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皇后的花烛冷夜

来源： 新华网



婉容美丽的面庞第一次出现在溥仪面前时，曾经引起他的好奇，却未能产生强烈地吸引他的力量。
从揭开盖头起，婉容的婚后生活就开始了。照满族风俗，皇帝和皇后在洞房中还要完成一系列礼节。记者报道了这一过程：
福晋等……请帝坐居龙凤喜床上左面，再请后坐喜床右面。女官先设金盆于喜床上，以圆盒盛子孙饽饽，进请帝、后同食，毕。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并有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唱交祝歌，毕。女官撤宴桌，福晋、命妇等请帝、后御龙凤喜床上面，向东南方行坐帐礼，毕。女官仍设金盆于喜床上，福晋等再请帝、后进长寿面，毕。礼成，遂退出宫云。
同食“子孙饽饽”、“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又进“长寿面”之后，对于健康的少男少女来说，自然是温柔而甜蜜的花烛夜了。然而，溥仪却离开了那张“龙凤喜床”，那张位于高大宫殿圆柱后面、“日升月恒”匾额下面的大床，那张挂着“龙凤呈祥”刺绣大红缦帐的双人木床，回养心殿自己的卧室去了。溥仪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趁着大婚的机会，不久前特意托请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德国老板，向国外购置一套水晶家具陈设在养心殿他的单身卧室内。新婚第一夜，溥仪觉得还是回来欣赏这套水晶家具更舒适些。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这是溥仪在四十年后自己写在回忆录里的话，似乎没有说得坦白。
大清皇帝新婚初夜就逃离洞房这样的事可不简单，很快就捅到外界去了。
传闻之一是有人故意制造新闻，他愣说皇帝让皇后给拒了，并非溥仪离去，而是婉容“闭关”。说婉容脾气不小，入宫头一天就和溥仪闹了一点儿小小的别扭。事情是这样的：按旧制，于大婚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在皇后降凤舆之际，亲率女官及秀女等在坤宁宫外行跪迎礼。可是，宣统皇帝对这种旧礼制颇不以为然，这位常常阅看新文化书籍的帝王，也多少受到人权平等说的熏染，认为后与妃虽有称谓之别，然而，究其实不过是二女共侍一夫，无须尊此卑彼，于是就宣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之礼，不料这一来可惹了祸。
此旨一传，皇后大为不怿。是日晚间，竟一怒而实施闭关主义，拒宣统无得入闺房。一个洞房花烛夜，竟独自一人冷冷清清过了一夜。宣统亦无可奈何，只得在养心殿宿了一夜。一对小夫妇，开场即演一出闹把戏的故事。这还不算，次日正值帝、后偕到太妃宫中朝见太妃之期，后竟执意不从，和宣统使起性子来了。遂令一对新夫妇竟乃郁郁寡欢闹到如今，此亦帝室大婚中之轶闻也。
溥仪降旨免除淑妃跪迎之礼，新婚之夜皇后独眠，然而，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上述说法姑且聊备一格。
不过有一点则完全可以断言：曾受过“学堂”教育的婉容 ，是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对此，当时的许多洋人都曾以赞美的口吻著文予以宣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与其说她反对免除文绣的跪迎之礼，还不如干脆地说她反对册立文绣为妃。她不满意的并非是文绣的失礼，而是文绣这个人。后来，文绣离婚、婉容被贬，都从这儿看出了兆头。
传闻之二则归咎于溥仪，说是小皇上闹着出宫留洋，故意不跟小皇后同房，以便让王公大臣们企图用婚姻圈住溥仪的计划落空。结果，害得皇后哭肿了双眼，跑到端康太妃面前告状。端康立即传谕命载涛进宫劝驾，作为清室宗人府宗令的载涛，也认为这是清皇族的一件大事，遂进谏说：“皇上即使将来出洋，也不能离开皇后。世界各国都没这个规矩。如果帝、后分居，报界会编造谣言，有损皇上威严，也不利今后的大事。”载涛还投其所好，说皇后从小在天津租界长大，见过大世面，懂英语，多谈谈断无坏处。溥仪尚能听劝，此后与婉容接触渐多，其实也不是夫妻间应有的接触。
