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独处的终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1:35:21
人人都在积极和广泛地建立联系，平静细微的声音(神的旨意/良心的呼唤)只能悄悄说。
当今的自我想要什么呢？照相机创造了明星文化，计算机创造了联结文化。因为两种技术的融合以及宽带使得网络从传输文本转变为传输图像，社会网络站点进一步放大了相互连接的网络空间。这两种文化都暴露出同一种冲动，频频露脸和广泛结交都是成名的方式，是当今自我最热切的渴望。自我想被别人认出来，想与别人建立联系：即想被人看见。如果不是在真人秀节目《幸存者》或者奥普拉(Oprah)的访谈节目供千百万人观赏，至少要在Twitter或者Facebook网站露露脸供几百人评头论足。让别人看见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品质，是让我们变得真实的方式。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惧是默默无名。如果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自我的财产基础在浪漫主义时代是真诚,在现代主义时代是真实性，那么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就是可见性。
所以我们现在完全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的生活失去了独处的可能性。技术把我们的隐私和注意力拿走了，也把我们离群索居的能力剥夺了。或许我不应该说剥夺，我们是心甘情愿地，急不可耐地要扔掉这些财富。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她的一个亲戚一个月发了3000条短信，也就是一天100条，或者不睡觉时每10分钟发一条短信，上午发、中午发、晚上发、非周末发、周末发、上课时间发、吃午饭时发、做作业时发、刷牙时也发。平均起来，她独自一个人呆着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独处过。
我曾经问过学生孤独在他们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其中一个承认她觉得孤独的前景让人焦虑，所以甚至在写论文的时候也要坐在朋友身边。另一个反问，为什么有人喜欢孤独呢？
历史为这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人类或许是社会动物，但离群索居从传统上说一直具有社会价值。离群索居特别被理解为宗教经验的基本维度之一，虽然这只局限于自我选择的少数人。通过少数离群索居的精神领袖,整个集体才能重新恢复与神圣性的联系。先知和隐士、撒督(sadhu)和瑜伽(yogi)在沙漠、森林或者洞穴里追求超脱，沉思默想。因为平静细微的声音(神的旨意/良心的呼唤)只能悄悄说。社会生活是为鸡毛蒜皮的琐事而忙碌，是为可怜的一点利益而争夺，宗教机构也不例外。当人们喋喋不休地给你说话时，你是不可能听见上帝的声音的。虽然有点做作，神圣的话语也不愿意突然降临在君主和牧师身上。群居生活是人类的常态，而让常态重新焕发活力的与上帝交流的离群索居者的怪异举动。(怪异是根本，没有哪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看作先知。忒瑞西阿斯(Tiresias)受到辱骂后才被还以清白(据说因无意中窥见雅典娜出浴而被判失明)，西班牙修女圣特雷萨(Teresa)在被封圣前曾受到审判。)宗教上的离群索居是一种自我纠正的社会机制，是烧掉道德习惯和精神风俗下层灌木的一种方式。预言家因为新药片和新舞蹈再度回来了，他的面孔因为古老真理而散发出新光彩。
像其他宗教价值一样，离群索居被宗教改革民主化，被浪漫主义世俗化。在作家玛丽莲·罗宾森(Marilynne Robinson)的解释里，加尔文主义通过关注内在心灵而创造了现代自我，让它像处于“深刻孤独中”的从前先知一样直接和上帝交流。在她列举的加尔文、玛格丽特·德·纳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译者注：《七日谈》的作者，法国宗教改革家)和弥尔顿等早期现代自我的先驱之外，我们还可以添加上蒙田(Montaigne)、哈姆雷特、唐吉诃德。其中最后一个人物提醒我们读书在这个转型期发挥的根本作用。印刷术对于16世纪以及以后的世纪来说就相当于电视和网络在我们当今时代发挥的作用。正如罗宾逊指出的，读书“是一种伟大的内在性和主观性行动”“灵魂直接遭遇文本，首先是创世记、马太福音、随后是《失乐园》和《草叶集》”。由于新教主义和印刷术，寻求上帝旨意成为人人都可以做的事，甚至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让离群索居获得最伟大的文化含义，从而具有字面意义和文学意义的因素是浪漫主义。新教徒的离群索居仍然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卢梭和华兹华斯让它成为自然生活。自我现在不仅要面对上帝而且要面对自然。一个人要面对自然，就得独处，要用特别的敏感来直面孤独。诗人就成为社会预言家和文化典范的圣徒。但是因为浪漫主义也继承了18世纪社会同情心的观点，浪漫主义的离群索居和截然相反的社交活动共存一身，如果说卢梭的社交活动少些的话，梭罗的活动更少，最著名的离群索居者当然是华兹华斯、梅尔维尔(Melville)、惠特曼等许多人。对于爱默生来说，“灵魂让朋友环绕其周围，它或许能更深刻地认识自我或者离群索居，因为短期的独处可能提升对话或者交往水平。”特里林抓住了浪漫主义离群索居实践的本质“真诚”：即相信自我通过公共外表和私人本质的一致性，保持自我和他人关系稳定性的一致性来证明。正如爱默生建议的，特别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他者。因此有著名的浪漫主义友谊的典范：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霍桑和梅尔维尔。
