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陷阱？（转载）

许知远

一

“你不了解俄国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卡琳娜这样为普京辩护。她今年二十八岁，算是“革命”后的第一代俄国人。在二十世纪，“革命”是个因过度使用而暧昧不清的词汇，对于俄国尤其如此，除非你加上清晰、准确的定语，人们很容易被你口中的“革命”弄得迷惑不已。

对于卡琳娜这一代来说，“革命”当然不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也不是我们这些外来者习惯性误认为的柏林墙倒塌的一九八九年，而是一九九一年，苏联在那一年行将结束前解体了。

她那年才九岁，对于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生活，都记忆不清了。她的成熟与一个新俄国的成长紧密相联，一个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却没有随之而来的俄国。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大国地位的迅速衰落，这些创伤记忆都增强了普京的合法性。

像此刻世界的很多地区一样，这里的青年人对政治没太多兴趣。像是对于被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弄得乌烟瘴气的二十世纪的逆反，新世纪的青年生活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氛围中。四十年前，一名西方的摇滚歌手、先锋艺术家，都要表明对于第三世界革命、越南战争、政治丑闻的看法。在另一个意识形态阵营里，一首诗、一本书、一次公开谈话、一件服装的款式，都拥有政治含义。而现在，对立的东西方阵营消失了，不是作家、艺术家要扮演政治角色，而是政治人物纷纷让自己富有娱乐价值。

对于卡琳娜的绝大多数同代人来说，普京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而不是政治理念。他会开战斗机，是个柔道高手，赤裸的上身没一块赘肉，他既会在镜头前不苟言笑，也会在综艺节目中唱上一曲，最近还和一群被释放的间谍，进行了一场哈雷摩托车赛。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琐碎化，需要很多小小的性感。

这是我与卡琳娜的第二次见面。她漂亮、乐观、有一个可爱的翘鼻子，总穿白色连衣裙。“她有俄罗斯姑娘没有的敏感和温柔，一些地方像是东方女孩”，我年轻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俄罗斯姑娘，至于东方女孩的“敏感、温柔”的特质，似乎也更多来自于臆想。不过，卡琳娜的英语流畅，这在俄国青年中并不多见，她特意去马其顿的英语学校呆过一年。她对于中国尤其感兴趣。她为一家芬兰贸易公司工作，主要的货源来自中国。她刚刚从上海回来，肩上还挎着印着青花瓷器图案的白色提袋。在上海，她被中国人的敬业态度惊呆了。“他们一直在工作，还一直保持微笑，商店里服务员都会讲英文“，她对我说。

乍听起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有趣的发现，但倘若你在莫斯科生活了一周，就知道这是多么的例外。他们的服务员永远是爱搭不理地站在一旁，很难同时做两件事，倘若五点钟下班，没人会在五点零一分接一个工作电话。比起令她兴奋的上海见闻，我更愿意听她谈论俄罗斯文学。与其说是谈论，不如说是提及名字，我们的英语水准都不足以对这些灵魂进行探讨。她是个妥斯托耶夫斯基迷，熟知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布罗茨基的二十世纪诗人，甚至很清楚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Samizdat）传统。这一点很不常见，对于很多青年来说，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与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差不多，都是遥远的历史。那些微弱的反抗声音，更早已被忘记。

卡琳娜的知识缘于他的父母，一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工程师夫妇。我很遗憾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一个成长在苏联帝国中的蒙古人（卡琳娜的东方特色和兴趣来源于他），一个文学爱好者。他退休了，正在忙于写作一本关于苏联地下文学的作品，他没指望出版，只是为个人兴趣。他也对晚期的共产主义时代颇有怀念，那是个更单纯的岁月，人们既开始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被市场与消费的力量弄得心慌意乱。或许，那也是个更有秩序的年代。这秩序既包括政治、经济上的，也包括文化与道德上的。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安赫玛托娃的诗，都是书店中的畅销书。因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无能为力，人们把精力都投入到精神世界中。对于卡琳娜父母这样的工程师来说，这似乎是尤其好的安排。

