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毛泽东专列

(王爱梅回忆，  葛爱琴 整理)
窗外不是高耸的红墙，而足一掠而过的万里山河。生性好动的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方式
在神州大地上云游。欲知他在流动的中南海如何生活，他的专列又如何遭逢枪林弹雨，请看毛泽东侍卫们的独家披露……
第一次上专列，毛泽东说：我俩是亲戚
1956年，我从北京列车段调到铁道部专运处工作。专运处是负责中央首长和国宾外出用车的单位。工作任务和性质要求专列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和保密规定。接受任务后，不准打电话，不准探亲访友，不准询问列车服务对象和运行方向。一接到命令，就必须带齐春夏秋冬四季服装和日常用品，因为不知道要左东四还足南北，更不知外出多长时间。就是在执行任务中，也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准串车厢，不准打听不该知道的事。
第一次执行任务，车长把我叫到—边说：“这次任务，把你调到餐车做服务员工作，和刘跃芳师傅—起边学边干，而且要干好。”
经过紧张的车辆整备后，列车进入当时的北京前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我们都严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我们餐车服务员不站车门，列车停稳后，我好奇地从车窗往外看。只见站台上来了—串小汽车，停车后下来不少人，又匆匆登上各节车厢。速度虽快，却忙而不乱。前后不到一分钟，列车就很平稳地启动了，到底是哪位首长上了车，我没看清。
第二天中午，刘跃芳师傅告诉我：“一会儿吃饭的是毛主席，你给摆台。”“啊?毛主席?我给毛主席摆台?”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的心怦怦直跳。尽管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一定要精神集中，不要紧张，但忐忑不安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毛泽东的用餐很简单，就是一碟红辣椒，一碟酱豆腐，两盘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改为一菜一汤一小碗饭)。他经常吃粗粮，面食很少，主食一般就是掺着小米的红糙米或几块芋头。他喜欢听京戏，一边吃饭，—边听。毛泽东听的大多数是“四大名旦”和马连良、裘盛戎、张学津等名角的段子，如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裘盛戎的《铡美案》，张学津的《借东风》等。
每到开饭前，我们就把音乐柜打开，把毛泽东喜欢听的唱片准备好。毛泽东—进餐车，我们就把键盘钮打开，把音量调得比较低，给毛泽东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用餐环境。这些．我都按刘跃芳师傅的安排布置准备好后，就到主餐车与公务车风挡连接外静候主席的到来。
不一会儿．卫士张仙鹏扶着毛泽东缓缓地从公务车走过来。我迎上前去，紧张地说了声：“主席您好。”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我和张仙鹏扶着毛泽东到餐车落座后，毛泽东问我：“小鬼，你是新来的吧’”我点点头说：“是的。”“叫什么名字呀?”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这句话时我没听清楚，心里一直在怦怦地跳，脸有些发烧，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求救般地望着张仙鹏。张卫士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忙对我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赶紧回答：“王爱梅。”毛泽东又问我：“多大啦?哪里人?”“我是北京人，今年20岁。”
毛泽东看我拘谨、紧张又难为情的样子，就放慢了说话的速度，用湖南普通话很幽默地说：“我俩还是亲戚啦。”他的这句话我听懂厂，而且听得清清楚楚。我一愣：“啊!天哪，我可从来没听家人说过，我家还有这么高贵的亲戚。”我父亲是一名普晋通通的工人，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在我的头脑中，湖南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会跟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亲戚关系呢?