现代主义拆开了这种辩证关系。它的离群索居概念更严厉，更对抗性，更孤立。作为自我及其互动模型，休谟的社会同情心让位于文学批评家佩特(Pater)的性格高墙和弗洛伊德的自恋---认为自我封闭的和外人难以接近的灵魂只能选择独处，除了像伍尔芙(Woolf)这样的例外，现代主义者均逃避友谊。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贬低它，劳伦斯(D.H. Lawrence)对它感到警惕。从总体上看，现代主义友谊的典范如康拉德(Conrad)和福特(Ford)、艾略特和庞德、海明威和费茨杰拉德等比浪漫主义时代的友谊冷淡多了。如今，世界被认为是对自我的攻击，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浪漫主义离群索居理想的形成部分归因于人们对现代城市做出的反应。在现代主义看来，城市不仅比从前更险恶了，而且如艾略特的伦敦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一样已经成为无法逃避的迷宫。暴民、民众蜂拥而入。他人就是地狱。灵魂被迫进入自身，因此形成了更加严厉、更多冲突的自我证明形式。在特里林的“真实性”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与自我的关系。(现代主义者很少有好朋友，现代主义者的婚姻很美满的也不多)。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洞察力指导下，离群索居更多地成为勇敢发现自我的领地，内心探索的旅程变得更漫长可怕。要获得真实性就要毫不退缩地考察这些。特里林的典范是库兹(Kurtz)，新教徒的自我考察变成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化英雄原来是上帝的先知和赞美自然的诗人，现在成为描写自我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
但是我们不再生活于现代主义城市，我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淹没在众人中而是孤立于群体之外。都市化让位于郊区化，随之而来的是面临孤独感的普遍威胁。交通运输技术使得形势更加恶化，即我们住得越来越远，但信息技术做了矫正，让我们联系得更紧密，或者至少这样想。让我们产生邻近幻觉的第一个技术是电话。正如广告语说的“打电话，传心曲”(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但是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的分散居住更加严重。郊区再往外延伸，变成了远郊区。家庭变得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分散，母亲离开家到外面工作。电子壁炉变成了每个房间的电视。我们每个人甚至在童年时期都蜷缩在自己的蚕茧中，更不用说在青春期了。飙升的犯罪率，更加严重的是越来越强烈的道德恐慌症让孩子们远离街道。以前，孩子独自出门和朋友一起在邻近地区游玩是让人担忧的，现在则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长大的孩子在城市社区拥挤不堪的大家庭中长大，如今他们都成了爷爷奶奶。可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只能独自坐在大院子中的大房间里的大电视机前面。我们迷失在空间里。
在这样的情景下，因特网的到来确实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福气。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它。它让孤立的个人相互交流，让边缘化的人找到伙伴，让忙碌的父母能够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让同性恋青年不再感觉自己像怪物。但是随着因特网的维度越来越多，好东西过多反而成了坏事。十年前我们在台式电脑上写电子邮件，通过拨号上网方式发送。现在我们用手机发送短信，在我们的Facebook网页上贴图片，在Twitter网上和完全陌生的人联系。经过不管是虚拟的、假设的还是模拟的媒介的连续不断的接触让我们接上电子蜂窝电源线，这使得接触，或者至少双向的接触似乎越来越多无关紧要。现在的目标似乎不过是成为知名人物，把自己变成小明星。我在Facebook网上有多少朋友?有多少人阅读我的博客?我的名字能引起多少谷歌点击率?可见性成了自尊的证明，变成了真正连结的表亲替代品，不久前，人们很容易感受到孤独，如今让一个人独处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果，我们丧失了浪漫主义辩证法的两面。当你拥有532个“朋友”的时候友谊意味着是什么呢？当我的Facebook新闻告诉我萨利·斯密斯(Sally Smith)(高中毕业后就再没见过，甚至当时的关系就不是非常好)“在制咖啡时发呆”怎么能增强我的亲密感呢?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建立亲密关系。当然，他们也没有时间品尝孤独。
