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白岩松：幸福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18:25
◎ 王晓峰 2010-10-18
白岩松喜欢把自己定位在新闻人这个角色上，新闻人，就要经常思考新闻和新闻背后的事情。电视上的白岩松，总是眉宇间拧成一个蝴蝶结，似乎有说不完的困惑，这些困惑，可能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也是国家的终极问题。10多年前，白岩松写了《痛并快乐着》，思考他30年的人生；现在他又出了本《幸福了吗？》，把人生感受直接的快乐与痛苦上升到抽象的幸福。但他额头上的那个“蝴蝶结”似乎扎得更紧了。
幸福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在《幸福了吗？》中，你思考的都是一些很终极的问题，比如说幸福、信仰，也就是价值观，这些大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的？
白岩松：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和岁数有关。上一本书《痛并快乐着》写的时候是30岁。30多岁，你想到的更多是很直接的一些东西，不论是痛还是快乐，其实都很直接，甚至都很坚定，但是到了幸福那儿就很困惑，就变成问号了。古人说，四十不惑，我反而觉得这几年是问号更多。这种困惑首先来自于个人的岁数，接下来，你从国家或者说改革的角度，也到了一个困惑期。咱们这一代，基本上跟中国改革同步。梁漱溟说的“人的一生要解决三个问题，而且顺序不能颠倒，第一个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个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给我的启发特别大。我36岁过本命年，明显地感到不太一样。那一两年开始，会想我过去想的事对吗？接下来干什么、要什么？而这个国家，前半程漫长20多年的改革开放，全都是物化目标，也正好进入2000年之后，开始提所谓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也是人和人的问题，这两者就挂靠在一起了。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按照梁漱溟那三句话，现在人和物的问题没有解决，人和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人再去思考内心的问题，其实就更谈不上解决。
白岩松：我说过“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12个字，有人跟我说，捍卫常识，那说明常识是有的；建设理性，说明理性有一部分，但是不全面；寻找信仰，说明没有了。我说是，正好和我想的是一样的。我倒觉得，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时代的角度，是大部分解决了，但不能说全面解决了。你要是GDP第二了，从你国家的目标来说，解决了物的问题，已经跨了很大很大的一步了。从个体角度，我过了40岁，物的问题也解决了，不用再去担心学历问题，不用担心柴米油盐酱醋茶、生存问题，包括社会能给予的某种机会，或者拥有某种权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相对来说，算是解决了一大部分。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在过程中，我在书里面也写了一句话：在你解决人和人关系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就是所谓人跟自己内心的问题。关键这些年我做新闻，包括做矿难、做三聚氰胺……前两天，宝马车来回四次把那孩子压死那个新闻，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是特大的新闻。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你就得去想：那哥儿们是多没底线，才能干这种事？他不会有任何畏惧，你要是从信仰的角度，但凡有一种敬畏，他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其实最近一些天，也有些人在说，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到中年的人，开始去想这些信仰的问题？我说，当然了，你什么时候见过青年或者少年就开始去想信仰的问题？如果不是外界强加给他，他很难有一个自己去想、去寻找的问题。但是到了中年，你当然自己得想，我都前方依稀看到终点的影子了，能不去想这个事情吗？
三联生活周刊：人生这三个问题，也许你是从你自己这个角度解决了，如果放到整个社会环境，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解决。
白岩松：我从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来说，也当然是没有解决的。很巧，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提“尊严”两个字，我当天晚上直播就说了，这比成为世界第一还难，没法用数字统计，这就不是一个物化的东西了。你既然能提出这个目标，就说明它已经不是一个物化的目标了。接下来中国要什么？我最近几天总是说一句话，我依稀觉得这个时代快要到了一个折返点，这个折返点就是过去大家非常直接地奔向很物质的目标，现在这个折返点，你向前还是有很多要的东西，但是向回，你还要找很多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驱动这个折返点形成的力量是什么？在我看来，物化目标的追求导致物化标准。人们都喜欢把它当做评判标准，然后去衡量一切，是一个物化社会的价值观。你说它到了一个折返点，但并没有看到。更多事实告诉我们是不断去强化这个物质标准。
白岩松：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我刚才用的词也是依稀看到有可能要出现折返点这样的概念，或者说正在进入折返点的前段。我们“60后”这批人，都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所谓20世纪末和四个现代化这样的概念。那么小时候去想将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温饱小康翻两番之后，都会将它和幸福和终极画等号。如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还不幸福死呀。问题是，30来年的改革，你离它已经很近了，在物化的东西上，大多数人都有了很大提升。可是发现即使你得到了这些物化的东西，并不直接跟你原来以为的幸福画等号，这时候反差就出现了。因为在你小时候，你以为它俩是一块的。现在你却发现它是一个“1+1”的问题，这个“1”你已经奔向了，可是那个“1”跟它没关系。前几天一个节目里，我还说了一大堆排比句，后来觉得有些过，就没全说。有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你堵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超市里可买的食品越来越多了，你敢吃的食品越来越少了；人的自由进一步增加了，但是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越来越少了。后来我发现前面一句话全是物化的，后面一句话都是非物化的。关于幸福这种非物化的东西，没法用数字统计，要比5年前，20多年前出现的频率高得多。现在显然是一个对物化目标越发上涨的过程，我觉得未来是非物化的一些东西，大家的期望值更高。说得更直接一点，温家宝自己都在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改不行。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接下来一定看中的是自由、民主，这些大家过去还很敏感，或者说饿的时候还上升到很高的地步。现在不饿了，我个人觉得，非物化的东西将越来越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本书让我想起美国人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写的《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他就是通过美国近30年的物化的对比，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现在的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在逐渐降低。你提到的一些问题，恰恰是这个美国人已经在书里给了答案了。人类在追求幸福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物质，但是真正物质满足的时候，其实并不幸福。
