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下留人生死情：毛泽东和上将陈伯钧

开国上将陈伯钧(1910～1974)，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烽火硝烟，世事更迭，然而青史上却殷殷记载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与忠勇将士陈伯钧之间存续多年且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
枪下留人生死情
1928年春，陈伯钧在红四军教导队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在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教导队长吕赤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打土豪归来，刚迈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持枪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他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撞针，击发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砰的一声枪响，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愣住了:同是四川老乡、黄埔军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日里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亲密战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枪下……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奋力呼唤他的名字，但一切已无可挽回，吕赤停止了呼吸。
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迅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时任一师二团参谋长的徐彦刚怕陈伯钧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的处置。
对吕赤之死，毛泽东也很难过，但他弄清情况后并没有马上作结论。毛泽东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讲的道理。
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向大家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见毛泽东讲的既不失法度军纪，又入情入理，便逐渐缓和了情绪。这时，仍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严肃起来:“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毛泽东让自己的警卫员找来竹板子，在大家的监督下对陈伯钧执行惩罚。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收住了。据陈伯钧事后讲，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陈伯钧也因此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降为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局为重，从红军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陈伯钧日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得以在毛泽东统帅下续写自己投身中国革命辉煌一生的史实证明，毛泽东枪下留人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在井冈山的火热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而后的几十年，陈伯钧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这不仅仅是知恩图报，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证实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和对党的领袖的赤胆忠心。
肝胆相照将帅情
陈伯钧在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中，从基层排长、连长干起，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他20岁任红二十团政治委员，21岁任红十五军军长，22岁任红五军团参谋长，26岁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他的长征征途，历时两年，是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的少数几个将领之一。
1936年10月15日，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之际，毛泽东亲笔致信陈伯钧:“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封简短普通的问候信，蕴含着领袖与同志、统帅与爱将久别后分外思念、期盼重逢的无限深情，尤其是对陈伯钧“为红军庆得干才”的高度褒奖，凸显出统帅对其部属才干的明鉴赏识。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任连长时经常带领部队担负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指挥战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弹，负了重伤；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时，率部打响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枪，并指挥部队攻入敌师部，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时，陈伯钧因不满当时一些人在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曾上书红军总部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遭到错误批判，被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但是不管遭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率领的红十三师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连打硬仗，曾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曾因看了该师连打胜仗的战报，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任红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经过多次血战，突破敌四道封锁线后又重回红五军团参谋长岗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最高指挥岗位，陈伯钧的军事才华得以更出色地展示。红五军团长期担负着中央红军的殿后任务，要掩护大军西去、北上，常常遭到敌军重兵追击，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劳累、流血牺牲。有的同志想不通、发牢骚，但陈伯钧顾全大局，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做好部队官兵的思想工作，并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因此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他被只身赶出红九军，坐骑被扣，望远镜被抢，警卫员也被打。但陈伯钧始终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路线的正确，以坚韧的毅力，强忍委屈，顶住压力，当好红军学校的教员。后来在朱德、刘伯承等力荐下，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起用陈伯钧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又被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委以红六军团军团长重任。
1937年9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陈伯钧被任命为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时年27岁。
解放战争中，陈伯钧率部挺进东北，重返前线指挥部队。先后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接着，任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后改五十四军)军长，率部参加了衡宝、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先是领导广西的大规模剿匪战斗，接着任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领导湘西、湘南的剿匪战斗。湘桂两省的剿匪战斗复杂艰巨，战果辉煌，至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早在1926年底，陈伯钧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作为学生，聆听过毛泽东的教诲。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军校总教官恽代英经常给学生讲课，毛泽东也曾应邀到学校演讲。当然，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并不认识这位台下听讲的16岁学生兵。但陈伯钧从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被毛泽东的渊博学识、动人演讲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感染。
秋收起义前夕，时任独立第三团新兵训练处主任的陈伯钧，在江西铜鼓得以再次见到了中央派来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9月10日晚饭前，毛泽东与参加秋收起义的全体干部见面，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宣布了起义计划。饭后，急于得到毛泽东指点迷津的陈伯钧，想就自己负责的新兵训练工作向毛泽东汇报，于是他便主动向毛泽东走去。
毛泽东见一位年轻同志走过来，便亲切地招呼到自己身边，两人无拘无束地聊起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陈伯钧的名字、年龄、籍贯和经历。陈伯钧当即就新兵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问题，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毛泽东仔细地倾听，还不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最后鼓励陈伯钧好好工作，勇敢地接受革命的考验。