但是如果不是亲密感至少友谊仍然是他们渴望的东西。正如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对新补偿感到怪异一样，友谊成为10多岁或者20多岁的人完全自然的渴望才是真正的问题。今天的年轻人似乎不再渴望孤独，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无法想象它的价值。实际上，他们对于技术的使用，或者公平地说我们对于技术的使用似乎一直在不断努力地赶走孤独的可能性。就在我们孤独地坐在电脑前时，也是在连续地尝试让想象中的他人一直存在。早在1952的时候，特里林写到“现代人的恐惧是被切断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哪怕一小会儿”，现在我们为自己配备了对付这种恐惧的手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让它休息了，相反，恐惧更强烈了。还记得我的学生吗？他甚至不能独自写论文。我们越想控制孤独不让它靠近，我们就越无法对付它，孤独就变得越来越可怕。
在我看来，孤独可以和从前年代人们对于无聊的感受相提并论。两种感情---孤独和无聊是密切相关的，都是典型的现代特征。至少在当代含义上，《牛津英语辞典》中每个词的最早引用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消除了都市或者传统村庄生活的社交活动刺激，让孤独和无聊的趋势更加严重。但是我相信无聊的大时代是伴随电视而来的，因为电视恰恰是就是为了减轻无聊感而设计的。无聊不是无事可作的必然后果，只不过是那种状态的负面感受而已。电视通过消除人们学习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需要剥夺了他们欣赏闲暇的可能性。实际上，它让闲暇变得可怕，让闲暇的前景难以忍受。你害怕感到无聊，所以你打开电视。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成长于电视时代，即60年代和70年代。我被训练成感受到无聊的人，无聊就像宝贵的庄稼在内心成熟。(有人说消费社会就是要让我们感到无聊，因为无聊才能创造寻找刺激的市场。)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发现，我的神经系统从来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思想，我仍然必须与无聊做斗争。在这方面我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无事可作不一定是坏事。无聊的替代性选择是惠特曼所说的闲散:对于世界的消极接受。
当今一代对于独处的经验也是如此。这正是离群索居观点中隐含的承认。离群索居对于孤独正如闲散对于无聊一样。孤独不是缺乏伴侣，而是对于缺席感到悲哀。迷途的羔羊感到孤独，牧羊人并不孤独。但因特网是生产孤独的强大机器，正如电视是生产无聊的机器一样。如果一天坐在电视机前六个小时会让人感到无聊，无法安静地坐着，一天发送100条短信会让人感到孤独，让人没有办法独自面对自己。考虑到人类环境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预料人人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无聊和孤独，尤其是年轻人，不过，技术加快了这些趋势。我在十多岁的时候能够给同学打电话，现在你能每天给他们打100次电话。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们聚会，现在你想见他们的时候不一定总能聚在一起，因为你可能找不到他们。如果无聊是电视一代的主要情感，那么孤独就是网络一代的主要情感。我们失去了保持宁静、享受闲散的能力，他们则失去了一个人呆着、享受独处的能力。
失去独处的能力，他们还失掉了什么呢？首先是清教徒、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还有苏格拉底)放在精神生活、智慧和行为核心地位的内省倾向和自我审视。梭罗把它称为“在瓦尔登湖钓我们本性的鱼”，“用黑暗在鱼钩上作诱饵”。同样失去的还有长时间读书的能力。因特网把文本带回到远程图像世界，但它是按世界确定的条件带回来的—也就是说通过重新确定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段。读书现在意味着快速浏览，连续5分钟阅读同一张网页就被认为是永恒。这和玛丽莲·罗宾森描述的读书---在心理上的独处沉默中遭遇第二个自我---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不再相信独处的心智。