白岩松：英国有一个调查，说衣食无忧解决的最方便和最快的那群人，幸福指数是成反比的。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时，觉得很有意思。还有10多年前，我看了一个背景介绍，庾澄庆有一首歌叫《快乐颂》，里面翻来覆去地在问：你快乐吗？当时那首歌在台湾很火，台湾人过去见面问你吃了吗？后来见面问你快乐吗？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早去想这个事情。但你说美国这个问题，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觉得现在美国人比我们幸福。因为我看到了相对的一种平静和更多的安全感。我觉得他们是有底线的。当然有一点是咱们没法比的，在美国，其实宗教起了非常重要的二层管理角色。可是我们所有写给美国的词，什么24小时，不夜城呀，人的脚步非常快，人心隔肚皮，男女关系很乱等等，后来发现全写的是中国。这是中国呀，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有一个小场景，让我印象最深，几乎所有的办公桌上，摆放的全是他们家人的合影，这个现象我在中国几乎没有看到。我倒是觉得，美国人他可能又上一个台阶去思考问题。但是我们第一个台阶还没迈呢，现在正处在迈第一个台阶，刚开始陆续有人察觉，或者意识到了，有很深的感触了，原来物质和幸福是不直接画等号的。
三联生活周刊：快乐、痛苦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幸福是别人带给你的，多数人思考更多的是快乐与痛苦。可能职业关系，让你去思考幸福问题，一个普遍不会去想，但时刻面对这个问题。
白岩松：我认真查过，有时候我们容易模糊很多事情，比如快乐跟幸福，不太好划界线。但是我后来也查了专门的词，包括用自己的感受去碰撞，发现它俩区别很大。快乐5秒钟就可以，口渴了，冰镇可乐的第一口，踢完球之后那个啤酒第一口，都会由衷地开心了，爽。但是它不能属于幸福。幸福一定是一个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来去检验的东西。而快乐5秒钟10分钟都可以，但是一系列的碎片是快乐，比如你经常可以有5秒钟的快乐，各种欲望的瞬间满足，但加在一起不一定是幸福，幸福必须持续。我回忆，称得上幸福的，就是一个还算顺利的恋爱阶段。它是一个很持续的过程，那时候你和世界的所有关系都变了。但是除了那样的一段日子，更多的可能就是快乐开心舒服爽，都是碎片。我觉得幸福得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它是可延续的；第二是平静，相对平静；第三是有一个根本不用谈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很多层面的，职业的、生命的，包括社会的。社会的不能理解成社会治安，它是骨子里有一个稳定的安全感，相对来说，很愿意和别人分享，周围也给你反馈，幸福一定是双向的。很难有一个人在这社会中孤立地持续地在一个极其不幸福的社会环境中幸福是持续的，我觉得它太难了，不排除有这样的个体，但这太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说，幸福感是一个大环境带来的结果？
白岩松：也有你内心大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人到中年，就是在调理内心大环境的问题。比如说二三十岁，很难建立这个大环境。都会把碎片似的一个又一个快乐或者某种瞬间得到的当成幸福，可是后来发现真不是。在获得一个又一个碎片，开心也好，快乐也好，其实你个人的感觉不一定成正比，有时候你的焦虑，你的不安，你觉得不对。这几年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不认为比以前幸福，甚至是反向的。你得自己找这样的东西，你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有更多的安全感，你起码慢下来，也不能太快，所以会是问号。
三联生活周刊：思考的人未必能找到答案，只能说是慢慢调整内心，慢慢去接近那个点。
白岩松：也有人跟我说过，看似挺平淡，其实挺尖锐。他说，现实有很多困境，很多问题，政治的、生活的、发展的……那你在提幸福、信仰的问题，是不是偷奸耍滑的一种回避，就是绕过去了。其实我觉得不是，现实中的问题你当然要去解决，但是你用什么样的认定去解决这些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问题，而是累加完了后你得奔向你要去的那个方向。“十七大”报告里，我看得很细，难得地在一个章节里提到了两个词，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叫精神家园，一个叫所谓核心价值观。其实它是另一种信仰的替代。第一次出现精神家园，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恐怕某些决策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奔哪儿去呀？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恰恰不是回避。这两者关系是，现在你有问题，我在把你的问题解决的同时，要把你调到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是一个内在平衡的状态。你一定有一个东西做校正系统。1998年，当时采访一个官员，谈社会保障，他有一句话说得挺好：中国改革，是在盖楼，但是盖到10层时才发现没弄安全网，一两层时没安全网，还好办，摔下来死不了，盖到10层了，还要越盖越高，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搭晚了。这个比喻让我印象深刻。我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想，信仰、目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另一张安全网？你越建越高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安全网，你会越高越危险。
非主流心态
三联生活周刊：但问题是，中国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很明晰的国家，宗教和社会规范关系不是很紧密。在自然经济社会，人们还会因为对自然认识不够充分而对天有种敬畏。但是在今天，人们对天的敬畏都没有了，连自然规律都不敬畏了，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信仰？
