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仓立德：难忘与薄熙来“同窗之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28:03
难忘与薄熙来“同窗之谊” 仓立德 在北京探亲，忽闻老总找我。电话中传来“你的老同学问候你”。我一愣：“谁啊？”“薄熙来。总理在重庆访问，薄熙来私下打听你，还要给你带礼物呢。”
飞回新加坡，两天后接到早报驻重庆记者快递来的邮包。打开邮包，先看到一本反映重庆自然社会风貌的影册，扉页赫然几行大字：“欢迎老仓得空到重庆一游，同窗之谊难忘！熙来二O一O年九月”。没错，确是我熟悉的笔迹，只是更增几分力度，更添一番洒脱了。
打开另一只“乌木镇纸”盒子，随着一股幽香，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便笺，上书“此乃长江底之木，已有四千年，刻大观楼长联”——这是老同学心细，先以三言两语告我此物的特点。
两条乌木呈暗红褐色，纹理清晰，沉甸甸的，以指轻叩，有金石声。细读说明，原来是远古生于四川巴渝的硬木，如红椿和金丝楠，落入长江，因特殊的地质条件而形成，实在是罕见的自然奇迹。
望着越过千山万水而来的字迹和礼物，我的心头热了起来，思绪回到了1979年的北京——我们“同窗之谊”的开端。
那年我从内蒙古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国际新闻报道。这个专业是首次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在国际新闻方面的人才荒，因此大部分学生都有大学外语教育基础。
一同住进317号寝室的还有来自山西、安徽和北京的三位同学。四张单人床分列墙壁两侧。那个一身草绿色军便装、外表俊朗的大个子北京同学，他的床恰好和我的头尾相连，中间仅隔一个小木桌。
很快就得知，他就是薄熙来，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文革摧残，百废待兴，也催人奋起。学界思想活跃，气氛宽松。各种讲座、交流层出不穷。例如美国驻华大使曾给我们讲解美国国内政治与美中关系；一位印度学者论述了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并提出了至今仍发人深省的问题——除了“四个现代化”这个物质主义目标，中国追求的未来政治社会理想到底是什么？
争论常常很热烈。记得我们曾讨论过什么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如何对待刚刚兴起的“私人商贩”问题。对于后者，同学们的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一派认为“长途贩运、异地销售”就是“投机倒把”的个人套利，未给社会增加任何价值，应予限制；反对者则说，这种行为可为各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有利于活跃经济、改善生活，应予鼓励。要知道，这个市场经济中至为简单的供求关系道理，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可是一大“禁区”呢。
印象中，薄熙来在各种讨论中不仅思维敏捷，踊跃发表见解，而且也会用心听取其他同学的发言。
对待学习
薄熙来认真而刻苦
对待学习，薄熙来无疑是认真而刻苦的。我想，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要弥补因文革而失去的十多年求知时间，二是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全面改革开放新时代储备学识。
熙来长我一岁，入学时已到“而立”之年。文革中他父亲被打成“大黑帮”而遭长期关押，他自己也蹲过监狱，后来当过工人，进北京大学已是文革结束之后了。
我们当时的硕士课程学制为三年（比欧美要长得多），要读的科目很多，如新闻学方面的历史、理论、写作，英语方面的听说读写译，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门门要听课，课课有考试。而最富挑战性的，莫过于长达两年多的西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综合课程，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学教授SteveMackinnon讲授，我们称他为“老麦”。
老麦的课不仅是全英语，而且内容丰富新颖，学理性强，而熙来入学之初英语底子较薄，这门课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几乎每次课后，他都把笨重的录音机搬回宿舍，放在床后的小木桌上，皱着眉头，从头听到尾，一遍又一遍。遇到问题，他会主动招呼我们几个同室为他答疑解难。到了学习的中后期，他不仅听课无碍，还常常抢答问题，参与讨论，笔试也过了关。可以说，三年学业，他在英语上用功最多，用力最勤，这为他日后在中外交往时折冲樽俎，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和知识根底。
当年的学生生活，以现在的标准看，堪称艰苦。工资只有几十元，吃饭穿衣还凭粮票布票定量供应，在食堂偶尔吃几块红烧排骨，就是难得的享受了。