我的思绪在脑海里急速地翻腾着，极力搜索和捕捉着我记忆中所有的社会关系。我摇摇头，又低下了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毛泽东又用刚才的语调说：“你说，‘王’字下面加个尾巴念什么?”“啊?那不是‘毛’字吗。”我脱口而出。“对啊!”毛泽东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桌子。我高兴地一边拍手一边说：“对，主席，我们是亲戚，我们是亲戚。”
毛泽东的饭还没开始吃，我就和他攀上了亲戚。听着他风趣的话语，我如沐春风，心情自然也就放松了。我说：“主席，既然我们是亲戚，那您以后可要多帮助、多教育我呀?”他对我微微一笑，像我们长辈那样亲切慈祥。
这时，刘跃芳师傅走过来，一边向毛泽东问好一边用手轻轻碰了我一下。我如梦初醒，赶紧对毛泽东说：“主席，您稍等，我给您上饭。”
毛泽东吃饭的速度非常惊人，一顿饭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见他随手从盘中拿了一个苹果，我赶紧拿起水果刀说：“主席，我给您把苹果皮削了吧?”他拿着苹果像个孩子似的来回晃了几下说：“吃苹果可不能削皮。小鬼，你知道吗，这苹果的营养可都在皮上呢。”说完把苹果举到嘴边一下咬了一大口，又顺手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我：“小王，你也吃一个。”我急忙打个手势说：“不吃，不吃，主席，您吃吧。’’他看我这样，故意一沉脸说：“我可喜欢实实在在的人。”随后又用手指了一下对面的靠背椅，示意我坐下。我双手接过他递给我的苹果，坐在他对面，也学着他的样子，不削皮吃了起来。从那以后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在毛泽东身边养成的吃苹果不削皮的习惯。
你敢吃辣椒吗
专列即将驶入镇江时，卫士封耀松来到餐车通知我：“一会儿主席过来吃饭时，你陪着他一起吃……”“不成，那怎么行啊!”我又摇头又摆手。封耀松一听确点急了：“不成?怎么不成啊?毛主席连续工作好长时间了，太辛苦了。你陪着他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活跃活跃气氛，给他调剂一下精神嘛。”我看他有点儿着急，急忙解释：“不是我不想陪主席吃饭，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其实，能跟主席一起吃饭，我是巴不得的呐！”封耀松听完，才放心地笑了。后来在毛泽东专列工作的十几年里，陪他吃饭就成了我平常的工作。
封耀松走后，我还在回味着他的话：“毛主席太忙了，太辛苦了”。是啊，我上车时间不长，跟他老人家接触得不多，但我却耳闻目睹了他老人家夜以继闩的工作情景。火车上的生活单调，我陪他吃饭聊天，帮他解除疲劳，增进食欲，是我义不容辞的呀。但又一想，我都跟他说什么呀。不行，还得去请教下小封。
封耀松说：“就随便聊聊家常呗。”
“那怎么聊啊，从哪说起呀。”因为是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我把它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心里总不踏实。
“主席还说和你是亲戚呢，怎么不知道从哪说呢？”
这时，我眼前又出现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耳边响起了毛泽东亲切、幽默的话语。我一咬牙，狠下心说：“行，你走吧，小封，不用你管了。”我回到餐车马上找主任汇报情况。主任说：“既然让你陪主席吃饭，你就陪着吃吧。至于聊家常，卫士怎么说你就怎么讲，要随机应变。我来替你值班。”于是，我赶快和餐车主任一起做好毛泽东用餐的准备工作。
宽敞整洁的餐车一角放着毛泽东用餐的方桌，桌面上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由天蓝色塑料花布罩着。桌面上摆好了四味架和牙签盅。他的座位面前整齐地放好了碗筷和一小碟红辣椒，一小碟酱豆腐。餐桌摆好后，我随手又把音乐柜打开把他爱听的京剧唱片拿出来。准备好后，我长舒了一口气，独自欣赏了一下精心布置的餐桌，又环视了一下整个餐车车厢：餐车中间摆着一个约有三米左右的长方形桌子，是毛泽东办公、接见地方领导和召开小型会议用的。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桌面上交叉摆放着一排整齐的笔筒和烟灰缸。笔筒内装有削好的铅笔。毛泽东有“张在火车上的照片就是在这个会议桌旁照的。
整个车厢清新、典稚、别致、大方，充满着温馨、恬静的气氛。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力求给毛泽东创造一个舒适、怡人的用餐环境。
不一会儿，封耀松扶着他从公务车走过来。我赶紧迎上前去搀扶他到餐桌旁。他落座后，我坐在他对面问：
“主席，您休息好了吗’”
“有时睡不着觉。”毛泽东说。
“主席，那可不成，您工作这么忙，再睡不好觉，那怎么行呢?您再睡觉时闭上眼睛数一、二、三、四、五……一会儿就睡着啦。”毛泽东笑着摇摇头。
这时，餐车主任端上来两碗饭，先给毛泽东上了一碗饭，又要给我端时，我想站起来接一下主任手中递过来的碗。餐车主任用脚踢了我一下，示意不让我动，我才没敢站起来。我拿起筷子，先主动给他夹了些菜，他对我说：“我们平等，各方便各的吧，不用客套。”
“我们平等，”这是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相处的—贯准则。仅仅和毛泽东接触两次，我就觉得他很愿意和群众交谈，而且善于消除人们由于见到伟人而产生的局促感。尽管在没见到他时，心里感到忐忑，一但身临其境，穿着非常朴素的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慈祥老人，一切都那么自然，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他平等相处的人。尽管如此，在开始和他一起吃饭时，我还是免不了有些担心。怕什么呢?他知识太渊博了，怕回答不了他的提问。但他的一句“我们平等”，使我开始时的心理障碍又被他的平易近人驱散了。