白岩松：这和我当时想的一样。我在书的前言时就写道，在中国谈信仰肯定不是直接的宗教，因为千百年下来就不是这个局面。其实从宗教角度，中国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民族。我要生孩子了，我要找谁，我要考大学了，我要找谁……所以中国才会有许愿和还愿之说。意思是你要是帮我什么东西，我接下来怎么怎么着。但是我不认为过去是没有我们概念中的这种信仰的，因为中国的信仰本来就是儒释道杂糅，它在唐诗宋词里，在爷爷奶奶讲的故事里，尤其在别人约束的眼光里……但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在更大的层面，基本都已经毁掉了。巧的是，“文革”结束后，正好是改革，改革确定了一个绝对物化目标的过程，从国家到个体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的词，咱们都很清楚，信仰危机问题，那时候这些词提得很多，但这些年不提了，也就是一个全面摧毁信仰之后，反而开始了一个物化的时代。恰恰没有信仰，可是欲望又重新把所有人撩拨起来，然后大家都去信物化的一些东西。走了30多年，现在下来各找各的道。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为什么提“敬畏”两个字，你得有敬有畏，敬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在心里，你想那样，然后你会尊敬那样的人。畏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是你不能做的，底线。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底线》，中国无数的妖蛾子在我们眼前不断出现，就因为底线不断被降落，甚至说哪儿有底线呢？没有底线，因此谈何守住底线呢。这30多年，是一个底线逐渐下降，最后没有底线的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确定底线，不断提高底线的过程。为什么提信仰，因为这两个字和“敬畏”两个字紧密相连。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不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部门工作，还会想这些事情吗？
白岩松：如果我不在中央电视台，我先得确定一点我不在干新闻，干新闻的话，就没办法把自己剥离出来。如果我不是干新闻，我相信，你到了这个年龄也会写这本书，年龄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不是中央电视台。10年前我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但是10年后我会去想。但是这本书的另一部分，就是个体。我为什么在封面上会写：“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这个人，也是你。”这两年我在做评论节目，越来越多东西会反馈回来。我跟我的团队也在讲，评论背后是要有支撑的，这支撑是要有方向，你奔向哪儿，因此不做新闻的人可能就不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团队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一个中国的新闻人，应该担当什么角色？
白岩松：掌握好分寸的推动，前者是务实的，后者是理想的。我想在中国任何一个做新闻的，尤其做得不错的，或者还能做的，你能持续做的，你一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能拿捏一部分的能力。否则的话，过把瘾，你也就失去了推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就为了拿捏分寸而拿捏分寸，那是生存。你又为了推动，只要有机会，有可能，就在今天推一点点，明天机会好推多一点。艾丰跟我说，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好几代新闻人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挑战和命题。
三联生活周刊：每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内心都会有一个很理想的新闻人角色，你现在跟你想象中还有多大的距离，还差哪些？
白岩松：1996年我写过一篇论文，登在广播学院的院报上，当时我写了两个对比，我说如果新闻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闻人素质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会被毁掉。但是如果新闻人的素质提升得很快，新闻改革的速度很慢，这批人也坚持不了多久。我现在会担心两点：一是现在最优秀的人才会愿意进新闻这个行当吗？我不乐观。我觉得现在有权的人可能更愿意把孩子往中石油、中石化送。那就说明新闻行业是往下走的；另一个是我们经常在谈论的传统压力，比如说环境、新闻自由的这种压力，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媒体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新的一个压力开始扭曲新闻——生存压力。我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闻是小成本的，甚至没成本的，有很多虚假新闻，包括整合等等，都来自于他已经不付出了，不在金钱上付出，不在投入上付出，不在智力上付出，那是生存压力。因为现在是中国最怪的一种状况，新闻既是党的又是市场的，我愿意乐观一点去看传统的压力。如果社会是进步的，那么那个压力慢慢是会减少的，不管快还是慢。但是一点不妨碍生存的压力快速增长，它对新闻的扭曲会更严重。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全中国的新闻人守在可能不到5个网站前面找选题，然后整合，很少有独家的东西，它可能从这里寻找了一种源头，然后利用他的力量把它放大了。另一家在这儿看到了这个源头网络的放大，又把它拿走了，最后，源头可能是错的。别的媒体我不说，以前一个“东方之子”采访，要2天、4天，到外地出差专门为采访一个人，然后拍很多的画面，那个节目才8分钟，现在80分钟的节目都不会花这么长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名主持都在出书，你在书里谈论的一些东西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判断，你在中央电视台也是一个另类？
白岩松：很多人会换另一个词：非主流。我不能很矫情地说我是非主流，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拥有的某种话语权是主流的。但是我想起码这么多年，我有一种非主流心态吧，我觉得非主流心态比你适当地做过几件非主流的事情要重要，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在我的嘴里，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听到，我中央电视台的，或者怎么怎么着，那就是一个播出单位，船很大。我现在尤其要去想的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说，那你别矫情了，你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没错，正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才会去写这本书，那是不是写你就全做到了？我觉得没有，但起码我在提醒我自己。现在从电视的层面上说，尤其从电视新闻角度来说新闻是这十几年的事，你很难说十几年前中国有电视新闻。那么这十几年就恰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是最直接成为上一次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管是名利还是别的东西。但现在你会发现出现一种分野，屁股决定脑袋还是依然让脑袋决定脑袋，就不一样。因为既得利益者要么得了权，要么得了名，要么得了利，但是名和权都可能让人成为传统既得利益的那种做法。所以我在说，不能总是这代人革了上代人的命，但革命者没多久就变成既得利益者，再被新的一代人革你的命。你能不能延续这种非主流心态？在我的心里，起码一直有一个东西：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一点在这十几年中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随时可以离开，有时候反过来，你可能还在这儿做久了，挺怪的。
三联生活周刊：用非主流心态去对抗那种主流氛围，同时还要在那个位置上把事情做好，是挺难的一件事。
