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兴钢:什么样的大建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8:48:16
◎ 贾冬婷 2008-04-21
几乎是不由自主，李兴钢被卷入这股大国崛起语境下的大建筑浪潮。因大院身份——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副总设计师，他参与了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国家体育场的投标，又因和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联合中标国家体育场而有了新的标签——“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说，他愿意一直做那个隐身在建筑背后的“建筑师式的建筑师”而不是明星式的，却因最近深圳大运会场馆中标结果被更改而不再沉默。
国家大剧院，不再“中国”的开端
现在回想1996底开始的国家大剧院招投标，李兴钢印象最深的一幕是，第一轮国际竞赛结束后，几十个方案在国家博物馆搞了一个浩大的展览，几乎全国所有建筑师都跑来参观。那些只在建筑史里出现过的大师第一次近在眼前，让·努维尔（Jean Nouvel）、矶崎新（Arata Isozaki）、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等等。
李兴钢强调国家大剧院的里程碑意义，不在于它的结果，而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的国际建筑竞赛。这一次是国外建筑师直接来实践的，跟以往在思想、风格、理论、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不一样。这也让李兴钢有机会与国际建筑师同场竞技，在同一题目下，看他们拿出什么样的答案。
题目确定，被形象地归结为“三看”:“一看是个剧院，再看是个中国的剧院，再看是个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剧院。”李兴钢他们专门为国际竞赛拿出一个不对称布局的方案，打破了国内竞赛中与人民大会堂建筑群匹配的对称布局，名为“古琴”，成为第一轮专家评审入围的5个方案之一，也是唯一的国内方案。李兴钢记得他们的国内竞赛方案中有一张表现图，很有共和国歌剧院的感觉，当时把展板摆在新大都饭店，北京设计院的魏大中看到了，脱口而出“华灯初上”。这样的表达在那时中国建筑师的情感和想象中是适合的，总要有一种仪式感。
国外的建筑师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做法，或者想到了也不会那么做。矶崎新的设计，考虑了和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一定的协调，比如说柱廊;空间布局是完全动态和自由的，比如云的形态。李兴钢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旁也可以这么来表达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政治化的办公建筑，而是人民的文化建筑。还有一个意大利建筑师的方案，是一个很欢快的布局，装点了一些小旗子之类的零碎小东西。看来外国人不是板着脸来对待这个对中国人来讲非常政治性的场所。让·努维尔的方案常被李兴钢作为例子来警告那些外国建筑师朋友们:3个并列的房子，用鳞片重叠的方式把立面覆盖起来，模型很精致，设计也很漂亮，但可惜是绿色的、弓形的，有点像乌龟壳。“中国人看到就发笑，在中国，对一个重要建筑一定不能有负面联想。其实绿乌龟和大剧院又有什么关系呢？但这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名不正则言不顺’。”
中外合作也从那一次开始有了雏形。第二轮之后选了三个方案，一个是加拿大的卡洛斯（Carlos Ott），一个是英国的特里·法雷尔，一个是安德鲁，各自和一家中方设计单位合作。当时给三家国内大院各分配了一个，有点“拉郎配”的感觉，给李兴钢他们分配的是卡洛斯。李兴钢说，在越来越多外国建筑师进来后，又面临加入WTO，国家规定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做工程设计，必须要与一家有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的中国设计单位合作。一开始中外合作的典型方式是，国外建筑师拿下方案，国内设计单位做基础设计、施工图，前后分段。从那时起，李兴钢他们就试图摆脱这种局面，尝试从方案设计阶段就与国际高水平建筑师共同工作、平等合作，这在“鸟巢”中得以实现。