我慢慢地吃，边吃边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饭。他不时夹起小碟中的红辣椒放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看着毛泽东吃饭那么快，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感到他真像一个朴朴实实的老农民，好像吃完饭还有好多急事等着他去做—样。
看着毛泽东风卷残云的样子，我真想劝他：“您慢点儿吃。但怎么也鼓不起这个勇气。正在我沉思的这一刻，他夹起一只红红的小辣椒放到嘴里，边吃边问我：“哎，小王，你敢吃辣椒吗?”我看了一眼小碟子里红红的小辣椒，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说：“敢!”说着，就夹起了一小根红辣椒放到嘴里。在他面前夸下了海口，就不能退缩。我一闭眼，一咬牙……哎哟!刚嚼两下，嘴里立刻辣得像着了火，也不敢往外吐，眼泪—下流了出来，赶紧端起了米饭，一个劲地往嘴里扒，满脸通红，汗也一下子冒了出来。我一边摇着头一边说：“哎呀，真辣、真辣!”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筷子，愣着神看着我的狼狈相，哈哈大笑起来。他翘起大拇指说：“好样的!好样的!这辣椒可下饭了，再吃一根怎么样?”我连连摇头摆手：“不敢，不敢啦，不敢吃啦！”这时，我也顾不上是在陪他吃饭，摇头晃脑地大声喊起来。厨房的师傅们听到我的喊声，也笑了，不知谁边笑边说了一句：“小王又出洋相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毛泽东很快吃完了饭，他又叫我把盘里剩下的菜给消灭掉，我顺从地把盘中的菜拨到自己的小碗里，迅速地吃光。餐桌上只剩下小碟里的几根红辣椒。这时，餐车主任走过来问他吃好了设有，他说：“吃好了。”等主任把餐具收走，把餐桌擦干净，毛泽东从牙签盅里取出一支牙签，一边剔牙，一边听京剧。他不时小声地哼着，有时手还轻轻拍着桌面。我看着他悠悠自得的神态，心里美滋滋的。看得出，这会儿的他，已不是刚进餐车时的满面倦容和疲惫的样子了。
毛泽东听的是张学律唱的《借东风》那段唱腔。他听得很入神，或许是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听得很有兴趣。听完唱片，我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非常赞叹，也非常喜欢张学津的唱腔。对他说：“张学津唱得真好。”毛泽东说：“京剧是有韵调的，这是什么板眼你知道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扳着自己的手指说：“这是二黄导扳回龙。”又搬着第二个指头说：“还有二黄原板和二黄散板。”我点点头说：“主席，其实您比诸葛亮高。”他好像从<借东风)的思绪中回到现实，他慢慢地“哦”了一声问我：“怎么个高法？我怎么比诸葛亮强啦?”我说：“您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诱敌深入战术，不都比诸葛亮高嘛。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不都是您指挥的吗?”毛泽东摆摆手对我说：“得，得，这次聊大天你胜啦!”我听后得意洋洋的。他看我这得意忘形的样，用手指着我说：“小鬼，下次聊天我还考你京剧。”我一听：“啊?”了一声。为了下次能跟他聊到—起，我还得赶紧学习京剧知识。
后来，因为毛泽东公务车的姚淑贤同志调到铁路防疫站工作，我便从餐车调到毛泽东的公务车做列车员工作。
会见吕正操部长
1959年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会议。专列正在运行中，卫士过来告诉我：“一会儿毛主席要会见一个客人，你给准备一下。”不一会，客厅的门开了，进来一个人，我端起备好的茶水送到客厅。
“啊!是吕部长。”我看着已经坐在客厅小沙发上等候的是铁道部吕正操部长，立刻觉得亲切了许多。我把水放在小茶几上说：“部长，您先用茶。”吕部长点点头问我：“小王，一会儿主席会见我要问些什么，你能给我透点风吗?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我站在那儿想了想说：“不知道他要问什么，我想找铁道部长就是想了解铁路的事吧。”吕部长又说：“主席湖南口音重，我听不清楚时，你就帮个忙。一会儿他来了，你就别走开，行吗？”我高兴地说：“您是我的领导，我会尽力帮助您，这点您放心好了。”吕部长点点头。
一会儿，毛泽东由封耀松扶着从包房来到客厅。吕部长站起来向他问好，握手后，毛泽东坐在双人沙发上，吕部长坐在对面的小沙发上。我从包房取出毛泽东的茶杯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然后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站在他侧身往后一点，认真倾听着他和吕部长的谈话。
“现在你们铁路运输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开口就问吕部长。
“总的情况是好的。就是需要加快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铁路必须跟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否则，有好多东西运不出来。”吕部长说。
毛泽东说：“你们要有个敢闯敢干的劲头，边学，边干，边总结，尽量少花钱，多办事，铁路建设才能加快速度。”吕部长连连点头说：“以后我们一定这样做。”毛泽东又问：“你们列车人员配备多少(指专列)，如何配备?车速多少，怎样才能达到快速、准确，还不影响一般列车?”他的话问得有点快，加上口音重，又一连串问了这么多具体问题，只见吕部长在那儿一刹间看了我—眼。因涉及我们专列的事，我赶紧拿起暖瓶上前给部长倒水，小声对部长说：“先说列车配备。”吕部长伸手扶了一下我递过去的水杯接着说：“我们这专列配有列车、餐车、检车和这些车上的工作人员，另外还专门配备一名调度员。”
毛泽东一边听—边点头，当吕部长说到专列的速度时，我在毛泽东身后伸了一个大拇指和小手指作“六”字状。当吕部长接着讲专列运行和其他列车的安排时，稍微停顿了一下。
我对毛泽东说：“主席，您喝点水吧。”他“噢”了—声，端起杯。我接着话茬说：“主席，您要问我们的车怎样才不影响其他列车，这您得定下走的时间、方向、到站，我们车上专门设一名临时调度员，他是铁路的活地图。”他一听“活地图”，“噢”了一声。