如果浪漫主义者拥有休谟，现代主义者拥有弗洛伊德，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现在的心理学模式是网络或者社会心智的模式。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大脑已经演化到可以解释复杂社会信号的程度。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大脑是社会科学时代精神的可靠索引；认知科学家说“我们的决策受到社会背景的强大影响”；神经科学家说我们有部分通过“深刻模仿”起作用的“可渗透心智”；心理学家说“我们被附件组织起来”；社会学家说我们的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网力量”的影响。最终的隐含意义是不具社会性的心理空间是不存在的(当代社会科学和后现代批评理论在这里吻合起来。)今天的年轻人相互交往的方式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不再相信梭罗的“黑暗”的存在。
拥有耸人听闻的版面设计和花哨形象的The MySpace网页已经替换了刊物和文字，成为创造和交流自我意识的方式。隐含的意义是，这样的交流是针对外部世界的不是和自己或者自我或者亲人的，是图像形式不是文字形式，是表演性的不是叙述性的或者分析性的，而且能完全实现交流。今天的年轻人似乎感觉到他们能充分地被人们了解。他们似乎缺乏自己深度的意识，以及把它们隐藏起来的价值。
如果他们不这样，他们就明白孤独让我们获得自我的完整性以及对它的探索。很少有人比伍尔芙更美好地把它展示出来。在《达罗威夫人》(Mrs. Dalloway)中，在她探索街道和聚会结合的之间，在都市争夺和社会匆忙滚滚红尘的熙熙攘攘之间，克拉莉萨(Clarissa)走上去进入小阁楼“像尼姑修行”。她返回到自认为处女的状态，这并非意味着她是故作正经的人。处女自古以来就是精神不受侵犯的外在表现，或者是不受世界影响的自我，是通过拒绝堕入混乱和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自我分裂而保存完整性的灵魂。它是圣徒和僧侣的标志，是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安提戈涅(Antigone)、和圣女贞德的标记。独处是那种状态的社会形象，是接近那种状态所能使用的手段。《达罗威夫人》中独处的尊严的最高形象是克拉莉萨透过窗户看见的一个老太太。她认为“这里有个房间，那里还有另一个房间。”我们不仅仅是社会存在，而且是呆在自己房间里的孤单的、孤独的人，每个人都是神奇地、神秘地被封闭在独特性的自我。
要记住这个，把自己和社会分开就意味着开始用超越社会的方式思考。爱默生说离群索居对于天才来说就是“严厉的朋友”。“一个激励和带领同胞前进的人必须要避免随波逐流，避免在日常的、陈旧不堪的观点羁绊内生活、呼吸、阅读、写作。”爱默生说一个人必须保护自己免受智慧和道德共识的冲击，尤其是在青年时期。梭罗说“上帝是孤独的，但魔鬼一点儿都不孤独，他有众多伙伴，他们形成一个军团”。爱默生相信，“大学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为师生提供了“分开的房间和火炉”，独处的物质空间。当然，今天的大学在尽一切努力让学生不至于感到孤独，生怕他们施行自我破坏性的行为或产生不合时宜的思想。真正杰出的成就，不管是个人的、社会的、艺术的、哲学的、科学的、道德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孤独的情况下完成的。爱默生说圣徒和诗人寻求隐私空间“来终止公共性和普遍性”。我们回到预言家那里，以满意的独处搜寻未来的路标。
独处不是容易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的。显然它从来不是很多人的选择。梭罗说“我相信，一般来说人们仍然害怕黑暗。”圣特雷萨和忒瑞西阿斯永远是例外，或者用更相关的术语是，现在仍然存在更喜欢游荡，让灵魂踩着不同鼓点跳舞的年轻人。但是如果独处作为社会价值和社会观念消失了，还可能存在这些例外吗？毕竟，要扭转文化潮流，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只能挽救自己，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总能挽救自己，但需要强烈的意愿才能成为不赶时髦的人。
关于独处需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它不讨人喜欢。梭罗知道离群索居培养出“两面性”，让人有能力保持一定距离地冷静地观察生活，有可能让我们变成同胞们不喜欢的人，更不要说拒绝与他们为伍隐含的冒犯了。但当时梭罗不过分担心成为和蔼可亲的人。他甚至不喜欢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和人交谈，人们只能想象如果他发短信时会说些什么。如今，我们已经用虚弱的微笑、礼貌的兴趣、虚假的邀请让和蔼可亲变成了首要美德。友谊或许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了，但友好的态度是普遍存在的。“群居”意味着是“集体中的一部分”，确实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梭罗明白一个人要能泰然自若就值得去尝试受伤的感受，他有可能得罪了邻居，但至少他相信自己。那些能独处的人肯定不害怕孤独。