这次竞赛以安德鲁那个“巨蛋”诞生告终，这一结果完全颠覆了“三看”的要求:一看不是个剧院，再看不是个中国的剧院，再看也不是个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剧院。就像西班牙评委波菲尔所说:“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国家大剧院开启了诸多的第一，也成为其后几次选择的一个先兆。
中央电视台新楼，再次颠覆性答案
2002年的中央电视台新楼是国家大剧院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国际竞赛。李兴钢所在的中国建筑设计院最初想跟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联合参赛，但瑞士人谨慎地拒绝了，说事务所还有另一个大项目，无法抽身。
李兴钢他们自己提交的方案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塔楼，有几条裙房，更多是一种功能上的整合，没有出彩表现。库哈斯则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塔楼，他的理念和口号似乎就是“一个颠覆以往大家心目中的塔楼”。李兴钢觉得，它本身就在喊:“看看我！我是不一样的，革命性的。”而库哈斯方案的动画表现，首先出现的关键词就是“ICON”(标志)，接着出现世界各国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最后是北京:库哈斯的中央电视台。李兴钢认为，库哈斯的视野不只在建筑学领域，而是会把整个社会纳入到他的思考，观察中国社会的状况，观察中国的甲方、民众、领导是什么心态，然后送上目标者期待的礼物。虽然之后库哈斯不断强调，设计诱因是他们分析了“央视”的内部功能，其逻辑关系正好形成一个环状结构，观众也正好形成一个环状的参观流线，但其实库哈斯的目的很直接，就是想为中国奉献一个标志性建筑，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心理状态之下一定会乐于接受。事实上，他们也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央视”新楼是后来在社会上争议最大的。有一次李兴钢和崔恺、赫尔佐格、德梅隆一起在北京吃火锅，赫尔佐格说，CCTV “Always on Fire”（一直在火上烤一样）。李兴钢认为，对它争议在于，这种革命性建筑在形式上颠覆以往，带来了非常规结构，在北京这样一个八度地震设防地区带来沉重的成本代价，这种代价又引起了人们对它革命性形式的质疑。
这座即将落成的大建筑有一种侵略感，无论人从哪个方向来，它会不经意地冒出来。李兴钢说，在视觉上它造成了一种“我是老大”的感觉，但与大众心理的互动、对当代媒体的工作状态是否合适呢？当前电视的趋势，制作上是分离的、社会化的，总部只作为信息发布平台，出现一个大一统形象的建筑，如果将来把某些局部租给外部机构，势必租不起;如果都统一到一起来，又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制作、编辑、播出的机制，而这样的机制是否有活力？
另一个方案似乎与库哈斯形成了某种对比，伊东丰雄与张永和合作设计的，是那次竞赛中唯一一个平缓的、低层的方案。李兴钢常想，如果现在CBD出来的是这个方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他觉得，伊东丰雄的方案初衷，也是想达到某种颠覆性。以往的超级机构，都是以某种雄性的、超高层建筑的形象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的老大地位，而伊东丰雄或许觉得在一个新的、开放的、民主化的时代，一个现代媒体，即使它是在中国处于独特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呈现在城市里？未来的CBD地区，周围全是高层建筑，如果中央有一个低矮的建筑，反而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中心和焦点。一种是它会比其他人都高，可能会成为某种焦点，但只是视觉上的焦点;另一种是它呈现某种空白状态，可能不仅是视觉上的焦点，还会成为心理上、行为上、信息上的焦点。
物质的和虚拟的“鸟巢”
见到李兴钢的时候，他刚从“鸟巢”工地回来。这个奥运会的主体建筑4月底就要交付使用，正在进行最后一轮验收，但他还是迟迟没有在今天的报告上签字，“签了字，就失去最后补救的机会了”。因为设计了“鸟巢”，他前几天参加了第一站雅典的圣火传递，最后一站圣火会传递回“鸟巢”，他将见证这奥运会前端故事的首尾。
这一次去雅典传递圣火，李兴钢专门去参观了泛雅典体育场，就是举办第一届奥运会的体育场，给他很多启示。这是一个如此简单和朴实的体育场:最早的奥运会只有田径赛，没有球类运动，所以它只是一个长形的赛场，周围环绕着看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个体育场的本质是什么——赛场和看台，一群人在竞技，另一群人在观看和捧场。“鸟巢”的设计也是以此为起点。