我接着说：“只要您定下什么时间走．方向、到站，调度员就会安排好这条路线。其他列车，有的可待避，哪次列车可抢多少时间提前到达前方站，等待命令，我们专列安排时尽可能不影响其他列车，既安全又正点到达目的地。这样，我们调度员就把它绘成一个完整的运行图。”吕部长接过来说：“大体过程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详细情况，可把调度员叫来。”
毛泽东挥挥手说：“不用，不用，你们铁路是半军事化，有命令，有严格的纪律，我喜欢，”吕部长点头说：“那是，那是。”他又说：“不过你们也要经常了解下边情况，有什么问题及时解决。”吕部长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们经常到下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否则，是会出大事故的。平时我们每个铁路员工都学习铁路技规和客运知识，都懂得—般铁路常识。”
毛泽东听完笑着说：“听说你还管铁道兵?你们要抓紧开山修路，你们是先行官。”吕部长说：“我们要努力当好先行官。”这以后，他和吕部长又随便聊了一会儿．我看他们的谈话已进入尾声，就对他说：“我们部长枪法可好了，那次他视察成都铁路时，在山上打了好多野鸡，还给我们专列好几只呢，可香啦!”毛泽东笑着对我说：“我可比不上你们部长的的枪法好，也就不能给你们上山打野鸡吃啦。”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这次会见在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
这次会见后，吕部长非常高兴。还特意请我们吃了他东北老家的三鲜馅饺子。
你为什么喜欢梅花
秋天的晚霞染红了天边，给大地镀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劳作了一天的人们牵着牛，扛着镢头．行走在乡间的小道上，仿佛整个空间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专列就在这青山绿水间的南国行进着。我站在车厢走廊—边上着岗一边欣赏着这晚霞美景。 毛泽东已经伏案工作很长时间了，我突然想到：让毛泽东也观赏一下这景色，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不是很好吗。我回到乘务室拿起暖瓶轻轻走到他身边，给他斟满了水。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一下头，又要伏案工作。“主席．您看，这外边的景色多好看呀。”我轻轻说了一句。毛泽东抬起头，我顺手把窗纱拉开，让他看得更远些，更清楚点儿。他放下手中的笔，揉一揉疲惫的眼睛和太阳穴，顺着我指向窗外的方向看着，欣赏着。我不愿打扰他，默默地站在他身边向外看着。突然不知原野晚霞的哪一个景点触发了他极富联想的神经，他收回眼神看着我问：“哎，小王，怕；喜欢梅花吗?”“当然喜欢了，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就叫爱梅，我能不喜欢吗?”我很自豪地回答。“除此之外你了解梅花些什么?”他又问我。我一时答不上来。他接着说：“秋天过后冬天马上就要来了，冬天是寒冷的，漫天大雪覆盖着大地，几乎所有的花都凋零了，都睡觉了，只有梅花，独自盛开不败，给人以春天的气息。这些梅花有白的，有红的，还有粉的，样子很好看。你知道吗，它还有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不畏严寒的傲骨。”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就像一个慈祥的爷爷给小孩讲故事，那神情那拉着长音的湖南普通话，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的心中涌动起一股激情，我思索着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主席这是在教导我怎样做人!“主席，我还年轻，文化水平低，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有梅花那样的品质。”我认真地对他讲。他笑着对我说：“这就对了，干革命不会一帆风顺，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思想准备……”看着毛泽东慈祥的面容，聆听着他的谆谆教导，我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
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1959年4月，我们随车跟毛泽东又外出三四十天了。一个多月来，他无论到哪里，不管是视察、开会，吃住都在列车上。我们专列乘务员也不分昼夜，连续工作。说实在的，值乘期间，我们不光是苫累，这我们都不在乎，我们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为毛泽东服务，虽苦犹甜；屉主要的是我们的精神高度紧张。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差错和疏忽。
一天，专列驶进上海远郊的顾家花园专用线。毛泽东下车后．说这次他要到下边住。我们列车长召开会议，安排工作，准备趁毛泽车下车的间隙，把车厢卫生彻底搞一下，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然后让大家休息休息，自由活动。其实我们的休息和自由活动，范围仅限于乘务员用的宿营车和吃饭用的大灶餐车两节车厢内，其他车厢都锁闭，根本不能到车下自由活动。
记得那天我们紧紧张张地整备了一天，有的人忙得中午连饭都没顾上吃。吃完晚饭，人家刚要休息一会儿，大约晚上9点多钟，列车长紧急通知全列车乘务员到大灶餐车集合开会，气氛很紧张。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任务了。乘务员到齐后，铁道部运输总局局长张孝屏说：“一个多月来，同志们都很辛苦，本想明天叫大家休息一天，看来休息不了啦，我们还要连续工作，同志们不会有意见吧?”
