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一个实习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0:01:16
一个实习生
星期三上午我们七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接到通知去运行车间办公室签师徒合同。
当时我对工厂抱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上学时我们曾到工厂实习过一、两次，工人师傅日常的对话就是说脏话，这很好。工人师傅言谈中普遍流露出的对上级领导的不屑和人身攻击，在我看来都是有趣且值得尊敬的。工人师傅喜欢喝酒，喝一点以后就讲真话、讲大实话、讲心里话，这也很好。七月以来我为顺利地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包括我在内的这七个男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现在住在同一个集体宿舍，白天一起到教培中心接受安规教育。厂区离市区很远，晚上没处可去，开始的一个星期他们彼此谨慎地摸了一下底。有关统计数据如下：党员一名，曾担任过学生干部的三名，取得国家教委大学英语四级证书的四名，睡觉打呼噜的一名，磨牙的一名，神经衰弱的一名，热爱球类运动的两名，持有篮球国家三级裁判证书者一名，工作两年准备考研的两名，打定主意考托福出国的一名，有女朋友分在外地的两名。谁也不打算马上认同谁。但不管怎样这是特殊的一届毕业生，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都上过大街后来又都从大街上回去了。这一话题有助于他们存同求异，加强团结。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继续互相摸底。进一步的统计数据如下：在校挨过处分的两名，有过不及格补考经历的三名，写过人党申请书的三名，痔疮患者一名，有过失恋经历的两名，有脚气的四名，狐臭一名，在本单位有亲戚的一名，童男子一名，有肺结核病史的一名，胃病患者两名，老肝炎一名，股癣一名，割过包皮的两名。第三个星期，我实在顶不住了，慌忙在离厂区两站路的一个已经不种田的农民家租了间十二平米的平房，连夜搬了出去。这下我觉得放松了一些，也安全了一些，但是那个幸福的农民之家对我的摸底也逐步开展了起来。
我调整好情绪，关上木门，顽强地抵抗着。相对而言，农民好对付一点，但是农民家没有厕所。每次半夜当我灭了灯站在凳子上艰难地从窗口的两根钢筋之间把小便分成几次贴着墙边撒出去的时候，对面农民家的狗总能发觉，总要“汪汪汪”地叫上几声，直叫得我胆战心惊。因为撒尿实在麻烦，所以一到夜里就担心自己会撒尿，但是越是担心越是尿意频繁，最终导致一夜都睡不踏实。于是第二天早晨上班迟到便成了容易发生的现象。
等我赶到车间时，其他六个大学生已经签完了合同，跟他们刚认下的师傅去现场了。车间培训员把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对上号以后，就说了一句：马师傅在这等你半大啦，你搞什么名堂！说完他夹起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技术台账走了出去。
这是车间的小会议室，除了几面发灰的锦旗，墙上还贴着各个班组的考评情况表，还有手抄的技术问答。正中间是一张旧乒乓球桌，上面满是划痕和烟头的烫疤。我一个人在屋里等了很久，那个牙缝黑黑的培训员也没出现。我想这是工人阶级偶而表现出的可以接受的傲慢，没关系的。在一张钢管焊成的极为笨重的椅子上坐下以后，我随手拿过一份安全简报。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开始失去耐心。同时我认为工人阶级原不该这么有耐心的。就在这时，一个头发上全是粉尘的矮矮胖胖的家伙兴冲冲地出现在门口，憨憨地笑着。他探头看了看，说了一句“没人”，然后去了隔壁，没一会儿又出现在门口。他犹豫了一下，忽然问我：搞两盘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指了指球桌。球桌上散乱地摊着一些报纸，不见球网也不见球拍。我问到，怎么搞？他一听来劲了，径直来到墙角的办公桌旁，蹲下身子，拉开底层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副拍子和一只球。然后他又冲出门去，没一会儿，从外面抱了一摞铝皮饭盒回来。他把铝皮饭盒一只接一只地横倒在球桌的中线，于是就有了还算标准的球网。我们一起把桌上的报纸收走，把桌子边的椅子挪开，然后一人拿了一只球拍分站到了球桌的两侧。我隐隐地觉得有点不妥。我想向他解释一下，谁知这个胖胖的家伙像工人老师傅那样满不在乎地一摆手说，没事，打！既然老师傅说没事，我这个雏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们刚挥了几板子就开始流汗了。胖师傅索性脱了上身的工作服，赤膊上阵。
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他脖子上也全是粉尘，看起来他就像是光着膀子但是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的纱巾。我应该能算是一个不错的业余选手，只是有点手生，而胖师傅虽然打起来动作奇形怪状，但是手熟，所以我们一时还颇有点难分高下的味道。乒乓球不断地被击打到铝饭盒上发出“呕”的一声，很空洞、很响。有几个路过门口的我还不认识的同事眼睛一亮，便进门来观战。他们和胖师傅显然都是很熟的，都叫他“胖子”，都在取笑他那一身乱颤的肥膘。其中一个说，把胖子的头挡上，你根本就分不清是男是女。他们问我，你是哪个车间的？我说，就是炉运的。他们说，没见过嘛，哪个班的？我说，我是刚分来的，还没有分下去。他们说，哦，大学生。
这时那个让我久等的车间培训员叼着烟走过门口，他看到了胖师傅显得很开心，他喊了一句，乖乖，胖子，刚下大夜班吧？没等胖子回答，那个培训员已经走远。观战的人撺掇胖子跟我赛两盘，但是胖子忙说，刚下大夜班没有力气，赛不动。他们说，操，刚下大夜班回去跟老婆不是一样搞吗？打球就没得劲了，你是怕输吧？胖子被说得没办法，抬头有些为难地问我，搞啊？我点了点头，把球拨给他。但是他把球又拨了回来，连说，你先来，你先来。我也不便再谦让，就先发球。这一局打得很艰苦，我不但输了球，而且窝了一肚子火。胖师傅的两招不中看但是中用。我想这第二局无论如何应该给他一点厉害看看。谁知胖师傅忽然把球拍往桌上一搁，说，你们来，我要回去了。胖师傅浑身是汗，使他的一身肥膘看起来亮闪闪的。不管观战的怎么起哄，胖师傅还是拿起他的衣服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也放下了球拍，准备去找那个培训员。一个干瘦的老师傅把粘在嘴唇上的烟头一扔，窜上了球台。他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说，不会打哦，随便玩两拍。怎么能拒绝这么老的一个老师傅呢？于是我又拿起了球拍。这个老师傅只是说玩两拍，但是一玩就没完，挥起拍来显得特别剧烈，而且有点神经质。我有点恼火，便把对那个胖师傅的怒气全泄到了老师傅头上，把他打得球都摸不着。我知道打得过火了，实在没必要这样。但是老师傅脸上看起来也不生气，他很有耐心地弯腰拣球。打一会儿，他就要到门口的一只痰盂边吐一口浓痰。他一头虚汗，但是似乎决心坚持打下去。我首先注意到，旁边观战的安静了下来，不像刚才那么吵吵闹闹。他们好象有点紧张。但是他们为什么紧张呢？我也因此有了点紧张，希望早点收场。又有两个穿着厂服的说笑着出现在门口，胳膊下面夹着红皮的运行规程。他们没有进门，就站在门口，靠着门框。老师傅回头看见了他们，一摆手说，等一下，马上就来。