传闻之三更是非常滑稽的说法，竟以偶然性轻轻掩盖了一切。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花烛之夜，值皇后月事，从此皇上不到中宫。皇后固然聪明伶俐，并百般逢迎，希望得到皇上的喜悦，但皇上终不住中宫。皇上自从大婚之后，不曾近女色，皇后、淑妃独宿寒宫。”
传闻归传闻，它改变不了事实。难道婉容为了一件别扭事就把新郎官皇帝关在洞房外面么?难道溥仪为了出洋留学就必须把如花似玉的新娘皇后弃置一旁?难道碰上“月事”就永远不进洞房了么?其实这花烛冷夜的谜底本可以不揭自破的。
六十多年后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主笔爱德华?贝尔先生，曾就此事进行了若干有关的采访，嗣后在《中国末代皇帝》一书中发表评论说：“也许要求一个永远被太监包围着的成年人，像一个十七岁的正常人那样表现出性成熟，是过高的期望。皇贵妃们也好，庄士敦本人也好，从没有在房事上给过他任何忠告。但事实上，即使是个毫无经验、娇生惯养的成年人，如果一切正常，不可能不为婉容惊人的美貌和性感激起性欲。推论当然是：溥仪要么是阳痿，性超乎寻常地不成熟；要么是早已意识到自己同性恋的倾向。”
新婚第一夜过后的那个清晨，溥仪早早就被太监们送回坤宁宫东暖阁去了，因为还有一系列合乎满族风俗和萨满教要求的礼节必须践行。报上有详细报道：
十四日早，内监执事人等俱在坤宁宫殿外伺候，福晋、命妇四人敬诣东暖阁皇上、皇后前，呈进果茶，毕。福晋、命妇率女官伺候皇后冠服，毕。出东暖阁，请皇后捧柴，由福晋等交结发萨满收存。
捧柴毕，皇上御龙袍龙褂。内务府预设天地桌，陈设如意，供香烛、香斗、苹果于坤宁宫明殿内；北向设喜神桌，向东北方喜神方位如意供香烛香斗，与天地桌同，俱铺设拜褥。福晋、命妇四人，伺候皇上诣天地香案前上香，福晋等递香。
皇上上香毕，同皇后向天地香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次诣喜神桌上香，同行三跪九叩礼。
行礼毕，皇上、皇后在东暖阁少坐，内监撤香案，另设灶君香供香炉案，请皇上、皇后同诣西案北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次同诣灶君前上香行三跪九叩礼。
内茶膳房预备团圆膳桌于坤宁宫殿门外，女官恭进膳桌。福晋等请皇上升东暖阁北床上居左，皇后升东暖阁北床上居右，平座，同进团圆膳，毕。女官撤膳桌，礼毕。
对婉容来说，正式而隆重的礼仪活动是在这许多表面文章照做完成以后， 于当天上午9时许开始的。其时，婉容以皇后身份陪同溥仪前往寿皇殿，在列祖列宗圣容前拈香行礼。寿皇殿即乾隆时代在景山山后修建的几座宫殿，殿内供奉清朝历代皇帝和皇后的遗影遗物。妃子们的遗物摆不进来，她们活着时也没资格来此祭奠。婉容却独具殊荣，她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曾在这里进香祭祀的女性，倘若她死在清朝垮台之前，当然也有资格把遗容和遗物摆在这里。
漱芳斋从上午10时开戏，一直演到上灯时分，先后十二出，都是名角好戏。包括内外学的《跳灵官》（演5分钟）、九阵风的《取金陵》（演55分钟）、林颦卿的《嫦娥奔月》（演40分钟）、周瑞安的《牛头山》（演45分钟）、谭鑫培的《戏凤》（演30分钟）、杨小楼的《状元印》（演45分钟）、王又臣的《天水关》（演45分钟）、俞振庭的《长坂坡》（演75分钟）、侯俊山的《八大锤》（演75分钟）、尚小云的《闹学》（演30分钟）、余叔岩的《恶虎村》和《青石山》（共演95分钟）。
获赏入座的王公大臣有六十人之多。长在富贵家庭的婉容从小不但常跟大人们上戏院，还有堂会可观，自然成了戏迷，岂肯错过这样的好机会!然而，宫里有规矩，皇后和女眷们不准在男宾面前抛头露脸。据庄士敦说，婉容为首的女士们还是欣赏了紫禁城内自1893年为慈禧办六十大寿以来空前的喜庆场面，只是她们不得不有所躲藏，坐在男宾们“视线不能及的屏风和嵌板的后面”。
1922年12月3日，大婚进入第三天。正午，溥仪在乾清宫大殿内升座接受臣下叩贺，有皇族王公、清朝遗老和尚在小朝廷内任职的官员近千人，在乾清宫前排班叩拜。这样正式而庄严的场合，皇后必须回避，因为大清王朝三百年间形成了这条“祖制”。然而，在一小时前举行的非正式的外国人招待会上，则出现了不为“祖制”所囿的情况：婉容第一次以皇后身份抛头露面了。