国家体育场的招标在2002年底。那年初，库哈斯中标中央电视台大楼给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刺激太大了，库哈斯是他们心目中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既然库哈斯的作品可以被接受，他们的也可以。如果说他们对上一次的参赛还犹疑不定的话，到了这一次，他们就变得特别积极，与中国建筑设计院组成联合体参赛。
李兴钢强调，“鸟巢”不是一个设计的起因，而是一个设计的结果。看台的形状你会觉得它如此地美，因为它显示了人们视线分布的逻辑，回归了观看与竞技的热烈赛场气氛，形成一种向心的方向。9.1万名观众都笼罩在以赛场中心为圆心、半径142米的一个圆里，这个视距是一个极限。上面是一个圆形，下面是一个包容长方形竞技场的椭圆形，使得所有最远最上层的观众也能有很均衡的视野。这样，东西方向安排的坐席就比较多，南北安排得就少，一个东西高、南北低的碗形看台就出来了。“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碗形的看台里，如果坐满了观众，人群涌动就成了建筑的一部分。这样的体育场可以燃起人们的热情，营造出最好的比赛和观赛氛围。”
在概念设计阶段，最初的设计要求是要做开启式的屋盖，如果运用传统的结构形式，那么屋顶上势必出现两根巨大的梁贯穿整个体育场上空，从结构上讲是成立的，但从美学角度看有很大问题。他当时还曾想到中国扇子的开合关系，后来出现了类似编织的结构方式，从而把承托活动屋盖的大梁淹没在整个编织体系中。设计将3个层次的钢梁编织在一起，其中第一个层次为主结构，包括24根组合柱和48根主桁架梁，它们沿着屋顶中间开口呈辐射状相切编织;第二个层次作为次结构，用来填补第一层次钢梁形成的空隙;第三个层次的钢梁用于支撑立面的24组大楼梯，并延伸到屋顶。这既是结构也直接成为建筑外观造型的形体。后来赫尔佐格在设计说明中提到，“这个体育场的结构构件相互支撑，就像小鸟衔来树枝编制成鸟巢”，“鸟巢”从此带着它自然和谐的寓意成了国家体育场的昵称。
李兴钢觉得，把它叫做“鸟巢”，或者“冰裂纹瓷器”，都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一对一的拷贝。在设计的潜意识里，如果说到瓷器，中国器物不讲究很复杂的，讲究很单纯的完形的形状，包括瓷器上的这种图案的自然肌理，都会对大家有影响。2003年李兴钢作为中方主设计师，来到瑞士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一起工作。在这个工作室里，有很多中国传统器物、建筑的图片，还有园林、风景，甚至大自然里的生物，实际上是在营造一种氛围，让大家意识到你是为这样一个文化里的人建造一个房子。李兴钢认为，他在这个设计团队里除了作为建筑师的判断，另外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作为一直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建筑师，基于对中国社会、文化、大众的认识，帮他们做出一个更符合社会标准的判断。比如建筑形态曾经是一个更扁长的形状，“人们会说这就像婴儿用的马桶。这很危险，老百姓很容易因为这个形状就反对这一方案”。李兴钢同时提醒，设计草图会让人想到警帽，同样是很危险的联想。
最终的“鸟巢”形态是一个几何完形，无论从西方的建筑层面还是东方的文化层面，都可以被认可。不出所料，2003年4月17日“鸟巢”胜出。但2004年5月，发生了巴黎戴高乐机场倒塌的事件，对奥运工程安全性的担心出现了，这么大一个体育场做可开启屋顶，在国内是第一次，也使得政府和业主对其安全性有一定担心。在一场“是否过于奢侈”的大反思中，“鸟巢”也成为“节俭办奥运”首当其冲的响应者。
最初招标时的造价要求是40亿元，但在“奥运瘦身”的呼声下，政府的可研报告要求降到23.7亿元。李兴钢他们想了各种办法降低造价，比如减少网格的密度，减少钢梁截面的尺寸，内部功能的优化，最后做到像德姆隆所说的“抓起毛巾再也挤不出水来”的时候，还剩27.3亿元。到2004年8月，做出三项修改决定:去掉可开启屋盖，赛场开口进一步扩大，把临时坐席从2万座减到1.1万座。通过修改，用钢量从5.3万吨减少了1.1万吨，成本缩减到规定的23.7亿元。
“鸟巢”设计的诱因之一是一个可开启屋顶，屋顶去掉了，这个结构和形态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李兴钢不这么认为。“就像爸爸和妈妈生了一个小孩，后来父母离婚了，原因消失了，难道这小孩就要掐死吗？”比如，从这个镂空的巨大网架结构向外看，就像透过中国园林里的花窗向外看一样，会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外面的城市韵味就不同。