别打啦，老刘，其中撅牙齿的那位又催了一句，就等你一个啦！老刘师傅再次回头向门口的两个举手敬了一个礼，说，没事，就两分钟好吧？我喂了几个平安球过去，老师傅眼睛一亮，猛地挥拍狠狠地抽了过来。他的脸色都变了，呈酱紫色。其中一球击打在饭盒上，只听“呕”的一声，饭盒被打开了，里面的调羹掉了出来。我连忙过去抢先把饭盒重新弄好，然后对旁边的人说，你们打吧，我不打了。
不行！打打打，你是不是嫌我打得不好？说这话时老师傅皱着眉头，一副很是厌恶的表情。我解释说，当然不是，我打了半天啦。老师傅不容商量地说，不是就打。但是我实在不想打了。最后我无奈地站在桌边僵持着，摇了摇头。旁边一个喉节突出的瘦高个过来打圆场，说，算啦，老刘师傅，我来陪你打吧。那个叫老刘师傅的老师傅立即制止了他。老师傅转脸向我说，那么这样吧，我们最后搞一局就不打了怎么样？我说，你是说我们两个赛一局吗？老刘师傅点了点头。我不知道他想干嘛。这时还是那个瘦高个对我挤了挤眼睛及时地打圆场，打吧，打吧，我给你们记分。我很不情愿地拿起了球拍。老刘师傅也不多话，首先开球，他打得极其认真，而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让着他，又尽量做到看不出来。比分友好地交替上升，很像那么回事。但是凭老刘师傅的水平，就算我成心想让他赢也没那么容易。不过最后我做到了，老刘师傅以二十一比十九击败了我。我如释重负，并且心里不认为自己做得虚伪。老头和孩子一样，哄他们高兴是你的本份。但是遗憾的是，老刘师傅好象并没有因此高兴起来，他一声不响地放下球拍，走到一边站着，铁青着脸，自始至终没有看我。旁边的工人师傅们向他祝贺，他也不搭理。看来老头和孩子还是不怎么一样，哄老头高兴要困难得多。我也放下了球拍，用袖子擦了擦额上的汗。
马上有两个人跑上来，兴高采烈地接着开打起来。老刘师傅用颤抖着的手摸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然后低着头在两边裤兜里找他的打火机。除了我，那个喉节突出的瘦高个也密切注意着老刘师傅。他动作很快地摸出自己的打火机向老刘师傅凑过去。
就在这时，老师傅忽然大喊了一声，身体一软，便迎面倒了下去。
过了半天，还是那个瘦高个先反应了过来，他蹲下身费力地把老刘师傅的身体翻过来，用手探了探鼻息，说了一句：操，好像没气了。大家手忙脚乱地抬起面无人色的老刘师傅往厂医院狂奔。我已完全被吓呆了。我脚步迟缓地跟在后面，根本迈不动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最后在汽机楼那边拐了个弯，没了踪影。又极为勉强地走了一小段以后，我干脆停了下来。这是厂区的一条主干道，两侧是齐整的高梁厂房，左右前后都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巨大的噪音在逡巡，仿佛要把我的身体整个浮起来。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已经浮起来了。我迫切地想坐下、想躺下、想没有掉。过了一会儿，从左侧的厂房里走出了两位一身油污的年轻检修女工，其中一个摘下了安全帽拎在手上，然后把盘在头上的长发解开，甩了甩头，让头发自然地披散下来。她们沿着这条水泥路向我迎面走过来。这时我心里涌起一股难受、辛酸的情绪。这是我选择的生活，一切刚刚开始，但是我怎么有一种就要被活生生地剥夺的预感。她们越走越近，迫使我重新走动起来。开始走得很慢，后来渐渐地快了起来。出了厂门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走，只是不停地走。
走过一大片花生地，又穿过一小块黄瓜地，我一脚跨进了两扇敞开着的木门，一个额头上长了个鸡蛋大肉瘤的老太太正坐在堂屋一角的一张藤椅里。她抬起头来惊诧地看着我。咦，中午回来干吗？她问到。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了租的家里。通常中午我不回来，在厂食堂吃饭，吃完饭去厂浴室泡个澡，然后在澡堂长条椅上躺半个小时。我结结巴巴地敷衍说，身体不舒服，回来睡一觉。我匆匆穿过堂屋，来到后面新翻盖的二层小楼。楼下左边的那一小间就是我暂时的家。但是我的家门是开着的。我的房东，那个短小精于的农民正坐在我的床上，叼着一根烟，饶有兴味地翻看着我那本《超临界发电技术》。他看得非常人神，连我站在门口都没有发觉。烟熏得他眯缝着眼睛，嘴上的烟卷只剩下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是白色的烟灰。我对他说，你在看什么呢？我的房东被吓得一哆嗦，烟灰掉了下去，落在我的书上。他慌忙把烟灰拔拉到地上，站了起来，朝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是来帮你把窗子打开通通风的。说完，他就往外走。我也没再说什么，主要是因为没有力气。房东在我身后小心地把门带上了。我来到床边，掀开席子，看到我人生中第一个月工资所剩下的一百块钱正安静地蜷着身子睡着。我把钱拿起来，展平、对折，然后塞进了裤兜，长长地吐了口气，和衣倒在床上。
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我想打开台灯，看一看是几点。但是台灯不亮。我撑起身体扭头向窗外看了看，外面异乎寻常的黑，比深夜更安静。往常不绝于耳的工厂噪音似乎也没有了。我想也许是停电。我起身摸索到门口，拉开门。堂屋里有暗淡的桔黄色的光泄出。我不由自主地迎着光走过去。
堂屋正中的方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灯罩灰蒙蒙的。房东正躺在一侧的躺椅里荡秋千一样来回晃着，双手交叉握着放在赤裸的深凹下去的小腹上。房东的老婆坐在另一侧的凳子上慢悠悠地激着毛衣，她的头上卷满了发筒。房东的小女儿趴在桌上就着煤油灯的光线做着作业。我愣在堂屋的门口，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静静地坐在一角黑暗中的老太太，像一只长满癫疮的鸵鸟，不时闪动着她皱巴巴的垂挂着囊的脖子。
对不起，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房东睁开眼睛，带着一种安逸、慵懒的神情斜视着我，微笑不语。房东老婆用毛线针蓖了一下头，闭上了眼睛，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她等待了很久，终于很响地打了个饱嗝，睁开眼，继续打她的毛衣。房东小女儿抬起头来，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一只围着煤油灯打转的飞蛾，忽然一张嘴。“笃”一声，飞蛾不见了。小女儿低下头去一边脆脆地嚼着一边做作业。老太太侧对着众人，左眼射出一道精亮的光来，又慢慢地熄了下去。但是，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对不起，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房东从躺椅里爬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扒了一通眼屎，有点难为情地冲我笑了笑。他对我说，你起来啦？我点了点头。他继续扒拉眼屎，忽然恍然大悟般地问到，你还没有吃晚饭吧？现在这么晚，也没地方好吃了，就在家里吃点吧，现成的！我说，不，不，不知道现在几点啦？房东说，没关系，来来来。他示意老婆快去准备。
