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华：袁文才 王佐被错杀与共产国际

袁文才 王佐被错杀与共产国际

陈胜华

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的红军高级将领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2月24日被党内“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错杀于永新,酿成党内惨痛的“二二四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袁文才、王佐获得平反,很多同志特别是一些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战士追问,为什么他们被错杀?一直以来,这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民间也流传着多种说法。近年来,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我们发现,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联。

共产国际训令:土匪领袖只能“妨碍革命的事业”

随着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对苏维埃运动的重视,对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开展苏维埃运动过程中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可靠的军队的问题,也得到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

为加速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创建,1928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专门作出《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从总体上看,《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对初创时期的中国红军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但是,在这个《训令》中也不可置疑地包含着一些消极因素,隐含着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的“左”倾错误。其中,对中国红军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兵源的分析是片面的,尤其对经过争取、改造过来的农民绿林武装,持严厉的态度。1928年2月29日,阿尔布列赫特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指出:“建立红军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特点,军队有过分扩大的倾向……更有甚者,一部分军队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泽东的队伍,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因此,在《训令》中指出:“强盗队伍(土匪、红胡子)有时有成千累万的武装,有时能够打败正式军队,所以在农民中的工作人(员)应对他们加以注意。强盗是社会经济恐慌的产物,其中大部分有倾向革命的可能。”但是,“土匪队伍第一就须改组,改组时首要的无须注意军官成分的选择,因为大半的土匪领袖是真正的强盗,他们只是妨碍革命的事业”。很显然,从《训令》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的观点是:土匪的队伍可以改组为红军的队伍,但土匪领袖“是真正的土匪”,如果把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只能“妨碍革命的事业”。这一文件对随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六大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六大通过的相关决议案中,同样非常清晰地体现了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影响。为错杀袁文才、王佐提供决策依据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是党的六大通过的一个重要文件。它传承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的精神,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中提出:“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防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党的六大决议案成为错杀袁、王的尚方宝剑

1928年底1929年初,《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传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很快就在边界党内和军队内产生了不良的反响,成为错杀袁文才、王佐的“尚方宝剑”。

1929年2月25日,时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即《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杨克敏认为:“边界的土匪有两部,一为袁文才,一为王佐部,历来盘踞井冈山,与各地的土豪劣绅作对,结下了很深的仇怨……毛部初入宁(冈)时,用尽种种手段才将他二人拉住,介绍入党……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一冲突起来,工作更加不好作,但我们与他们的利益冲突,终究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从这段文字的表述,不难看出杨克敏在报告中所提及的解决土匪问题,与党的六大所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关于土匪的表述是一致的,是根据《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问题论述,在边界具体问题上对土匪情况的分析和论证。

1929年8月,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再次提及边界的土匪问题:“急待决定的几个问题。1)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些[此]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上面已言之)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邓乾元的报告十分明确地指出,诛杀边界土匪首领,实为解决边界土匪首领问题的“下策”,是完全执行六大的决议。而且当时边界特委也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执行六大的决议,所以在邓乾元的报告中才会请示中央“是否执行下策”。

1929年10月,红五军给中央的报告也指出:“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的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唯一的良策。因他们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兄(指袁文才——笔者注)[身]为第四军三十二团团长,四军离开井冈山时,他任参谋长,到赣最危急时,他就私行回家,现任宁冈县委书记,包办一切(袁文才私自离队回宁冈后,临时特委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后担任宁冈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不是县委书记——笔者注)。××(指王佐——笔者注)先为三十二团二营营长,五军离开井冈山后,已把他的枪编了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不料××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的利益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匪至五军[回]湘鄂赣边时,他更利用湘鄂赣边的地方主义,造谣五军回平[江],不得来了,反被××的老部下拖回枪枝近百数(内有一大队党代表乘打仗时拖去60多枝枪),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反形成土匪的尾巴。”很明显,红五军的报告,意欲证明袁文才、王佐就是边界的土匪首领,边界党的工作开展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渊源于袁、王这两个土匪首领从中作梗。

从以上几个历史文件和材料来看,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之所以把袁文才、王佐错误定性为土匪首领,其依据就是党的六大所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从现有的史实材料来看,至今尚未发现把袁文才、王佐定性为土匪首领的文件是出自1929年2月之前。这足以证明,在党的六大决议未传达到井冈山之前,湘赣边界特委和军队的领导人并没有把袁文才、王佐定性为土匪首领。

根据史料考证,湘赣边界党和军队领导人最早讨论是否要诛杀袁、王的问题,是在1929年1月4日召开的柏路会议上。

1929年元旦伊始,湘赣两省敌军共调集了6个旅计18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消息传到井冈山,1月4日,前委,特委,红四、五军军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在宁冈县柏路村横店召开了联席会议。

现在能查找到的当年柏路会议的材料仅有彭德怀、陈正人两个当事人的回忆。彭德怀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又过了两三天,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送到了。红四军前委召集了扩大会议,五军军党委常委同志均参加了这次会议。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绿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这段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陈正人在他的《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一文中回忆:“1928年冬,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来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毛泽东同志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作初步传达。会上毛泽东同志还逐段逐句地念了‘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两句话时,由于当时王佐也在场,毛泽东同志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毛泽东同志考虑决议中这条政策,在井冈山对袁、王怎么执行。后来,在小范围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我,还有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等参加。毛泽东同志说,决议是对的,但要根据具体情况执行,要对袁文才、王佐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认为,袁文才这个人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这个人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豪绅对立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还谈到,由于王佐得到了改造,欢迎和拥护了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下了家。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认为王佐也不能杀,没有理由杀他。”(陈正人同志此处回忆有误。中共六大有两个决议案涉及到对土匪的政策问题,一个是《农民运动决议案》,另一个是《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后一个决议案在第10条“对土匪的关系”中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而前一个决议没有这样的表述)

毛泽东在处理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上,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湘赣边界领导人在毛泽东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实施“围魏救赵”计划后不久,轻率地改变了毛泽东对袁、王的分析和定性,把他们确定为土匪。加之中央巡视员和红五军领导人偏听偏信,土客籍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袁文才、王佐自身的不足等原因,最终导致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2月24日被错杀于永新城。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果十分严重。袁、王被错杀后不久,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把茶陵县靖卫团团总罗克绍带回茶陵释放并发表反共通电,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把他的部下带到遂川投奔反动民团首领萧家璧并发表反共通电。随后,王云龙被国民党委任为井冈山防共剿匪指挥部主任,带领国民党军队进驻井冈山。在得不到当地武装及人民群众支持配合的情况下,红军曾几次想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都没有成功。陈正人说:“袁、王被杀,帮助了敌人,使国民党反动派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反而帮他们做了。也就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井冈山长期被敌人占领,直到1949年江西全境获得解放时才得到解放。”此言不虚,错杀袁、王确实是一个造成了重大损失,值得总结的教训。

《百年潮》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