现在尚无资料能够证明宫内的老人和新人们是怎么为这次招待会而妥协一致的，也不曾看到民国政府与清室就这次招待会进行磋商的文牍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强调了招待会的“非正式性”。为此，“皇帝没有登上宝座，他没有在设有宝座的宫殿里接见客人们，无论是他还是皇后也都没有坐着”。而出席招待会的外国人，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是各自政府派往中华民国的正式使节，这回却仅以私人身份入宫签到。
总管内务府大臣耆龄在该日日记中写道：“入直。午初，上升乾清宫西暖阁，同后见外交团，到者男女约二百人。”其时，婉容身穿满族旗袍，梳起高高的“两把头”，与穿戴龙袍皇冠的溥仪一起，在西暖阁的小套间里并肩站立，接受外国宾客一个接一个地入内鞠躬，时而和一两个人握手。陪同接见的除两名王公、两名大臣外，还有四位熟悉外宾、懂得英语的清朝遗老，负责向皇帝和皇后介绍外宾的姓名、身份。他们是梁敦彦、联芳、蔡廷干、庄士敦。外宾朝贺之后，溥仪还以英语致欢迎辞并祝酒。这一过程以及溥仪和婉容的仪态，在当时的英、美等国报纸上都有绘声绘色的报道。
有位英国记者细腻地描述了他入宫朝贺的见闻。他说，获准入宫的证物是一枚有龙凤双喜花纹并在另一面标有号码的金色徽章。记者是在当天上午11时许，戴着徽章从东华门进入清宫的。
这位英国记者入宫后看到，在三大殿左侧道口，有两名内廷官员，以优美流利的法语迎候客人。那里还停放一些轿子和红色的“二人肩舆”，后者专供女眷乘坐。继续前行则进入一处极为宽阔的庭院，里面拴着一些饰有繁缨的高头大马，几位资深遗老骑马而过，随处可见身着锋毛青褂的内廷官员，从他们的外衣下面隐约露出彩色斑斓的蟒袍，还有穿补服、挂朝珠、插孔雀翎的。再越过一道壮观的宫门，就是乾清宫面对的深院了，这里充满了官吏、军士和警察，放眼望去真是色彩无穷：穿深紫色衣服的多为汉族人，穿红黄两色衣的是蒙古人，穿天蓝色礼服的是军乐队成员，他们使用西洋式乐器。乘轿的，乘“二人肩舆”的，都要在乾清门前下地步行，沿着夹在白石栏中间的甬道进入乾清宫内。
婉容与溥仪近在咫尺，有时却要靠书信沟通，这是婉容在写信
这位英国记者又叙述他在乾清宫内的所见所闻说，在光线稍嫌暗淡的大殿之内，横摆着长长的西式几案，上面陈放着美酒佳肴。在大殿右侧有一面非常高大的镶嵌着明镜的木雕屏风，参加贺礼的人们便由这屏风之后鱼贯徐行，进入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那便是皇上与皇后接见外宾的地方。那个房间似乎没有多少华丽的陈设，只有临窗的炕上摆着黄色的坐褥。皇上和皇后向门而立；有四五位年老的清朝官吏站在他们身后；而庄士敦先生穿着阿斯福大学硕士的特制衣冠站在皇上身旁，介绍来宾的姓名和身份。
记者接着说，皇上身材适中、清瘦，冠戴平常，上肩下裳都有团龙补服。皇后比皇上稍矮一点儿，仪态华贵、容貌姣好，梳妆为满洲式，高高的发髻之上满是用以点缀的绒花，身穿一条淡雅的黄缎织花旗袍。当外宾一一向皇帝和皇后鞠躬完毕，一位老臣面对宾客大声宣布：“皇帝陛下将亲临大殿向诸位先生、女士致谢辞!”随后，溥仪率诸臣走出西暖阁并登上宝座一侧的木台子，从衣内拿出一张小纸条，用英语缓慢而清晰地读道：“朕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朋贵客，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同享健康与幸福!”读完，他从梁敦彦端着的银盘中拿过一杯香槟酒，高举过顶，环视满堂，然后向左向右各鞠一躬，移杯唇前，一饮而尽。
至此，皇帝偕皇后退下。庆亲王载振等继而来到几案前，举杯向来宾劝酒。三巡过后，宾客们又先后被引往别室享用茶点。到这时，“非正式”外国人招待会便结束了。
那位英国记者继续写道，出席招待会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皇帝与皇后温和、平易、开明的态度。记者说，他看过许多关于慈禧太后和宫廷礼仪方面的记载，在他的想象中，年轻的皇帝和皇后与垂帘老太婆也许差不多，其实截然相反。在他看来，溥仪和婉容自始至终常有一种活泼欢欣的表示，在礼仪活动中寓入了亲切、和蔼的态度。由于外宾中包含许多外交团和侨民，皇帝只能跟少数代表人物握手问候，而对于多数得不到握手机会的人，皇帝和皇后则以微微颔首作答，使宾客们感到温暖。他们还赏赐给出席盛典的先生和女士们每人一只精美的银制小盒或景泰蓝小盒，让金发碧眼的洋朋友们永远记住并纪念这次非正式的招待会。
