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迹：批袁的张海鹏自己也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

批袁的张海鹏自己也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
2006年3月2日21:37:50
作者：陈迹
“冰点”复刊了，发表了一篇批驳袁伟时的文章，同时，也读到了冼岩的《第四只眼看〈冰点〉》。
冼岩总是有很特殊的说法，这次也不例外。他认为“《冰点》并非是持中公允的言论平台”当然不奇怪，指责“《冰点》刊登袁伟时观点偏激的文章却不安排争论”，毫不理会李大同所言“已经注意到网上有一些和袁伟时先生商榷的文章”，且已经准备采用一篇署名为子桥（李已查到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先生）的商榷文章，这也没什么。最有意思的是，冼岩声称，“围绕《冰点》的争论以及最近思想界的对峙，都是官方乐于看到的”，因为“当下自由派、新左派在民间影响力此消彼长”，亦即“配合着汹涌民意，思想界左强右弱的变化正方兴未艾”云云。不可否认，目前所谓“思想界左强右弱”已是有几分道理了，而官方乐于看到思想界的对峙，却很值得注意。
既然如此，也就不妨迎合官方的意思，在这里对张海鹏的批驳文章说上几句。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说得不错。那么，既然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要“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应该注意到，当列强和平进入或武装入侵中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封建专制政府与外国势力的对立、发生了民众与外国势力的对立，同时，封建专制政府与民众之间，也仍然有矛盾冲突，而封建专制政府采用的是封建专制的方式，民众的作为也同样体现出封建主义的支配性影响。中国政府和民众反抗外国的压迫与侵略，是正义的，但当时的这种正义仍然是基于封建国家的正义，尚未脱离封建主义的支配。这时，“帝”与“封建”对立、对抗起来，民众也与“帝”对立，对“封建”相对地缓和了许多，他们“扶清灭洋”，大体上是站在了“封建”的一边来维护国家利益，这样，我们今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也必须毫无批判精神地站在“封建”一边么？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一种态度，为了表示“革命立场”，在与蔡廷锴们握手时也要骂对方一句“反革命”。遗憾的是，这种态度至今仍根深蒂固。袁教授在批评“封建”的时候，大概是骂“帝”的侵略骂的不够吧，居然还连累到“冰点”也遭停刊！
袁伟时的历史学探索，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的中国还不了解，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基于民主主义的“程序正义”的政治及外交方式，倘若中国政府有某种开明、开放的心态，就可以从对外交往去接触、了解并逐渐理解这种方式，这对中国而言是会有好处的。
袁教授没有否认外国侵略，他指出的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他没有否认侵略者之侵略，但重点是在分析中国一方深陷于封建专制传统的历史教训，这样，他的分析在一些人看来就成为“汉奸理论”，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倘若张教授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他就不应该断然否定袁教授的分析。
外国势力是否有“程序正义”，不可以一概肯定，也不可以一概否定。笔者在这方面有所认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读到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书开始的。该书使笔者看到了史学界的一种新气象，即开始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开始走出数十年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教条的误区。后来读到袁教授的一些论着，更感觉到这种研究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正在取得很值得注意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
如果外国势力完完全全没有“程序正义”，纯粹是一副欺压、无理的嘴脸，那么问题就简单得多，只管批判其“帝”就是了，什么历史唯物不唯物，似乎关系不大。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晚清面临的西方势力并非全无“程序正义”，其“程序正义”与满清的“程序正义”碰撞十分复杂，而且其通商要求有其“内容正义”的因素，更值得注意。对手有其多面性，比较复杂，其本身又有不同的力量、有矛盾，当时有人注意到了，后人更应该注意到，不可以全然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外敌入侵，不是无缘无故的入侵，分析其中的缘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总不能说，战争总是要打起来的，其中的缘故管他去吧。袁教授的分析所代表的学术方向，与过去有明显的不同，出现了尖锐的分歧。有分歧就要具体分析，张教授以“反帝反封建”的帽子压对手，他自己就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分析专业性很强，笔者学识有限，在此不妄言，但笔者以为，袁教授着眼于现代化，以对历史的具体分析避免“狼奶”对青少年的毒害，用心可谓良苦。对这种分析可以批评、商榷，但张教授的荒唐之处在于，他居然在“学习西方”问题上耍起了小聪明，以“不向西方列强学习”来掩盖“不向西方学习”。他煞有介事地问到：“不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只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可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吗？”那么试问，有那么单纯的“学习”吗？即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针对本国的“积弱”，其目的是要改变现状的，而除了“西方列强”，单纯的“西方”又在哪里呢？
向“西方”学习，或向“西方列强”学习，本身无可非议，问题是怎样学，学的方法如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其辨证的方法，它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以张教授推崇的“在比较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言，这些选择同样是有条件的，它们也来自“西方”，不可以照搬硬套。毛泽东曾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就点明了“社会主义选择”的条件，亦即，他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与“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才是完整的发展公式，不可以随便地将其断裂开来只取其一端，仿佛“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万事大吉。张教授在其大作中，对此完全没有意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笔者同样很期待，袁教授真能在“冰点”上发表其回应文章，那样的话，讨论才真成其为讨论，否则就只是讨伐了。况且，冼岩说那是官方的期待，那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工程”在历史研究上总也要有所进展，笔者倒很想要看看，断然否定袁教授所代表的学术倾向，那“工程”还能拿出什么样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