白岩松：我挺怕别人这么说，因为我不觉得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对抗概念，回头去想很多事情，也许10年后再出一本书，会写很多这个领域里好玩的东西。如果没有上面的某种气息和变化的话，不会有17年前的“东方时空”和16年前的“焦点访谈”，也就是说，我们心目中的主流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变动。我经常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你再给我找到一家电视台，像被大家认为是如此主流的中央电视台有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主持人，哪儿都没有。比如说，有崔永元、方宏进、阿丘、李咏、毕福剑、柴静……这样的，很奇怪最后是被大家认为铁板一块所谓主流的中央电视台里光怪陆离、各色人等的主持人最多。那么其实我身在其中我清楚，在所谓的体制内、主流内，也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直在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你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坚持？
白岩松：其实寻找具体的一个答案可能很难，肯定是很多因素捆绑的结果。我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从内蒙古出来的人，我是一个蒙族，我觉得对于我们那儿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方式吧。我觉得肯定有民族的性格，或者说地域性格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最主要的还不一定。肯定也有我在80年代受教育，80年代末毕业的这种因素在里头。另外还有一点，我从来没想着我一辈子一定要做这件事，所谓坚持，如果知道有一天我可能就不做了，坚持就容易一点。干新闻的一定要有两种收入，第一种收入是工资，是让你生存的东西；但第二种收入也很重要，就是那些所谓很卑微的成就感。如果理想主义者经常成为领导的麻烦，那么理想主义者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变成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会不会变成投机分子，不排除。如果一个人真能坚持，天天挨棒子还能坚持，甚至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干嘛呀？不会吧。但是起码我现在还不是。
“第二种收入”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这么一路坚持下来，难道仅仅是为了第二种收入么？
白岩松：谁也不能否认为了第一种收入，可是换一个角度说，是不是换一个职业你就获得不了这个收入了？那第二种收入就非常重要了，第二种收入，现在起码不管多和少，你还在获得，而且现在关键是我们做电视的头10年的确在第二种收入方面获取得太多。这几年，可能这个分红会有所减弱，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了某种可能你会觉得积极一点的变化。可能别人都不相信，但这是实话，当你看到说，把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和这个参与权写进党的报告的时候，你有时候都能分享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种感恩心理吗？
白岩松：在这方面我永远不会感恩。换一个角度去想，总还有可选择的余地。另外，我为什么对传统的压力很少抱怨？我反问一句：如果规定动作可能是20%、30%，那70%的自选动作你做好了么？中国传媒如果能把70%的自选动作做好了，那么中国的传媒就不是这个局面。就像我有时候打开电视机，绝对跟传统压力真的没关系的一些节目也做得很烂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对了。我踢球是踢前锋的，所以知道，再漂亮的进球，越位是没道理的。但是不是因为有越位规则你就不贴着对方最后一个后卫站着？是不是有越位的规则，你就为了安全回到自己的后卫那边去了？不可能，你怎么去掌握好你永远贴着最后一个后卫但是你能够不去越位，而是始终反越位。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在做“新闻1+1”，中国的电视评论节目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有时候你说不好，可能这个节目就被停了，或者你说得不到位，大家又觉得没意思，那为什么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呢？
白岩松：这是我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的选题，有3个：一个是拆迁自焚事件，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一个是原本说的北京交通拥堵。我上来否掉的就是第三个选题，但是心里说如果头两个做不了呢，我说头两个做不了我也不做第三个选题，因为第三个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我说那第三个选题我们做一个糟糕的月饼吧，但是最后定下来的选题是做拆迁。这个过程就可以体现出你每天的一个上下的幅度其实是不小的。你在争取最好的，但是不想的话，你也要做自己想做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在选题方面都会面临的看似就是十几分钟的那么一个决定。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每天冒一些风险，是不是会有一些担心？
白岩松：我常说“不冒风险是中国新闻最大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因为环境变了，现在互联网提供的众声纷纭，那么你失语，不可能，所以很有意思啊。两年前让我创办“新闻1+1”的时候，我用的是“让我”，当然我一直是很想去办，有这样的提议。但是为什么在奥运会前会由上面打电话要办这个栏目，恐怕也是看到了社会上的一种变化，就是作为一个所谓主流媒体的你也不能失语，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双方的结合。那这个栏目怎么办？是不是变成一个命题作文？过去央视也有一个类似节目“央视论坛”，死了，因为后来做着做着就做成命题作文了，所谓先告诉你“宜将剩勇追穷寇”，然后去丰富“宜将剩勇追穷寇”，那肯定不行。所以“新闻1+1”就一定要做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闻评论，那自然要冒风险。我做主持人时压力没那么大，上上下下说好的人多，因为你不去触碰别人的利益。现在你做了“新闻1+1”，今天你得罪了这个省的这个人，明天可能得罪了那个部门的那个人。做“新闻1+1”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开始一个得罪人的时代。但是你不做吗？我觉得这时候你面临的抉择就是涉及这个既得利益的抉择问题，我可以继续，甚至我身边比我权力大的人都劝我，说有风险别做。我说试试，起码到现在试了两年，每天都在面临问题，但比我想象的好。过去两年多，几乎所有的热门事件我们全碰了，拆迁、瓮安事件、石首事件、袭警……很少有失语的。不是什么东西不能做，看你怎么做。1999年澳门回归直播，我印象非常深，马上直播要开始了，孙玉胜把我叫出去了，说这是咱们台第一次在直播中引进境外嘉宾。我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放心，门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这句话我当时是顺口说出来的，但是后来我经常有意识地去说，做“新闻1+1”也是门开了你就让它越开越大，而不是关上，何况现在我要不去试一试，那比我小一些的柴静和张泉灵怎么办？等他们到时候再做这样的节目，会觉得司空见惯，不那么敏感了。我也不能确定明天会怎样，但是我在做，起码让决策者安全感也增加一点。从观众角度，也是他们期待的，因为我做了17年了，会努力去找一个分寸感。但你说彻底妥协，向哪方面妥协都很难，那你需要外界的评价，比如说观众看“新闻1+1”还凑合吧。就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好一点，可是我也要去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啊，也让人觉得，再试试，还行，还没越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前进。那支撑你的东西就是你要相信一天比一天好。■
