 200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1): pp39–58。
转引自“Robert Gibbons.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c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2), 263–288, 2010。”
参考文献：
[1]刘汉民，2010：《O. E. 威廉姆森学术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产经评论》第1期。
[2]Williamson OE. 1999. Strategy research: governance and competence perspectiv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1087–1108.
[3]Williamson OE. 1979.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October): 233–261.
[4]Williamson O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New York.
[5]David RJ, Han S-K. 200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1): 39–58.
[6]Richard Carter，Geoffery M. Hodgson. The impact of empirical test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on the nature of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 pp461-476.
[7]Robert Gibbons.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c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2), 263–288, 2010.
国外关于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新动态 - 韩雪亮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
杨式世传太极拳与吴式太极拳拳谱研究（一） - 李玉川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
转载：成交量研究专集 - 肖乐义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
国爱堂：和中医养生畅销书作者演绎财富传奇 - 王广伟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
家庭教育中的“十戒” - 王成新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
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 - 袁剑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
关于财政资金支持、货币流动性支持与货币资本补偿 - 王志华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
新冷战、通货膨胀与200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 刘军洛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
监狱寻租链 - 信力建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网络就是社会！（财经商业新媒体 & ...
看力拓间谍案------新时代洋鬼子和汉奸 - 崔喜庆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网络...
重庆火锅绝密配方 - 肖乐义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网络就是社会！（财经商业新媒体...
中国药品价格探密 - 戴天岩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金融...
中国怎样成为一流国家？ - 孙力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网络就是社会！（财经商业新...
中国最大的危险 - 艾佛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网络就是社会！（财经商业新媒体 &...
中国最大的危险 - 艾佛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网络就是社会！（财经商业新媒体 &...
一个香港人的炒房故事 - 郑永兵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
外储盈余的囚徒困境 - 郑永兵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金...
煤矿矿难与企业性质无关 - 叶檀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
领导者如何处人处己？ - 程和平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
开国将帅仙逝资料大全！！！ - 金婷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
著名游资揭秘 - 梁学善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金融投资...
肖恩版《道德经》连载（一） - 肖永健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
曹操墓假在哪里？（一） - 胡觉照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
请刘庆柱先生不要食言 - 胡觉照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网：中国领先的财经商业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