熙来个子高，饭量大。他常苦笑着自嘲：“我就是嘴有点馋。”记得有一回，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些皮蛋，倒在桌上。我们几个一哄而上，美美地打了一顿牙祭。
在性格上，熙来有活泼开朗的一面。他爱开玩笑，谈起喜爱的电影、音乐、诗词，眉飞色舞，笑声颇有感染力。但也有谨慎的一面，知道事情的分寸，比如对自己的家世和个人不幸就从不提及。一次我在港刊上看到一篇描述他父亲在秦城监狱的文章，跟他谈起，他只淡淡一笑：“别信那些。”
同窗三年，尽管无从预料他毕业后在政坛的作为，但言谈举止中，同学们对他胸怀理想、志向高远还是颇有同感的。
犹记得在宿舍里，他曾抑扬顿挫地吟诵李白的诗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否抒发了他不甘岁月蹉跎、期待施展抱负的雄心壮志？还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他曾郑重表示：“我要为国家健康地服务50年。”我们看到的是，毕业后近30个春秋，他一步一步走过，也留下一串令海内外印象深刻的印记。
近年来，描写薄熙来的文字无数，其中一篇将“念旧”列为他的几大“特质”之一。其实，他在求学时就很念旧。记得他常惦记一位做工人时结识的工厂老师傅，逢年过节，他总是骑着脚踏车，风雨无阻，前去探望。
听同学们说，前些年，他特地看望过社科院的师长。几年前，北京的同学相约一起探望一位早已退休的英语老师，他抽身前往，尽管因工作忙而不得不中途退席；研究生院的30周年大庆，他也参加了。
至于我们俩，自八十年代他到大连任职，虽只有过两次短暂的叙旧机会，但我知道，这段同窗之谊都藏在彼此的心里。
第一次是九十年代初，我“主动上门”，为北京的同事（其中不少是同学）联系参观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去信后接到他的亲笔回信，我到了大连。当晚，他赶来看我，除安排参观事宜，主要还是询问老同学们的近况。
另一次则是我南来新加坡后，大约七年前，他率辽宁代表团到访的最后一晚，邀我同游新加坡河。我们站在船头，迎着海风，远眺岸外明灭的灯火，谈同学，谈家庭，谈事业，在夜色中互道珍重。
人生一世，聚散离合。我想，有那么一种默默陪伴你的友情，它总是悄悄地触发你的关爱和思念。那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感情的寄托。它在追求知识和理想的年代因同甘共苦、互助互勉、相识相知而自然形成，纯真而诚挚，可遇而不可求。它少有世俗羁绊，无涉利禄功名，直至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它如潺潺甘泉，奔流不息，时时滋润你的心田；它似静静躺在长江水底的乌木，任凭岁月的冲刷，历久而弥坚……
那，就是难忘的“同窗之谊”吧。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飞回新加坡，两天后接到早报驻重庆记者快递来的邮包。打开邮包，先看到一本反映重庆自然社会风貌的影册，扉页赫然几行大字：“欢迎老仓得空到重庆一游，同窗之谊难忘！熙来二O一O年九月”。没错，确是我熟悉的笔迹，只是更增几分力度，更添一番洒脱了。
打开另一只“乌木镇纸”盒子，随着一股幽香，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便笺，上书“此乃长江底之木，已有四千年，刻大观楼长联”——这是老同学心细，先以三言两语告我此物的特点。
两条乌木呈暗红褐色，纹理清晰，沉甸甸的，以指轻叩，有金石声。细读说明，原来是远古生于四川巴渝的硬木，如红椿和金丝楠，落入长江，因特殊的地质条件而形成，实在是罕见的自然奇迹。
望着越过千山万水而来的字迹和礼物，我的心头热了起来，思绪回到了1979年的北京——我们“同窗之谊”的开端。
那年我从内蒙古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国际新闻报道。这个专业是首次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在国际新闻方面的人才荒，因此大部分学生都有大学外语教育基础。
一同住进317号寝室的还有来自山西、安徽和北京的三位同学。四张单人床分列墙壁两侧。那个一身草绿色军便装、外表俊朗的大个子北京同学，他的床恰好和我的头尾相连，中间仅隔一个小木桌。
很快就得知，他就是薄熙来，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文革摧残，百废待兴，也催人奋起。学界思想活跃，气氛宽松。各种讲座、交流层出不穷。例如美国驻华大使曾给我们讲解美国国内政治与美中关系；一位印度学者论述了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并提出了至今仍发人深省的问题——除了“四个现代化”这个物质主义目标，中国追求的未来政治社会理想到底是什么？
争论常常很热烈。记得我们曾讨论过什么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如何对待刚刚兴起的“私人商贩”问题。对于后者，同学们的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一派认为“长途贩运、异地销售”就是“投机倒把”的个人套利，未给社会增加任何价值，应予限制；反对者则说，这种行为可为各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有利于活跃经济、改善生活，应予鼓励。要知道，这个市场经济中至为简单的供求关系道理，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可是一大“禁区”呢。