“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好，下面让你们车长讲话、”
车长的讲话也极为简单：“毛主席不住下边了，他对我们专车有感情。大家赶快回到各自车厢，根椐各车厢的要求调整好温度、湿度和空气。床单、被套十分钟内都要恢复好。”
我们奔赴各自车厢，紧张而有秩序地投入工作。我在乘务室配电盘前紧张、熟练地操作。在排风、换气、温度、湿度调整奸的瞬间，又迅速换好我值乘穿的铁路制服。本想再确认一下各种显示灯、温度计和湿度计的显示数字，电铃突然急速地响个不停。我一看指示灯，急忙跑到车门口，打开车门一看，是车长!他说：“还有5分钟主席就到了，一切都准备好丁吗?”“准备好了，只是再确认一下温度和湿度。”车长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在3分钟内把一切调整好，我替你站车门。”我连声说：“是，是。”转身就到乘务室。其实我心中有数，温度只差一度半，两分钟内我有把握调整好，并能使其保持一小时左右。我看完后返回车门口，对车长说：“没问题。您是否再检查一下?”车长说：“我相信你，你站车门，我去看—下主餐车。”他说着，就要上车。找站在车门口往外—看，漆黑的上海郊区田野上一条“火龙”正向专列这边飞驰而来，我赶紧用手  指说：“车长，不能上，你看！”远郊田野的公路上，一长串白炽刺眼的两束灯光，悄无声息地向专列驶来，没有声音，更没有鸣笛，把大路照得雪亮——主席的汽车快到了!“车长，还是你站车门，我俩的车厢连接着，我看  眼就行了。”时间就是命令，为了抓紧时间，只能这样了。我顾不上多想，也顾不上等车长回答，转身到通过台推开餐车的门。守候在门口的刘跃芳吓了——跳，问：“你干嘛?”我说“看温度。”“没问题。”她答。我转身回到我的车门口。啊!毛泽东的汽车正好停在公务车门口，我刚要下车梯，已经走下汽车的毛泽东正好站在车梯下，脸色阴沉沉的非常难看。封耀松正要扶着他上车梯，只见他用力一甩手：“走，走开!”把封耀松甩到了—边。
毛泽东专列配备的是德制客车，车梯很高，专列停用的专用线又没有站台。所以我们都备有活动车梯，虽然做得结实，但没有扶手。毛泽东要上车没人搀扶是很不安全的，可我站在车门口又下不去，着急得心里怦怦直跳。
正在毛泽东甩开封耀松的一刹那，我急中生智，走下两节车梯，伸出双手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拉您一把，您可别松手，不然，咱俩可都摔到车下边去了。”他“哦”了一声，勉强笑了笑，顺势伸出一只大而有力的手给我。我用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很认真地用力往上拉，让他顺利地登—上车。下边的卫土、车长和送行的人们才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但大家都没敢动。我随他来到客厅，顺手从方桌上拿起一块已准备好的温手巾送到他面前。他看了我一眼，设说话，取过我手中的毛巾擦了一下脸，又擦了擦手就放在茶几上。我对他说：“主席，我取茶杯给您，喝点水吧’”他一听，说：“不用了，我的肚子都气大了，还喝什么水呀!”我苦笑了一下，小声说：“那您先休息一会儿。”他说：“你把汪东兴请来。”我说：“是，我现在就去请汪部长(汪东兴当时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我轻轻地打开门走出去又轻轻把门关上。到门口对车下边的车长小声说：“车长您走吧，我关门。”车长问我：“没事吧?”我摆摆手小声说：“没什么事了，主席叫我请汪部长。”车长点点头，关好车门，请来汪部长，把俩人的茶杯送上。这时，卫士小田进来，我给他递了个眼色，退出客厅。