没一会儿，桌上就放了大小三只盘子：半条鱼、雪菜毛豆和臭豆腐。房东老婆在厨房震天响地刮着铝锅。我慌忙说，不，不，谢谢。但是已经迟了，房东老婆捧着一大盆稠厚的稀饭走了进来。我似乎不便再推辞，只好在小女儿的对面坐了下来。我低头尽可能快地吃，想早点吃完。老太太在一边很惊悚地急于想站起来，她说，哦，吃早饭啦？房东老婆恶狠狠地回答说，什么早饭？这是晚饭！晚饭你不是刚吃过吗？
整天一看到别人吃就动吃的心思，害臊不害臊！老太太不再吭声，但是喉咙里发出一连串咕噜咕噜的奇怪声响。房东又重新在躺椅上躺下了，但是几次昂起半截身子催促我吃那条已经被吃得惨不忍睹的鱼。我被迫尝了一口，马上就吐了出来。我怀疑是去年吃剩下的。当他再次催我吃鱼的时候，我就于脆坦白地告诉他，这鱼变质了。房东不以为然，不断地摇头，说，怎么可能呢，你吃不惯而已，这种鱼叫卞鱼，卞蛋的卞，是我们这儿才有的特产。
我的筷子在粥盆里忽然碰到一个不明的硬物。我把它扒出来一看，竟然是一只茶叶蛋。我很迷惘地抬起头来，看见房东老婆正神秘兮兮地冲我使眼色呢。我顿时感到脊背一阵发怵。对面的小女儿尖尖地叫了一声：蛋！我一阵慌张，下意识地把蛋摁到了粥里。房东老婆及时地瞪了女儿一眼。我转脸看了一眼房东，见他在躺椅上还闹着眼睛晃荡着二郎腿。我非常迅速地夹起蛋整个塞进了嘴里，紧抿着双唇默默地咀嚼。我觉得噎得厉害，急忙扒上几口稀饭。但是随即我碰到了更大的问题，心脏一阵狂跳。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装作若无其事地用筷子像勘探队员那样在盆里四处戳了戳。如果没有算错的话，盆里还有四只鸡蛋。房东老婆又冲我暧昧不清地笑了，脸还红了一下，旋即低下头去。我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咒骂着，这只老母鸡，怎么能一口气在我的盆里下五只蛋！我吃得越来越迟疑，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白粥，最后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蛋们简直呼之欲出。小女儿嗖地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盆，任凭她的母亲斥责，她也不肯坐下。房东适时惊醒过来，先是紧张地四处扫了一遍，然后把目光聚焦在我这边。最后是那位老太太缓慢地转过脸来，干瘪的嘴蠕动着，绿豆大的眼再次射出闪烁的光。房东老婆赶忙说，吃不下就别吃了。房东坚决地一挥手，不，让他把它吃完。
我苦恼极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考虑再三，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我生气地把筷子一扔，站了起来，在众人的注视下穿过堂屋，打开那两扇木门走了出去。经过那块黄瓜地时，我随手摘了一根嫩黄瓜，在身上蹭了蹭，咬了一口，很涩，便随手又把它扔了。那条农民家的从来没见过面的狗叫了起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憋了一膀胱的尿。我就站在两排黄瓜架子之间，对着其中一排撒上了，心里还想着，刚才摘了一条黄瓜，现在贡献一泡尿，也算扯平了。狗叫得更欢啦。觉得它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但是就是看不到它。“哦哦！”，我也像只狗一样很响地叫了几声，是想以它的方式表达对它的不满，为什么总是看不得我撒尿，你不是也要撒尿吗？
狗也回骂了一通。我又更凶地叫了一通。狗又叫了一通。我用双手在嘴边围成一个喇叭，以使我的叫声更为响亮。我又叫了一通。狗又叫了一通，但听起来它已经有点厌倦。又过了几个回合，狗不叫了。不管我怎么叫骂，它就是不叫。最后我只好失望地走开。
大约步行了半个小时，我走到了厂集体宿舍。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在我原先宿舍的门口站了下来，里面没有动静。我仍然不知道时间，估计我的同屋该睡下了。犹豫了一会儿以后，我掏出还保留着的房间钥匙。但是捅了半天也没把门捅开，门被反锁了。我硬着头皮敲了两下门。谁呀？有人问。我说，是我。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咀上蓄着山羊胡的穿着一身厂服的中年人堵在门口，非常冷漠地问到，你找谁？我说，我住在这。他把门稍微又开大一点，说，快进来。
我进上以后，他又立刻把门反锁上。房间里烟雾绕绕，有五个我不认识的家伙正围坐在两张办公桌拼成的方桌旁，而更多人包括我的同屋都在他们背后站着。坐着的人一脸严肃，面前放着钱和扣着的扑克牌。我的同屋们看见我一点也不意外，并不多话，很兴奋地为我指了指牌桌。屋子正中的那盏白炽灯用一张报纸裹着，光线都集中到了桌上，四周很暗。他们在玩一种叫“驮锅”的牌戏，赌法类似于较为流行的“索哈”，但是每人只摸两张牌，和我上学时喜欢玩的“二八杠”极为近似。我的那个患有痔疮的同屋忽然向门口走，我问他干吗，他说撒尿，我连忙说，我也去。
在厕所里我很谨慎地问，今天你们到现场怎么样？他有点心不在焉，说，什么怎么样？我说，看到的、听到的，怎么样？他说，不就那样嘛。我说，没有什么新闻吗？
他裤子没有系好就急匆匆地往外走，他说，没有，这个屁眼大的地方只有痔疮，哪有什么新闻！我怔怔地跟着他往回走。快要进门的时候，他忽然站了下来，转脸惊讶地说，咦，你没有撒尿呀。我说，我改变主意了。
牌局出现了一次小高潮。有两个家伙憋足了劲，踢到了两百块才亮牌。一个戴着眼镜的书生气挺足的家伙先把桌面上的钱迫不及待地一古脑儿因到了自己面前，然后才亮出底牌，扎卡一对，围观的人说了句，我操！终于松驰下来。但是输钱的下颔上有颗痣的家伙顿时不乐意了，他骂到，你这个狗日的，先亮牌，然后才拿钱，懂不懂规矩？其他几个也附合。书生连忙笑着赔不是，说下盘一定注意。他的斗志正旺，没点的牌也敢叫到一百块，硬把其他几个诈下了水。虽然也就赢了锅底的几块钱，但是在心理上、气势上他完全压住了对手。接下来的一局，他就显得更夸张了，牌也不看就叫一百。没想到那个刚输了钱的家伙立刻反叫到，一百后面，反踢九百！他那颗痣上的几根毛都竖了起来，握着牌的手在发抖。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呆了，马上有人出来劝阻，你这个狗日下来的东西，疯啦？这样打没得意思啦，打得玩玩的，踢这么高干吗？不，不，少踢一点。就连那个书生也不住地劝他，少踢一点嘛，这样我可不敢跟了。但是别人越是劝，一颗痣就越坚决。而我在一边也有点为一颗痣担心，因为我注意到书生是看了牌的，他假装没看牌。牌局上的其他三位都把牌一扣，表示退出。旁边有一位插嘴到，操，踢那么高，身上有没有那么多钱啊？一颗痣把握得起毛的牌扣在桌上，用烟缸压住，然后伸手到怀里摸出了一卷钱和一条细细长长的工资单，当众数了数。一颗痣说，看到了吧，两千多呢，小金库的钱全在这里了。他数出一千块来扔到桌上。这时书生忽然一拍桌子，操！谁怕谁呀，九百我跟！他从皮夹里数出九百块扔到桌上，然后又数出一千加了进去，他说，我还是不看牌，就跟你赌一把手气，九百后面再踢一千！