来源： 中国学术论坛 作者： 编辑： 应豪
当今的自我想要什么呢？照相机创造了明星文化，计算机创造了联结文化。因为两种技术的融合以及宽带使得网络从传输文本转变为传输图像，社会网络站点进一步放大了相互连接的网络空间。这两种文化都暴露出同一种冲动，频频露脸和广泛结交都是成名的方式，是当今自我最热切的渴望。自我想被别人认出来，想与别人建立联系：即想被人看见。如果不是在真人秀节目《幸存者》或者奥普拉(Oprah)的访谈节目供千百万人观赏，至少要在Twitter或者Facebook网站露露脸供几百人评头论足。让别人看见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品质，是让我们变得真实的方式。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惧是默默无名。如果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自我的财产基础在浪漫主义时代是真诚,在现代主义时代是真实性，那么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就是可见性。
所以我们现在完全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的生活失去了独处的可能性。技术把我们的隐私和注意力拿走了，也把我们离群索居的能力剥夺了。或许我不应该说剥夺，我们是心甘情愿地，急不可耐地要扔掉这些财富。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她的一个亲戚一个月发了3000条短信，也就是一天100条，或者不睡觉时每10分钟发一条短信，上午发、中午发、晚上发、非周末发、周末发、上课时间发、吃午饭时发、做作业时发、刷牙时也发。平均起来，她独自一个人呆着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独处过。
我曾经问过学生孤独在他们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其中一个承认她觉得孤独的前景让人焦虑，所以甚至在写论文的时候也要坐在朋友身边。另一个反问，为什么有人喜欢孤独呢？
历史为这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人类或许是社会动物，但离群索居从传统上说一直具有社会价值。离群索居特别被理解为宗教经验的基本维度之一，虽然这只局限于自我选择的少数人。通过少数离群索居的精神领袖,整个集体才能重新恢复与神圣性的联系。先知和隐士、撒督(sadhu)和瑜伽(yogi)在沙漠、森林或者洞穴里追求超脱，沉思默想。因为平静细微的声音(神的旨意/良心的呼唤)只能悄悄说。社会生活是为鸡毛蒜皮的琐事而忙碌，是为可怜的一点利益而争夺，宗教机构也不例外。当人们喋喋不休地给你说话时，你是不可能听见上帝的声音的。虽然有点做作，神圣的话语也不愿意突然降临在君主和牧师身上。群居生活是人类的常态，而让常态重新焕发活力的与上帝交流的离群索居者的怪异举动。(怪异是根本，没有哪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看作先知。忒瑞西阿斯(Tiresias)受到辱骂后才被还以清白(据说因无意中窥见雅典娜出浴而被判失明)，西班牙修女圣特雷萨(Teresa)在被封圣前曾受到审判。)宗教上的离群索居是一种自我纠正的社会机制，是烧掉道德习惯和精神风俗下层灌木的一种方式。预言家因为新药片和新舞蹈再度回来了，他的面孔因为古老真理而散发出新光彩。
像其他宗教价值一样，离群索居被宗教改革民主化，被浪漫主义世俗化。在作家玛丽莲·罗宾森(Marilynne Robinson)的解释里，加尔文主义通过关注内在心灵而创造了现代自我，让它像处于“深刻孤独中”的从前先知一样直接和上帝交流。在她列举的加尔文、玛格丽特·德·纳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译者注：《七日谈》的作者，法国宗教改革家)和弥尔顿等早期现代自我的先驱之外，我们还可以添加上蒙田(Montaigne)、哈姆雷特、唐吉诃德。其中最后一个人物提醒我们读书在这个转型期发挥的根本作用。印刷术对于16世纪以及以后的世纪来说就相当于电视和网络在我们当今时代发挥的作用。正如罗宾逊指出的，读书“是一种伟大的内在性和主观性行动”“灵魂直接遭遇文本，首先是创世记、马太福音、随后是《失乐园》和《草叶集》”。由于新教主义和印刷术，寻求上帝旨意成为人人都可以做的事，甚至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让离群索居获得最伟大的文化含义，从而具有字面意义和文学意义的因素是浪漫主义。新教徒的离群索居仍然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卢梭和华兹华斯让它成为自然生活。自我现在不仅要面对上帝而且要面对自然。一个人要面对自然，就得独处，要用特别的敏感来直面孤独。诗人就成为社会预言家和文化典范的圣徒。但是因为浪漫主义也继承了18世纪社会同情心的观点，浪漫主义的离群索居和截然相反的社交活动共存一身，如果说卢梭的社交活动少些的话，梭罗的活动更少，最著名的离群索居者当然是华兹华斯、梅尔维尔(Melville)、惠特曼等许多人。对于爱默生来说，“灵魂让朋友环绕其周围，它或许能更深刻地认识自我或者离群索居，因为短期的独处可能提升对话或者交往水平。”特里林抓住了浪漫主义离群索居实践的本质“真诚”：即相信自我通过公共外表和私人本质的一致性，保持自我和他人关系稳定性的一致性来证明。正如爱默生建议的，特别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他者。因此有著名的浪漫主义友谊的典范：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霍桑和梅尔维尔。