回到乘务室，我长舒了一口气，坐下来休息一下，脑子里翻腾着刚才的一切：主席这是怎么了，跟随他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火。我抬头一边看着乘务室的配电盘，—边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可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出现问题再让他生气。我当时的头脑很简单，就像孩子在不知什么原因发火的父母面前告溅自己不要再惹父母生气一样，小心翼翼，不露声色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不一会，封耀松进来了。我小心地问了他一句：“主席怎么啦，气成这样?”“唉，”小封叹了一口气，小声说：“这几天总开会，主席又休息不好，祸不单行，都赶到一块啦。今天，主席休息时给贺子珍打了个电话，先是问候她，本来是好意，可能他还想见见她呢。可不知什么原因，没见成，”说完，小封又赶紧解释着：“其实，他们电话里谈什么我也不知道，放下电话他就不高兴。”我听完连连点头说：“噢，原来是这样，”真是，他老人家也有苦衷，别人一家老小经常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而他呢，整年整月地在外边开会、视察、研究问题，真没怎么见他像其他老人那样和家人在一起，他见子女、子女见他都不能随随便便。难怪有时他跟我们发发牢骚：“我都成了笼子里的老虎了．什么自由也没有。不能随便外出，不能随便看戏，不能随便干我想干的事情，整天是这个警卫，那个警卫，我干什么非得你们那么多人同意？”想到这儿，我对小封说：“是啊！主席有他的难处。哎，小封，我们大家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高兴点儿：”小封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你有吗?”我 一边思索—边说：“你们同汪部长商量一下，行的话，明天叫下边准备点儿文艺节目或晚会，再加点小节目怎么样?”小封说：“这倒也是个办法，等明天我汇报一下再说。”说完，小封站起来回车厢去了。
第—天早晨，我把准备工作做好后，站在乘务室门口向走廊巡视，只见张仙鹏去洗脸间给毛泽东准备洗漱用具，不一会儿又进了他的包房。20分钟后，张仙鹏扶着毛泽东来到客厅。落座后，我迎上的去问：“主席，您休息好了吗?”他说：“还可以。”接着又问我：“你睡觉没有?”我说：“睡觉啦，我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大家都说我是个睡觉迷。”他说：“那就好，比我强，我睡觉是个人问题，有时吃安眠药都不管用。”我说：“主席，您操劳的事太多，应该劳逸结合才是。”他微笑着说：“看来我是要听你的罗。”我说：“我讲的对就应当听我的。”这时，他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还小，社会发展是于变万化的，要学会看问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适应新的情况，就必须学习。还要学会做  个无名英雄，百年之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你，想起你为他们做出的那些好事，你说对吗?”我非常认真地听着他给我讲的每一句话。他像慈父在给自己的儿女唠家常，丝毫看不出昨天晚上那气乎乎的样子。昨天“肚子都气大了”的他，今天起床后的神情又如此平静，肯定昨天晚上他又失眠了，他在梳理自己的情绪。他老人家对我讲的这些话。是在劝说安慰自己，还是回首人生告戒后人?我只觉得：他的感情生活有时好苦。他曾给身边的卫士讲：“老百姓的事有人管，我的事给谁说呀!”现在，他心里又想什么呢?寂寞、痛苦难道不是也折磨着他吗?可是，他却无人诉说，因为他处在中国的最高层。我想，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当时不只是单纯教育我怎样做人，也是在和一个不大谙世事的孩子一吐心中的思绪。大概伟人也需要向常人倾诉心声、交流感情。甚至更多的时候，伟人要比一般人孤独得多呀!