房间里又是一阵混乱，众声喧哗。为我开门的蓄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摇了摇头，说，这两条疯狗。一颗痣犯犹豫了，他目光直直地盯住书生，嘴里念叨着，你真的没有看牌吗？我不相信，你真的没有看牌吗？有禁不住好奇的想偷偷地先掀开书生的牌看一眼，被后者摁住了。他说，别看！操，一看元气就泄了。书生看起来也有些紧张，他摸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点火的时候才发现烟叼反了，差点把海棉嘴烧掉。一颗痣还是没有决定跟不跟，他再次试探到，慌什么？怕是其中有诈吧？书生故作轻松地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赌一把手气而已。一颗痣开始埋头数钱。他右首的那个已经退出的家伙叫了起来，操，你疯啦，这个狗日的你还不知道吗？他肯定是看了牌的！玩这种花招又不是第一回啦！一颗痣追问到，他看了吗？书生立刻干预到，操，你们这样搞就没得意思了。你到底跟不跟？一颗痣继续长考。书生说，这会儿你要是不跟，那前面的一千块就算是白扔了。一颗痣说，你的话是不是太多了，太多了可不太好啊。旁边的人不耐烦了，叫到，操，你们俩个鸡巴人还有完没完啊，快结束吧，也该上班去了。一颗痣说，催个屁！输了钱你付啊？书生抬手看了一下手表，胜券在握般平静地说，算啦，这么多钱够意思了，我也不想多赢了，你退出吧。他这么一说，一颗痣顿时就泄了气，宣布退出。
书生开始整理桌面上的钱。旁边的人都说，狗日的发啦，请客。书生满口答应，说，行，下大夜班，砂锅居，都去。一颗痣瘫坐在椅子里，显得很疲惫。他问到，操，你到底什么牌？书生忙用胳膊肘压住他的牌，一边继续数钱，一边笑着说，你也没跟，就不能看牌，这也是规矩。一颗痣说，操，收场不打了，看一眼嘛。书生说，别看了，看一眼你会吐血的。一颗痣盯住他，歪着脖子说，不可能，肯定是个大牌，天牌也不一定。书生把钱统统塞进了皮夹，把皮夹再费力地塞进上身工作服的口袋里。那个蓄着山羊胡的中年人趁书生不备，想把他的牌抢过来，但是书生反应很快，用双手死死地把牌按住。他说，说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中年人嘻皮笑脸地请求到，看一眼嘛。书生不无得意地坚决地摇了摇头。中年人绕到一颗痣身后，想看一看他的牌。一颗痣很爽快，把牌扔到了桌面上让大家看，是一对十。这是值得惋惜的一手牌，众人更想看看书生到底是什么牌，于是一起起哄，一定要看看书生的牌。书生没办法，说，妈的，谁要看谁付钱，看一眼十块。但是没有人愿意出这个钱。最后还是一颗痣慢慢地抽出一张十元钱扔到桌上。书生把钱塞进口袋，指着一颗盛说，操，这可是你自己要看的。他仍然按住牌，反复强调说，牌在这，但是你们等我出去再看，说好了，等我出去再看。书生离开桌子，拿起放在窗台上的饭盒，拉开门一溜烟地跑了。
那个蓄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抢先凑过去，小心翼翼地翻开牌。好几个人挤在他的身后盯着。是一对J ，众人如释重负，纷纷骂到，早知道他没这个胆，神神叨叨的。
大家对一颗痣说，你退出真他妈英明，要再跟就惨了。一颗痣闻言一下子缓过劲来，扑过来一看，松了口气。他顿时神气起来，说，操，我早看出来了。一帮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议论着陆续散去。最后出门的老师傅对我们说，对不住，要迟到了，桌子就不帮你们收了，牌就存在你们这。我的同屋忙说，好的，好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大家没忙着打扫房间，还沉浸在刚才的氛围中，觉得很新鲜、很过瘾。我盘腿坐在我原先的光铺上，点了一支烟。持有国家篮球三级裁判证书的那个同屋最为兴奋，他站在桌边用桌上的牌介绍他们武汉的一种赌法，说比这个更刺激。他装得像老手一样地在那里切牌，但是他肯定是个雏。我指着他腕上的手表问到，几点啦？他忽然把手中的牌一扔，提议到，我们接着赌一把怎么样？
大家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不过有人说，没这么多钱。三级裁判说，没关系，我们赌小一点就是了。痔疮患者抢先一屁股坐在刚才书生的位置上，他一个劲地说，这个位置运气好。我的动作最慢，所以我只能坐在一颗痣的座位上。还没开局，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发现自己已被看作一个注定要输的人了。
牌局静悄悄地进行着。不断地有人熬不住，想去睡觉。三级裁判进一步规定，只有输的人才有中途退出的权利。这大概也是武汉赌坛的规矩吧。痔疮患者输得最利索，所以得以第一个退出。打到天色已经透出一丝亮的时候，桌边就剩下鼻子上忽然无端地冒出一颗粉刺的三级裁判和我两个人了。我脑袋里的齿轮因为卷进了一大堆块票角票而卡住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是机械地把对方的钱拿过来。看来没什么疑问了，我是今天晚上的大赢家。三级裁判眼泪汪汪地搓着手，说，妈的，输光啦。我问他，还想玩吗？我可以借钱给你。三级裁判打了个哈欠，说，不玩啦，今天手气特背，改天吧。他虽这么说，但是人还是在原位坐着，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我抬头看了看窗外，屋外好像已经比屋里更亮了。我说，几点啦？三级裁判说了一声，操。他站起来把我面前的钱统统揽了过去，说，我帮你数一下。他井井有条地把钱按面值分类理好，清点一下，连本带利竟然有四百多。三级裁判眼睛看着别处，不无羡慕地对我说，这个月你可以不上班啦。我心里格登一下，连忙追问到，为什么？三级裁判对我的问题感到不解，指了指桌上的钱。他看着我把钱分成几份塞进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里，然后站起身垂头丧气地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又站了下来，磨磨蹭蹭的。我大概能估计到他想干吗，但是不打算主动为他提出来。果然他终于有些羞涩地开了口，借我一百块钱，下个月发工资还你。我慢慢地把那叠最小的票子数出来给他。三级裁判顿时就不乐意了，他说，操，给我一张一百的。
我说，不行，想要就这个。他很委屈地收下了那一堆脏兮兮的最大面值五块的票子，嘴里骂骂咧咧的，他说，你给我记住，下个月我一定都换成一分的还给你！他“眶”
的一声把门摔上了。
三个同屋睡得正香，我熄了灯，在我的光板床上躺下。刚躺了一会儿就觉得浑身冰凉，我不得不又坐了起来。走廊里已经有零散的脚步声响，早起的人们忙着撒尿和刷牙。我想到，再迟一会儿，大家就都起来了，我会被我的同屋们裹挟着一起去吃早点，一起去上班。我有些紧张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觉得自己必须尽快地拿出决定来。不知道现在几点啦？我猝然叫了一声，希望有个人能被惊醒，然后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昨晚他们睡得太迟了，此刻一个个就像死猪一样。我失望地拉开门走了出去。在厕所里我又数了一遍身上的钱，稍微镇定了一点。我反复对自己说，这么多钱虽然有限，但是已经可以让我一走了之。我用冷水冲了冲头，抖擞起精神下了楼，一直往厂宿舍区大门口过去。大铁门还没有开，我从一侧还亮着灯的门房穿过，并且和门卫打了个招呼。门卫是一个半张脸满是青色胎记的胖子，他正在大口地咽着铝皮饭盒里的方便面，他问我，这么早！跑步啊？我随便应声到，对。他说，操，刚进厂的吧？我说，对啊，怎么啦？他说，只有刚进厂的才有这个精气神，我说有那功夫，不如睡个回笼觉。我有些僵硬地笑了笑。为了不让他生疑，出了门我便一路小跑起来，坚持着迈开乏力的双腿，越跑越快。