此后，陈伯钧一直在毛泽东身边，以毛泽东为老师，勤奋学习，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个人道德修养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在军事教育方面学有专长、成绩显著。毛泽东的知人善任，使陈伯钧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被委以军事教育重任，从红军教导队，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陈伯钧先后担任过各级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员、教育长、校长(院长)，逐步成长为我党我军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作为“培养将军的将军”，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领导干部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37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陈伯钧就依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撰写了《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一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表于《解放》杂志。
1957年，陈伯钧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主持该院教学工作期间，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他不顾自己身体多病，结合自己30多年参加革命战争的实践，多次给入学的高级干部作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辅导及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并组织教员和学员开展学术研讨。当年5月10日，他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学院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情况，同时附上自己作的小结，请毛泽东审查，“并望多多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满腔热忱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文革”初期竟被林彪颠倒黑白、点名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造反派从外地养病处揪回北京批斗，还被抄家封门，抢走保密柜。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主席的林彪，何以对一位开国上将如此定性？显然有历史渊源可寻。早在延安时期，就曾讹传过涉及陈伯钧的两件事:
一件是子虚乌有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讹传的大致说法是: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曰:“什么少将芝麻酱！”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1937年秋，陈伯钧任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及与当地政府联络时我方人员处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印名片纯粹是从工作考虑，当时陈伯钧并未听到过毛泽东对此有什么批评。况且陈伯钧与毛泽东如此熟悉的关系，晋见领袖何须递什么“名片”？！而陈伯钧一向是大大咧咧的无心之人，“名片事件”已在延安以讹传讹地闹得满城风雨之时，他却全然不知。因他从未持名片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未因名片之事当面批评过他。很久以后，陈伯钧才得知，原来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在一起时，曾把其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一张。至于毛泽东有什么反应，越到后来这一讹传越发演绎得面目全非了。
另一件事是:1944年1月，陈伯钧在陇东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任副旅长时，突然接到一封贺龙的来信，十分严肃地批评他不尊重毛泽东。原来是有人在贺龙面前告了陈伯钧的状，反映他称毛主席为“毛先生”、“老毛”。事实是:陈伯钧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泽东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泽东为“老毛”，因为井冈山时大家都习惯于这样称呼。对贺龙这封批评信，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完全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几十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于万一。”日记还对“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的做法，甚为不满。今天看来，称毛泽东为“毛先生”、“老毛”，何罪之有？但当时陈伯钧仍诚恳地检讨说，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曾多次想向贺龙当面解释此事，但终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时挽回影响。就是这样两件事，不仅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毫无任何干连，反可看出陈伯钧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秉性刚直、豪爽，还可看出我党我军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作风: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弥足珍贵诤友情
毛泽东与陈伯钧在数十年师生、将帅、生死情之外，还有一层更为弥足珍贵的诤友情，为一般人所不知。陈伯钧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但生性急躁、多言好动，喜欢开玩笑，且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实乃蜀地一性情中人。延安时期，曾有一件事闹得陈伯钧自嘲为“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
1937年10月，三五九旅驻军洛川。时天已降霜，部队寒衣尚未解决，旅长陈伯钧心急如焚。17日这天，摩托学校一位司机偏偏不愿搭载旅部袁会计去延安领公款解决部队冬衣问题，还蛮横无理地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旅长打人之事很快被人夸大利用，告到毛泽东那里。10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主要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指出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毛泽东谈话完毕，叫陈伯钧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对毛泽东的批评，陈伯钧毫无怨言，表示都接受，并努力改之。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党校学习。毛泽东及张闻天又找陈伯钧谈了关于个人修养、思想及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毛泽东特别教诲说，对待一切问题要原则化，马克思主义化，客观化。
在延安工作的几年里，毛泽东与陈伯钧见面机会很多，并常有书信来往。他们二人公谊在先，私交亦甚厚。1937年9月，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时在国民党川军中就职)从四川来延安看望陈伯钧，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一起谈古论今，临别时还送了300元旅费，希望他回川后利用其社会关系多做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转变其他亲友对共产党的看法。10月9日，毛泽东在陈笃斋回川路上托带给陈伯钧的信中，关切地询问陈伯钧:“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陈伯钧给毛泽东写信，除了工作请示、互相问候，更多的是寻求思想上工作上的帮助指导。1941年10月1日黄昏，陈伯钧收到毛泽东一封信，教诲陈伯钧“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实的精神，着重实行，则过之改必易”。陈伯钧从此用毛泽东的“三不”指示为戒，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他曾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养的日程上应随时注意痛绝之。”
1938年下半年，毛泽东与江青谈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不胫而走，并遭到许多老同志的非议和反对。别人议论一下就完了，时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的陈伯钧却直言不讳去信反对。11月22日晨，他与郭化若谈及此事，更为亢奋，当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的抬头称“亲爱的毛主席”，随后，陈伯钧便把自己听到的一些议论写入信中，并请毛泽东慎重考虑此事。陈伯钧开始还想多联系几位老同志联名写这封信，但信写好后，竟无人愿意联署，陈伯钧遂不强人所难，就以个人名义把信发走了。
几天之后，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转来了毛泽东的回音。在陈伯钧给毛泽东信的眉边上，毛泽东写道:“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以后的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真动怒了！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使我有无限感慨。因为我对大帅(指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之一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来一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这种不老当的习惯，以后还应更加注意。”
然而，陈伯钧并没有因此而放下这件“心事”。在1942年5月12日的日记中，陈伯钧又写道:“近午，偶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以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统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陈伯钧当时的这种担心和忧虑绝不是杞人忧天。
幸好陈伯钧这封信以及日记江青本人未曾知晓，倘若当年有知，真难料“文革”中陈伯钧会遭到怎样的报复。尽管毛泽东当时对陈伯钧来信回复得很不客气，陈伯钧仍将此信珍藏在身边，一直到“文革”前夕才为了避灾而不得不销毁。
毛泽东与陈伯钧这对诤友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年春天，陈伯钧已被造反派多次揪回高等军事学院审讯和批斗，但仍被党中央列入五一劳动节观礼名单。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关切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简短的对话，涵盖了领袖与上将长达40年的深情厚谊。
陈伯钧在“文革”中之所以未受到造反派更大的冲击，也是由于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一位代表是哪里人，答曰“四川达县”。“哦，那是伯钧同志的老乡啊？”那位代表没听清毛泽东的话，询问:“是哪位同志？”在场的周恩来立刻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是要以此种方式保护正在挨整的陈伯钧，当即解释:“主席讲的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此后，造反派惧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威严，才逐渐停止了对陈伯钧的批斗。
领袖和上将虽然没能再次见面倾诉衷情，但青史上却记载下了那绵绵无尽、心心相印、丝丝相扣的不了情。
罗小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