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改革急需往前迈出三步

http://view.QQ.com　 2008年04月27日07:41 　 南方都市报　 李楯评论415条
 
三十年改革：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很大，但作为研究者，我首先考虑的是它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更多是要讲出问题，以促使当政者和公众了解，来解决好这些问题。
我们要注意，改革之初确定的方向和今天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改革之初，那时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提出的，是“文革”前提出的。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富国强兵。通过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的现代化，国家要富有、军队要现代化，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打大战、打核战，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到了邓小平时代，他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再到江泽民提出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的主潮流。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同时又坚持了计划经济时期留给我们所谓“不能改的东西”，于是，我们每往前走一步，不是简单的更好了，而是内在关系更加紧张了。
那么，我们到底要什么？
如果我们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主潮流的话，如果我们认为体制不同、利益主张不同的国家可以共生共存的话，如果我们把人看成第一位、把民生看成第一位的话，我们的很多思路就要改变。但是，我们很多旧的做法又都在延续着，我们到底是要富国强兵的四个现代化，还是十四大、十五大新确立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呢？
这里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还存在着短时间内很难化解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
首先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城乡分治。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差不多是6：1，世界少见。而地区差距以县为单位，根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富和最穷的地方相差64倍，进入新世纪后变成了171倍。如果说，当年清末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解决城乡分治的后果，需要的是世界未有之大经验。
其次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我们有那个时代形成的规则，干什么事情都是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而不是今天提到的公众参与。参与和被动员是两个概念。我们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却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观念。我们当年提的两个彻底决裂，在“文革”中达到一个极致，造成我们现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在这种文化断裂之后，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现在很难追寻传统。
进一步来说，我们的改革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障碍。三十年改革，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又多年得不到解决。我们是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垄断国企问题、金融问题、房地产问题等硬骨头，我看到今天也没有转变到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非常艰难的时刻。
我们过去以为，确定一个目标就一定可以走到，就可以走向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人人平等，结果并不是这样，发展有路径依赖，会形成新的利益格局。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很难出现暴发户，但我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如此多的“暴发户”，又出现了如此多的弱势人群，其中最穷的一块，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的，农村年收入在865元以下的9000万人。官方公布的数字，城市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占有的金融资产达到67%.
我们看到，反映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已经相当大了，我们还要在看到贫富分化的同时，由于社会晋升的渠道有制度性的障碍，城里人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机关，开始垂直流动，而农民工却只有今年到深圳打工、明年到广州打工的水平流动。我们要看到，天生就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有组织本领的人，如果不给他机会在合法的渠道上进行晋升，就会形成底层精英，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当年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会把我们导入法治社会，但是没想到市场经济和旧有的权力系统有一种非常绝妙的结合，在我们这种市场中形成了一种贪官、奸商、刁民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老百姓如果不刁的话可能就更难受了，而贪官、奸商、黑势力在市场中就更加如鱼得水。
比如重庆最牛的钉子户问题解决了，背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能不能复制？谁也不清楚。厦门的PX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背后有没有复杂的原因？其他的环境利益之争，能不能这样解决？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就是可以把相当多的人都培养成为机会主义者，这是非常可怕的。
新旧体制并存时，由于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价，这个时候形成了只有很有限的竞争者才能有条件、有机会进入这个竞争格局里，又只有更少数的人才能在竞争中获胜。改革三十年形成了利益格局，我们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利益格局，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往前改了，就是现在改革往前走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是属于社会的强势，有什么力量能让他们让出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由于这种既得利益者的抗拒，有中途“定型”的危险。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有人说，社会的变动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改良，改良是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有智慧的，都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取得妥协，最后不改变结构而使社会往前走。第二种是改革，精英人物在上层，从上面推动下面的改革，从而改变社会的结构。第三是革命，精英人物在下层，由下而上发动革命，结果制度改变。第四是造反，上下都不怎么样，我把你推翻了，我上台照样乱来一套。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做到执政党、政府、企业、非企业非营利机构、社区和公民，大家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利益和主张是不一样的，从而和衷共济。
我们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也进入了高风险的社会，但是，我们适用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在社会保障中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里，我们的卫生公平指数排名倒数第四，其中政府投入占人均卫生支出的比例，从改革之初的36%降到世纪之交的近14%，几乎是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口号，“集中财力办奥运”。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政府的财政盘子都只是个定数，关键就是在你的问题单子上什么排在前面，如果你把民生排在第一位，那么就有钱用在这里，如果你把别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当然就没有钱用在民生了。
民生问题、人权问题，又不仅仅是民生和人权问题。当我们提出民生问题、人权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全面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如果没有整体体制上的改革，我们就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就不能做到公平公正。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稳妥的、有整体规划的全面改革。同时，社会应该是适度的放开，因为社会有一种自组织的能力，我们提倡一种善治的理念，就是需要政党、政府、企业、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社区和尽可能多的公民积极合作，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
在当下，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下几点。
第一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应该是常态，不公开应该是特例，而且我一直认为，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政府机构，只不过是我们老百姓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一个一个的公民，作为管家没有理由向主人隐瞒家庭的情况。而且，只有信息公开了，大家才有可能参与，才有可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第二是公众参与。在利益多元的情况下要有一种诉求表达的机制。第三是官员问责。我认为，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官员问责，是当前中国改革需要立即往前走的三步。如果再提一项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有更加独立的司法，应该一切争执最后都能够通过司法来得到最终的权威的判决，都能够通过中立的，也就是利益无涉的司法来做出裁决。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我们的改革，希望能有的好的东西，但是不能完全做到，需要去掉的不好的东西，却又不能真正去掉。我们在这里踌躇不前，我们老怕动作大一点会引起社会的振荡和不稳定，我们有有许许多多的顾虑。尽管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有很多好的规划，但我们的步子非常小。我担心，如果我们拖下去错过机会，可能会造成一种危机，因为潜在的问题确实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