星期三上午我们七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接到通知去运行车间办公室签师徒合同。
当时我对工厂抱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上学时我们曾到工厂实习过一、两次，工人师傅日常的对话就是说脏话，这很好。工人师傅言谈中普遍流露出的对上级领导的不屑和人身攻击，在我看来都是有趣且值得尊敬的。工人师傅喜欢喝酒，喝一点以后就讲真话、讲大实话、讲心里话，这也很好。七月以来我为顺利地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包括我在内的这七个男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现在住在同一个集体宿舍，白天一起到教培中心接受安规教育。厂区离市区很远，晚上没处可去，开始的一个星期他们彼此谨慎地摸了一下底。有关统计数据如下：党员一名，曾担任过学生干部的三名，取得国家教委大学英语四级证书的四名，睡觉打呼噜的一名，磨牙的一名，神经衰弱的一名，热爱球类运动的两名，持有篮球国家三级裁判证书者一名，工作两年准备考研的两名，打定主意考托福出国的一名，有女朋友分在外地的两名。谁也不打算马上认同谁。但不管怎样这是特殊的一届毕业生，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都上过大街后来又都从大街上回去了。这一话题有助于他们存同求异，加强团结。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继续互相摸底。进一步的统计数据如下：在校挨过处分的两名，有过不及格补考经历的三名，写过人党申请书的三名，痔疮患者一名，有过失恋经历的两名，有脚气的四名，狐臭一名，在本单位有亲戚的一名，童男子一名，有肺结核病史的一名，胃病患者两名，老肝炎一名，股癣一名，割过包皮的两名。第三个星期，我实在顶不住了，慌忙在离厂区两站路的一个已经不种田的农民家租了间十二平米的平房，连夜搬了出去。这下我觉得放松了一些，也安全了一些，但是那个幸福的农民之家对我的摸底也逐步开展了起来。
我调整好情绪，关上木门，顽强地抵抗着。相对而言，农民好对付一点，但是农民家没有厕所。每次半夜当我灭了灯站在凳子上艰难地从窗口的两根钢筋之间把小便分成几次贴着墙边撒出去的时候，对面农民家的狗总能发觉，总要“汪汪汪”地叫上几声，直叫得我胆战心惊。因为撒尿实在麻烦，所以一到夜里就担心自己会撒尿，但是越是担心越是尿意频繁，最终导致一夜都睡不踏实。于是第二天早晨上班迟到便成了容易发生的现象。
等我赶到车间时，其他六个大学生已经签完了合同，跟他们刚认下的师傅去现场了。车间培训员把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对上号以后，就说了一句：马师傅在这等你半大啦，你搞什么名堂！说完他夹起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技术台账走了出去。
这是车间的小会议室，除了几面发灰的锦旗，墙上还贴着各个班组的考评情况表，还有手抄的技术问答。正中间是一张旧乒乓球桌，上面满是划痕和烟头的烫疤。我一个人在屋里等了很久，那个牙缝黑黑的培训员也没出现。我想这是工人阶级偶而表现出的可以接受的傲慢，没关系的。在一张钢管焊成的极为笨重的椅子上坐下以后，我随手拿过一份安全简报。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开始失去耐心。同时我认为工人阶级原不该这么有耐心的。就在这时，一个头发上全是粉尘的矮矮胖胖的家伙兴冲冲地出现在门口，憨憨地笑着。他探头看了看，说了一句“没人”，然后去了隔壁，没一会儿又出现在门口。他犹豫了一下，忽然问我：搞两盘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指了指球桌。球桌上散乱地摊着一些报纸，不见球网也不见球拍。我问到，怎么搞？他一听来劲了，径直来到墙角的办公桌旁，蹲下身子，拉开底层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副拍子和一只球。然后他又冲出门去，没一会儿，从外面抱了一摞铝皮饭盒回来。他把铝皮饭盒一只接一只地横倒在球桌的中线，于是就有了还算标准的球网。我们一起把桌上的报纸收走，把桌子边的椅子挪开，然后一人拿了一只球拍分站到了球桌的两侧。我隐隐地觉得有点不妥。我想向他解释一下，谁知这个胖胖的家伙像工人老师傅那样满不在乎地一摆手说，没事，打！既然老师傅说没事，我这个雏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们刚挥了几板子就开始流汗了。胖师傅索性脱了上身的工作服，赤膊上阵。
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他脖子上也全是粉尘，看起来他就像是光着膀子但是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的纱巾。我应该能算是一个不错的业余选手，只是有点手生，而胖师傅虽然打起来动作奇形怪状，但是手熟，所以我们一时还颇有点难分高下的味道。乒乓球不断地被击打到铝饭盒上发出“呕”的一声，很空洞、很响。有几个路过门口的我还不认识的同事眼睛一亮，便进门来观战。他们和胖师傅显然都是很熟的，都叫他“胖子”，都在取笑他那一身乱颤的肥膘。其中一个说，把胖子的头挡上，你根本就分不清是男是女。他们问我，你是哪个车间的？我说，就是炉运的。他们说，没见过嘛，哪个班的？我说，我是刚分来的，还没有分下去。他们说，哦，大学生。
这时那个让我久等的车间培训员叼着烟走过门口，他看到了胖师傅显得很开心，他喊了一句，乖乖，胖子，刚下大夜班吧？没等胖子回答，那个培训员已经走远。观战的人撺掇胖子跟我赛两盘，但是胖子忙说，刚下大夜班没有力气，赛不动。他们说，操，刚下大夜班回去跟老婆不是一样搞吗？打球就没得劲了，你是怕输吧？胖子被说得没办法，抬头有些为难地问我，搞啊？我点了点头，把球拨给他。但是他把球又拨了回来，连说，你先来，你先来。我也不便再谦让，就先发球。这一局打得很艰苦，我不但输了球，而且窝了一肚子火。胖师傅的两招不中看但是中用。我想这第二局无论如何应该给他一点厉害看看。谁知胖师傅忽然把球拍往桌上一搁，说，你们来，我要回去了。胖师傅浑身是汗，使他的一身肥膘看起来亮闪闪的。不管观战的怎么起哄，胖师傅还是拿起他的衣服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也放下了球拍，准备去找那个培训员。一个干瘦的老师傅把粘在嘴唇上的烟头一扔，窜上了球台。他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说，不会打哦，随便玩两拍。怎么能拒绝这么老的一个老师傅呢？于是我又拿起了球拍。这个老师傅只是说玩两拍，但是一玩就没完，挥起拍来显得特别剧烈，而且有点神经质。我有点恼火，便把对那个胖师傅的怒气全泄到了老师傅头上，把他打得球都摸不着。我知道打得过火了，实在没必要这样。但是老师傅脸上看起来也不生气，他很有耐心地弯腰拣球。打一会儿，他就要到门口的一只痰盂边吐一口浓痰。他一头虚汗，但是似乎决心坚持打下去。我首先注意到，旁边观战的安静了下来，不像刚才那么吵吵闹闹。他们好象有点紧张。但是他们为什么紧张呢？我也因此有了点紧张，希望早点收场。又有两个穿着厂服的说笑着出现在门口，胳膊下面夹着红皮的运行规程。他们没有进门，就站在门口，靠着门框。老师傅回头看见了他们，一摆手说，等一下，马上就来。