（实习生霍晓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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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喜欢把自己定位在新闻人这个角色上，新闻人，就要经常思考新闻和新闻背后的事情。电视上的白岩松，总是眉宇间拧成一个蝴蝶结，似乎有说不完的困惑，这些困惑，可能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也是国家的终极问题。10多年前，白岩松写了《痛并快乐着》，思考他30年的人生；现在他又出了本《幸福了吗？》，把人生感受直接的快乐与痛苦上升到抽象的幸福。但他额头上的那个“蝴蝶结”似乎扎得更紧了。
幸福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在《幸福了吗？》中，你思考的都是一些很终极的问题，比如说幸福、信仰，也就是价值观，这些大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的？
白岩松：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和岁数有关。上一本书《痛并快乐着》写的时候是30岁。30多岁，你想到的更多是很直接的一些东西，不论是痛还是快乐，其实都很直接，甚至都很坚定，但是到了幸福那儿就很困惑，就变成问号了。古人说，四十不惑，我反而觉得这几年是问号更多。这种困惑首先来自于个人的岁数，接下来，你从国家或者说改革的角度，也到了一个困惑期。咱们这一代，基本上跟中国改革同步。梁漱溟说的“人的一生要解决三个问题，而且顺序不能颠倒，第一个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个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给我的启发特别大。我36岁过本命年，明显地感到不太一样。那一两年开始，会想我过去想的事对吗？接下来干什么、要什么？而这个国家，前半程漫长20多年的改革开放，全都是物化目标，也正好进入2000年之后，开始提所谓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也是人和人的问题，这两者就挂靠在一起了。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按照梁漱溟那三句话，现在人和物的问题没有解决，人和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人再去思考内心的问题，其实就更谈不上解决。
白岩松：我说过“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12个字，有人跟我说，捍卫常识，那说明常识是有的；建设理性，说明理性有一部分，但是不全面；寻找信仰，说明没有了。我说是，正好和我想的是一样的。我倒觉得，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时代的角度，是大部分解决了，但不能说全面解决了。你要是GDP第二了，从你国家的目标来说，解决了物的问题，已经跨了很大很大的一步了。从个体角度，我过了40岁，物的问题也解决了，不用再去担心学历问题，不用担心柴米油盐酱醋茶、生存问题，包括社会能给予的某种机会，或者拥有某种权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相对来说，算是解决了一大部分。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在过程中，我在书里面也写了一句话：在你解决人和人关系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就是所谓人跟自己内心的问题。关键这些年我做新闻，包括做矿难、做三聚氰胺……前两天，宝马车来回四次把那孩子压死那个新闻，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是特大的新闻。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你就得去想：那哥儿们是多没底线，才能干这种事？他不会有任何畏惧，你要是从信仰的角度，但凡有一种敬畏，他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其实最近一些天，也有些人在说，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到中年的人，开始去想这些信仰的问题？我说，当然了，你什么时候见过青年或者少年就开始去想信仰的问题？如果不是外界强加给他，他很难有一个自己去想、去寻找的问题。但是到了中年，你当然自己得想，我都前方依稀看到终点的影子了，能不去想这个事情吗？
三联生活周刊：人生这三个问题，也许你是从你自己这个角度解决了，如果放到整个社会环境，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解决。
白岩松：我从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来说，也当然是没有解决的。很巧，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提“尊严”两个字，我当天晚上直播就说了，这比成为世界第一还难，没法用数字统计，这就不是一个物化的东西了。你既然能提出这个目标，就说明它已经不是一个物化的目标了。接下来中国要什么？我最近几天总是说一句话，我依稀觉得这个时代快要到了一个折返点，这个折返点就是过去大家非常直接地奔向很物质的目标，现在这个折返点，你向前还是有很多要的东西，但是向回，你还要找很多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驱动这个折返点形成的力量是什么？在我看来，物化目标的追求导致物化标准。人们都喜欢把它当做评判标准，然后去衡量一切，是一个物化社会的价值观。你说它到了一个折返点，但并没有看到。更多事实告诉我们是不断去强化这个物质标准。
白岩松：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我刚才用的词也是依稀看到有可能要出现折返点这样的概念，或者说正在进入折返点的前段。我们“60后”这批人，都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所谓20世纪末和四个现代化这样的概念。那么小时候去想将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温饱小康翻两番之后，都会将它和幸福和终极画等号。如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还不幸福死呀。问题是，30来年的改革，你离它已经很近了，在物化的东西上，大多数人都有了很大提升。可是发现即使你得到了这些物化的东西，并不直接跟你原来以为的幸福画等号，这时候反差就出现了。因为在你小时候，你以为它俩是一块的。现在你却发现它是一个“1+1”的问题，这个“1”你已经奔向了，可是那个“1”跟它没关系。前几天一个节目里，我还说了一大堆排比句，后来觉得有些过，就没全说。有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你堵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超市里可买的食品越来越多了，你敢吃的食品越来越少了；人的自由进一步增加了，但是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越来越少了。后来我发现前面一句话全是物化的，后面一句话都是非物化的。关于幸福这种非物化的东西，没法用数字统计，要比5年前，20多年前出现的频率高得多。现在显然是一个对物化目标越发上涨的过程，我觉得未来是非物化的一些东西，大家的期望值更高。说得更直接一点，温家宝自己都在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改不行。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接下来一定看中的是自由、民主，这些大家过去还很敏感，或者说饿的时候还上升到很高的地步。现在不饿了，我个人觉得，非物化的东西将越来越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本书让我想起美国人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写的《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他就是通过美国近30年的物化的对比，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现在的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在逐渐降低。你提到的一些问题，恰恰是这个美国人已经在书里给了答案了。人类在追求幸福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物质，但是真正物质满足的时候，其实并不幸福。