在李兴钢眼里，“鸟巢”不仅是一个物质的“鸟巢”，还有一个虚拟的“鸟巢”，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另一个“鸟巢”。比如，“鸟巢”实际上有两个业主，一个是奥组委，一个是国家体育场公司，他们一个关注赛事使用，一个关注长期的综合使用。设计单位也是个联合体，不仅中方内地这边是100多人的团队，有十几个专业人士在配合，还要有瑞士的建筑师、英国的工程师、香港地区的工程师，各自有不同的方式和立场。还有这么高的社会关注度，从政府到公众到媒体，这些关联方，也构成了他们需要面对的复杂性。
李兴钢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鸟巢”金属模型，现在热销的奥运特许纪念品的雏形，另一个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那里。他说，以往的奥运会主建筑物并没有作为纪念品，而“鸟巢”如此独特的一个——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北京奥运会的一个象征物。
大运馆，中外设计的博弈？
“鸟巢”之后，李兴钢本希望深圳湾体育中心成为自己的代表作，毕竟他在“鸟巢”工作的6年里积累了大型体育场设计的经验，而在“鸟巢”的概念设计阶段虽是联合设计，却不是主导者。
深圳湾体育中心为2011年深圳大运会分会场，总投资约15亿元人民币，包含一场两馆、运动员接待中心和体育公园，位于深圳南山后海中心区，毗邻深圳湾和香港，该项目将是未来深圳新的重点城市景观和公共活动空间。
去年底，项目的主办方——深圳南山区政府已给李兴钢所在的中国建筑设计院发出了中标通知书，正式宣布了他们的“海之贝”方案在这次大型国际竞赛中获胜，没想到近日，他们又收到改变中标的通知书，替换为日本佐藤综合设计事务所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体的“春茧”方案。
“海之贝”方案构思源于深圳湾体育中心的用地和填海地的历史，设计覆盖整个用地的缓缓隆起的坡地基座，如同潮后沙滩上散落的一串白色贝壳，经专家、公众、政府的三轮评选，此方案正式中标。李兴钢说，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情，深圳这次公开和细致的招投标过程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范例。
据深圳规划界人士透露，方案变更源于作为主办方的南山区政府与市规划局意见不一。规划局倾向于“春茧”，南山区政府倾向于“海之贝”，区政府在未与规划局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发出了中标通知书，但规划局一位负责人私下表示，“作为专业和行业主管的规划局，从打造建筑精品、维持国际招标公平性以及促进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规范化的角度，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在主管领导准备接受南山区政府这锅生米熟饭时，遭到了规划局代表的强硬反对”。
规划局的一个理由是，“7个方案中，6个都是将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这‘三大件’传统摆法:绿草如茵的旷地里散布3个造型建筑。只有‘春茧’方案将这‘三大件’用一个钢网架罩在一起，土地用得紧凑节约，场馆间的网罩创造出一种能吸引公众并适于热带气候和运营的城市灰空间。这恰恰是南山后海填海片区所需要的体育城市公共空间，与后海规划中反复强调要混合集约利用土地创造城市及街道活力的主张比较接近”。
李兴钢则认为，无论是从海湾边城市的景观，还是城市市民有休憩空间的角度，这里作为放松空间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将来这30公顷用地明确作为体育公园来使用。标书里也说，希望建筑是跟环境更和谐的，不要出现一个庞大的、孤立的、无助的建筑形象和空间感受。标书举慕尼黑体育场作为典型案例，将它的建筑和地形的关系作为规划指引的提示。慕尼黑体育场案例中，建筑和环境不断穿插，而不是一边是建筑，一边是空地。“春茧”方案正是把一个体育场馆建成一个庞大的独立的建筑，比国家大剧院的房子套房子还要庞大很多倍。
事件的一个背景是，深圳市近年来大型公共文化建筑的建造正处于沸点，通过一系列顶级的国际招投标，建造了市民中心、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矶崎新的音乐厅和图书馆、库哈斯的证券大厦，希望继续通过若干标志性建筑来重塑深圳的国际性形象。
事实上，随意变更游戏规则的做法似乎已经成了行业内默认的正常现象，这一次，甚至连中标方案都更改。李兴钢说，他不再沉默，是希望这件事能成为行业一个新的开端，否则，如果变更成为事实，会是一个坏的开端。■