毛泽东：我保证，绝对保密
1958午11月，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专列在中原大地行驶了十几个小时后，一直伏案工作的毛泽东太疲劳了。他抬起头，目光透过车窗注视着外边的田野，然后放下手中的笔，伸展了—下四肢，慢慢站起来想活动一下，从他包房出来向客厅走去。正在走廊巡视的我看到他走出来，急忙迎上前去。突然，飞速行驶的列车驶进一个弯道道岔，车厢猛地晃动了一下。身材魁梧、动作迟缓的毛泽东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想把他抱住，但因身单力薄，再加上车身的摇晃，不但没有抱住他，我们反而顺势都摔倒了。他倒在长沙发上，我倒在地毯上。我赶紧爬起来，看到他高大的身躯半仰半卧在长沙发上喘着气，我心里怦怦直跳，不知如何是好，身上也冒出了冷汗，心里埋怨自己。过了—会儿，我对他说：“主席，在车上您自己可别走动丁。不知哪会儿有弯道，哪会儿急刹车，要把您给摔坏了，我可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呀，以后您想活动招呼我一下。”我一口气不知深浅地说了这么多。他看着我着急的样子，摇着头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做得对。”顺势躺在沙发上笑了。
我看他没事了，心情也平静下来。但又一想，这事要让领导知道了也够我一呛。心里又有些害怕．就对他说：“主席，这事您可别告诉我们车长啊。”“什么事?”他问我。我说：“就是刚才您摔倒在沙发上的事。”他听完像个孩子似地笑着说：“我保证，绝
对保密。”他又招手对我说：“你知，我知，行了吗，放心了吧，小鬼。”看着毛泽东慈祥的面容，听着他风趣的谈话，我开心地笑了。
专列遭逢枪林弹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很复杂，很紧张，有时也根危险。作为毛泽东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我们的战备意识也非常强，得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在我们心目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泽东，保卫毛泽东专列，是我们的最高职责。为此，我们民兵训练也抓得很紧，成立了民兵独立营，我担任民兵班长。一有时间，我们除了政治学习就是训练。我们专列的基于民兵都学会了打枪，而且技术还相当过硬。记得我当时带的那个民兵班，参加铁道部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还拿了全路冠军呢。
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1年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毛泽东下车后，我们专列就停在广州白云机场专用线上。不知是哪个环节泄了密，使敌人掌握了毛泽东专列在广州的情况。
那天，我们搞好车厢卫生，乘务虽们都回到宿营车去休息。突然，车厢外边机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我们都惊呆了，正在不知所措时，专列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开动了。我们一看有情况，都猛然清醒了，各自分头迅速跑回自己的车厢，拉下总闸，关闭车内所有灯光，锁好车门，拉好窗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来回检查着车厢，发现没有来得及撤掉的临时电话线扯断后一头挂在车窗外，赶紧把它拉回车厢。这时，从漆黑的车厢向外看，天空硝烟弥漫，火光一片。我们虽然紧张，但保卫毛泽东的高度责任感使我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专列冒着枪林弹雨，驶出硝烟弥漫的白云机场专用线，转入另一条僻静安全的专用线。
第二天，专列又开回白云机场专用线，做出专列要开出广州的阵势。随即开来了一串汽车，从汽车上下来很多年轻人，迅速奔向各车厢，动作迅速且悄无声息。这些年轻人一个个文质彬彬，身着便装，每人提了一个大皮箱和一个手风琴箱，乍—看，人们还以为是文工团员哩。其实来到车门一看，都是我们熟悉的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的皮箱和手风琴箱内装的全是武器。
这时，毛泽东的灰色吉姆车停在公务车门口，我站在车门口迎候毛泽东上车。吉姆车门被警卫战士打开后，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走下汽车。我一看，心里一愣，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又马上镇静下来，走上前扶着“主席”上了车。列车开动后，我关好车门走进车厢，站在走廊的李银桥对我点点头。我惊讶地问：“怎么是你呀?”我们相视一笑。
专列开出一段后，又悄悄地转入另一条安全的专用线上停留。事后，我们听公安人员讲：白云机场上空有敌机侦察这一带地形，我方用机枪和高射炮向敌机进行了猛烈的射击。至于其他情况和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不情楚了。
事后，大家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乘务员也是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了。敌情给了我们战地演习的机会，也检验了我们队伍的素质。”
流动的“中南海”
每年，毛泽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有时一年里，我们只有一个多月在北京，其他时间都随毛泽东在祖国各地视察、开会。他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而且经常吃、住、办公、开会在火车上。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准备住在车下，但为了节省开支和不麻烦地方，就又返回到车上来住。
毛泽东曾说：“我在火车上都习惯了。工作、休息都很方便。”其实我理解他的心情，火车上的条件再好也不如下边，长途坐火车可是个苦差事，不说别的，整天的长途运行，一路颠簸，我们年轻的乘务员都疲惫不堪，更何况是—位老人呢。看着严于律己、整天为人民操劳奔波的他老人家，我常常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也更加敬佩他老人家，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常常暗暗告诫自己：用我辛勤的工作，为毛泽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老人家感到在火车上和在中南海一样，就像汪东兴部长经常说的那样：“专列是流动的‘中南海”’。