现代主义拆开了这种辩证关系。它的离群索居概念更严厉，更对抗性，更孤立。作为自我及其互动模型，休谟的社会同情心让位于文学批评家佩特(Pater)的性格高墙和弗洛伊德的自恋---认为自我封闭的和外人难以接近的灵魂只能选择独处，除了像伍尔芙(Woolf)这样的例外，现代主义者均逃避友谊。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贬低它，劳伦斯(D.H. Lawrence)对它感到警惕。从总体上看，现代主义友谊的典范如康拉德(Conrad)和福特(Ford)、艾略特和庞德、海明威和费茨杰拉德等比浪漫主义时代的友谊冷淡多了。如今，世界被认为是对自我的攻击，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浪漫主义离群索居理想的形成部分归因于人们对现代城市做出的反应。在现代主义看来，城市不仅比从前更险恶了，而且如艾略特的伦敦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一样已经成为无法逃避的迷宫。暴民、民众蜂拥而入。他人就是地狱。灵魂被迫进入自身，因此形成了更加严厉、更多冲突的自我证明形式。在特里林的“真实性”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与自我的关系。(现代主义者很少有好朋友，现代主义者的婚姻很美满的也不多)。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洞察力指导下，离群索居更多地成为勇敢发现自我的领地，内心探索的旅程变得更漫长可怕。要获得真实性就要毫不退缩地考察这些。特里林的典范是库兹(Kurtz)，新教徒的自我考察变成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化英雄原来是上帝的先知和赞美自然的诗人，现在成为描写自我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
但是我们不再生活于现代主义城市，我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淹没在众人中而是孤立于群体之外。都市化让位于郊区化，随之而来的是面临孤独感的普遍威胁。交通运输技术使得形势更加恶化，即我们住得越来越远，但信息技术做了矫正，让我们联系得更紧密，或者至少这样想。让我们产生邻近幻觉的第一个技术是电话。正如广告语说的“打电话，传心曲”(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但是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的分散居住更加严重。郊区再往外延伸，变成了远郊区。家庭变得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分散，母亲离开家到外面工作。电子壁炉变成了每个房间的电视。我们每个人甚至在童年时期都蜷缩在自己的蚕茧中，更不用说在青春期了。飙升的犯罪率，更加严重的是越来越强烈的道德恐慌症让孩子们远离街道。以前，孩子独自出门和朋友一起在邻近地区游玩是让人担忧的，现在则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长大的孩子在城市社区拥挤不堪的大家庭中长大，如今他们都成了爷爷奶奶。可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只能独自坐在大院子中的大房间里的大电视机前面。我们迷失在空间里。
在这样的情景下，因特网的到来确实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福气。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它。它让孤立的个人相互交流，让边缘化的人找到伙伴，让忙碌的父母能够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让同性恋青年不再感觉自己像怪物。但是随着因特网的维度越来越多，好东西过多反而成了坏事。十年前我们在台式电脑上写电子邮件，通过拨号上网方式发送。现在我们用手机发送短信，在我们的Facebook网页上贴图片，在Twitter网上和完全陌生的人联系。经过不管是虚拟的、假设的还是模拟的媒介的连续不断的接触让我们接上电子蜂窝电源线，这使得接触，或者至少双向的接触似乎越来越多无关紧要。现在的目标似乎不过是成为知名人物，把自己变成小明星。我在Facebook网上有多少朋友?有多少人阅读我的博客?我的名字能引起多少谷歌点击率?可见性成了自尊的证明，变成了真正连结的表亲替代品，不久前，人们很容易感受到孤独，如今让一个人独处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果，我们丧失了浪漫主义辩证法的两面。当你拥有532个“朋友”的时候友谊意味着是什么呢？当我的Facebook新闻告诉我萨利·斯密斯(Sally Smith)(高中毕业后就再没见过，甚至当时的关系就不是非常好)“在制咖啡时发呆”怎么能增强我的亲密感呢?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建立亲密关系。当然，他们也没有时间品尝孤独。