（实习记者徐木子对本文亦有贡献）
几乎是不由自主，李兴钢被卷入这股大国崛起语境下的大建筑浪潮。因大院身份——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副总设计师，他参与了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国家体育场的投标，又因和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联合中标国家体育场而有了新的标签——“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说，他愿意一直做那个隐身在建筑背后的“建筑师式的建筑师”而不是明星式的，却因最近深圳大运会场馆中标结果被更改而不再沉默。
国家大剧院，不再“中国”的开端
现在回想1996底开始的国家大剧院招投标，李兴钢印象最深的一幕是，第一轮国际竞赛结束后，几十个方案在国家博物馆搞了一个浩大的展览，几乎全国所有建筑师都跑来参观。那些只在建筑史里出现过的大师第一次近在眼前，让·努维尔（Jean Nouvel）、矶崎新（Arata Isozaki）、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等等。
李兴钢强调国家大剧院的里程碑意义，不在于它的结果，而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的国际建筑竞赛。这一次是国外建筑师直接来实践的，跟以往在思想、风格、理论、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不一样。这也让李兴钢有机会与国际建筑师同场竞技，在同一题目下，看他们拿出什么样的答案。
题目确定，被形象地归结为“三看”:“一看是个剧院，再看是个中国的剧院，再看是个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剧院。”李兴钢他们专门为国际竞赛拿出一个不对称布局的方案，打破了国内竞赛中与人民大会堂建筑群匹配的对称布局，名为“古琴”，成为第一轮专家评审入围的5个方案之一，也是唯一的国内方案。李兴钢记得他们的国内竞赛方案中有一张表现图，很有共和国歌剧院的感觉，当时把展板摆在新大都饭店，北京设计院的魏大中看到了，脱口而出“华灯初上”。这样的表达在那时中国建筑师的情感和想象中是适合的，总要有一种仪式感。
国外的建筑师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做法，或者想到了也不会那么做。矶崎新的设计，考虑了和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一定的协调，比如说柱廊;空间布局是完全动态和自由的，比如云的形态。李兴钢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旁也可以这么来表达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政治化的办公建筑，而是人民的文化建筑。还有一个意大利建筑师的方案，是一个很欢快的布局，装点了一些小旗子之类的零碎小东西。看来外国人不是板着脸来对待这个对中国人来讲非常政治性的场所。让·努维尔的方案常被李兴钢作为例子来警告那些外国建筑师朋友们:3个并列的房子，用鳞片重叠的方式把立面覆盖起来，模型很精致，设计也很漂亮，但可惜是绿色的、弓形的，有点像乌龟壳。“中国人看到就发笑，在中国，对一个重要建筑一定不能有负面联想。其实绿乌龟和大剧院又有什么关系呢？但这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名不正则言不顺’。”
中外合作也从那一次开始有了雏形。第二轮之后选了三个方案，一个是加拿大的卡洛斯（Carlos Ott），一个是英国的特里·法雷尔，一个是安德鲁，各自和一家中方设计单位合作。当时给三家国内大院各分配了一个，有点“拉郎配”的感觉，给李兴钢他们分配的是卡洛斯。李兴钢说，在越来越多外国建筑师进来后，又面临加入WTO，国家规定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做工程设计，必须要与一家有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的中国设计单位合作。一开始中外合作的典型方式是，国外建筑师拿下方案，国内设计单位做基础设计、施工图，前后分段。从那时起，李兴钢他们就试图摆脱这种局面，尝试从方案设计阶段就与国际高水平建筑师共同工作、平等合作，这在“鸟巢”中得以实现。
这次竞赛以安德鲁那个“巨蛋”诞生告终，这一结果完全颠覆了“三看”的要求:一看不是个剧院，再看不是个中国的剧院，再看也不是个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剧院。就像西班牙评委波菲尔所说:“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国家大剧院开启了诸多的第一，也成为其后几次选择的一个先兆。