印象中，薄熙来在各种讨论中不仅思维敏捷，踊跃发表见解，而且也会用心听取其他同学的发言。
对待学习
薄熙来认真而刻苦
对待学习，薄熙来无疑是认真而刻苦的。我想，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要弥补因文革而失去的十多年求知时间，二是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全面改革开放新时代储备学识。
熙来长我一岁，入学时已到“而立”之年。文革中他父亲被打成“大黑帮”而遭长期关押，他自己也蹲过监狱，后来当过工人，进北京大学已是文革结束之后了。
我们当时的硕士课程学制为三年（比欧美要长得多），要读的科目很多，如新闻学方面的历史、理论、写作，英语方面的听说读写译，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门门要听课，课课有考试。而最富挑战性的，莫过于长达两年多的西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综合课程，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学教授SteveMackinnon讲授，我们称他为“老麦”。
老麦的课不仅是全英语，而且内容丰富新颖，学理性强，而熙来入学之初英语底子较薄，这门课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几乎每次课后，他都把笨重的录音机搬回宿舍，放在床后的小木桌上，皱着眉头，从头听到尾，一遍又一遍。遇到问题，他会主动招呼我们几个同室为他答疑解难。到了学习的中后期，他不仅听课无碍，还常常抢答问题，参与讨论，笔试也过了关。可以说，三年学业，他在英语上用功最多，用力最勤，这为他日后在中外交往时折冲樽俎，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和知识根底。
当年的学生生活，以现在的标准看，堪称艰苦。工资只有几十元，吃饭穿衣还凭粮票布票定量供应，在食堂偶尔吃几块红烧排骨，就是难得的享受了。
熙来个子高，饭量大。他常苦笑着自嘲：“我就是嘴有点馋。”记得有一回，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些皮蛋，倒在桌上。我们几个一哄而上，美美地打了一顿牙祭。
在性格上，熙来有活泼开朗的一面。他爱开玩笑，谈起喜爱的电影、音乐、诗词，眉飞色舞，笑声颇有感染力。但也有谨慎的一面，知道事情的分寸，比如对自己的家世和个人不幸就从不提及。一次我在港刊上看到一篇描述他父亲在秦城监狱的文章，跟他谈起，他只淡淡一笑：“别信那些。”
同窗三年，尽管无从预料他毕业后在政坛的作为，但言谈举止中，同学们对他胸怀理想、志向高远还是颇有同感的。
犹记得在宿舍里，他曾抑扬顿挫地吟诵李白的诗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否抒发了他不甘岁月蹉跎、期待施展抱负的雄心壮志？还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他曾郑重表示：“我要为国家健康地服务50年。”我们看到的是，毕业后近30个春秋，他一步一步走过，也留下一串令海内外印象深刻的印记。
近年来，描写薄熙来的文字无数，其中一篇将“念旧”列为他的几大“特质”之一。其实，他在求学时就很念旧。记得他常惦记一位做工人时结识的工厂老师傅，逢年过节，他总是骑着脚踏车，风雨无阻，前去探望。
听同学们说，前些年，他特地看望过社科院的师长。几年前，北京的同学相约一起探望一位早已退休的英语老师，他抽身前往，尽管因工作忙而不得不中途退席；研究生院的30周年大庆，他也参加了。
至于我们俩，自八十年代他到大连任职，虽只有过两次短暂的叙旧机会，但我知道，这段同窗之谊都藏在彼此的心里。
第一次是九十年代初，我“主动上门”，为北京的同事（其中不少是同学）联系参观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去信后接到他的亲笔回信，我到了大连。当晚，他赶来看我，除安排参观事宜，主要还是询问老同学们的近况。
另一次则是我南来新加坡后，大约七年前，他率辽宁代表团到访的最后一晚，邀我同游新加坡河。我们站在船头，迎着海风，远眺岸外明灭的灯火，谈同学，谈家庭，谈事业，在夜色中互道珍重。
人生一世，聚散离合。我想，有那么一种默默陪伴你的友情，它总是悄悄地触发你的关爱和思念。那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感情的寄托。它在追求知识和理想的年代因同甘共苦、互助互勉、相识相知而自然形成，纯真而诚挚，可遇而不可求。它少有世俗羁绊，无涉利禄功名，直至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它如潺潺甘泉，奔流不息，时时滋润你的心田；它似静静躺在长江水底的乌木，任凭岁月的冲刷，历久而弥坚……
那，就是难忘的“同窗之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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