有位美国记者更为详尽地报道了皇后的仪态。他说，当天上午10点到11点中间，英、美、法、意、荷、比等国公使及官员、侨民共三百余人，进宫庆贺新婚的皇上和皇后，这个时候就好像大清帝国犹存一般。来宾们先向皇上鞠躬，再向皇后鞠躬。这位美国记者又说：我看见皇上和皇后与平常人相比也没有更特殊的地方。在尊严无比的气氛中仍持有一种坦白、温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亲见的人没有不深为感动的。皇后曾经就读于西洋教士兴办的学校，固然能够常常接见外人，而皇帝则向处深宫，从来没有这种机会能够见到有这样多的外宾济济于一堂啊!
这位观察细致的美国记者又说道：不过，皇上和皇后在受贺过程中，有两次其行为是与尊贵的身份稍有不符的，一次是当皇上看见曾给他诊过病的狄博尔时，用英语招呼了一声“狄医生”；另一次是当皇后看见女教师英格兰木女士时曾以微笑相答。这位美国记者所说或许正是反话，因为他见到的那两种情形，其实正是皇帝和皇后的优点，是他们平易近人的具体表现。
对于这次非正式招待会，那位美国记者持鲜明的赞赏态度，他在文章尾段评论道：当此宫廷举办盛大招待会之际，民国政府机关内实际上已无首领，假如诸位外宾这时赴外交部公干，那里的人员必以“本部现无能负责任之总长”拒之。此时此刻在北京城内，帝国宫廷似乎就是接见外交团代表的暂时的惟一的政府。
庄士敦参与了这次非正式招待会的组织工作，他认为“皇帝和皇后联合举行的”这一行动，“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在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事实上，臭名昭著的‘义和拳皇太后’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曾在许多场合接待过外国人。但那时她的年纪已经很老了，她是作为似乎合法的君主和为了管理国家事务而那样做的。然而，那些招待会从来没有摆脱礼俗，男人和女人是分别招待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老佛爷’ 所举行的任何招待会都不能与这个年轻的皇帝和皇后所举行的外国男女同在一起的招待会相比。”
从清朝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这次非正式招待会是有价值的，当然是社会演进的结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溥仪和婉容终于敢突破“祖制”的束缚了。
然而，“小朝廷”的主人们，皇帝、皇后、几位老太妃，还有王公大臣，他们更加重视这次非正式招待会的“政治意义”。尽管在招待会前边加了“非正式”三字作为限定语（这显然是民国政府的指令性意见），尽管外国公使团的先生、女士们都是以个人身份来观礼和祝贺的，皇族头面人物仍把这次招待会认作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在清宫里招待各国使节，是清朝与列国“友好关系”的新的表现。
溥仪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自传时，也谈到这次“非正式招待会”给“小朝廷”的主人们带来的喜悦，说“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能和各外国使节有了往来，这就是无比的光荣和‘值得雀跃’的大喜事。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这个‘小朝廷’的局面便是千秋万岁之业，更进一步说，他们的这碗封建残余饭无疑是可以吃得更长久些了”。溥仪还谈到他和婉容作为招待会的男女主角，也有相同的心情，“在内心中感觉到一种暗暗的高兴，就仿佛有了一种无形的仗恃，认为自己这个存在乃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因此也就愈发滋长了‘狂妄自大’的心情。于是由‘小朝廷’而企图实现‘大朝廷’的梦想，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