中央电视台新楼，再次颠覆性答案
2002年的中央电视台新楼是国家大剧院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国际竞赛。李兴钢所在的中国建筑设计院最初想跟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联合参赛，但瑞士人谨慎地拒绝了，说事务所还有另一个大项目，无法抽身。
李兴钢他们自己提交的方案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塔楼，有几条裙房，更多是一种功能上的整合，没有出彩表现。库哈斯则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塔楼，他的理念和口号似乎就是“一个颠覆以往大家心目中的塔楼”。李兴钢觉得，它本身就在喊:“看看我！我是不一样的，革命性的。”而库哈斯方案的动画表现，首先出现的关键词就是“ICON”(标志)，接着出现世界各国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最后是北京:库哈斯的中央电视台。李兴钢认为，库哈斯的视野不只在建筑学领域，而是会把整个社会纳入到他的思考，观察中国社会的状况，观察中国的甲方、民众、领导是什么心态，然后送上目标者期待的礼物。虽然之后库哈斯不断强调，设计诱因是他们分析了“央视”的内部功能，其逻辑关系正好形成一个环状结构，观众也正好形成一个环状的参观流线，但其实库哈斯的目的很直接，就是想为中国奉献一个标志性建筑，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心理状态之下一定会乐于接受。事实上，他们也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央视”新楼是后来在社会上争议最大的。有一次李兴钢和崔恺、赫尔佐格、德梅隆一起在北京吃火锅，赫尔佐格说，CCTV “Always on Fire”（一直在火上烤一样）。李兴钢认为，对它争议在于，这种革命性建筑在形式上颠覆以往，带来了非常规结构，在北京这样一个八度地震设防地区带来沉重的成本代价，这种代价又引起了人们对它革命性形式的质疑。
这座即将落成的大建筑有一种侵略感，无论人从哪个方向来，它会不经意地冒出来。李兴钢说，在视觉上它造成了一种“我是老大”的感觉，但与大众心理的互动、对当代媒体的工作状态是否合适呢？当前电视的趋势，制作上是分离的、社会化的，总部只作为信息发布平台，出现一个大一统形象的建筑，如果将来把某些局部租给外部机构，势必租不起;如果都统一到一起来，又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制作、编辑、播出的机制，而这样的机制是否有活力？
另一个方案似乎与库哈斯形成了某种对比，伊东丰雄与张永和合作设计的，是那次竞赛中唯一一个平缓的、低层的方案。李兴钢常想，如果现在CBD出来的是这个方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他觉得，伊东丰雄的方案初衷，也是想达到某种颠覆性。以往的超级机构，都是以某种雄性的、超高层建筑的形象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的老大地位，而伊东丰雄或许觉得在一个新的、开放的、民主化的时代，一个现代媒体，即使它是在中国处于独特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呈现在城市里？未来的CBD地区，周围全是高层建筑，如果中央有一个低矮的建筑，反而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中心和焦点。一种是它会比其他人都高，可能会成为某种焦点，但只是视觉上的焦点;另一种是它呈现某种空白状态，可能不仅是视觉上的焦点，还会成为心理上、行为上、信息上的焦点。
物质的和虚拟的“鸟巢”
见到李兴钢的时候，他刚从“鸟巢”工地回来。这个奥运会的主体建筑4月底就要交付使用，正在进行最后一轮验收，但他还是迟迟没有在今天的报告上签字，“签了字，就失去最后补救的机会了”。因为设计了“鸟巢”，他前几天参加了第一站雅典的圣火传递，最后一站圣火会传递回“鸟巢”，他将见证这奥运会前端故事的首尾。
这一次去雅典传递圣火，李兴钢专门去参观了泛雅典体育场，就是举办第一届奥运会的体育场，给他很多启示。这是一个如此简单和朴实的体育场:最早的奥运会只有田径赛，没有球类运动，所以它只是一个长形的赛场，周围环绕着看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个体育场的本质是什么——赛场和看台，一群人在竞技，另一群人在观看和捧场。“鸟巢”的设计也是以此为起点。