别打啦，老刘，其中撅牙齿的那位又催了一句，就等你一个啦！老刘师傅再次回头向门口的两个举手敬了一个礼，说，没事，就两分钟好吧？我喂了几个平安球过去，老师傅眼睛一亮，猛地挥拍狠狠地抽了过来。他的脸色都变了，呈酱紫色。其中一球击打在饭盒上，只听“呕”的一声，饭盒被打开了，里面的调羹掉了出来。我连忙过去抢先把饭盒重新弄好，然后对旁边的人说，你们打吧，我不打了。
不行！打打打，你是不是嫌我打得不好？说这话时老师傅皱着眉头，一副很是厌恶的表情。我解释说，当然不是，我打了半天啦。老师傅不容商量地说，不是就打。但是我实在不想打了。最后我无奈地站在桌边僵持着，摇了摇头。旁边一个喉节突出的瘦高个过来打圆场，说，算啦，老刘师傅，我来陪你打吧。那个叫老刘师傅的老师傅立即制止了他。老师傅转脸向我说，那么这样吧，我们最后搞一局就不打了怎么样？我说，你是说我们两个赛一局吗？老刘师傅点了点头。我不知道他想干嘛。这时还是那个瘦高个对我挤了挤眼睛及时地打圆场，打吧，打吧，我给你们记分。我很不情愿地拿起了球拍。老刘师傅也不多话，首先开球，他打得极其认真，而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让着他，又尽量做到看不出来。比分友好地交替上升，很像那么回事。但是凭老刘师傅的水平，就算我成心想让他赢也没那么容易。不过最后我做到了，老刘师傅以二十一比十九击败了我。我如释重负，并且心里不认为自己做得虚伪。老头和孩子一样，哄他们高兴是你的本份。但是遗憾的是，老刘师傅好象并没有因此高兴起来，他一声不响地放下球拍，走到一边站着，铁青着脸，自始至终没有看我。旁边的工人师傅们向他祝贺，他也不搭理。看来老头和孩子还是不怎么一样，哄老头高兴要困难得多。我也放下了球拍，用袖子擦了擦额上的汗。
马上有两个人跑上来，兴高采烈地接着开打起来。老刘师傅用颤抖着的手摸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然后低着头在两边裤兜里找他的打火机。除了我，那个喉节突出的瘦高个也密切注意着老刘师傅。他动作很快地摸出自己的打火机向老刘师傅凑过去。
就在这时，老师傅忽然大喊了一声，身体一软，便迎面倒了下去。
过了半天，还是那个瘦高个先反应了过来，他蹲下身费力地把老刘师傅的身体翻过来，用手探了探鼻息，说了一句：操，好像没气了。大家手忙脚乱地抬起面无人色的老刘师傅往厂医院狂奔。我已完全被吓呆了。我脚步迟缓地跟在后面，根本迈不动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最后在汽机楼那边拐了个弯，没了踪影。又极为勉强地走了一小段以后，我干脆停了下来。这是厂区的一条主干道，两侧是齐整的高梁厂房，左右前后都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巨大的噪音在逡巡，仿佛要把我的身体整个浮起来。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已经浮起来了。我迫切地想坐下、想躺下、想没有掉。过了一会儿，从左侧的厂房里走出了两位一身油污的年轻检修女工，其中一个摘下了安全帽拎在手上，然后把盘在头上的长发解开，甩了甩头，让头发自然地披散下来。她们沿着这条水泥路向我迎面走过来。这时我心里涌起一股难受、辛酸的情绪。这是我选择的生活，一切刚刚开始，但是我怎么有一种就要被活生生地剥夺的预感。她们越走越近，迫使我重新走动起来。开始走得很慢，后来渐渐地快了起来。出了厂门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走，只是不停地走。
走过一大片花生地，又穿过一小块黄瓜地，我一脚跨进了两扇敞开着的木门，一个额头上长了个鸡蛋大肉瘤的老太太正坐在堂屋一角的一张藤椅里。她抬起头来惊诧地看着我。咦，中午回来干吗？她问到。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了租的家里。通常中午我不回来，在厂食堂吃饭，吃完饭去厂浴室泡个澡，然后在澡堂长条椅上躺半个小时。我结结巴巴地敷衍说，身体不舒服，回来睡一觉。我匆匆穿过堂屋，来到后面新翻盖的二层小楼。楼下左边的那一小间就是我暂时的家。但是我的家门是开着的。我的房东，那个短小精于的农民正坐在我的床上，叼着一根烟，饶有兴味地翻看着我那本《超临界发电技术》。他看得非常人神，连我站在门口都没有发觉。烟熏得他眯缝着眼睛，嘴上的烟卷只剩下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是白色的烟灰。我对他说，你在看什么呢？我的房东被吓得一哆嗦，烟灰掉了下去，落在我的书上。他慌忙把烟灰拔拉到地上，站了起来，朝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是来帮你把窗子打开通通风的。说完，他就往外走。我也没再说什么，主要是因为没有力气。房东在我身后小心地把门带上了。我来到床边，掀开席子，看到我人生中第一个月工资所剩下的一百块钱正安静地蜷着身子睡着。我把钱拿起来，展平、对折，然后塞进了裤兜，长长地吐了口气，和衣倒在床上。
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我想打开台灯，看一看是几点。但是台灯不亮。我撑起身体扭头向窗外看了看，外面异乎寻常的黑，比深夜更安静。往常不绝于耳的工厂噪音似乎也没有了。我想也许是停电。我起身摸索到门口，拉开门。堂屋里有暗淡的桔黄色的光泄出。我不由自主地迎着光走过去。
堂屋正中的方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灯罩灰蒙蒙的。房东正躺在一侧的躺椅里荡秋千一样来回晃着，双手交叉握着放在赤裸的深凹下去的小腹上。房东的老婆坐在另一侧的凳子上慢悠悠地激着毛衣，她的头上卷满了发筒。房东的小女儿趴在桌上就着煤油灯的光线做着作业。我愣在堂屋的门口，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静静地坐在一角黑暗中的老太太，像一只长满癫疮的鸵鸟，不时闪动着她皱巴巴的垂挂着囊的脖子。
对不起，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房东睁开眼睛，带着一种安逸、慵懒的神情斜视着我，微笑不语。房东老婆用毛线针蓖了一下头，闭上了眼睛，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她等待了很久，终于很响地打了个饱嗝，睁开眼，继续打她的毛衣。房东小女儿抬起头来，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一只围着煤油灯打转的飞蛾，忽然一张嘴。“笃”一声，飞蛾不见了。小女儿低下头去一边脆脆地嚼着一边做作业。老太太侧对着众人，左眼射出一道精亮的光来，又慢慢地熄了下去。但是，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对不起，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房东从躺椅里爬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扒了一通眼屎，有点难为情地冲我笑了笑。他对我说，你起来啦？我点了点头。他继续扒拉眼屎，忽然恍然大悟般地问到，你还没有吃晚饭吧？现在这么晚，也没地方好吃了，就在家里吃点吧，现成的！我说，不，不，不知道现在几点啦？房东说，没关系，来来来。他示意老婆快去准备。