白岩松：英国有一个调查，说衣食无忧解决的最方便和最快的那群人，幸福指数是成反比的。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时，觉得很有意思。还有10多年前，我看了一个背景介绍，庾澄庆有一首歌叫《快乐颂》，里面翻来覆去地在问：你快乐吗？当时那首歌在台湾很火，台湾人过去见面问你吃了吗？后来见面问你快乐吗？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早去想这个事情。但你说美国这个问题，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觉得现在美国人比我们幸福。因为我看到了相对的一种平静和更多的安全感。我觉得他们是有底线的。当然有一点是咱们没法比的，在美国，其实宗教起了非常重要的二层管理角色。可是我们所有写给美国的词，什么24小时，不夜城呀，人的脚步非常快，人心隔肚皮，男女关系很乱等等，后来发现全写的是中国。这是中国呀，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有一个小场景，让我印象最深，几乎所有的办公桌上，摆放的全是他们家人的合影，这个现象我在中国几乎没有看到。我倒是觉得，美国人他可能又上一个台阶去思考问题。但是我们第一个台阶还没迈呢，现在正处在迈第一个台阶，刚开始陆续有人察觉，或者意识到了，有很深的感触了，原来物质和幸福是不直接画等号的。
三联生活周刊：快乐、痛苦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幸福是别人带给你的，多数人思考更多的是快乐与痛苦。可能职业关系，让你去思考幸福问题，一个普遍不会去想，但时刻面对这个问题。
白岩松：我认真查过，有时候我们容易模糊很多事情，比如快乐跟幸福，不太好划界线。但是我后来也查了专门的词，包括用自己的感受去碰撞，发现它俩区别很大。快乐5秒钟就可以，口渴了，冰镇可乐的第一口，踢完球之后那个啤酒第一口，都会由衷地开心了，爽。但是它不能属于幸福。幸福一定是一个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来去检验的东西。而快乐5秒钟10分钟都可以，但是一系列的碎片是快乐，比如你经常可以有5秒钟的快乐，各种欲望的瞬间满足，但加在一起不一定是幸福，幸福必须持续。我回忆，称得上幸福的，就是一个还算顺利的恋爱阶段。它是一个很持续的过程，那时候你和世界的所有关系都变了。但是除了那样的一段日子，更多的可能就是快乐开心舒服爽，都是碎片。我觉得幸福得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它是可延续的；第二是平静，相对平静；第三是有一个根本不用谈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很多层面的，职业的、生命的，包括社会的。社会的不能理解成社会治安，它是骨子里有一个稳定的安全感，相对来说，很愿意和别人分享，周围也给你反馈，幸福一定是双向的。很难有一个人在这社会中孤立地持续地在一个极其不幸福的社会环境中幸福是持续的，我觉得它太难了，不排除有这样的个体，但这太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说，幸福感是一个大环境带来的结果？
白岩松：也有你内心大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人到中年，就是在调理内心大环境的问题。比如说二三十岁，很难建立这个大环境。都会把碎片似的一个又一个快乐或者某种瞬间得到的当成幸福，可是后来发现真不是。在获得一个又一个碎片，开心也好，快乐也好，其实你个人的感觉不一定成正比，有时候你的焦虑，你的不安，你觉得不对。这几年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不认为比以前幸福，甚至是反向的。你得自己找这样的东西，你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有更多的安全感，你起码慢下来，也不能太快，所以会是问号。
三联生活周刊：思考的人未必能找到答案，只能说是慢慢调整内心，慢慢去接近那个点。
白岩松：也有人跟我说过，看似挺平淡，其实挺尖锐。他说，现实有很多困境，很多问题，政治的、生活的、发展的……那你在提幸福、信仰的问题，是不是偷奸耍滑的一种回避，就是绕过去了。其实我觉得不是，现实中的问题你当然要去解决，但是你用什么样的认定去解决这些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问题，而是累加完了后你得奔向你要去的那个方向。“十七大”报告里，我看得很细，难得地在一个章节里提到了两个词，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叫精神家园，一个叫所谓核心价值观。其实它是另一种信仰的替代。第一次出现精神家园，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恐怕某些决策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奔哪儿去呀？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恰恰不是回避。这两者关系是，现在你有问题，我在把你的问题解决的同时，要把你调到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是一个内在平衡的状态。你一定有一个东西做校正系统。1998年，当时采访一个官员，谈社会保障，他有一句话说得挺好：中国改革，是在盖楼，但是盖到10层时才发现没弄安全网，一两层时没安全网，还好办，摔下来死不了，盖到10层了，还要越盖越高，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搭晚了。这个比喻让我印象深刻。我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想，信仰、目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另一张安全网？你越建越高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安全网，你会越高越危险。
非主流心态
三联生活周刊：但问题是，中国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很明晰的国家，宗教和社会规范关系不是很紧密。在自然经济社会，人们还会因为对自然认识不够充分而对天有种敬畏。但是在今天，人们对天的敬畏都没有了，连自然规律都不敬畏了，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信仰？
白岩松：这和我当时想的一样。我在书的前言时就写道，在中国谈信仰肯定不是直接的宗教，因为千百年下来就不是这个局面。其实从宗教角度，中国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民族。我要生孩子了，我要找谁，我要考大学了，我要找谁……所以中国才会有许愿和还愿之说。意思是你要是帮我什么东西，我接下来怎么怎么着。但是我不认为过去是没有我们概念中的这种信仰的，因为中国的信仰本来就是儒释道杂糅，它在唐诗宋词里，在爷爷奶奶讲的故事里，尤其在别人约束的眼光里……但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在更大的层面，基本都已经毁掉了。巧的是，“文革”结束后，正好是改革，改革确定了一个绝对物化目标的过程，从国家到个体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的词，咱们都很清楚，信仰危机问题，那时候这些词提得很多，但这些年不提了，也就是一个全面摧毁信仰之后，反而开始了一个物化的时代。恰恰没有信仰，可是欲望又重新把所有人撩拨起来，然后大家都去信物化的一些东西。走了30多年，现在下来各找各的道。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为什么提“敬畏”两个字，你得有敬有畏，敬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在心里，你想那样，然后你会尊敬那样的人。畏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是你不能做的，底线。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底线》，中国无数的妖蛾子在我们眼前不断出现，就因为底线不断被降落，甚至说哪儿有底线呢？没有底线，因此谈何守住底线呢。这30多年，是一个底线逐渐下降，最后没有底线的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确定底线，不断提高底线的过程。为什么提信仰，因为这两个字和“敬畏”两个字紧密相连。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不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部门工作，还会想这些事情吗？
