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清与粉碎四人帮后经济都大发展

分类：历史思辨 2010-11-13 08:45
在《军阀混战日，经济黄金时》一文中，我指出“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大致上是1912年—1922年）恰恰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正是所谓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是如何来临的呢？
首先，这是因为传统势力的消解。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一般都将其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契机。个别虽然注意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但是也仅仅把“黄金时代”限定于袁世凯在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上述两说，前者强调了外因，后者则注意到了内因。商人“黄金时代”的来到其实是内、外因相结合的结果。而且，上述内因仅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经济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商团的建立、商人階級意识的觉醒，都为商人利用一战的契机准备了条件；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层的内因，那就是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这一松解的趋势起于晚清。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势力的膨胀以及稍后的各省自治运动都是大一统專制政权失控的表象。辛亥革命击溃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难以完全复原传统的权力结构。袁氏政权始终面临着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国的南部地区。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了一个大小军阀分享权力、地方割据的局面。历史上商人最初的“黄金时代”正是出现在春秋战国这一分散的权力构成时期。当然，近世后期的军阀割据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业的双重影响而言，它们又有相似之处。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停滞与衰退、国家经济控制与干预的削弱，还有对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随着“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階級开始在经济上同政府分庭抗礼。１９１６年上海银行业抵制袁世凯的停兑令便是一例。经济上的自主，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自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黄金时代”商会领导权从绅商转移到企业家的手中，这一过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进入“黄金时代”后，资产階級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增多，这就势必导致商会领导权的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这一演变最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气氛。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政府对经济的失控，给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而这在军阀割据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一枝独秀。私人资本多在轻工业、加工工业，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则由于国家资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预力的削弱而没有取得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使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后劲。第三，１９２２年世界资本主义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战时所陷入的危机，纷纷叫唤要“回到市场”，重新布置向中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就遭到重大的打击，战时暂时取得的一些市场纷纷丢失，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开始由停滞而走向下坡。资产階級需要有一个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权来保护自己在“黄金时代”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在军阀政权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资产阶级和军阀政权终至反目。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胀的中国资产階級在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商人的“黄金时代”延续下去。但是，北伐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商人“黄金时代”的结束。
其次是政府支持。这政府支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１９１２年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发布《内务部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１）凡在民国势力范围之内之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２）前为清政府官产，现入民国势力范围者，应归民国政府享有。（３）前为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产，现无确实反对民国证据，已在民国保护之下者，应归该私人享有。”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文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些法令，对于保护私有财产，打破封建主义的限制，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具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其二是北洋政府的鼓励。袁世凯窃踞临时大总统位之后，经济上执行的也是比较宽松的政策，他还表示：“营业自由”，“宜以实业为先务”。据统计，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６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涉及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渔业、林业等很多方面。主要内容有：解除对民间兴办工商企业的限制；实行专利制度，奖励植棉、制糖、牧羊；对新办企业予以优惠政策，实行保息制度，对民族工业品及其原料减免捐税；设立各种示范场所，推广技术，劝导人们创办实业；筹办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参加外国博览会等。这些法令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经济的生存环境，从而助长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再次是人民的力量。当时兴起的“实业救国”热浪和群众性抵制日货运动对这个“黄金时代”来临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资产階級大受鼓舞。从封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张謇等，倡导发展实业。“实业救国”和民×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爱国心的驱使和利润的刺激，促使民族资产階級乐于投资新式工业。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１９１５年因反对“二十一”要求，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用尤大。“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階級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最后，是国际形势的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中国正在兴起又一轮民族工业振兴浪头，那么研究和借鉴历史上这次民族工业“黄金时代”来临的原因，就显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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