但是如果不是亲密感至少友谊仍然是他们渴望的东西。正如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对新补偿感到怪异一样，友谊成为10多岁或者20多岁的人完全自然的渴望才是真正的问题。今天的年轻人似乎不再渴望孤独，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无法想象它的价值。实际上，他们对于技术的使用，或者公平地说我们对于技术的使用似乎一直在不断努力地赶走孤独的可能性。就在我们孤独地坐在电脑前时，也是在连续地尝试让想象中的他人一直存在。早在1952的时候，特里林写到“现代人的恐惧是被切断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哪怕一小会儿”，现在我们为自己配备了对付这种恐惧的手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让它休息了，相反，恐惧更强烈了。还记得我的学生吗？他甚至不能独自写论文。我们越想控制孤独不让它靠近，我们就越无法对付它，孤独就变得越来越可怕。
在我看来，孤独可以和从前年代人们对于无聊的感受相提并论。两种感情---孤独和无聊是密切相关的，都是典型的现代特征。至少在当代含义上，《牛津英语辞典》中每个词的最早引用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消除了都市或者传统村庄生活的社交活动刺激，让孤独和无聊的趋势更加严重。但是我相信无聊的大时代是伴随电视而来的，因为电视恰恰是就是为了减轻无聊感而设计的。无聊不是无事可作的必然后果，只不过是那种状态的负面感受而已。电视通过消除人们学习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需要剥夺了他们欣赏闲暇的可能性。实际上，它让闲暇变得可怕，让闲暇的前景难以忍受。你害怕感到无聊，所以你打开电视。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成长于电视时代，即60年代和70年代。我被训练成感受到无聊的人，无聊就像宝贵的庄稼在内心成熟。(有人说消费社会就是要让我们感到无聊，因为无聊才能创造寻找刺激的市场。)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发现，我的神经系统从来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思想，我仍然必须与无聊做斗争。在这方面我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无事可作不一定是坏事。无聊的替代性选择是惠特曼所说的闲散:对于世界的消极接受。
当今一代对于独处的经验也是如此。这正是离群索居观点中隐含的承认。离群索居对于孤独正如闲散对于无聊一样。孤独不是缺乏伴侣，而是对于缺席感到悲哀。迷途的羔羊感到孤独，牧羊人并不孤独。但因特网是生产孤独的强大机器，正如电视是生产无聊的机器一样。如果一天坐在电视机前六个小时会让人感到无聊，无法安静地坐着，一天发送100条短信会让人感到孤独，让人没有办法独自面对自己。考虑到人类环境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预料人人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无聊和孤独，尤其是年轻人，不过，技术加快了这些趋势。我在十多岁的时候能够给同学打电话，现在你能每天给他们打100次电话。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们聚会，现在你想见他们的时候不一定总能聚在一起，因为你可能找不到他们。如果无聊是电视一代的主要情感，那么孤独就是网络一代的主要情感。我们失去了保持宁静、享受闲散的能力，他们则失去了一个人呆着、享受独处的能力。
失去独处的能力，他们还失掉了什么呢？首先是清教徒、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还有苏格拉底)放在精神生活、智慧和行为核心地位的内省倾向和自我审视。梭罗把它称为“在瓦尔登湖钓我们本性的鱼”，“用黑暗在鱼钩上作诱饵”。同样失去的还有长时间读书的能力。因特网把文本带回到远程图像世界，但它是按世界确定的条件带回来的—也就是说通过重新确定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段。读书现在意味着快速浏览，连续5分钟阅读同一张网页就被认为是永恒。这和玛丽莲·罗宾森描述的读书---在心理上的独处沉默中遭遇第二个自我---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不再相信独处的心智。如果浪漫主义者拥有休谟，现代主义者拥有弗洛伊德，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现在的心理学模式是网络或者社会心智的模式。