白岩松：如果我不在中央电视台，我先得确定一点我不在干新闻，干新闻的话，就没办法把自己剥离出来。如果我不是干新闻，我相信，你到了这个年龄也会写这本书，年龄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不是中央电视台。10年前我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但是10年后我会去想。但是这本书的另一部分，就是个体。我为什么在封面上会写：“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这个人，也是你。”这两年我在做评论节目，越来越多东西会反馈回来。我跟我的团队也在讲，评论背后是要有支撑的，这支撑是要有方向，你奔向哪儿，因此不做新闻的人可能就不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团队价值观的体现。作为一个中国的新闻人，应该担当什么角色？
白岩松：掌握好分寸的推动，前者是务实的，后者是理想的。我想在中国任何一个做新闻的，尤其做得不错的，或者还能做的，你能持续做的，你一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能拿捏一部分的能力。否则的话，过把瘾，你也就失去了推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就为了拿捏分寸而拿捏分寸，那是生存。你又为了推动，只要有机会，有可能，就在今天推一点点，明天机会好推多一点。艾丰跟我说，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好几代新闻人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挑战和命题。
三联生活周刊：每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内心都会有一个很理想的新闻人角色，你现在跟你想象中还有多大的距离，还差哪些？
白岩松：1996年我写过一篇论文，登在广播学院的院报上，当时我写了两个对比，我说如果新闻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闻人素质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会被毁掉。但是如果新闻人的素质提升得很快，新闻改革的速度很慢，这批人也坚持不了多久。我现在会担心两点：一是现在最优秀的人才会愿意进新闻这个行当吗？我不乐观。我觉得现在有权的人可能更愿意把孩子往中石油、中石化送。那就说明新闻行业是往下走的；另一个是我们经常在谈论的传统压力，比如说环境、新闻自由的这种压力，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媒体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新的一个压力开始扭曲新闻——生存压力。我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闻是小成本的，甚至没成本的，有很多虚假新闻，包括整合等等，都来自于他已经不付出了，不在金钱上付出，不在投入上付出，不在智力上付出，那是生存压力。因为现在是中国最怪的一种状况，新闻既是党的又是市场的，我愿意乐观一点去看传统的压力。如果社会是进步的，那么那个压力慢慢是会减少的，不管快还是慢。但是一点不妨碍生存的压力快速增长，它对新闻的扭曲会更严重。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全中国的新闻人守在可能不到5个网站前面找选题，然后整合，很少有独家的东西，它可能从这里寻找了一种源头，然后利用他的力量把它放大了。另一家在这儿看到了这个源头网络的放大，又把它拿走了，最后，源头可能是错的。别的媒体我不说，以前一个“东方之子”采访，要2天、4天，到外地出差专门为采访一个人，然后拍很多的画面，那个节目才8分钟，现在80分钟的节目都不会花这么长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名主持都在出书，你在书里谈论的一些东西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判断，你在中央电视台也是一个另类？
白岩松：很多人会换另一个词：非主流。我不能很矫情地说我是非主流，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拥有的某种话语权是主流的。但是我想起码这么多年，我有一种非主流心态吧，我觉得非主流心态比你适当地做过几件非主流的事情要重要，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在我的嘴里，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听到，我中央电视台的，或者怎么怎么着，那就是一个播出单位，船很大。我现在尤其要去想的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说，那你别矫情了，你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没错，正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才会去写这本书，那是不是写你就全做到了？我觉得没有，但起码我在提醒我自己。现在从电视的层面上说，尤其从电视新闻角度来说新闻是这十几年的事，你很难说十几年前中国有电视新闻。那么这十几年就恰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是最直接成为上一次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管是名利还是别的东西。但现在你会发现出现一种分野，屁股决定脑袋还是依然让脑袋决定脑袋，就不一样。因为既得利益者要么得了权，要么得了名，要么得了利，但是名和权都可能让人成为传统既得利益的那种做法。所以我在说，不能总是这代人革了上代人的命，但革命者没多久就变成既得利益者，再被新的一代人革你的命。你能不能延续这种非主流心态？在我的心里，起码一直有一个东西：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一点在这十几年中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随时可以离开，有时候反过来，你可能还在这儿做久了，挺怪的。
三联生活周刊：用非主流心态去对抗那种主流氛围，同时还要在那个位置上把事情做好，是挺难的一件事。
白岩松：我挺怕别人这么说，因为我不觉得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对抗概念，回头去想很多事情，也许10年后再出一本书，会写很多这个领域里好玩的东西。如果没有上面的某种气息和变化的话，不会有17年前的“东方时空”和16年前的“焦点访谈”，也就是说，我们心目中的主流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变动。我经常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你再给我找到一家电视台，像被大家认为是如此主流的中央电视台有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主持人，哪儿都没有。比如说，有崔永元、方宏进、阿丘、李咏、毕福剑、柴静……这样的，很奇怪最后是被大家认为铁板一块所谓主流的中央电视台里光怪陆离、各色人等的主持人最多。那么其实我身在其中我清楚，在所谓的体制内、主流内，也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直在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你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坚持？