普京意味着秩序再度恢复。卡琳娜的政治观点或许不成熟，却在俄罗斯广为流行。九十年代的混乱再度印证了关于俄国人古老、顽固的看法——这个民族不适合自由，它渴望强有力的统治者。我还记得别尔嘉耶夫惊心动魄的论述：“俄罗斯民族不想成为男性建设者，它的天性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在国家事务中是驯服的，它永远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者。”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一世、斯大林都曾是它的新郎，但结合的后果常常不尽人意。即使此刻，在对普京的期待中，又蕴涵着多少的矛盾。在几个月前一次民意调查中，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支持率虽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二，但与此同时，百分之九十四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对于政治没有影响力，百分之六十八的人觉得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有百分之四的人感到财产是安全的。俄罗斯人似乎陷入这样一种僵局：他们越是对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就越是加剧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它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循环，它甚至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在一个多世纪前更令人沮丧的判断：他期望新的俄国人能打破这个“铁环”。

二

尼基塔•帕甫洛维奇•索科洛夫可不相信什么“历史的陷阱”。在莫斯科南郊的一幢刷成粉红色的三层楼中，我遇到这位《环球》杂志的副主编，一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他语调急促、表情严峻，似乎急于澄清我对俄国似是而非的理解。是啊，俄罗斯多么难于理解，外来者们总被表象迷惑，俄国人自己也常常糊涂。

对他来说，普京的十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可与尼古拉一世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放在同一个序列。表面看来，这三个时代都曾显得强大一时，国家力量迅速成长。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仍携着战胜拿破仑的荣耀，很多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险时没有什么用处，强有力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而且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欧甚至觉得尼古拉的专制代表着更好的制度。勃列日涅夫的年代，苏联则一度咄咄逼人，嘲笑美国的衰落。但在国家内部，这两个时代都是惊人的停滞，各种改革的倾向、自由思想的碰撞都消失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方式的问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露无遗——原来俄国已经如此严重地落后于西欧。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导致了苏联体制的最终崩溃。索科洛夫相信普京在过去十年来的统治，是彻底的失败，刚刚生长的自由市场、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再度被压制，俄罗斯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循环吗？”我问他。俄国与中国一样，迟迟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多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如何培植市民空间与社会力量来制衡政权权力的垄断。

“陷阱与循环这样的描述太笼统、太模糊了”，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好像真的存在某种历史定律，你逃不出他的控制。”而他列举的三个时代，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特性。尼古拉斯一世的保守趋向，是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浪潮的反应，他要保护沙皇的专制; 勃列日涅夫是为了延续苏联官僚集体的生命，扼杀各种改革的倾向;普京试图完成统治的私人化。

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尼基塔的历史判断力。他声称八岁就意识到苏联制度的问题：他的科学家母亲每天勤奋工作，却不得不用一条细线把肥皂切成两块，一半留给自己，一半让他带到寄宿学校。他体验过八十年代末的无比希望，也经历过九十年代市场乌托邦的幻灭。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派，你也可以说他是个亲西方派，他对于最近几年重新泛起的“俄罗斯特殊论”深感不安。自从恰达耶夫在一八三六年发表《哲学书简》以来，亲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前者相信，唯有借助西欧观念，俄罗斯才能最终走上变革之路; 斯拉夫派则沉迷于俄罗斯的特殊性与神圣性，他们相信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精神与物质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俄罗斯代表这种拯救人类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一场遮蔽真实动机的辩论，在文化、精神这些词汇背后，是对政治形态的主张。因为不能直接攻击沙皇专制，亲西方派选择了赞扬西欧洲，当斯拉夫派为俄罗斯传统辩护时，他们也巩固了现有的政治制度。

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切太过熟悉了。多年来，我们不也正在“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特殊论”之间反复摇摆吗。我问了尼基塔很多问题：俄国知识分子的角色，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和西方的关系。它们关乎俄罗斯的过去与未来，也都指向了中国。

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像是两条平行线。它们都有过强大的专制传统，都对西方充满了焦虑，都在一个落后的地区发动了共产主义革命，都经历过重重调整，刚刚获取的自由空气总是不断被专制力量吞噬。

但是中国从未蕴涵出俄罗斯式的反抗精神。在谈到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时，没有一个中国读书人不发出的由衷的赞叹。两年前当索尔仁尼琴逝世的消息的传出后，我记得一个画家在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发出这样的感慨“什么时候，我们能产生出这样的人物”。面对同样的人类悲剧，他们产生了道德与知识上的巨人，而我们这里却什么也没产生。在另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中，我则发现更为绝望的类比：当萨哈罗夫依靠谈论核竞赛、环境危机与世界和平时，被称作“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则在呼吁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学生的伙食。他们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辽阔、也更纯粹的精神世界。

尼基塔不赞成我的溢美之词，在他看来，整个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暗淡无光，他们大多对邪恶选择了沉默与合作，除了那少数几个传奇人物，比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或是政治性更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但他们太少了。