没一会儿，桌上就放了大小三只盘子：半条鱼、雪菜毛豆和臭豆腐。房东老婆在厨房震天响地刮着铝锅。我慌忙说，不，不，谢谢。但是已经迟了，房东老婆捧着一大盆稠厚的稀饭走了进来。我似乎不便再推辞，只好在小女儿的对面坐了下来。我低头尽可能快地吃，想早点吃完。老太太在一边很惊悚地急于想站起来，她说，哦，吃早饭啦？房东老婆恶狠狠地回答说，什么早饭？这是晚饭！晚饭你不是刚吃过吗？
整天一看到别人吃就动吃的心思，害臊不害臊！老太太不再吭声，但是喉咙里发出一连串咕噜咕噜的奇怪声响。房东又重新在躺椅上躺下了，但是几次昂起半截身子催促我吃那条已经被吃得惨不忍睹的鱼。我被迫尝了一口，马上就吐了出来。我怀疑是去年吃剩下的。当他再次催我吃鱼的时候，我就于脆坦白地告诉他，这鱼变质了。房东不以为然，不断地摇头，说，怎么可能呢，你吃不惯而已，这种鱼叫卞鱼，卞蛋的卞，是我们这儿才有的特产。
我的筷子在粥盆里忽然碰到一个不明的硬物。我把它扒出来一看，竟然是一只茶叶蛋。我很迷惘地抬起头来，看见房东老婆正神秘兮兮地冲我使眼色呢。我顿时感到脊背一阵发怵。对面的小女儿尖尖地叫了一声：蛋！我一阵慌张，下意识地把蛋摁到了粥里。房东老婆及时地瞪了女儿一眼。我转脸看了一眼房东，见他在躺椅上还闹着眼睛晃荡着二郎腿。我非常迅速地夹起蛋整个塞进了嘴里，紧抿着双唇默默地咀嚼。我觉得噎得厉害，急忙扒上几口稀饭。但是随即我碰到了更大的问题，心脏一阵狂跳。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装作若无其事地用筷子像勘探队员那样在盆里四处戳了戳。如果没有算错的话，盆里还有四只鸡蛋。房东老婆又冲我暧昧不清地笑了，脸还红了一下，旋即低下头去。我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咒骂着，这只老母鸡，怎么能一口气在我的盆里下五只蛋！我吃得越来越迟疑，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白粥，最后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蛋们简直呼之欲出。小女儿嗖地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盆，任凭她的母亲斥责，她也不肯坐下。房东适时惊醒过来，先是紧张地四处扫了一遍，然后把目光聚焦在我这边。最后是那位老太太缓慢地转过脸来，干瘪的嘴蠕动着，绿豆大的眼再次射出闪烁的光。房东老婆赶忙说，吃不下就别吃了。房东坚决地一挥手，不，让他把它吃完。
我苦恼极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考虑再三，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我生气地把筷子一扔，站了起来，在众人的注视下穿过堂屋，打开那两扇木门走了出去。经过那块黄瓜地时，我随手摘了一根嫩黄瓜，在身上蹭了蹭，咬了一口，很涩，便随手又把它扔了。那条农民家的从来没见过面的狗叫了起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憋了一膀胱的尿。我就站在两排黄瓜架子之间，对着其中一排撒上了，心里还想着，刚才摘了一条黄瓜，现在贡献一泡尿，也算扯平了。狗叫得更欢啦。觉得它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但是就是看不到它。“哦哦！”，我也像只狗一样很响地叫了几声，是想以它的方式表达对它的不满，为什么总是看不得我撒尿，你不是也要撒尿吗？
狗也回骂了一通。我又更凶地叫了一通。狗又叫了一通。我用双手在嘴边围成一个喇叭，以使我的叫声更为响亮。我又叫了一通。狗又叫了一通，但听起来它已经有点厌倦。又过了几个回合，狗不叫了。不管我怎么叫骂，它就是不叫。最后我只好失望地走开。
大约步行了半个小时，我走到了厂集体宿舍。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在我原先宿舍的门口站了下来，里面没有动静。我仍然不知道时间，估计我的同屋该睡下了。犹豫了一会儿以后，我掏出还保留着的房间钥匙。但是捅了半天也没把门捅开，门被反锁了。我硬着头皮敲了两下门。谁呀？有人问。我说，是我。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咀上蓄着山羊胡的穿着一身厂服的中年人堵在门口，非常冷漠地问到，你找谁？我说，我住在这。他把门稍微又开大一点，说，快进来。
我进上以后，他又立刻把门反锁上。房间里烟雾绕绕，有五个我不认识的家伙正围坐在两张办公桌拼成的方桌旁，而更多人包括我的同屋都在他们背后站着。坐着的人一脸严肃，面前放着钱和扣着的扑克牌。我的同屋们看见我一点也不意外，并不多话，很兴奋地为我指了指牌桌。屋子正中的那盏白炽灯用一张报纸裹着，光线都集中到了桌上，四周很暗。他们在玩一种叫“驮锅”的牌戏，赌法类似于较为流行的“索哈”，但是每人只摸两张牌，和我上学时喜欢玩的“二八杠”极为近似。我的那个患有痔疮的同屋忽然向门口走，我问他干吗，他说撒尿，我连忙说，我也去。
在厕所里我很谨慎地问，今天你们到现场怎么样？他有点心不在焉，说，什么怎么样？我说，看到的、听到的，怎么样？他说，不就那样嘛。我说，没有什么新闻吗？
他裤子没有系好就急匆匆地往外走，他说，没有，这个屁眼大的地方只有痔疮，哪有什么新闻！我怔怔地跟着他往回走。快要进门的时候，他忽然站了下来，转脸惊讶地说，咦，你没有撒尿呀。我说，我改变主意了。
牌局出现了一次小高潮。有两个家伙憋足了劲，踢到了两百块才亮牌。一个戴着眼镜的书生气挺足的家伙先把桌面上的钱迫不及待地一古脑儿因到了自己面前，然后才亮出底牌，扎卡一对，围观的人说了句，我操！终于松驰下来。但是输钱的下颔上有颗痣的家伙顿时不乐意了，他骂到，你这个狗日的，先亮牌，然后才拿钱，懂不懂规矩？其他几个也附合。书生连忙笑着赔不是，说下盘一定注意。他的斗志正旺，没点的牌也敢叫到一百块，硬把其他几个诈下了水。虽然也就赢了锅底的几块钱，但是在心理上、气势上他完全压住了对手。接下来的一局，他就显得更夸张了，牌也不看就叫一百。没想到那个刚输了钱的家伙立刻反叫到，一百后面，反踢九百！他那颗痣上的几根毛都竖了起来，握着牌的手在发抖。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呆了，马上有人出来劝阻，你这个狗日下来的东西，疯啦？这样打没得意思啦，打得玩玩的，踢这么高干吗？不，不，少踢一点。就连那个书生也不住地劝他，少踢一点嘛，这样我可不敢跟了。但是别人越是劝，一颗痣就越坚决。而我在一边也有点为一颗痣担心，因为我注意到书生是看了牌的，他假装没看牌。牌局上的其他三位都把牌一扣，表示退出。旁边有一位插嘴到，操，踢那么高，身上有没有那么多钱啊？一颗痣把握得起毛的牌扣在桌上，用烟缸压住，然后伸手到怀里摸出了一卷钱和一条细细长长的工资单，当众数了数。一颗痣说，看到了吧，两千多呢，小金库的钱全在这里了。他数出一千块来扔到桌上。这时书生忽然一拍桌子，操！谁怕谁呀，九百我跟！他从皮夹里数出九百块扔到桌上，然后又数出一千加了进去，他说，我还是不看牌，就跟你赌一把手气，九百后面再踢一千！
