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周春芽的“太幸福”有问题

    将周春芽当作中国当代艺术家中的公众人物形象也许并非是他个人的意愿，公众、艺术投机商、娱乐媒体和今天艺术批评的共同趣味才是这一事实得以成立的幕后推手，正如有媒体将周春芽列入到中国“身价过亿的艺术先锋”行列一样。其实，周春芽自己是十分坦诚的，他说“很多人把我说成是新表现主义画家，我觉得太奇怪了，我没那么大的勇气，还是传统的东西多一些。”事实也是如此，他推崇的一直是董其昌、石涛、八大、黄宾虹等，他所表现的主题也一直是假山石、绿狗、粉红色的桃花和裸体女人。正如有一位记者在另一次采访中问周春芽：“有学者认为，你是当代油画家中最为关注文人绘画传统的，并将你的绘画作品归属于中国传统绘画当代转化的成果，你怎样看待这种评价？”周的回答是“如果不掩饰的话，我非常期望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个评价太崇高了，我有些受宠若惊。”

    作为艺术家个体，周春芽没有任何可指责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批评和公共媒体将他推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人物的平台之上，这时，他的观点也就随之变成了一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公共话语。本文也正是从这个社会公共角度切入，因为从社会公共的角度评判，周春芽的“幸福”观极有可能会误导和伤害到公众和其他艺术家。

    这些年，中国文化艺术的批判十分混乱，如将当代艺术与先锋艺术以及先锋文化进行混淆对待就是一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代艺术的确具有一定的艺术先锋性和社会文化的先锋性，但随着社会性质不断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开始回避社会文化的先锋性问题，而躲进相对安全的艺术先锋之中，但在“艺术终结”成为现实之后，“艺术先锋”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本身就成了疑问，这是因为传统已经成为传统，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一切所谓停留在艺术领域内的先锋其本质也只是各种换汤不换药的模仿和复制，这时，原来意义上的艺术先锋在今天也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种全新的没有艺术专业界线的开放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春芽的艺术其本质也只是对历史传统的另一种形式的模仿和复制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认他换了一种形式进行模仿和复制的价值，比如可以视之为是弘扬中国文人画传统等等。对此，若将那种在残酷封建专制统治下畸形发展的精神变态产物在变了一种形式之后就被视为是“当代艺术”和“先锋文化”，那么，对于这样的“当代艺术”和“先锋文化”品牌又具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呢。

    周春芽说“如果所有的行业都像艺术家这样生活，那就太幸福了。”这个观点是十分片面的。愤怒出诗人，痛苦催人奋进，无数艺术天才选择自杀已不是什么新鲜发现。相反，因为“太幸福”而成为艺术大师的事例则可以被视作是一个真正的新闻，再说，即使是周春芽他自己所推崇的石涛、八大也并不曾敢奢望有一天能享有“太幸福”的体验。当然，在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会认同周春芽的这种“太幸福”的观点，否则，这不仅是对大多数艺术家和公众的伤害，同时也是对艺术本身的伤害。事实上，只有比其它行业的人更能深切感受到人痛苦、焦虑和悲哀的人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这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痛苦、焦虑和悲伤的折磨中他才有可能对我们的社会和自身做出深刻的反思并推动其进步和发展。这一点与周春芽所说的所渭“如果所有的行业都像艺术家这样生活，那就太幸福了。”正好相反。也许，周春芽在这个访谈中所说的“生活”仅限于自己过亿的身价和正在兴建的三面环水和另有与种桃花的4亩地相伴的1500平方米工作室。

    迷失了方向或躲避风险的一部分艺术家正将目标确定在了世俗生活的建设和个人情欲的满足之中这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道全新风景，如果公众视这样的艺术家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眼下就去选择吸毒就是一条捷径，因为吸毒会立刻让你感受到同样的膨胀、自大、高高在上和幸福无比。相比之下，通过美术来获得幻觉则要艰难缓慢许多，但美术给人带来的幻觉的确比毒品更体面、更文明也更持久。但美术与毒品一样都是可以医治疾病的，其原理就如同画饼充饥，在面对精神困扰时，美术的作用就如同精神幻觉的制造术，如果你患有自卑、疼痛、压抑和焦虑等各种精神疾病，美术与毒品都可以促使你向幸福的方向逐渐或迅速转向。但幻觉终究还是幻觉，它最终还是不可能去替代现实。若欲根治现实中那些精神疾病的困扰，回到现实中去正视那些客观真实的存在才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传统艺术会在其自身发展到最后时刻会出现断裂和终结的原因。

    现在再来评判周春芽的“太幸福”感受，我们就可以尝试性地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其一、将周春芽当作中国文化艺术先锋的角色介绍给社会是无益的。其二、周春芽对挖掘和保护中国传统美术所具有的幻觉制造功能方面的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三、周春芽的“太幸福”感受极有可能是源于他个人对中国传统美术竭力追求的结果，即幻觉的出现有可能干扰了他的正常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