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大脑已经演化到可以解释复杂社会信号的程度。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大脑是社会科学时代精神的可靠索引；认知科学家说“我们的决策受到社会背景的强大影响”；神经科学家说我们有部分通过“深刻模仿”起作用的“可渗透心智”；心理学家说“我们被附件组织起来”；社会学家说我们的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网力量”的影响。最终的隐含意义是不具社会性的心理空间是不存在的(当代社会科学和后现代批评理论在这里吻合起来。)今天的年轻人相互交往的方式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不再相信梭罗的“黑暗”的存在。
拥有耸人听闻的版面设计和花哨形象的The MySpace网页已经替换了刊物和文字，成为创造和交流自我意识的方式。隐含的意义是，这样的交流是针对外部世界的不是和自己或者自我或者亲人的，是图像形式不是文字形式，是表演性的不是叙述性的或者分析性的，而且能完全实现交流。今天的年轻人似乎感觉到他们能充分地被人们了解。他们似乎缺乏自己深度的意识，以及把它们隐藏起来的价值。
如果他们不这样，他们就明白孤独让我们获得自我的完整性以及对它的探索。很少有人比伍尔芙更美好地把它展示出来。在《达罗威夫人》(Mrs. Dalloway)中，在她探索街道和聚会结合的之间，在都市争夺和社会匆忙滚滚红尘的熙熙攘攘之间，克拉莉萨(Clarissa)走上去进入小阁楼“像尼姑修行”。她返回到自认为处女的状态，这并非意味着她是故作正经的人。处女自古以来就是精神不受侵犯的外在表现，或者是不受世界影响的自我，是通过拒绝堕入混乱和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自我分裂而保存完整性的灵魂。它是圣徒和僧侣的标志，是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安提戈涅(Antigone)、和圣女贞德的标记。独处是那种状态的社会形象，是接近那种状态所能使用的手段。《达罗威夫人》中独处的尊严的最高形象是克拉莉萨透过窗户看见的一个老太太。她认为“这里有个房间，那里还有另一个房间。”我们不仅仅是社会存在，而且是呆在自己房间里的孤单的、孤独的人，每个人都是神奇地、神秘地被封闭在独特性的自我。
要记住这个，把自己和社会分开就意味着开始用超越社会的方式思考。爱默生说离群索居对于天才来说就是“严厉的朋友”。“一个激励和带领同胞前进的人必须要避免随波逐流，避免在日常的、陈旧不堪的观点羁绊内生活、呼吸、阅读、写作。”爱默生说一个人必须保护自己免受智慧和道德共识的冲击，尤其是在青年时期。梭罗说“上帝是孤独的，但魔鬼一点儿都不孤独，他有众多伙伴，他们形成一个军团”。爱默生相信，“大学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为师生提供了“分开的房间和火炉”，独处的物质空间。当然，今天的大学在尽一切努力让学生不至于感到孤独，生怕他们施行自我破坏性的行为或产生不合时宜的思想。真正杰出的成就，不管是个人的、社会的、艺术的、哲学的、科学的、道德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孤独的情况下完成的。爱默生说圣徒和诗人寻求隐私空间“来终止公共性和普遍性”。我们回到预言家那里，以满意的独处搜寻未来的路标。
独处不是容易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的。显然它从来不是很多人的选择。梭罗说“我相信，一般来说人们仍然害怕黑暗。”圣特雷萨和忒瑞西阿斯永远是例外，或者用更相关的术语是，现在仍然存在更喜欢游荡，让灵魂踩着不同鼓点跳舞的年轻人。但是如果独处作为社会价值和社会观念消失了，还可能存在这些例外吗？毕竟，要扭转文化潮流，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只能挽救自己，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总能挽救自己，但需要强烈的意愿才能成为不赶时髦的人。
关于独处需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它不讨人喜欢。梭罗知道离群索居培养出“两面性”，让人有能力保持一定距离地冷静地观察生活，有可能让我们变成同胞们不喜欢的人，更不要说拒绝与他们为伍隐含的冒犯了。但当时梭罗不过分担心成为和蔼可亲的人。他甚至不喜欢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和人交谈，人们只能想象如果他发短信时会说些什么。如今，我们已经用虚弱的微笑、礼貌的兴趣、虚假的邀请让和蔼可亲变成了首要美德。友谊或许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了，但友好的态度是普遍存在的。“群居”意味着是“集体中的一部分”，确实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梭罗明白一个人要能泰然自若就值得去尝试受伤的感受，他有可能得罪了邻居，但至少他相信自己。那些能独处的人肯定不害怕孤独。
来源： 中国学术论坛 作者： 编辑： 应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