非正式招待会举行一小时之后，溥仪升上乾清宫宝座正式受贺。关于这个庄严的正式场面，前述那位英国记者就其耳闻目睹写道，他最初看见宫殿和汉白玉台阶之间覆盖着黄色的锦绣类物品，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后来细细观瞧，又打听别人，才知道这东西叫“九龙曲柄盖”，擎盖之人立于宫门正中，对殿外叩拜者加以引导和指挥。循着赞礼奏乐之声，英国记者又看到悬于殿前檐下的编钟编磬，音调音质和谐悠扬。他还见到身穿红色刺绣绵装的乐工，或撞击黄色大鼓，或弹拨各种乐器。在这洪亮而沉重的合奏中，赞礼者曼声传唱。其间， 近支王公、满蒙官吏、民国政府的代表等排班叩贺。这里面只剩下一位洋人，他就是庄士敦。叩贺者以次就位，而每一次就位皆以击鼓为号。如此循环往复，待千儿八百人都在丹墀之上行完三拜九叩之礼，这所谓正式的场面才告终结。显然，比之非正式的外国人招待会，这传统礼仪实在是毫无生气。难怪当时的舆论都喧宾夺主地描述非正式招待会，而对正式的朝贺竟不屑一顾。
“星期日（1922年12月3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些友好并抱有兴趣的人有机会注意到，‘小皇帝’和他的新娘确实是人们希望的那样。这一对年轻的新郎和新娘富于人情味，感情自然，迷住并征服了他们的朋友们。”这是在大婚后两天刊登于《北京导报》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从此，紫禁城里的皇帝和皇后不那么神秘了，他们固然尊贵，却都是非常有人性的孩子，举止优雅，表情自然。
这天开戏较晚，锣鼓震响时已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婉容仍坐在屏风后面的“凤座”上，细观了当天上演的各场戏。按戏目顺序为：外班的《摇钱树》、贯大元的《汾河湾》、小翠花的《马上缘》、杨小楼的《连环套》、俞振庭的《金钱豹》、朱素云的《连升三级》、外班的《英雄义》和《竹林计》、俞振亭的《八蜡庙》、杨小楼的《水帘洞》。晚6时刹戏，月亮照耀宫苑古松，投影印地，如绘如描，婉容由宫女和太监前导后扈，回到坤宁宫安歇，大婚盛典至此结束。溥仪升座传旨：大婚礼成，对恭办典礼勤慎周详诸臣“量予恩施”。如载涛，“著赏给御书福字一方、匾额一方并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对朱益藩、绍英、耆龄等各赏给御书匾额一方，也交宗人府从优议叙。所谓“从优议叙”即各加一级、记录二次，再低一等则为“择优保奖”。
婉容不管“议叙”，也不管“保奖”，从上午9时到下午7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漱芳斋屏风后面的座位上听戏。这是“三天大戏”的最后一天，戏目精彩叫绝，主要是林颦卿的《浣花溪》、周瑞安的《花蝴蝶》和《冀州城》、俞振庭的《飞叉阵》、王又臣的《南阳关》、余叔岩的《空城计》和《竹帘寨》、九阵风的《泗州城》、谭小培的《搜孤救孤》，压轴戏是杨小楼的《艳阳楼》。
坤宁宫曾是光绪帝大婚时的洞房，后来隆裕皇后移居锺粹宫，这里就长期闲置起来。直到婉容入宫前十天，这里才油饰完毕并安装了电灯。明亮的灯光照耀着红床红帐红褥红被红衣红裙，还有皇后的红脸蛋。婉容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地方，花烛洞房无郎伴，孤身夜影又何堪!大婚一过，她就搬到储秀宫去住了。此宫曾经是慈禧的寝宫，后来又作为庄和皇贵妃的居所。庄和即同治皇帝的妃，阿鲁特氏，显赫一时的大学士赛尚阿之女。1873年入宫为嫔，1875年孀居，就在如此堂皇富丽的宫殿内，苦守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1921年4月14日“薨逝”。在凄苦的岁月里，储秀宫耗尽了妃的青春年华，现在又向年轻而美丽的婉容皇后敞开大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