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三令五申学中共

叶 梓
从发动政变、武力剿杀中国共产党，到败走台湾、总结历史教训，其间，蒋介石都曾一再强调要重视对中共的研究和学习并战而胜之，却始终没有意识或不愿承认，这根本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一个已为既得利益阶层把持的政治集团是无法战胜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的。
抗战期间，国民党“中统”局搜得我延安“抗大”教材《党的建设》一书，整理后报呈蒋介石。蒋如获至宝，写了许多眉批，如“此节重要足资参考”，“所见甚是，吾人亦可采用”等，并将眉批本翻印，分送高级干部阅读。蒋介石认为，中共用这种好教材教育全党，国民党亦应仿效，于是命陈果夫领衔，编成《党员须知》一书，大量发行。(《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蒋介石此举并非心血来潮。从发动政变、武力剿杀中国共产党，到败走台湾、痛定思痛总结历史教训，其间，蒋介石都曾一再强调要重视对中共的研究和学习。
学习中共的组织、纪律。在我党历史上，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党的建设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47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研究延安整风运动和改造国民党的任务，并印发了整风运动中的三个文件。在致闭幕词时，蒋介石一方面斥责党务人员和负责干部工作不负责、办事不彻底，把政府的法令和中央的决议束之高阁，“既未研究，更未实行”；另一方面，他又盛赞中共上下同心，对于中央的精神具有极强的贯彻、执行能力。尤其是对于中央的宣言决议、政纲政策，基层组织接到后，一定要召集所有党员举行小组会议，切实研讨并分配任务，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党员的言论行动，莫不受党的指挥和领导，而与其政策相符合。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整个的战斗体，原因就是在此。”随后，在对党内高级干部的演讲中，蒋介石再次指出，自1942年开始发动的延安整风至今仍在继续，这也是中共得以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国民党各级干部必须把整风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中共的“中心资料”。他强调，此次全会印发中共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蒋介石还忧心忡忡地质问党内同志：如果中共的纪律、组织、调查和学习都是这样认真严密，而国民党却依然松懈散漫，毫无教育和计划，那么，我们还能够与之斗争吗?
学习中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47年7月7日，在总理纪念周的演讲中，蒋介石称赞中共党员能够“互相监督，坦白批评”——“每一个干部和党员，自己有什么缺点，对于党和同志有什么要求，都彻底的反省，坦白的提出，用以改正心理和精神。”反之，本党干部却无志气、无血性，自私自利，毫无反省之意，只会自我欺骗，敷衍粉饰。两相对照，令人“难过”、“惭愧”。两天后，在对青年团干部的讲话中，他又指出，发动全体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缺点，纠正错误，这正是中共“厉害的地方”。国民党目前的危机则在于对过错讳莫如深，不求改正。年底，在政工检讨会议上，蒋介石承认，中共的干部教育“很严格，很实在”；党员相互监督，“即便私人感情很好，也能照实检举，将缺点尽量暴露，迫使其立刻改正”。
学习中共的政治、宣传工作。之所以拥有庞大的宣传机器却无法让党的主张真正影响、引导群众，蒋介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尤其是政治教育、思想宣传工作者普遍存在着知与行的背离。1947年，他在对新闻干部训练班的讲话中指出：“并不是要有长篇大套的演讲作文才算是理论的领导，长篇大套的东西，决不及简单可行的规条有效力。你们自己所说的话，所订的规则，要一丝一毫都不苟且地做到，然后才可以领导别人影响别人而获得成功。如果只是空口说白话，不去实行，则再有很好的主义、计划，也都要失败。”所谓正人必先正己，言传更需身教。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政治宣传方面之所短，恰是中国共产党之所长。1947年5月19日，在对军官训练团学员的讲话中，蒋介石具体描述了在东北战场上，中共军队的政工人员如何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痛言这与国民党军队“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形成鲜明对照，他当场怒问：“这样的军队，怎能不为匪军所消灭?!”待数百万军队损失殆尽、被迫逃离大陆后，蒋介石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1949年10月22日、30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的两次讲演中指出，从制度渊源看，两党军队同是师法苏俄；就武器装备而言，二者本有天壤之别，何以国军却一败涂地?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党”统“军”，党代表和党员堪称军中模范，是军队的核心，他们具有“同党和军队同荣辱共存亡的决心”，所以能够赢得官兵的信任。反之，国民党军队虽然也号称“党军”，却是有名无实，高级干部和政工人员腐化堕落，不能发挥模范作用，整个部队失去重心，制度纪律无法维系，“庞大的军队成了无灵魂的躯壳，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演讲中，蒋介石还出示了一张我军的“临时党员证”，上面印有党员守则12条及党证使用规则。他认为由此可以推知中共党员在军中的责任和组织内容。蒋介石要求大家对此证“逐字逐句分析研究，并以此作为我们对军队的党员教育与精神训练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学习中共的思想方法。1948年1月8日，蒋介石在军官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共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各级干部都富于研究精神，懂得科学方法，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总能做彻底的研究，求彻底的解决，特别是能应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一切。因此，他要求大家必须研究辩证法，“无论前方后方，都要用这种方法去研究一切，思考一切”。撤到台湾后，蒋介石提出要总结历史教训，改造、重建国民党。1951年2月1日，蒋介石对改造委员会全体委员及各组正副主管做了题为《高级干部应有的责任》的讲话，声称：今天是要急起直追、讲究方法的时候了。