毛泽东每次外出，汽车运来的行李，除了一个包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外，都是整箱整箱的书籍和文件。他包房里的木床上、办公桌上也跟中南海里一样，多半地方都被摆好的书籍和文件占用了。毛泽东不仅吃、住、行、办公在车上．甚至有病做手术都不去医院。
有一次，毛泽东背上长了一个脂肪瘤，随身大夫发现后让他到医院检查治疗，做手术。但主席说什么也不去。后来实在没办法，向上级汇报后，由卫生部黄局长上车给他做切除手术。
手术后，我对毛泽东说：“车上条件怎么也没有医院里好，您在车上做手术，多危险呐，万一感染了怎么办?”毛泽东微笑着看了看我说：“不会的，要相信我的抵抗力。”我又问：“主席，刀口疼吗?”“傻小鬼，哪有开刀不疼的，我也是人呐。”毛泽东诙谐地对我说。我吐了一下舌头，没敢吱声。毛泽东又说：“不过疼也和困难一样，你不战胜它，它就要吃掉你。现在疼一点，也就是牺牲一点，去了病根就好了。不过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这点疼算
什么?对吗?”说完，他对我很幽默地挤了挤眼。我摇摇头苦笑着。毛泽东整天操劳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辛苦至极，但他的生活却极为简朴。他的衣服是破了补，补了再穿，一双皮鞋跟随他几十年，生活上他总拿自己的标准和战争年代比，和全国老百姓比。但是，他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却关怀备至，地方上给他安排文艺活动，他也惦记着我们去不去；别人送他的芒果，他也分给我们乘务员吃；他要到下边去住，还关心着我们住在车上的乘务员。
记得1958年庐山会议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我们专列停在武汉一条仓库专用线上，条件很艰苦。铁皮车厢被太阳一晒，像个蒸笼，车上根本设法休息，我们只好拿个凉席钻到车底下。但是，具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是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因为开会，毛泽东在山上住。当他知道我们还住车上后，马上让王任重书记安排我们到庐山宾馆住，使我们免受火炉蒸烤之苦。
从似火炉蒸烤的武汉仓库专用线，一下子来到这具有绮丽的风光，清凉怡人的庐山，我们真有飘然欲仙之感。身外这人间仙境，我们心中溢满了毛泽东关怀的温暖。汽车里，不知谁喊了一句：“小王，毛主席再上车时，请他老人家跟我们合个影吧!”“对，小王，大伙拜托你了。”车厢里同志们齐声说道。我微笑着答应了。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停留在仓库专用线的专列上。我见到毛泽东的第一件事，就是兴致勃勃地给他讲我们在庐山见到的美景，讲到忘形处，我突然想起了汽车上大家的嘱托，便向毛泽东说：“您和我们照张相好吗?”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欣然同意。我高兴地几乎拍手跳起来。急忙走出车厢，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好消息告诉车长，告诉全列车的同志们。
在武汉仓库专用线的空地上，在毛泽东的专列旁，毛泽东和我们全体专列人员合了影。
当年庐山绮丽的风光，美不胜收的人间仙境，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模糊一片，但在光秃秃的仓库专用线空地上毛泽东和我们乘务员的合影的情景却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间。
毛泽东不但关心我们的生活，还经常关心我们的思想。有时，我们乘务员之间闹点小矛盾，他老人家还亲自过问，给我们调解。记得1958年3月份，“大跃进”的前期，毛泽东坐专列到成都开会，后来又到重庆、自贡等地。他中途几次停车下去看庄稼，看农田，视察四川的天然气，重庆的兵工厂和炼铁厂，接见地方各级领导，调查了解情况，听取各方面汇报。所到之处，人山人诲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人们泪流满面，如醉如痴，我们也前前后后地紧跟着他担当保卫，亲眼目睹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中国人民对领袖的热爱在此渲泄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也为人民群众这极大的热情所激蔼。不
难看出，由毛泽东眼前，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信任巳转化成他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此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扭转乾坤的他，还有闲暇时间注意和调解我们乘务员之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矛盾。我亲身感受到：毛泽东不仅有他惊天动地的胆略和气魄，也有他感情细腻的情愫。
毛泽东在成都连续开会20天，我们专列也停留了20天。在这20天里，我们除了保养车辆外，领导也安排了我们一些自由活动。  一次我和几个伙伴一起上街去买一些日用品。在一条很热闹的大街上，我看到一个卖棺材的铺子。那里的棺木做得很讲究，精致美观。根据当地人讲：他们的习惯是人恬在世时，就把棺材买好，以后每年上一层漆，直到用上为止。不知怎么的，看到这样考究的上等棺木，听着当地人的介绍．我忽然想到辛苦、劳累了一生已近暮年的父母高堂。当时，我真想给他们买两口留待百年之后用，就走上前问了一下价钱。同来的老孙和小杨知道我的想法后，讥笑我冒傻气。回来后我心里很委屈，也不服气，就跟他们争辩：我父母受苦受累一辈子，我给他们考虑点后事有什么不对的呢?
这事不知怎么被毛泽东知道了。在一次舞会上，毛泽东笑着向老孙和小杨问起此事，对他们说：“人家小王本来不傻嘛。她是个孝顺女儿，尊敬老人是对的罗，你们想一想，是这个理不?”经毛掸东这么一说，他俩也都笑厂。我高兴地对他说：“主
席，您真好，真能理解人。其实，我也是跟您学的。那年我们跟您去韶山，您不是到您父母坟上给老人扫墓了吗?”他拍拍我的肩膀，笑了。
毛泽东对我们的关怀和体贴，更激发了我们为他老人家服务好的工作热情。在这流动的“中南海”里，我们沐浴着最温暖的阳光。
(王爱梅回忆，  葛爱琴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