国家体育场的招标在2002年底。那年初，库哈斯中标中央电视台大楼给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刺激太大了，库哈斯是他们心目中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既然库哈斯的作品可以被接受，他们的也可以。如果说他们对上一次的参赛还犹疑不定的话，到了这一次，他们就变得特别积极，与中国建筑设计院组成联合体参赛。
李兴钢强调，“鸟巢”不是一个设计的起因，而是一个设计的结果。看台的形状你会觉得它如此地美，因为它显示了人们视线分布的逻辑，回归了观看与竞技的热烈赛场气氛，形成一种向心的方向。9.1万名观众都笼罩在以赛场中心为圆心、半径142米的一个圆里，这个视距是一个极限。上面是一个圆形，下面是一个包容长方形竞技场的椭圆形，使得所有最远最上层的观众也能有很均衡的视野。这样，东西方向安排的坐席就比较多，南北安排得就少，一个东西高、南北低的碗形看台就出来了。“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碗形的看台里，如果坐满了观众，人群涌动就成了建筑的一部分。这样的体育场可以燃起人们的热情，营造出最好的比赛和观赛氛围。”
在概念设计阶段，最初的设计要求是要做开启式的屋盖，如果运用传统的结构形式，那么屋顶上势必出现两根巨大的梁贯穿整个体育场上空，从结构上讲是成立的，但从美学角度看有很大问题。他当时还曾想到中国扇子的开合关系，后来出现了类似编织的结构方式，从而把承托活动屋盖的大梁淹没在整个编织体系中。设计将3个层次的钢梁编织在一起，其中第一个层次为主结构，包括24根组合柱和48根主桁架梁，它们沿着屋顶中间开口呈辐射状相切编织;第二个层次作为次结构，用来填补第一层次钢梁形成的空隙;第三个层次的钢梁用于支撑立面的24组大楼梯，并延伸到屋顶。这既是结构也直接成为建筑外观造型的形体。后来赫尔佐格在设计说明中提到，“这个体育场的结构构件相互支撑，就像小鸟衔来树枝编制成鸟巢”，“鸟巢”从此带着它自然和谐的寓意成了国家体育场的昵称。
李兴钢觉得，把它叫做“鸟巢”，或者“冰裂纹瓷器”，都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一对一的拷贝。在设计的潜意识里，如果说到瓷器，中国器物不讲究很复杂的，讲究很单纯的完形的形状，包括瓷器上的这种图案的自然肌理，都会对大家有影响。2003年李兴钢作为中方主设计师，来到瑞士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一起工作。在这个工作室里，有很多中国传统器物、建筑的图片，还有园林、风景，甚至大自然里的生物，实际上是在营造一种氛围，让大家意识到你是为这样一个文化里的人建造一个房子。李兴钢认为，他在这个设计团队里除了作为建筑师的判断，另外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作为一直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建筑师，基于对中国社会、文化、大众的认识，帮他们做出一个更符合社会标准的判断。比如建筑形态曾经是一个更扁长的形状，“人们会说这就像婴儿用的马桶。这很危险，老百姓很容易因为这个形状就反对这一方案”。李兴钢同时提醒，设计草图会让人想到警帽，同样是很危险的联想。
最终的“鸟巢”形态是一个几何完形，无论从西方的建筑层面还是东方的文化层面，都可以被认可。不出所料，2003年4月17日“鸟巢”胜出。但2004年5月，发生了巴黎戴高乐机场倒塌的事件，对奥运工程安全性的担心出现了，这么大一个体育场做可开启屋顶，在国内是第一次，也使得政府和业主对其安全性有一定担心。在一场“是否过于奢侈”的大反思中，“鸟巢”也成为“节俭办奥运”首当其冲的响应者。
最初招标时的造价要求是40亿元，但在“奥运瘦身”的呼声下，政府的可研报告要求降到23.7亿元。李兴钢他们想了各种办法降低造价，比如减少网格的密度，减少钢梁截面的尺寸，内部功能的优化，最后做到像德姆隆所说的“抓起毛巾再也挤不出水来”的时候，还剩27.3亿元。到2004年8月，做出三项修改决定:去掉可开启屋盖，赛场开口进一步扩大，把临时坐席从2万座减到1.1万座。通过修改，用钢量从5.3万吨减少了1.1万吨，成本缩减到规定的23.7亿元。
“鸟巢”设计的诱因之一是一个可开启屋顶，屋顶去掉了，这个结构和形态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李兴钢不这么认为。“就像爸爸和妈妈生了一个小孩，后来父母离婚了，原因消失了，难道这小孩就要掐死吗？”比如，从这个镂空的巨大网架结构向外看，就像透过中国园林里的花窗向外看一样，会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外面的城市韵味就不同。