中共以辩证法为一切方法之本，今后国民党培训党员，也必须要有研究辩证法的课程。“尤其党内一般学者，对本党思想哲学以及当前反共抗俄的中心理论，更要应用辩证法来用功研究。”他指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对《中共的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和《中共整风运动》4本书进行“切实研究”，形成“具体成果”。其中，还特别强调：“关于辩证法之一项，尤应彻底研究和切实学习，并从速编辑本党适用的三民主义辩证法，引用总理遗教来证明辩证法的原则，作为党员思想和方法的指导。”1951年国民党中央的10项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和学习辩证法。直到1954年11月8日，蒋介石还在演讲中强调，要研究中共的“思想方法”，强调中共的一切理论、计划、行动和方法，无论其组织、宣传及战术、战略，都是依据其唯物辩证法而决定的。因此，他指示革命实践研究院必须“特别注重辩证法的学术”，并进一步加强相关课程的建设。
学习中共的群众工作。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百万军队大举进犯，另一方面又在党内密集动员，要求将党务工作的重点转向基层，服务群众、争取民心，并将此视为能否最终战胜中共的关键所在。1946年2月14、17日，蒋介石接连在南京、上海发表演讲称，徒有理论宣传无济于事，必须每个党员都能以行动证明自己真是为了人民不惜牺牲。鉴于共产党正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他提出要针锋相对，“必须要在社会服务的工作上来和他们竞赛。我们能在服务的工作上胜过他们，我们就可以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3月11日，在六届二中全会纪念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领导群众，就先要受群众的领导，要了解群众的意志，尊重群众的利益，以群众的公仆自居，处处为群众服务，然后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仰”。1947年3月21日，蒋介石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称，我们说党要以农工为基础，要为人民服务，要实行民生主义，但是本党已经执政二十年，在民众中究竟已有了什么基础呢?如果我们过去真正做了下层工作，在民众中奠定了不拔的基础，那么共产党也就不会有这样猖獗。他要求党务工作转向农村发展，真正组织民众，巩固基层，强调“一定要学习共产党的长处，要有宗教家传道的精神，真正到农村里面去，真正为民众服务，改善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福利，和他们打成一片，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要如此才能与共产党斗争”。
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往往张嘴“奸党”，闭口“匪军”，充满着阶级的偏见和仇恨，但同时，他也真切地希望通过研究、学习中共，来挽救国民党的颓势和崩解的统治，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也不无见解。
例如，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对此，国民党即使在背叛革命以后也有所认识。1927—1937年，南京政府颁布的地政法规及各省地政单行章则不下240种，并公布了《土地法》。1946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最要紧的还是土地问题。党政军各方面工作人员，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中共处理土地的情形表现出更好的成绩。他要求选出几个受中共影响很深的地方作为示范，集中人力财力，彻底去做，“只要有成绩表现，我们就可邀中外记者去调查，究竟是共匪好或是国民党好?百姓自有公道批评”。一年后，在对中央训练团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土地政策是与中共斗争的基本问题。中共的土地政策之所以有号召力，是由于国民党没有实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结果。“这是人民对于政府不能真正拥护，对于本党不能真正信任的最大原因。所以，今后无论如何要彻底实行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
然而，对于国民党政府而言，这始终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早在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对陕西、河南两省66个区长进行的调查显示：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占70％左右。在南方，乡村基层政权也多为中小地主直接掌握。江苏无锡6个区的乡镇长中，地主占89.9％，富农占6.7％，中农占3.1％。另据陈翰笙等人1930年对无锡104个村长的调查，地主占91.3％，富农占7.7％，商人占1％。同年，江苏省民政厅对该省374个占有千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的主要职业的统计表明，各级军政官吏占44.39％，高利贷者占34.49％，商人占17.91％，经营实业者占3.21％。正是由于这些兼任军政官吏、高利贷者、商人等新式豪绅地主盘踞在乡村政权中，使得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将土地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不可能铲除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地主阶级，不可能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
正因为一方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与人民为敌，已为既得利益阶层所把持的政治集团，一方是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与人民有着血肉联系、代表其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所以，虽然蒋介石一再号召国民党研究、学习中共并战而胜之，却始终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承认，这根本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环球视野》第314期，摘自2010年第6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