房间里又是一阵混乱，众声喧哗。为我开门的蓄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摇了摇头，说，这两条疯狗。一颗痣犯犹豫了，他目光直直地盯住书生，嘴里念叨着，你真的没有看牌吗？我不相信，你真的没有看牌吗？有禁不住好奇的想偷偷地先掀开书生的牌看一眼，被后者摁住了。他说，别看！操，一看元气就泄了。书生看起来也有些紧张，他摸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点火的时候才发现烟叼反了，差点把海棉嘴烧掉。一颗痣还是没有决定跟不跟，他再次试探到，慌什么？怕是其中有诈吧？书生故作轻松地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赌一把手气而已。一颗痣开始埋头数钱。他右首的那个已经退出的家伙叫了起来，操，你疯啦，这个狗日的你还不知道吗？他肯定是看了牌的！玩这种花招又不是第一回啦！一颗痣追问到，他看了吗？书生立刻干预到，操，你们这样搞就没得意思了。你到底跟不跟？一颗痣继续长考。书生说，这会儿你要是不跟，那前面的一千块就算是白扔了。一颗痣说，你的话是不是太多了，太多了可不太好啊。旁边的人不耐烦了，叫到，操，你们俩个鸡巴人还有完没完啊，快结束吧，也该上班去了。一颗痣说，催个屁！输了钱你付啊？书生抬手看了一下手表，胜券在握般平静地说，算啦，这么多钱够意思了，我也不想多赢了，你退出吧。他这么一说，一颗痣顿时就泄了气，宣布退出。
书生开始整理桌面上的钱。旁边的人都说，狗日的发啦，请客。书生满口答应，说，行，下大夜班，砂锅居，都去。一颗痣瘫坐在椅子里，显得很疲惫。他问到，操，你到底什么牌？书生忙用胳膊肘压住他的牌，一边继续数钱，一边笑着说，你也没跟，就不能看牌，这也是规矩。一颗痣说，操，收场不打了，看一眼嘛。书生说，别看了，看一眼你会吐血的。一颗痣盯住他，歪着脖子说，不可能，肯定是个大牌，天牌也不一定。书生把钱统统塞进了皮夹，把皮夹再费力地塞进上身工作服的口袋里。那个蓄着山羊胡的中年人趁书生不备，想把他的牌抢过来，但是书生反应很快，用双手死死地把牌按住。他说，说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中年人嘻皮笑脸地请求到，看一眼嘛。书生不无得意地坚决地摇了摇头。中年人绕到一颗痣身后，想看一看他的牌。一颗痣很爽快，把牌扔到了桌面上让大家看，是一对十。这是值得惋惜的一手牌，众人更想看看书生到底是什么牌，于是一起起哄，一定要看看书生的牌。书生没办法，说，妈的，谁要看谁付钱，看一眼十块。但是没有人愿意出这个钱。最后还是一颗痣慢慢地抽出一张十元钱扔到桌上。书生把钱塞进口袋，指着一颗盛说，操，这可是你自己要看的。他仍然按住牌，反复强调说，牌在这，但是你们等我出去再看，说好了，等我出去再看。书生离开桌子，拿起放在窗台上的饭盒，拉开门一溜烟地跑了。
那个蓄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抢先凑过去，小心翼翼地翻开牌。好几个人挤在他的身后盯着。是一对J ，众人如释重负，纷纷骂到，早知道他没这个胆，神神叨叨的。
大家对一颗痣说，你退出真他妈英明，要再跟就惨了。一颗痣闻言一下子缓过劲来，扑过来一看，松了口气。他顿时神气起来，说，操，我早看出来了。一帮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议论着陆续散去。最后出门的老师傅对我们说，对不住，要迟到了，桌子就不帮你们收了，牌就存在你们这。我的同屋忙说，好的，好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大家没忙着打扫房间，还沉浸在刚才的氛围中，觉得很新鲜、很过瘾。我盘腿坐在我原先的光铺上，点了一支烟。持有国家篮球三级裁判证书的那个同屋最为兴奋，他站在桌边用桌上的牌介绍他们武汉的一种赌法，说比这个更刺激。他装得像老手一样地在那里切牌，但是他肯定是个雏。我指着他腕上的手表问到，几点啦？他忽然把手中的牌一扔，提议到，我们接着赌一把怎么样？
大家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不过有人说，没这么多钱。三级裁判说，没关系，我们赌小一点就是了。痔疮患者抢先一屁股坐在刚才书生的位置上，他一个劲地说，这个位置运气好。我的动作最慢，所以我只能坐在一颗痣的座位上。还没开局，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发现自己已被看作一个注定要输的人了。
牌局静悄悄地进行着。不断地有人熬不住，想去睡觉。三级裁判进一步规定，只有输的人才有中途退出的权利。这大概也是武汉赌坛的规矩吧。痔疮患者输得最利索，所以得以第一个退出。打到天色已经透出一丝亮的时候，桌边就剩下鼻子上忽然无端地冒出一颗粉刺的三级裁判和我两个人了。我脑袋里的齿轮因为卷进了一大堆块票角票而卡住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是机械地把对方的钱拿过来。看来没什么疑问了，我是今天晚上的大赢家。三级裁判眼泪汪汪地搓着手，说，妈的，输光啦。我问他，还想玩吗？我可以借钱给你。三级裁判打了个哈欠，说，不玩啦，今天手气特背，改天吧。他虽这么说，但是人还是在原位坐着，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我抬头看了看窗外，屋外好像已经比屋里更亮了。我说，几点啦？三级裁判说了一声，操。他站起来把我面前的钱统统揽了过去，说，我帮你数一下。他井井有条地把钱按面值分类理好，清点一下，连本带利竟然有四百多。三级裁判眼睛看着别处，不无羡慕地对我说，这个月你可以不上班啦。我心里格登一下，连忙追问到，为什么？三级裁判对我的问题感到不解，指了指桌上的钱。他看着我把钱分成几份塞进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里，然后站起身垂头丧气地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又站了下来，磨磨蹭蹭的。我大概能估计到他想干吗，但是不打算主动为他提出来。果然他终于有些羞涩地开了口，借我一百块钱，下个月发工资还你。我慢慢地把那叠最小的票子数出来给他。三级裁判顿时就不乐意了，他说，操，给我一张一百的。
我说，不行，想要就这个。他很委屈地收下了那一堆脏兮兮的最大面值五块的票子，嘴里骂骂咧咧的，他说，你给我记住，下个月我一定都换成一分的还给你！他“眶”
的一声把门摔上了。
三个同屋睡得正香，我熄了灯，在我的光板床上躺下。刚躺了一会儿就觉得浑身冰凉，我不得不又坐了起来。走廊里已经有零散的脚步声响，早起的人们忙着撒尿和刷牙。我想到，再迟一会儿，大家就都起来了，我会被我的同屋们裹挟着一起去吃早点，一起去上班。我有些紧张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觉得自己必须尽快地拿出决定来。不知道现在几点啦？我猝然叫了一声，希望有个人能被惊醒，然后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昨晚他们睡得太迟了，此刻一个个就像死猪一样。我失望地拉开门走了出去。在厕所里我又数了一遍身上的钱，稍微镇定了一点。我反复对自己说，这么多钱虽然有限，但是已经可以让我一走了之。我用冷水冲了冲头，抖擞起精神下了楼，一直往厂宿舍区大门口过去。大铁门还没有开，我从一侧还亮着灯的门房穿过，并且和门卫打了个招呼。门卫是一个半张脸满是青色胎记的胖子，他正在大口地咽着铝皮饭盒里的方便面，他问我，这么早！跑步啊？我随便应声到，对。他说，操，刚进厂的吧？我说，对啊，怎么啦？他说，只有刚进厂的才有这个精气神，我说有那功夫，不如睡个回笼觉。我有些僵硬地笑了笑。为了不让他生疑，出了门我便一路小跑起来，坚持着迈开乏力的双腿，越跑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