在李兴钢眼里，“鸟巢”不仅是一个物质的“鸟巢”，还有一个虚拟的“鸟巢”，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另一个“鸟巢”。比如，“鸟巢”实际上有两个业主，一个是奥组委，一个是国家体育场公司，他们一个关注赛事使用，一个关注长期的综合使用。设计单位也是个联合体，不仅中方内地这边是100多人的团队，有十几个专业人士在配合，还要有瑞士的建筑师、英国的工程师、香港地区的工程师，各自有不同的方式和立场。还有这么高的社会关注度，从政府到公众到媒体，这些关联方，也构成了他们需要面对的复杂性。
李兴钢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鸟巢”金属模型，现在热销的奥运特许纪念品的雏形，另一个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那里。他说，以往的奥运会主建筑物并没有作为纪念品，而“鸟巢”如此独特的一个——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北京奥运会的一个象征物。
大运馆，中外设计的博弈？
“鸟巢”之后，李兴钢本希望深圳湾体育中心成为自己的代表作，毕竟他在“鸟巢”工作的6年里积累了大型体育场设计的经验，而在“鸟巢”的概念设计阶段虽是联合设计，却不是主导者。
深圳湾体育中心为2011年深圳大运会分会场，总投资约15亿元人民币，包含一场两馆、运动员接待中心和体育公园，位于深圳南山后海中心区，毗邻深圳湾和香港，该项目将是未来深圳新的重点城市景观和公共活动空间。
去年底，项目的主办方——深圳南山区政府已给李兴钢所在的中国建筑设计院发出了中标通知书，正式宣布了他们的“海之贝”方案在这次大型国际竞赛中获胜，没想到近日，他们又收到改变中标的通知书，替换为日本佐藤综合设计事务所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体的“春茧”方案。
“海之贝”方案构思源于深圳湾体育中心的用地和填海地的历史，设计覆盖整个用地的缓缓隆起的坡地基座，如同潮后沙滩上散落的一串白色贝壳，经专家、公众、政府的三轮评选，此方案正式中标。李兴钢说，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情，深圳这次公开和细致的招投标过程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范例。
据深圳规划界人士透露，方案变更源于作为主办方的南山区政府与市规划局意见不一。规划局倾向于“春茧”，南山区政府倾向于“海之贝”，区政府在未与规划局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发出了中标通知书，但规划局一位负责人私下表示，“作为专业和行业主管的规划局，从打造建筑精品、维持国际招标公平性以及促进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规范化的角度，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在主管领导准备接受南山区政府这锅生米熟饭时，遭到了规划局代表的强硬反对”。
规划局的一个理由是，“7个方案中，6个都是将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这‘三大件’传统摆法:绿草如茵的旷地里散布3个造型建筑。只有‘春茧’方案将这‘三大件’用一个钢网架罩在一起，土地用得紧凑节约，场馆间的网罩创造出一种能吸引公众并适于热带气候和运营的城市灰空间。这恰恰是南山后海填海片区所需要的体育城市公共空间，与后海规划中反复强调要混合集约利用土地创造城市及街道活力的主张比较接近”。
李兴钢则认为，无论是从海湾边城市的景观，还是城市市民有休憩空间的角度，这里作为放松空间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将来这30公顷用地明确作为体育公园来使用。标书里也说，希望建筑是跟环境更和谐的，不要出现一个庞大的、孤立的、无助的建筑形象和空间感受。标书举慕尼黑体育场作为典型案例，将它的建筑和地形的关系作为规划指引的提示。慕尼黑体育场案例中，建筑和环境不断穿插，而不是一边是建筑，一边是空地。“春茧”方案正是把一个体育场馆建成一个庞大的独立的建筑，比国家大剧院的房子套房子还要庞大很多倍。
事件的一个背景是，深圳市近年来大型公共文化建筑的建造正处于沸点，通过一系列顶级的国际招投标，建造了市民中心、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矶崎新的音乐厅和图书馆、库哈斯的证券大厦，希望继续通过若干标志性建筑来重塑深圳的国际性形象。
事实上，随意变更游戏规则的做法似乎已经成了行业内默认的正常现象，这一次，甚至连中标方案都更改。李兴钢说，他不再沉默，是希望这件事能成为行业一个新的开端，否则，如果变更成为事实，会是一个坏的开端。■
（实习记者徐木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