白岩松：其实寻找具体的一个答案可能很难，肯定是很多因素捆绑的结果。我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从内蒙古出来的人，我是一个蒙族，我觉得对于我们那儿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方式吧。我觉得肯定有民族的性格，或者说地域性格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最主要的还不一定。肯定也有我在80年代受教育，80年代末毕业的这种因素在里头。另外还有一点，我从来没想着我一辈子一定要做这件事，所谓坚持，如果知道有一天我可能就不做了，坚持就容易一点。干新闻的一定要有两种收入，第一种收入是工资，是让你生存的东西；但第二种收入也很重要，就是那些所谓很卑微的成就感。如果理想主义者经常成为领导的麻烦，那么理想主义者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变成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会不会变成投机分子，不排除。如果一个人真能坚持，天天挨棒子还能坚持，甚至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干嘛呀？不会吧。但是起码我现在还不是。
“第二种收入”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这么一路坚持下来，难道仅仅是为了第二种收入么？
白岩松：谁也不能否认为了第一种收入，可是换一个角度说，是不是换一个职业你就获得不了这个收入了？那第二种收入就非常重要了，第二种收入，现在起码不管多和少，你还在获得，而且现在关键是我们做电视的头10年的确在第二种收入方面获取得太多。这几年，可能这个分红会有所减弱，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了某种可能你会觉得积极一点的变化。可能别人都不相信，但这是实话，当你看到说，把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和这个参与权写进党的报告的时候，你有时候都能分享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种感恩心理吗？
白岩松：在这方面我永远不会感恩。换一个角度去想，总还有可选择的余地。另外，我为什么对传统的压力很少抱怨？我反问一句：如果规定动作可能是20%、30%，那70%的自选动作你做好了么？中国传媒如果能把70%的自选动作做好了，那么中国的传媒就不是这个局面。就像我有时候打开电视机，绝对跟传统压力真的没关系的一些节目也做得很烂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对了。我踢球是踢前锋的，所以知道，再漂亮的进球，越位是没道理的。但是不是因为有越位规则你就不贴着对方最后一个后卫站着？是不是有越位的规则，你就为了安全回到自己的后卫那边去了？不可能，你怎么去掌握好你永远贴着最后一个后卫但是你能够不去越位，而是始终反越位。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在做“新闻1+1”，中国的电视评论节目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有时候你说不好，可能这个节目就被停了，或者你说得不到位，大家又觉得没意思，那为什么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呢？
白岩松：这是我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的选题，有3个：一个是拆迁自焚事件，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一个是原本说的北京交通拥堵。我上来否掉的就是第三个选题，但是心里说如果头两个做不了呢，我说头两个做不了我也不做第三个选题，因为第三个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我说那第三个选题我们做一个糟糕的月饼吧，但是最后定下来的选题是做拆迁。这个过程就可以体现出你每天的一个上下的幅度其实是不小的。你在争取最好的，但是不想的话，你也要做自己想做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在选题方面都会面临的看似就是十几分钟的那么一个决定。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每天冒一些风险，是不是会有一些担心？
白岩松：我常说“不冒风险是中国新闻最大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因为环境变了，现在互联网提供的众声纷纭，那么你失语，不可能，所以很有意思啊。两年前让我创办“新闻1+1”的时候，我用的是“让我”，当然我一直是很想去办，有这样的提议。但是为什么在奥运会前会由上面打电话要办这个栏目，恐怕也是看到了社会上的一种变化，就是作为一个所谓主流媒体的你也不能失语，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双方的结合。那这个栏目怎么办？是不是变成一个命题作文？过去央视也有一个类似节目“央视论坛”，死了，因为后来做着做着就做成命题作文了，所谓先告诉你“宜将剩勇追穷寇”，然后去丰富“宜将剩勇追穷寇”，那肯定不行。所以“新闻1+1”就一定要做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闻评论，那自然要冒风险。我做主持人时压力没那么大，上上下下说好的人多，因为你不去触碰别人的利益。现在你做了“新闻1+1”，今天你得罪了这个省的这个人，明天可能得罪了那个部门的那个人。做“新闻1+1”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开始一个得罪人的时代。但是你不做吗？我觉得这时候你面临的抉择就是涉及这个既得利益的抉择问题，我可以继续，甚至我身边比我权力大的人都劝我，说有风险别做。我说试试，起码到现在试了两年，每天都在面临问题，但比我想象的好。过去两年多，几乎所有的热门事件我们全碰了，拆迁、瓮安事件、石首事件、袭警……很少有失语的。不是什么东西不能做，看你怎么做。1999年澳门回归直播，我印象非常深，马上直播要开始了，孙玉胜把我叫出去了，说这是咱们台第一次在直播中引进境外嘉宾。我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放心，门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这句话我当时是顺口说出来的，但是后来我经常有意识地去说，做“新闻1+1”也是门开了你就让它越开越大，而不是关上，何况现在我要不去试一试，那比我小一些的柴静和张泉灵怎么办？等他们到时候再做这样的节目，会觉得司空见惯，不那么敏感了。我也不能确定明天会怎样，但是我在做，起码让决策者安全感也增加一点。从观众角度，也是他们期待的，因为我做了17年了，会努力去找一个分寸感。但你说彻底妥协，向哪方面妥协都很难，那你需要外界的评价，比如说观众看“新闻1+1”还凑合吧。就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好一点，可是我也要去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啊，也让人觉得，再试试，还行，还没越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前进。那支撑你的东西就是你要相信一天比一天好。■
（实习生霍晓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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